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閣

地處北京市宣武區東琉璃廠的汲古閣，於1956年開業，其字號是由原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根據明代常塾文人毛晉藏書樓名“汲古閣”所取，意為汲取古人之精華，用於仿製複製文物以及修復文物的店鋪。汲古閣牌匾由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也是第一任院長吳仲超題寫。1982年北京市政府對琉璃廠文化街進行大規模改造。由於市政府考慮汲古閣的經營特色及其在海內外的良好聲譽。決定將汲古閣原200平方米的營業面積擴大到近2000平方米的面積。

改造後的汲古閣從一家文物複製和文物修復商店演變成彙集古董瓷器、文房四寶、名人字畫、旅遊紀念品、文物鑑定、茶苑等集於一體的綜合古玩藝術品商店。一層主營古董瓷器、文物複製品、文房四寶、手工藝品等、二層名家書畫和茶苑。“汲古閣茶苑”由啓功先生親筆題寫。

汲古閣，建店雖只有50餘年，但字號是沿用了明代常熟文人毛晉創辦的用於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工場--汲古閣。其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決定了其使命的不同。今天的“汲古閣”不僅繼承了一家百年老店的名稱，也汲取了先輩們傳承古文化精髓的精神和執著追求，並不斷從5000年華夏文明和悠久歷史中汲取養分，在青銅複製、古文物修復、碑帖拓片、古陶瓷仿製、生肖紀念品製作等方面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前店後廠，到如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琉璃廠佔地2000平方米的經營規模，汲古閣是伴隨着共和國的發展而發展的，是共和國50餘年風雨歷程的見證人，也是改革開放30年的受益者。在傳古承今中，汲古閣把中國的青銅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和書畫、碑帖藝術及其他的傳統文化藝術，以精湛的技藝和獨特的理念融合在一起，為今人再現了古文化的精髓，也為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嘔心瀝血，盡心盡力。 ^[1] 

汲古閣，中國明代私人藏書樓和印書工場。江蘇常熟隱湖之南七里橋，明末毛晉（1599 ～1659 ）創辦。毛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改名為晉 ，字子晉，別號潛在。晚年改號隱湖、篤素居士。所刻書初題綠君亭或世美堂，後皆用汲古閣。江蘇常熟人，家富。嗜讀書和宋元精本名抄，早年為諸生，屢試不第，遂隱居故里，變賣田產，於七裏橋構築汲古閣，另在問漁莊和曹溪口構築兩閣，以收藏和傳刻古書。毛晉延請海內名士30多人校勘儒家經典，校成後即付刻印。汲古閣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藏書，又有金元人本。這些書都用來校勘或作為刻書的樣本。為廣泛蒐集珍籍秘本 ，毛晉曾公開貼榜，高價收購，以頁論值。湖州書舶多集於七里橋毛氏之門，前後積書至 8.4萬冊。汲古閣後有樓9間，樓上儲放書板，樓下兩廊及前後為刻字匠和印匠居住和工作之處。僱用工匠最多時達數百人。汲古閣刻印的書籍有十三經、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別集、道藏詞曲等。書版在毛晉時即有10萬塊之多。所刻書籍校勘詳明，雕印精良，稱毛刻本，行銷全國各地。所刻書目存於《汲古閣校刻書目》等書。

建店初期

“汲古閣”建店初期，只是經營和修復瓷器、銅器、陶器文物，複製、仿製各個時期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等，此外還經營獨有的汲古閣拓片。8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北京市政府在改造琉璃廠文化一條街時，考慮到汲古閣的經營特色及其在海外的良好聲譽，決定把汲古閣從200平方米的營業面積擴大到2000平方米。店面擴大和內部環境的改造，促使汲古閣經營業務朝着多元化方向發展，由原來的仿製、複製和修復文物擴大到經營古董瓷器、文房四寶、字畫、新工藝品、仿古傢俱、旅遊紀念品、文物鑑定、畫廊等多種文化項目。1995年針對琉璃廠人流大、賓客休息地方缺失的情況，汲古閣在其二層闢出一塊地方，開設了古色古香、幽靜典雅的“汲古閣茶苑”，並由著名書法家啓功親筆題寫名字，為來琉璃廠參觀遊覽的中外賓客和業界書畫家、收藏家等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休息、會友和交流的場所，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品牌效益。

推出創新

不同的時期汲古閣均根據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做出自己相應的調整，並且在主營項目上推出創新點。青銅複製是汲古閣的傳統優勢主營項目，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的“四羊方尊”、被視為偉大創舉的“秦銅馬車一二號車、兵馬俑”和“人面方鼎”、“長信宮燈”等，以及北京各大博物館的許多頂級複製文物和展品，件件仿製絕品出自汲古閣，顯示出汲古閣在青銅複製工藝上精湛的技術。1997年農曆虎年，汲古閣根據市場需求推出“生肖青銅文化”概念，此後每年均仿製中國傳統有代表性的生肖珍貴文物，製成“生肖典藏品”限量發行，諸如“虎噬鹿”、“馬踏飛燕”、兔觥、銅飛龍、豬尊等，都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2008年汲古閣又推出仿1963年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戰國後期秦銅犀牛尊”供愛好者典藏。圓明園十二生肖國寶青銅頭像被文物界關注和熱議，汲古閣在尊重原物的基礎上，結合清代宮廷畫師的設計風格和當時人們審美習慣，不但成功仿製出原有的7件珍品，而且還原了其餘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頭像，表達了企盼那些下落不明或流失在外文物早日回家的民族情懷。

走出國門

汲古閣一向是一個外向型文化品牌名店。從1987年第一次走出國門成功舉辦“黃河流域文化展”到2006年“瑞典哥德堡號停靠汲古閣暨歐洲典藏中國古代珍品迴流展”，汲古閣在溝通東西方文明，弘揚中國青銅文化、陶瓷文化和書畫、碑帖藝術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琉璃廠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監事會成員，對於未來的發展，汲古閣總經理李連祥表示，仍將堅持以不斷變化來適應市場需求。琉璃廠文化產業發展協會將發揮橋樑和服務作用，整合資源，形成合力，求變創新，抓住琉璃廠日益興旺的文化旅遊、觀光購物特色，促進琉璃廠各店家和文化創意產業的快速發展。

四羊方尊

從建店初期，青銅器複製就是汲古閣的強項業務。從業50多年來，為故宮博物院、原歷史博物館等多家文物單位複製文物多件。從仰韶文化的各種陶器到青銅器時代的各種青銅器，如聞名於世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秦陵出土的“秦銅馬車一二號車”、“兵馬俑”，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長信宮燈”、“虎噬鹿”等多件珍貴文物。

青銅是紅銅和錫的合金，因為顏色青灰，故名青銅。中國的青銅器起源於黃河流域，經歷了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在商周達到了鼎盛，延續了1600多年的歷史，並形成了中國傳統體系的青銅器文化時代。製造的青銅器包括生產工具、兵器、禮器、銘文、樂器等。中國青銅文化以容器為代表，青銅器皿古樸典雅，線條暢達，渾厚凝重，其歷史價值和收藏價值，是其他古玩所無法企及的。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四羊方尊”，是商代方尊的代表，也是我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1938年在湖南寧鄉縣出土，通高58.3釐米，重達34公斤。“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器皿與動物形狀相結合，造型簡潔、寓動於靜，顯示了無與倫比的技術，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整個器物用塊範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

銅馬車

汲古閣根據原器物，複製了一件“四羊方尊”，震驚了文物界。複製“秦銅馬車一二號車”、“兵馬俑”，也是一件創舉。

上世紀70年代出土於秦陵兵馬俑坑的大型彩繪銅馬車，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蹟”之一，銅馬車共2乘，均為單轅雙輪，四馬一架，一御官俑，大小佔真馬的1/2，主體為青銅所鑄，銅馬有3000多個零件，一些零件為金銀裝飾。各個部分由鑄造、嵌鑄、焊接、粘接、鉚接、子母扣、紐環扣接、銷釘等連接工藝，巧奪天工。2000年後的今天，銅馬車上的鏈條仍能靈活轉動，門窗關閉自如，牽動轅衡，仍然載輿行駛，被譽為“青銅之冠”。

汲古閣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仿製兵馬俑和秦銅馬車，技術人員跑了十幾趟西安，查閲了大量資料，光圖紙就畫了100多份，最後仿製出了8套一模一樣的銅馬車，在日本、中國香港等地展出時，引起了轟動。

複製品：

如來佛祖

文殊菩薩

青州佛像（石刻）

立觀音像

坐如來像

坐觀音像

藏傳十一面觀音像

藏傳佛像

銅辟邪

兔觥

歷史價值

汲古閣拓片是汲古閣幾代人心血和智慧的結晶，也是其獨一無二的經營項目。該傳統的手工藝品正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汲古閣拓片的內容包含了很多歷史故事和傳説中的勞動場景，不僅體現了裝飾美，還展現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獨特技藝

汲古閣拓片的製作也是一門獨特的技藝。製作的時候，先將圖形文字雕刻在石板上，再將宣紙覆上，經過數十道工序的手工操作才能完成。其題材主要來源於秦磚漢瓦，敦煌壁畫及名碑等歷史典故，每幅拓片都是在講述故事，勞動的場景有耕種、豐收、種棉花、採棉花、紡線、織布；教學的場面有孔子講學禮儀；運動的情景包括打馬球、雜技表演等，以極其豐富的內容體現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5000年的燦爛文化。

裝飾品

汲古閣拓片不僅成為國內現代寓所的裝飾品，也深受外國人的喜愛，多年來，一直是琉璃廠熱銷的物美價廉的旅遊商品。汲古閣還不斷改進技術，從色彩和製作工藝上進行了創新，推出了彩色拓片，更精彩展現了古代文化的絢麗。

汲古閣保存了200餘塊上個世紀50年代製作的拓版，還有部分漢代磚雕和石碑，當然，已成為文物了。

從1997年開始，汲古閣把青銅文化與生肖文化相結合，推出了生肖典藏品。每年製作的生肖典藏品，都是仿製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珍貴文物，限量發行。如在虎年，製作的是仿製戰國時期出土的“虎噬鹿”，龍年、豬年等，典藏品原型是漢代的青銅器，都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汲古閣將推出仿“戰國後期犀牛尊”供人們典藏。其原型是1963年出土於陝西興平縣、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戰國後期犀牛尊”。“犀牛尊”是當時比較典型的盛酒器物，從商代到戰國，人們把犀牛視為神奇的動物，被稱為“犀尊”，只有貴族才能享有。這種酒器一般背上有蓋，頂端的左側伸出一根細管以便倒酒。

汲古閣根據原物，仿製出了惟妙惟肖的“犀牛尊”，它的頭部平抬，上面長有雙角，4只短腿粗壯結實，通體滿布流雲紋，形象雄健，體態逼真。“犀牛”身體各個部分都具有強烈的質感：顴骨和肘部突起，彷彿可以透過緊貼着的皮膚感覺到骨骼的形狀和強健。

汲古閣總理經李連祥説，“犀牛尊”是盛酒器物，“酒”的諧音“九”是最大的單數，牛是無私的奉獻者，“牛市”還是人們期盼的，因此，“犀牛尊”有着美好的寓意。此次考慮到收藏的便利，製作了兩種尊，一種是原大，一種是1/2大，準備限量發行300件。

汲古閣還複製出圓明園十二生肖國寶青銅像。十二生肖頭像本位於圓明園大水法噴泉，代表十二個時辰，在1860年被八國聯軍掠走，流失海外，現有的回家，有的將現身拍賣會，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汲古閣在尊重原物的基礎上，根據大量資料記載，並結合清代宮廷畫師郎世寧的設計藝術風格，揣摩清代初中期人們的審美習慣，仿製出了完整的十二生肖像，並將這一舉世聞名的藝術精品重新展現給世人。李連祥説，他們特別企盼那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頭像早日出現，看看與他們的傑作有多少相同，多少不同。

汲古閣茶苑坐落在琉璃廠東街的二樓把口處，高高掛在屋檐上的 大茶壺，就像舊時的幌子，招呼着過往的人。汲古閣茶苑以弘揚中華茶文化為主導，承古風，創新意，面積200餘平方米的茶苑分室內外：室內整個環境古樸典雅，清靜幽閒。在品茶之餘還可以欣賞到汲古閣收藏的眾多名家的書畫作品。室外悠閒自得，品茗之餘還可縱覽琉璃廠街景和熙熙攘攘過往的文人墨客。“汲古閣茶苑”由啓功親筆題寫。汲古閣茶苑熱忱歡迎海內外各界人士光臨。

汲扆本

汲扆本是從清代到1955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為通行、最有影響的一個版本。它直接影響了摛藻堂四庫薈要本、四庫全書本、崇文書局本、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的誕生。可以説它在《樂府詩集》諸版本中的地位僅次於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與汲晉本和汲本稍有區別，即全書中大多數的卷末有“東吳毛晉訂正　男扆再訂”字樣。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為明顯的版式特徵。汲扆本傳世甚多，全國各大圖書均有，著錄為普通古籍。

述評

汲扆本是在汲本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説，毛扆認為汲本不夠令人滿意，所以才會有再一次的校訂。總體上來説，通過毛扆的這一次校訂，產生了汲古閣本《樂府詩集》中最完美的一本，它在內容上相當接近傅宋本。它訂正了絕大多數的汲本遺留的、汲晉本刊刻時產生的脱漏、訛誤臆改之處，它對汲祖本（元本、王毛校）由於“先天缺陷”（汲祖本的底本是一個後期重印的無補版的明修本，漫漶斷板較為嚴重；對校的絳雲樓宋本是一個後期產生的、訛誤甚多的本子）所產生的訛誤進行了大膽的校改。當然，這種校改的主要依據是“他書”，因為毛扆沒有看到過傅宋本，他之所以能夠使汲扆本達到與傅宋本基本接近的程度，主要是依靠了他校。

缺陷

可以説，汲扆本的產生，使得汲祖本、汲晉本的絕大多數的錯訛得到訂正，但仍難免有所掛漏；不僅如此，汲扆本在訂誤的同時自身亦產生了一些訛誤。

評價

汲扆本是汲古閣本《樂府詩集》最後的一本，也是內容上最為完善的一本，它代表了汲古閣整理《樂府詩集》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現，是以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樂府詩集》活動為基礎的。尤其是陸貽典，他廣列諸校－－馮校、趙校、錢校、王毛校、欽校，為毛扆校書提供了可資參校的豐富的材料。汲古閣豐富的藏書，又為毛扆提供了他校的材料。在校本、他書齊備的條件下，汲扆本以求得事實之真為主要目的，從而克服了明修本和絳宋本帶來的先天缺陷，成為清代及近現代一個遠勝於元本的通行善本。

詩集

汲古閣整理刊刻《樂府詩集》，經過兩代人四次校改，最終誕生了校對精良、堪稱善本的汲扆本。從汲祖本到汲扆本，這期間經歷了一個較為曲折的校改過程。從汲祖本到汲晉本，錯訛不斷累加。首先是因為汲祖本使用了後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後期產生的、訛誤甚多的絳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後是汲晉本刊刻時又增添了不可勝數的脱漏、訛誤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晉本的錯訛。相比之下，改正汲晉本的錯誤相對比較容易，一般只需較為嚴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錯誤，則非得據他書校改不可。

事業

據陶湘統計，汲古閣刻書約有六百種有零。其中以刊刻十三經、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為著稱。《樂府詩集》這部書在汲古閣刻書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經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應是處於一種中間地位。這一方面表現在毛晉對《樂府詩集》這部書評價頗高，另一方面表現在刊印過程中由草率轉為精細。第一，毛晉的評價。毛晉跋從樂部諸書的分類説起的：“樂蓋六藝之一也，樂部諸書，孟堅著諸經籍之首，貴與列諸經解之後，陳氏直廁諸子錄雜藝之間，愈趨而愈微眇。”這説明毛晉傾向於將《樂府詩集》定位為樂書。《樂府詩集》的特殊性在於它兼具樂書與詩總集的雙重特性，所以從宋代開始，它就既被著錄在經部樂類又被著錄在集部總集類。這兩種不同的著錄代表着不同的評價，在正統的眼光中，經部樂類的地位要遠比集部總集類高。毛晉不僅將之視作經部樂類之書，且將之拔高至與經部詩類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樂府詩一百卷，採陶唐迄李唐歌謠辭曲，略無遺軼，可謂抗行周雅、長揖楚詞，當與三百篇並垂不朽。”在此我們不對毛晉這種評價作是非判斷，我們關注的是毛晉的這種評價對刻書的影響。錢謙益《隱湖毛君墓誌銘》稱毛晉的刻書標準是以經史為源本：“故於經史全書，勘讎流佈，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它訪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補其正學。”毛晉將之作為經部書來刊刻，汲古閣刻書又以經史為重，這都説明毛晉對於刊刻《樂府詩集》是頗為重視的。第二，刊刻過程是一個由草率到精細的過程。毛晉校刻《樂府詩集》在 1639 年，適逢明清易代之際，政局突變，汲古閣出版事業頗受影響。王鹹在校書過程中受到時局動盪的影響，如卷三十三題識“己卯四月廿六日閲完此本。憶早春，客有自西北來者，言流寇縱橫，然所過或有全者，獨官軍一到，雖雞犬亦無 □ 類矣，聞之蹙於傷心。茲讀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勝嘆哉！與公。”卷五十九又題“己卯七月十四閲竟。聞良招危焉，心曲盡亂，疑有漏處。”不僅如此，初版的整個校刻出版過程都比較倉促。 ^[2] 

江蘇常熟汲古閣，位於沙家浜七星橋西岸毛家宅基，距市鎮約1.5公里，是明清之際中國著名藏書、刻書家毛晉藏書處。所藏多宋元刻本，其“影宋鈔”為天下所重，曾延清名士校刻《十三經》、《十七史》等鉅著，為歷代私家刻書之最。據傳世《汲古閣圖》，此閣位於毛氏宅園中軸線上，左右分設綠君、二如等亭。閣後有樓八間，上層藏書板，樓下及兩側廂原為刻書之所。由汲古閣刻印的宋、元以來之珍本書籍，名揚海內。刻書數量巨大，達十萬餘頁刻版，涉及經史、詞曲、叢書、宗教、小説、筆記等等，為中國曆代私家刻書之最。對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毛晉有著作《毛詩陸疏廣要》、《虞鄉雜記》、《海虞古今文苑》、《明詩記事》、《汲古閣刻書細目》等。：「上下三楹，始子終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內府所遺，紙理縝滑，墨光騰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汲古閣藏宋、元舊籍，鈐有「宋本」、「元本」印章，在今各大圖書館裏，猶能觀賞到。毛晉不僅是大藏書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他依託汲古閣的豐富藏書，刻印了大量經史典籍、唐宋文集、諸子百家、戲曲小説，成為明末、清初相當一段時期內最流行暢銷的圖書版本。

毛晉的第五子毛扆(1640～1713)，字斧季，別號汲古後人。繼父業，也精校勘。然其後有一孫“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版而嘆曰‘以此作薪，其味當倍佳也’，按日劈燒之”，刻版遂無存。其遺址為今常熟博物館。 ^[3] 

毛晉（1599-1659年），原名鳳苞，字子久。後改字子晉，號潛在，別號汲古主人。常熟（今屬中國南部江蘇省）人。早年為諸生，屢試不第，遂隱居故里。變賣家產，於七星橋構築汲古閣、目耕樓，約30歲左右開始經營校勘刻書事業，以收藏和傳刻書籍為業，藏書總數達八萬四千餘冊。

他苦心校勘，僱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後刻書600多種，著名的有《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文選李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書》等。有些宋刻本如《説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傳世。重刻的唐、宋人詩詞，多經精校。所刻各書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閣”或“綠君亭”名。

毛晉刻書為歷代私家刻書最多者，且好抄錄罕見秘籍，繕寫精良，後人稱為“毛鈔”，極受珍視。著有《隱湖題跋》，並輯《毛詩陸疏廣要》。為紀念毛晉在中國文化傳播史上的傑出貢獻，今正規劃重建該閣。

毛晉自己從事著述，編著有《和古今人詩》、《野外詩題跋》、《虞鄉雜記》、《隱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毛詩名物考》、《宋詞選》、《明詩紀事》、《汲古閣書跋》等。

王鹹（1591年－？年），字與公，號拙庵。長洲（今蘇州市）人，毛晉之友，擅畫山水，有沈石田（周）畫意。此畫上王鹹題曰：“子晉社主結藏書閣於隱湖之濱，顏曰汲古。次以甲乙分以四庫，非宋元繡梓不在列焉。牙籤玉題，風至則琅琅有聲也。予寓讀湖齋遂盈一紀，所得於翻閲者迨半。壬午秋，子晉出鵝湖素絹，命予作圖，因繪此以贈，並系一詩，聊補點染之未備云爾。”詩曰：“傑閣閟深樹，不許凡庸躋。藏書比石室，一一函綃綈。甲乙列四庫，古香溢縹題。居恆每共登，魚亥相讎稽。推窗眄綠野，瓜疇接粳畦。百城真自雄，丙夜吹青藜。為君寫其照，東壁光應齊。”

2020年10月30日，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