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詠

今本《玉台新詠》全書十卷，卷首有署“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的《序》一篇，據考此書編於梁代，則此署名所標陳代官銜當為後人所加。《序》用駢體結撰，借描畫一跨越時空的絕代麗人“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而“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點出此書的編選經過，所謂“但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瞑寫，弄筆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全書共收錄梁以前及梁代詩歌七百六十九首，分體編為三部分：卷一至卷八為五言詩，卷九為歌行，卷十為五言古絕。卷一至卷五是梁代以前的歷代名篇，時間從漢代開始直到梁武帝時，其中卷一至卷四所收全為兩漢、兩晉、宋齊之古詩、樂府，許多都是古典詩歌的精華。卷六至卷十則以收錄皇太子蕭綱君臣同時代的新作為主，其中卷九為雜言詩，除三言、六言外，多為七言詩；卷十的五言古絕也多古調古趣。除卷九中的《越人歌》相傳作於春秋戰國之間外，其餘都是自漢迄梁的作品。各部分基本上都是以人系詩，詩人排次則大致依時代前後為序。各卷卷首均有目錄，記詩人名氏及所選作品數。 ^{[3]  [7]  [8]} 

《玉台新詠》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題徐陵撰，但是《陳書·徐陵傳》卻未著錄此書。加之現存諸版本所收徐陵詩，作者均題作“徐孝穆”，如果《玉台新詠》確為徐陵所編，似不應稱字。因此有人懷疑《玉台新詠》非徐陵所著。但是，《藝文類聚》卷五五也題此書為徐陵所編。《隋書·經籍志》與《藝文類聚》均成於初唐，尤其是《藝文類聚》的編者歐陽詢是陳代官員歐陽紇之子。歐陽紇於陳宣帝太建二年（570）因叛陳被殺，歐陽詢“以年幼免”（《陳書·歐陽紇傳》），此時距陳代滅亡還有19年的時間。而陳後主至德元年（583）徐陵死時，歐陽詢已經是青少年。這時的徐陵，官位文名均顯赫一時，可見歐陽詢對於徐陵的情況是不會弄錯的。因此，《玉台新詠》為徐陵所編當是信而有據的。 ^[10] 

《玉台新詠》是繼《文選》之後誕生於南朝的又一部文學總集。“玉台”一名的取義，舊説以為比喻女子的貞潔，但從徐陵序文裏“周王璧台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看，它的語意應本於《穆天子傳》，是指“後庭”。所謂《玉台新詠》，是説這是一部供給後庭歌詠的新詩集。此書大約成書於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至大同元年（535）之間，也就是梁簡文帝蕭綱即位之前。另有中大通三年（531）、中大通六年（534）、大同八年（542）、太清二年（548）等説。其編選目的大致有以下幾種説法：一、“以備諷覽”説，唐人李康成持此説，認為此書的編選目的是為勸諫君王。二、“張大宮體”説，據劉肅《大唐新語》所載：“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體。”三、“殆有微意”説，見於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四、“愉悦宮闈”説，徐陵在序中説：“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諸麟閣，巧用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宮闈寂寞，為了讓那些“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的貴族婦女歌詠或寫作時參考，“於是然脂瞑寫，弄筆晨書”，遂成《玉台新詠》十卷。比較各家之説，並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分析，《玉台新詠》的編選目的似以徐陵自己的説法較為可信。 ^{[2]  [7]  [11]  [12]} 

卷一所收皆漢代五言詩，幾乎都是優秀作品。例如，《古詩八首》中的《上山採蘼蕪》寫一個棄婦的哀怨，揭露了封建社會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反映了她們被壓迫的卑賤地位。《古樂府詩六首》中的《陌上桑》生動地展現了封建官僚荒淫無恥的面目，塑造了一個堅貞美麗、不畏強暴、機智勇敢的女性形象秦羅敷。《相逢行》揭露了當時富貴人家奢侈享受的腐朽生活。《豔歌行》是描寫遊子懷鄉的作品。《白頭吟》寫一個女子對負心男子表示痛心的決絕，指責那男子只看重金錢，而不看重愛情。《行行重行行》傾吐女子內心唯恐“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的深深憂慮。辛延年的《羽林郎》歌詠一個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表現了她的反抗強暴的精神和堅貞不屈的品格。託名班婕妤的《怨歌行》以扇比喻女子，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的不幸命運。秦嘉的《贈婦詩三首》是描寫顧戀惆悵、真摯感人的佳作。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以修築長城的戍卒和他的妻子對話的形式，表現了沉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抒發了人們期盼戰爭和徭役早日結束的呼聲，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人民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孔雀東南飛》（書中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全詩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餘字，是中國古代罕見的長篇敍事詩。它詳細敍述了漢末廬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劉蘭芝，因受封建禮教的壓迫致死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歌頌了他們的反抗精神和忠於愛情的美好心靈，具有強烈的思想意義。 ^{[8]  [11]  [12]  [13]} 

卷二所收都是魏和西晉的五言詩。其中曹植《七哀詩》寫閨怨，可能是作者寄託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苦悶心情。《南國有佳人》以佳人不為時俗所重，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統治者的賞識，抱負不能施展，寄託了詩人鮮明而又強烈的愛憎。《美女篇》以美女比君子，用美女盛年不嫁的遭遇隱喻賢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憤懣。《種葛篇》抒寫思婦因時傷春、睹物思人，對“昔為同池魚，今若商與參”的無限傷感。傅玄的《苦相篇》描寫了一個下層女子由於封建社會的重男輕女而遭遇的悲苦命運。從出生之時起，女子與男子的命運就截然不同，女子薄命卑陋，男子卻神氣威風。女子出嫁後在夫家必須謹小慎微，即便是對夫家的婢妾，也要像對待客人一樣殷勤周到。然而不管女子如何賢良，負心的丈夫最後還是不念舊情，輕易地拋棄了她。張華《情詩五首·其五》寫丈夫在外思念家中妻子，最後四句用“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作喻，表明愛過方知情濃，只有親身經歷過離別的人才能體會到這種思念的痛苦。潘岳《悼亡詩二首》，寫詩人對亡妻的悼念之情，真摯動人。左思的《嬌女詩》寫詩人自己的兩個小女兒惠芳和紈素天真爛漫，真實傳神。 ^{[8]  [12]  [13]} 

卷三所收為西晉至南朝宋的五言詩，卷四所收為南朝宋至齊的五言詩。西晉初年以來，模擬古代作品的風氣盛行，因此這兩卷收入了一些擬古之作，如陸機的《擬古七首》等就是這樣的作品。這類作品佳作較少，但仍不失古意。例如卷一收有《青青河畔草》，此首擬作甚多，這兩卷收有陸機、劉鑠、鮑令暉等人的擬作。原作是寫一個思婦的心理活動，形象鮮明而生動，刻畫直率而自然。陸機、劉鑠、鮑令暉等人的擬作，因襲舊作，敷衍成章，常有堆砌板滯的毛病，缺乏鮮明的個性特點。不過，這些擬作雖然表現同一內容，卻寫得比較含蓄，以華麗的外表，隱藏放濫的內容。這兩卷還收入了一些香豔的詩歌，如楊方的《合歡詩五首》的第一、二首，寫夫婦之間的感情纏綿悱惻。至於丘巨源《聽鄰妓詩》、謝朓《夜聽妓》、施榮泰《雜詩》之類，已近宮體。在這兩卷中值得注意的是張協的《雜詩》，寫涼秋之夜一個女子懷念遠行在外的丈夫。內容是寫閨情，但並不香豔，其語言錘鍊，描寫生動，饒有餘味。 ^[13] 

卷五、六所收皆齊梁之五言詩。齊梁詩歌多講求聲律對偶，綺麗浮豔。這兩卷香豔之作增多，但是也有比較好的作品，例如江淹的《古離別》、柳惲的《搗衣詩》《江南曲》、吳均的《贈杜容成》等。《江南曲》是一首閨怨詩，寫一個女子想念異鄉為客的丈夫，語言活潑，風格清麗，富有情趣。《搗衣詩》中的名句“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寫景如繪，在當時確實不可多得。 ^[13] 

卷七所收皆梁代帝王的五言詩，卷八所收皆梁代臣子之詩。這兩卷所收基本上是宮體詩，即宮廷中產生的豔情詩。宮體詩的內容大都是女性，有的寫她們晨妝、夜思、觀畫的心情，有的寫她們睡眠的姿態，有的寫她們所用的物品，如衣領、繡鞋、枕蓆、衾帳、寶鏡、金釵等。在宮體詩的作者中，梁簡文帝蕭綱是有代表性的，此書收入他的詩合計七十六首。入選詩之多，數他第一。他的詩作如《倡婦怨情》《和徐錄事見內人作卧具》《戲贈麗人》《和湘東王名士悦傾城》《美人晨妝》《美人觀畫》等，都是典型的宮體詩。蕭衍、蕭綸、蕭繹、蕭紀都有類似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荒淫的生活。 ^[13] 

卷九所收是從漢至南朝梁的七言詩（內有四言詩一首，六言詩二首）。雖有少量宮體，但頗多佳作，如歌辭《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張衡《四愁詩》、曹丕《燕歌行二首》、鮑照《行路難》等。張衡《四愁詩》看來雖是情詩，實際上用的是“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以泰山喻君王，梁父喻小人，美人喻君子，金錯刀喻仁義，表現了自己效力國君，想實現遠大抱負而為小人讒害，理想難以實現的憂傷和苦悶，深刻揭露了小人當道、國君昏庸的黑暗現實。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寫一個女子思念遠方做客的丈夫，情致委婉，聲韻美妙。鮑照《行路難》寫人世間的種種憂患，表現了詩人憤懣不平的感情。詩歌所表達的感情十分奔放，風格也很瑰麗。原作十八首，此書選入四首，其中三首與婦女有關：“中庭五株桃”寫陽春季節，一個獨居的女子懷念外出的丈夫；“銼櫱染黃絲”寫一個年老色衰的棄婦的傾訴：“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表現了一個棄婦的悲哀，悽楚動人。“璇閨玉墀上椒閣”寫一個富貴人家女子“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追求自由的愛情生活。唯獨“奉君金卮之美酒”一首與婦女無關，它寫時光易逝，希望排遣憂愁，及時行樂。 ^{[12]  [13]} 

卷十所收都是從漢至南朝梁的五言二韻小詩，即古絕句。這種小詩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魏晉時代，作品少而且質量不高。南朝宋的謝靈運、鮑照等人都有這類作品，但是數量仍然很少，只是在藝術技巧上略有進步。到了齊梁時代，由於受到南朝民歌和沈約等人聲律説的影響，五言二韻的小詩有了很大的發展。例如謝朓的《玉階怨》寫宮女夜縫羅衣，思念親人，充滿了哀怨的感情。《王孫遊》開頭兩句寫綠草如絲、雜樹生花的大好春光，正是在這樣洋溢着生機的春天裏，一個女子思念遠行未歸的丈夫，有“恐美人之遲暮”的思想。《同王主簿有所思》寫丈夫耽誤歸期，使這個女子再也不能安心紡織了。她在靜靜的月夜裏，徘徊陌上，焦急地盼望親人的歸來。可是夜深了，行人漸漸稀少了，仍不見伊人的身影。這三首小詩同是抒寫女子思念親人的感情，而寫法不同，表現細緻，頗有唐人絕句的風味。又如鮑令暉的《潯陽樂》以蓮藕作喻，頌揚了男女間忠貞的愛情，表現了青年男女對純潔愛情生活的嚮往。 ^[13] 

此書是一部專門選錄“豔歌”的通代詩選。所謂“豔歌”，其中心的意義自與蕭綱所倡的“宮體詩”有直接的聯繫，故此書所收頗不乏以描摹女性姿態，表現男歡女愛為主題的詩作。但“豔歌”的含義，在此書的編者看來還可以賦予更加寬泛的內涵，具體地説，凡是詩語涉及女性，甚而以女性為喻的詩作，只要是“往世名篇，當今巧制”，也同樣可被視為出色的“豔詩”收入此書。所以像表現東漢焦仲卿、劉蘭芝夫婦悽婉愛情故事的長篇敍事詩《孔雀東南飛》即見錄於卷一，漢時童謠歌（“城中好高髻”），漢桓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以及晉時童謠（“鄴中女子莫千妖”）等又先後登載於卷一與卷九；而像張衡《四愁詩》那樣本是以美人喻君子的隱喻性作品，也同樣不顧其寓意而取錄進來。這樣做的結果，是客觀上突破了本來比較狹隘的“宮體”範圍，反映了更為廣闊的現實生活眾生相。 ^[7] 

此書編纂於《文選》之後，從其選人選詩方面，又可以明顯看出其中藴含有一種與《文選》“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講究文質彬彬的選文標準十分不同的文學主張。同樣是選詩，在《文選》中受到重視的詩人，到此書中往往無足輕重。例如謝靈運詩《文選》所錄多至四十二首，而此書僅收一題《東陽溪中贈答二首》，且此二首皆為《文選》不錄者。陶淵明詩《文選》錄八首，此書僅選一首；郭璞詩《文選》錄七首，此書一首也未選。相反地，在《文選》中並不受重視甚至受到輕視的詩人，到此書則頗受青睞。像沈約、鮑照、傅玄三家，《文選》分別錄其詩十三、九、一首，此書即依次多達三十七、十七、十六首。而究其之所以與《文選》大相徑庭，根源可能即在於此書的編纂指導人蕭綱不喜歡“了無篇什之美”的強調自然澹泊的山水玄言詩，而更重視與正統儒學詩教觀有相當距離的“吟詠情性”的純美之作（《與湘東王書》）。為了追求“情性”，編選者不惜走向極端，以最能直白地表露“情性”的豔情詩為選錄中心。 ^[7] 

此書主要是從入樂的角度收錄作品，所以所收作品在聲韻對偶、用典方面較之《文選》就更為講求。如卷九所收的作品大都是樂府詩，本來是入樂歌唱的，這種情形在南朝時或許還如此，只是其曲調唱法今已失傳，所以詳細情形不得而知。在這些樂府體詩歌中，以《行路難》《白紵曲》的擬作最多，其次還有《烏棲曲》《燕歌行》等，另外《四愁詩》也值得注意。如果用一句話來貫穿這些作品的感情基調的話，應當就是其共同表達了一種阻隔的憂傷。卷十收錄的均為五言絕句，其中既有樂府曲調，也有文人作品。這些詩歌清麗活潑。四句小絕本是吳楚民歌，其聲調柔媚，情辭靈動，與北方民歌風格迥異。東晉南遷之後，北方士人僑居江南，深為此地的言語歌曲所吸引。不僅吳儂軟語為人喜愛，吳地的民歌也因此深受士人鍾情，效仿吳歌寫詩的風氣便由此逐漸興盛起來。東晉文人效仿民歌的作品，以孫綽的《情人碧玉歌》和王獻之《桃葉歌》及桃葉《答王團扇歌》為代表。這些詩歌都是對唱體，有着民歌典型的形式特徵，同時其內容與風格也有着濃郁的民歌氣息。 ^[2] 

在編輯體例上，《文選》是“次文之體，各以類聚”，即先按照文體進行分類彙編，然後不同的小類之下再按時間順序編排詩文。《玉台新詠》則不同，是單體總集，且主題集中，展現的是漢代至南梁同題詩歌發展的實績。卷一皆為漢代作品；卷二均為魏晉作品；卷三均為晉宋作品；卷四均為宋齊作品；卷五、六均為梁代已故詩人詩作；卷七均為梁代帝王之作；卷八均為梁代臣子之作；卷九、十則分別是對漢代至南梁七言詩、五言詩的彙編，也體現出了鮮明的時間順序。由此可見，徐陵是按照時間的線索來選編作品的，表現出的是鮮明的詩史意識。與此同時，此書的編輯體例還顯示了編者獨到的詩體發展眼光。從詩體形式來説，卷一收錄的均是漢代五言二韻詩，即古樂府；卷二至卷六是五言詩；卷七、八則是今體詩（宮體詩）；卷九是七言詩，雜收一首四言詩、兩首六言詩；卷十是五言古絕句。這種有意為之的詩體分類，顯示了編者深刻的詩體發展意識。 ^[14] 

《玉台新詠》一書的原始版本早已亡佚，但是從此書的序中可以看出編者追求華美的書籍設計觀。徐陵在此書序中説：“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台妙跡，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太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絛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麗以金箱，裝之寶軸”是説此書用卷軸的裝飾、黃金的書箱來進行外在裝幀。“三台妙跡，龍伸蠖屈之書”意指由書法家抄寫，使得此書的字體呈現出藝術化的特點。這是説此書的編輯字體要求之精美。“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是言此書用紙之華麗，要用出產“河北膠東”的五色花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是説此書在編輯過程中修改錯訛之處，要用高樓女子所用的胭脂筆。“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是説此書防止蟲蛀要用昂貴的香料。由此可見，編者對此書用紙、字體、編輯修改、外在書籍設計等的要求之高。 ^[14] 

從學術的角度看，《玉台新詠》自亦不無缺失。像《古詩十九首》，《文選》《詩品》等舊著均審慎地定為佚名作品，此書卻標其中的《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八首為枚乘之詩（卷一）。其實早在晉代陸機作《擬古詩》十二首時，這八首詩均已在擬作之列，陸機取詩題為“擬古詩”而不題“擬枚乘詩”，正説明它們並非枚乘之作。《玉台新詠》採舊傳疑之辭（《文心雕龍》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入書而改為定説，不免失於輕率。 ^[7] 

在中國文學史上，漢魏六朝的總集、別集流傳下來的很少，許多詩歌都失傳了。《玉台新詠》是《詩經》《楚辭》以後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保存了大量的詩歌資料。例如，此書選錄了較多的樂府詩，這對保存梁代以前的樂府詩起了一定的作用，像《孔雀東南飛》這樣的名篇，正是由於此書選錄才保存下來的。另外，曹植的《棄婦詩》、庾信的《七夕》，其本集皆失載，也因被選入此書而免於失傳，這是十分可貴的。由於《玉台新詠》成書在梁代，當時編者能夠見到的古書，後來有許多已經散佚了，所以可以用它來校訂其他古籍。如蘇伯玉妻《盤中詩》，馮惟訥的《古詩紀》定為漢詩，此書列在晉代。又如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作者姓名，此書認為出自枚乘。《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作者姓名，此書歸於蔡邕。諸如此類，皆可作為考證一些詩歌年代和作者的參考。 ^[13] 

《玉台新詠》專選古代歌詠婦女的詩篇，這種選本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是為專題選本的濫觴。又《文選》不選錄生存者的作品，而《玉台新詠》卷五至卷八所選都是當時文士的詩歌，這種做法不同一般，也是比較大膽的。書中所收齊梁時代的一些宮體詩和新體詩，在聲律、對偶、用典等方面已經相當成熟，這些對唐詩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陳、隋及唐初的宮體詩盛行，固然是當時君主臣僚腐朽墮落的生活決定的，但《玉台新詠》的流傳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此書卷九主要是選錄七言詩，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韻的古絕句，這對後世的七言詩創作和絕句的發展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也為研究漢魏六朝的七言詩和古絕句提供了方便。 ^[13] 

《玉台新詠》內容上所具有的特點，是魏晉以來文學逐漸脱離儒學教化原旨，重視表現人的感情的自然結果。其中透露的與《文選》相反而實相成的編纂宗旨，代表了南朝時代文學研究者對於文學獨特性的獨到把握，在總集編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因為唐宋兩代文學研究中滲入了較多的儒家倫理中心主義觀念，《玉台新詠》因其專錄“豔歌”，而被漠視以至貶斥。直到明代中葉以後，才又重新受到學界的普遍重視。 ^[7] 

南宋陳振孫《玉台新詠集後序》：夫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杕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謂“豈無膏沐，誰適為容”“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以此集揆之，語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鮮矣。然其間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辭託興高古，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況近代挾邪之説，號為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睹歷世文章盛衰之變雲。 ^[15] 

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徐陵所序《玉台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脱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19] 

明代胡應麟《詩藪》：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台》，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騭，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玉台》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鑑裁著述，鹹有可觀。又：嚴雲：《玉台集》陳徐陵序，雜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纖豔曰“玉台”，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台》所集，於漢魏六朝，無所銓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宴集，無復一首，通閲當自了然。 ^[17] 

明代許學夷《詩源辯體》：徐陵《玉台新詠》，自漢魏以至梁陳之詩，凡託男女懷思及語涉綺豔者悉錄之，非《選》詩比也。故詩中一有佳人、美人等字，更不復遺，此直兒童之見耳。 ^[16] 

明代趙均《玉台新詠後序》：昔昭明之撰《文選》，其所具錄，採文而間一緣情。孝穆之撰《玉台》，其所應令，詠新而專精取麗。舍此而求，先乎此者，惟尼父之刪述耳，將安取宗焉？ ^[15] 

清代吳喬《圍爐詩話》：馮定遠曰：……嚴滄浪雲：“《玉台》，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麗者為《玉台》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台集》，其序雲：“撰錄豔歌，凡為十卷。”則專取豔詞明矣。其文止於梁朝，非六朝也。 ^[16] 

清代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玉台新詠箋註》：齊雲：以上二卷（卷一、二），詞皆古意，即有為《文選》所不取，取之，亦妙於存古。此卷（卷三）詩豔體，猶與古調相間。此卷（卷五）豔體已成矣。按：三、四卷是宮體間見，五、六卷是宮體漸成，七卷是君倡宮體於上，諸王同聲。此卷（卷八）是臣仿宮體於下，婦人同調。轉盼之間，《玉樹後庭花》競歌，而《哀江南》之賦又作矣。卷九、卷十是補遺，然多古趣。又此卷（卷九）是七言，凡擬古歌行格調，半由此起。 ^[20] 

清代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書前八卷為自漢至梁五言詩，第九卷為歌行，第十卷為五言二韻之詩，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温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 ^[19] 

清代許槤《六朝文絜》：是書所錄為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或以為選錄多閨閣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為擬議者矣。 ^[18] 

近代黃芸楣《玉台新詠引言》：魏徵《隋書·經籍志·集部敍》曰：“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於喪亡。”其《文學傳敍》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喪，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徵之罪簡文徐庾，可謂深矣。後之論徐庾者，眾口附和，末為洗刷，故或謂《玉台》一書，雖不能藥當時淫豔之病，而補過救失之心，未始不足減孝穆靡嫚一代之詬謗。夫文學之演變，實有自然之塗徑。蕭梁文體之形成，孝穆雖為推之之一人，然非風習所趨，孝穆亦何能為力？以是為孝穆罪，孝穆固不任也。反之而謂此書之動機為出於補過救失，足以見諒於後人，後人或諒孝穆，孝穆亦不必自諒也。 ^[15] 

《玉台新詠》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石室發現的唐寫本殘卷（伯二五〇三號），殘存五十一行，前後尚有殘字七行，書題已佚，內容為此書卷二末張華《情詩》第五篇至石崇《王明君辭》諸詩，有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全本現存刊刻年代較早的，均為明本，以五云溪館銅活字本（有《四部叢刊》影印本），嘉靖十九年（1540）鄭玄撫續輯五卷合刻本，崇禎六年（1633）趙均刻本等較知名，但諸本次第、篇數均已不同程度受到竄亂而失真。此外還有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張世美刻本，萬曆七年（1579）茅元禎刻本，天啓二年（1622）沈逢春刻本以及汲古閣刻本等。一般認為相對較接近原書面貌的，是趙均刻本，該本據云以南宋嘉定八年（1215）陳玉父刊本為底本重刊，有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四庫全書》所收《玉台新詠》，亦以趙均本為底本。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吳冠文、談蓓芳、章培恆的《玉台新詠匯校》。 ^{[7]  [10]} 

在版本研究方面，當首推《玉台新詠考異》。此書廣泛參考了清前眾多版本，詳加考訂，比勘異同，糾正了宋明以來諸本許多錯誤，在《玉台新詠》校勘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此書收入《四庫全書》中，題名紀容舒。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紀昀《玉台新詠校正》稿本，與《玉台新詠考異》相較，除序文略有差異外，其餘全同。此書有多種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出版。 ^[10] 

此書的註釋本，以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的《玉台新詠箋註》最為流行。此本把每卷中明人濫增的作品退歸每卷之末，註明“以下諸詩，宋刻不收”，頗為後人稱道。中華書局1985年校點排印出版。此書的外文譯本，則有日本鈴木虎雄譯解、巖波書店1953至1956年版，內田泉之助譯、明治書院1974至1975年版兩種日文本，以及由Anne M. Birrell譯、1982年出版於倫敦的英文本《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有關此書的工具書，則有日本小尾郊一、高志真夫合編的《玉台新詠索引》（東京山本書店，1976年）。 ^{[7]  [10]}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梁文臣徐摛之子。普通四年（523）晉安王蕭綱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徐摛、徐陵父子皆入王府參其事。中大通三年（531）蕭綱被立為皇太子，徐陵又充選東宮學士。已而遷鎮西湘東王蕭繹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548），以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此後經侯景寇亂南方、北齊代東魏諸事，遷延被羈，滯留北方多年。至承聖三年（554）西魏克梁都江陵並殺梁元帝蕭繹，次年，北齊乘機立原被俘的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帝，派兵遣送南歸，徐陵方得隨還故國。紹泰二年（556）復出使北齊。入陳，由尚書左丞、吏部尚書，官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其間官方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出其手，史因有“一代文宗”之譽。尤長作典麗之詩及駢文，其詩與庾信之作併為世人稱道，號“徐庾體”。著作多散佚，今存《徐孝穆集》十卷，乃後人所輯。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