李秉衡

原任山東莘縣知縣。光緒五年（1879年），當直隸省冀州知州。再二年升為山西永平知府。十年後（1884年）擔任廣西按察使。中法戰爭時，李秉衡主持廣東龍州西運局。隔年和馮子材獲得“諒山大捷”。彭玉麟奏言：“兩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

光緒二十年五月授為安徽巡撫。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調李秉衡為山東巡撫。

日軍第二軍在莊河花園口登陸後，遼寧旅順防務吃緊。清廷命已於十月移駐山東煙台的李秉衡派兵增援，李卻“專顧一隅”。山東省羣吏曾請求“增募二十營以塞登萊諸海口”，李秉衡堅執不許。十一月四日，清廷再命派四營“即日撥隊前住”、但緩不濟急。十二月十三日，海城陷後，李秉衡方令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軍北渡赴營口援遼東”。

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廷聞日軍有進攻威海之説，電渝李鴻章、李秉衡“飛飭各防軍，晝夜逡巡，實力嚴防，不得稍有疏懈”。十八日，李秉衡電疏：威海後路“情形均屬萬緊，惟有就現有兵力，分佈各島口，囑飭各營晝夜逡巡瞭望，無敢疏虞。”日軍在榮成灣登陸後，李秉衡無法按原議抽威海衞後路二分之一的兵力馳援前線，只能派孫萬齡等少數軍隊前往迎敵。二十五日，日軍攻陷榮成，李秉衡自請交部議處。並再電朝廷，報告“賊勢太眾，威太危，煙亦岌岌”；説明“兵太單”、“營少勢難措手”的苦衷，要求將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所部五營截留，奏請俯準。飭令提督董福祥帶所部各營，星夜開拔至山東，以便“合力防剿”。此議已得朝廷照準。但是，援兵遲遲不達。不久，威海衞南幫炮台失陷。三十日。清廷曾電諭李鴻章、李秉衡：煙台為“通商口岸，防務較緩”，調孫金彪率軍前赴威海協防，李秉衡卻以“煙守將只孫金彪一人，若再調往，無人守禦，煙台必危”而拒絕。李秉衡僅派軍扼守威海西路，對於威海的戰事不聞不問。二月三日，日軍進佔威海衞城和北幫炮台。李秉衡請旨將自己“交部嚴加議處”，電奏中稱：威海已失，登州、煙台必為日軍所爭，“秉衡即死守煙台，於大局毫無補救，獲罪滋大。目前統籌全局，似應移扼萊州（今掖縣）一帶，催集援兵，自西而東，節節進規，以固省城門户，以顧南北大局。”

二月九日李秉衡至黃縣，十二日退駐萊州。他告訴丁汝昌自己已移扎萊州，防威海之兵亦徑退萊州。不久威海失，北洋水師覆滅，與李秉衡“目擊劉公島危急，不克救援”有密切關係。外國觀戰記者肯寧鹹在論述劉公島失守的原因時，認為“本省巡撫（李秉衡）既按兵不動”，不“應約發援兵”是重要原因。

二月二十五日，清軍收復寧海州（今牟平），二十七日收復文登。李秉衡卻不令軍隊繼續收復失地，反於三月三日致電清廷説：山東軍力甚單“若深入恐賊抄截後路”。前線清軍奮勇抗戰，並於五日收復榮成。

四月十九日，李秉衡聞日本欲割遼河以東、台灣，索賠款一百兆兩之説“憂憤填膺”，披瀝上陳，建議皇上“乾綱獨斷，如彼族要挾過甚，則絕其和議。勿為虛聲所恫喝，勿為浮議所搖惑，”繼續堅持抵抗。並表示：“臣雖老怠，願提一旅之師，以伸積憤，即捐糜頂踵亦所不惜”。但是《馬關條約》還是簽訂了。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上《奏和議要挾過甚萬難曲從折》，要求清廷“立絕和議，佈告天下臣民並各和好與國，聲其欺侮要挾之罪，為萬國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以償兵費之款養戰士，嚴敕各將帥督撫，效死一戰”。清廷不納，並於五月八日與日本互換《馬關條約》。李秉衡在反對議和過程中，表現出的可貴的民主共和思想。論者或以為李秉衡屬封建頑固派，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李秉衡在想方設法阻止議和的目的不能實現的情況下，主張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來阻止賣國條約。這實在是令人對李秉衡肅然起敬歎為觀止。 ^[1]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因鉅野教案而派兵強行進入膠州灣，李秉衡認為“土地不可自我而失”，派兵與其相爭，因此被罷黜，擔任四川總督，但未到任便因德國壓力而被罷免。光緒26年（1900年）擔任巡閲長江水師大臣。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後，李秉衡一度列名張之洞、劉坤一兩總督倡議的東南互保，但隨後力請募兵入衞京師，並在慈禧太后召見時極力主戰；於是着紅色頭巾、短衣短褲，與義和團大師兄出戰，在楊村（今武清縣）兵潰，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服毒自盡。初諡忠節，隨後聯軍將李秉衡列入事變禍首，要求嚴懲，清政府以秉衡先死而不予治罪，但下令追奪一切官職並撤銷卹典。 ^[2-3] 

《清史稿》：“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難，大節凜然，此不能以成敗論也。聯軍之佔津、海也，長驅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龍江也，乘隙以進，唯壽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敵，誓以一死報耳。榮光爭大沽，鳳翔守愛琿，雖已無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為之奪氣，何其壯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