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藪

《詩藪》共二十卷，分內編、外編、雜編、續編。內編六卷，分論古、近詩體；外編六卷，歷評周、漢、六朝、唐、宋、元各朝代詩歌；雜編六卷，其中遺逸三卷，補述亡佚篇章、載籍；閏餘三卷，論述三國、五代、南宋和金朝等易為史家忽略的短促朝代的詩歌；續編二卷，專論明洪武至嘉靖年間詩。

全書所論範圍甚廣，徵引較博，探討詩歌源流和進行藝術分析。該書雖卷帙繁富但排版卻整齊系統，充分闡明瞭格調説以漢魏盛唐為宗的基本觀點，同時又步趨王世貞，對格調説繼續作出修正。 ^{[2]  [3-4]  [5]} 

自李夢陽、王世貞等前後七子提倡復古，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為號召後，一時文壇靡然成風，趨向重模擬，輕創造，注意形式，忽視現實內容，對當時詩風，有很大的影響。胡應麟是依附王世貞得名，他承王世貞之後，結合對一千多年中國詩歌史的評述，闡明格調説以漢魏盛唐為宗的基本觀點，同時又提出“興象風神”，對格調説作重大的補充與發展，於是創作出《詩藪》。 ^[7-8] 

藪（sǒu），人或物聚集的處所。胡應麟自認為該書較全面的地論述了古今詩歌，所以叫做《詩藪》。 ^[4] 

該書主要的詩學見解：

一是論“變”主“格”，即所謂“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這是全書論詩的總綱，故內編分體論述，外編、雜編分時代論述。既承認“體以代變”，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詩體，本不必倡言復古；但又認為“格以代降”，格調還是以高古為上，這就仍然要導致師古擬古。胡應麟企圖將兩者調和起來，他雖然看到了歷代詩歌的發展變化，但並未跳出擬古主義的圈子。

二是論“悟”主“法”，即所稱“漢唐以後談詩者吾於宋嚴羽卿（按嚴羽字儀卿，明人多作嚴儀字羽卿）得一‘悟’字，於明李獻吉（夢陽）得一‘法’字，皆千古詞場大關鍵。第二者不可偏廢：‘法’而不‘悟’，如小僧縛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論詩重“悟”，必然會折入神韻説；論詩主“法”，則必然仍堅守格調説。胡應麟又把這兩者調和起來，他説：“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故法所當先，而悟不容強也。”

三是承七子之説，崇唐抑宋，但又認為宋詩中也有“可參六代、三唐者”，不容盡廢，因而主張以風格來區劃唐、宋。這較之當時盲目排斥宋詩者要高出一籌。

此外，《詩藪》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見解，也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書中對明詩和明代詩人的評論，往往揄揚過分，特別是對王世貞，更是推崇備至，不足為定評。 ^[2] 

《詩藪》全書有二十餘處直接以“神韻”論詩評詩，如稱盛唐詩歌“氣象混成，神韻軒舉”等，開始引進的“神韻”概念，對清代神韻説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2] 

元祿之際（1688年到1703年的期間），日本江户時代前期儒家代表人物木下順庵開始，吟唱唐詩，風靡一世。其奉承的只有《詩藪》等寥寥幾部著作而已。木下順庵及其門下新井白石、室鳩巢等漢詩人，都因此以唐詩為尊。後荻生徂徠及門下服部南郭、高野蘭亭等萱園弟子，更進一步倡導唐詩，推崇胡應麟《詩藪》等持有尊唐貶宋詩學觀的詩話。在木門及徂徠“萱園派”的大力推介下，胡應麟《詩藪》在日本漢詩界被廣泛引用，如林東溟《諸體詩則》、原田東嶽《詩學新論》、芥川丹丘《丹丘詩話》等，皆奉其為詩作圭臬，影響極大。

《詩藪》在日本的廣為流傳，為江村北海借鑑其詩學觀，進而為編撰日本漢詩史提供了重要的詩學理論資源。 ^[9] 

明·袁袠《明史·文苑傳》：“所著《詩藪》十八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為律令，而敷衍其説。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 ^[10]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二）：“胡《詩藪》自騷、雅、漢、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體無不程，其人無不騭，其程且騭，亦無弗衷。唐詩，其論詩中之一也，而論定於是。元美才地高，書所腹也。元瑞見地實，書所目也。即元美亦稱其上下千古，周密無漏而刻深，成説詩一家言，此可徵矣。吾嘗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其別出勝解者，惟鄭繼之老杜詩評，可與劉辰翁諸家詩評並參。吟人從此入，庶不誤歧向爾。” ^[10]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二）：“胡元瑞《詩藪》，自《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以至唐宋，昭代之詩靡不詳論，最為宏博，然冗雜寡緒，內編十得其七，外編雜編誇多炫博，可存其半。其論漢魏六朝五言，得其盛衰，論唐人歌行絕句，言言破的，惟於唐律化境，往往失之。至盛譽諸先達，則有私意存耳，大抵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國朝昌榖、元美，時失之過，惟元瑞庶為得中。” ^[10]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要其旨意，無關品藻，徒用攀附勝流，容悦權貴，斯真詞壇之行乞，藝苑之輿台。” ^[11]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存目》：“是書凡內編六卷，分古今體各三卷，外編六卷，自周至元，以時代為次。雜編六卷，分遺逸、閏餘各三卷，皆其評論之語。” ^[10] 

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 胡氏少室山房原刊十六卷本（ 藏首都圖書館）；萬曆三十七年張養正刊二十卷本，《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另有清末廣雅書局《少室山房筆叢》本，無外編卷五、卷六及續編。通行本有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點本，系以南京圖書館藏日本貞享三年（1686年）重刊明本校補廣雅書局刊本排印；1962年11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再版詩藪續編二卷；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國安的校補本，系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再版本，以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胡氏原刊本殘卷及朝鮮舊刊本校補重排。2005年齊魯書社《全明詩話》（周維德集校）亦收有此書。 ^[12-14] 

另明萬曆十八年（1590）刊行的《詩藪》，大約於江户初期傳入日本。貞享三年（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有和刻本，明和元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進一步進行了修刊。 ^[9] 

胡應麟（1551—1602年），字元瑞，一字明瑞，號少室山人、芙蓉峯客等，別號石羊生，蘭溪（今屬浙江）人。明朝文學家、文藝評論家、藏書家、詩人，“末五子”之一；也是明代復古思潮發展後期的一位學者和詩論家。十六歲入庠為秀才。

萬曆四年（1576年）鄉試中舉。會試不第。後屢試不第，以布衣終身，一生著述頗豐，在文學、史學、目錄學、文獻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據《蘭溪縣誌》及《石羊生小傳》記載，胡應麟共有著述九百零三卷，但大多散佚，僅存有論詩專著《詩藪》、詩文集《少室山房集》及論學雜著《少室山房筆叢》。 ^[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