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

劉健生於明宣宗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 ^[1]  ），是三原（今陝西三原龍橋鎮）教諭劉亮的第三子。受父親影響，劉健少年時就端正持重，善於交遊，曾與同鄉閻禹錫、白良輔同遊天下，並跟隨理學家薛瑄讀書。 ^{[5]  [45]} 

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年）三月，劉健登進士第，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天順六年（1462年）九月，授翰林編修。 ^[53]  他進入翰林院後，閉門讀書，謝絕交遊，眾人都稱其為木頭。但這段經歷使得劉健得以熟讀經書，逐漸生出了經世濟民之志。 ^[6] 

天順七年（1463年）十二月，劉健丁憂歸鄉。 ^[53] 

天順八年（1464年）八月，新即位的明憲宗命劉健回京參與撰寫《英宗實錄》，十一月劉健抵京，因喪期未滿，請求讓自己終制，憲宗不準。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英宗實錄》書成，劉健升為翰林院修撰。 ^{[53]  [8]} 

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受命參預編纂《宋元續通鑑綱目》。成化十年（1474年）八月，與庶子黎淳共同主持順天府鄉試。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因修撰九年秩滿，轉升右春坊右諭德。次年（1477年）四月，《宋元續通鑑綱目》書成，升左春坊左庶子。七月，與翰林院侍讀周經主持應天府鄉試。 ^[53] 

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月，皇太子朱祐樘出閣進學，劉健被選為太子的講讀官 ^[53]  。二人的關係十分融洽。 ^[8] 

成化二十年（1484年）二月，與詹事兼翰林學士彭華主持禮部會試。成化二十二（1486年）正月，因左庶子九年秩滿，升詹事府少詹事，但職事如故。 ^[53]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五月，劉健受命代祀西嶽、西鎮。八月，憲宗駕崩，朱祐樘登基，即明孝宗。十一月，作為孝宗在東宮的舊臣，劉健被擢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國家機務。 ^[9] 

隨後，劉健迅速得到升遷。弘治元年（1488年）閏正月，劉健擔任《明憲宗實錄》的總裁官。二月，同知經筵事，為日講侍班大臣。弘治三年（1490年）三月，任殿試讀卷官。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六年（1493年）三月，再任殿試讀卷官。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因三年秩滿，加升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進階榮祿大夫，得賜玉帶、麟袍。弘治八年乙卯（1495）二月，與首輔徐溥一同舉薦李東陽、謝遷入閣。八月，作為副使，持節冊封衡王妃沈氏。弘治九年（1496年）三月，任殿試讀卷官。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劉健擔任《大明會典》總裁官。同月，孝宗御文華殿，召徐溥、劉健等閣臣議政。四月，任副使，持節冊封雍王妃吳氏。八月，孝宗御平台，召劉健等閣臣議政。十二月，任副使，持節冊封壽王妃徐氏。弘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三任殿試讀卷官。 ^{[10]  [53]}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月，《大明會典》書成，劉健進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先祖三代官，接替徐溥成為內閣首輔。 ^[11]  劉健學問博大精深，敢於諫言，以天下為己任。同年，受孝宗寵信的太監李廣因勸孝宗修建萬歲山毓秀亭而招致災禍一事畏罪自殺。李廣死後，其貪贓罪行被揭露。劉健與閣臣李東陽、謝遷上疏説：“古代帝王沒有不遇到災害而恐懼的，向來奸人佞臣炫惑聖明皇帝的視聽，賄賂流行，賞罰失當。災異的積累，正是這些原因，現在所幸首惡消除，陛下開始醒悟，然而餘惡尚未除盡，過去的積弊尚未革除，臣願意奮發有為於政事，舉薦賢才，貶退奸惡，賞罰分明。凡是所應當施行的，果斷處置毫不猶豫，不再因循守舊，以免後悔。”孝宗正讚賞接納劉健的意見，而李廣同黨蔡昭等隨即取到聖旨，給予李廣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劉健等極力勸諫，但孝宗僅停賜祠堂牌匾而已。 ^{[13]  [49]} 

當時，北京、南京的言官在奏疏中指論時政，時常對朝臣加以彈劾，劉健作為首輔，從不加罪這些言官。國子監生江瑢彈劾劉健、李東陽阻塞言路。孝宗為了安慰劉健、李東陽，將江瑢下獄，劉、李二人不計較私人恩怨，大力為江瑢辯護，將他救了出來。他的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 ^[13] 

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同心輔政，盡職盡責，竭盡所能，知無不言。開始的時候孝宗還不是全部接受，後來由於他們所奏都見成效，於是再有所奏，孝宗無所不納，還尊敬地稱呼劉健為“先生”。劉健每次進見，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談。無論是劉健提出或是罷免文武大臣，還是他所建議實行的政治措施，孝宗絕大部分都能接受。 ^[17] 

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韃靼騎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鎮告急，京師戒嚴。四月至六月間，孝宗屢召劉健等閣臣至平台議邊情軍政，最終決定罷黜遂安伯陳韶等三人，另用頗有武幹且“清慎守法”的鎮遠侯顧溥總督團營，以整頓京營軍務。孝宗在位末期，倦於上朝，劉健等人屢次以此進言，但孝宗並不採納，只是頷首而已。 ^[14] 

弘治十四年（1501年）二月，為副使，持節冊封榮王妃劉氏 ^[53]  。同年，孝宗想增加軍餉，讓大臣們商議。劉健力主減輕百姓負擔，通過縮減宮廷費用、土木工程、裁減冗官等保證軍餉供應。這些建議都被孝宗接受。 ^[15]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三月，第四次任殿試讀卷官。四月，因年已七十，自請辭職，孝宗不允。 ^[53] 

弘治十六年（1503年），因纂修《大明會典》功，再進官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還因陪同郊祀天地，和李東陽、謝遷一同獲賜玉帶、蟒衣，這也是明朝內閣大臣受賜蟒衣的開始。 ^[16]  五月，因九載考績，獲孝宗璽書獎諭，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 ^[53]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至八月間，孝宗御暖閣召議軍務，十月，劉健援引故例，請求蔭封其孫劉成恩為國子監生，孝宗因劉健輔導年久之勞，特命授劉成恩為中書舍人。 ^[53]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劉健第五次任殿試讀卷官。四月，孝宗召他商議政事。五月，孝宗病重，召劉健等入乾清宮。劉健入宮後，孝宗從病榻上坐起來，自敍即位以來所經歷的事情，並令近侍作了記錄。接着，孝宗拉着劉健的手囑託道：“先生輔助朕很辛苦，朕深為感激。東宮（此處指太子朱厚照）聰明，但年齡尚幼，貪圖逸樂，先生應常勸他讀書學習，輔助成為一個明君。”劉健等聞言欷歔不已，“頓首受命而出”。次日，孝宗駕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 ^[48]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七月，武宗進拜劉健為左柱國，支正一品俸；賜誥命，並再贈其祖上三代如其官。十二月，受命為《孝宗實錄》總裁官。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劉健同知經筵事；行籍田禮。七月，為副使持節行冊迎夏皇后。九月，為副使行冊妃禮。 ^[53] 

孝宗死後，劉健等奉遺詔輔政。武宗被身邊以劉瑾為首的宦官誘惑，貪玩享樂，不理政事。劉瑾等“八虎”乘機干預朝政。劉健等人多次上書要求武宗上朝處理政務，清理後宮的玩樂設備，武宗總是表面答應，實際並不執行，反而變本加厲地在後宮玩樂。身負先帝重託的劉健看着年輕的武宗這麼不爭氣，十分自責，於是只得上書請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於是，劉健等人不斷上疏，指出政令錯誤的地方，尤其指斥貴戚、宦官。由於奏章很多，呼聲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裝命令下面商議。劉健十分失望，再次請求退休回家養老，李東陽、謝遷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沒有辦法，只得按劉健等的意見處理朝政。 ^[18] 

劉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誘惑，沉迷享樂，不理朝政，於是接連上奏，決心剷除“八虎”，朝中大臣紛紛響應。劉瑾等人非常害怕，於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聽信他們的哭訴，非常惱怒，於是下令將部分反對宦官很積極的官員下獄。“八虎”不僅沒有除掉，劉瑾還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大權在握。在努力沒有結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劉健、謝遷再次請求致仕歸家，這次武宗批准了。 ^[19]  十月，劉健致仕，得賜寶鏹、襲衣，武宗下敕允許其馳傳還鄉；有司每月撥給公廩五石，每年拔給夫隸八名，供他役使。 ^[53] 

劉健回家後，劉瑾等人更加囂張，增設特務機構，四處活動，鎮壓異己，排斥忠臣，引進私黨，大肆掠奪農民土地，導致階級矛盾迅速激化。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廣、江西等地都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退休在家養老的劉健痛心疾首，卻毫無辦法。而劉瑾也一直在尋找機會想陷害劉健。在他致仕的第二年（1507年）三月，劉瑾等人誣陷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而劉健位列第一。 ^[20] 

正德四年（1509年）二月，劉健舉“懷才抱德”之士案，被削職為民。五月，劉瑾又指摘劉健等修《大明會典》多有糜費，於是奪去其一切官職勳封。十二月，被追奪誥敕及受賜玉帶服色等。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因劉瑾被誅，劉健官復原職。 ^{[21]  [53]} 

劉瑾被殺後，武宗仍然寵幸宦官張永等人，數次南下巡遊，沿途不斷騷擾人民。劉健聽説後，氣得吃不下飯，連連嘆息説：“我辜負了先帝的重託啊！” ^[21]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專門命行人來慰問劉健，把他比做北宋名臣司馬光、文彥博，並大加賞賜 ^[26]  。這年劉健年滿九十，世宗下詔命令大臣專門到劉健家裏送上束帛、餼羊、上尊等，並封他的孫子劉成學為中書舍人。 ^[22] 

嘉靖五年（1526年），一向身體康健的劉健偶染疾病，隨後絕粒，最終在同年十一月六日（1526年12月9日）壽終，享年九十四歲 ^[51]  。劉健死後，留下數千言的奏章，勸世宗正身勤學，親近賢才，遠離奸佞。世宗聞訊後，十分驚愕悲悼，為其輟朝一日，派官員按例賜祭葬，並追贈劉健為太師，諡號“文靖”。 ^{[1]  [23]} 

劉健於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開始入閣，參預政事 ^[9]  ，後為內閣首輔。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借韃靼南侵，孝宗下旨廷議的時機上奏説：“國家的財富生產是有限度的，而今光祿寺一年費用增加了數十倍，各種織造都講究新奇玲巧，供奉僧侶的齋費一天就達鉅萬，太倉的儲備怎麼夠供應的呢？皇宮內府動輒四五十萬，宗藩、貴戚兼併土地、奪佔鹽利，其數目以千萬計，加之大興土木，苛捐雜税必然徵收不已。單是就冗官的俸祿，內府工匠的飯費，歲增月積，越來越多，沒有止境，這樣資財那能不匱乏呢？而今陝西、遼東邊患剛發生，湖南、廣東、貴州又興軍旅，不知如何籌措應付？望陛下斷絕無益的費用開支，躬行節儉，為內外官員帶個好頭，讓羣臣為國家社稷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講求興利除弊之策，這是天下人所盼望的。”劉健的建議為孝宗所採納，次年（1502年）四月就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孝宗朝，凡是選拔或罷黜文武大臣、科税屯田、監税馬政等大政方針的制定，都是劉健提出並具體組織實施的。在劉健等人的努力下，孝宗所實行的改革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社會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45] 

在“弘治中興”的過程中，劉健以其深厚的理學底藴、果敢的為政風格、剛正的人格魅力，以及與孝宗的特殊關係，產生了獨特而突出的作用 ^[57]  。因此，《明史》稱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24]  但由於理學存在的僵化傾向，使得以孝宗和劉健等為代表的弘治君臣，在以這種思想意識和致政風尚從事治國致政過程中，表現出了相對保守、拘於祖制而缺乏變革氣勢的缺陷。因此，研究者認為，“弘治中興”背後更多的是人為對“祖制”的強化，而非順應時勢做出的變革舉措所引發的“中興”氣象。 ^[56] 

閻禹錫：“伊洛淵源續有人矣。” ^[12] 

白良輔：“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 ^[12] 

時人語：“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25] 

陳獻章：“孔子日：人之生也直，閣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日：王網一紊國風深，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著龜萬古在人心。噴，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 ^[27] 

李東陽：“先生以實學篤行，生明聖世，為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史信事，以施實政於天下。” ^[50] 

朱厚熜：“卿資稟醇正，器識恢宏。粵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英藝苑。勞勤茂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彝章。延訪於便殿，賜問於平台。危言黨論，禆益弘多。是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顧命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勞瘁。故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為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於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讒抑。旋復昭雪，人鹹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文彥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卿亦不多讓焉。……卿有嘉謨至計，尚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於海內。又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永有令譽於無窮矣。” ^[26] 

楊一清：

賈詠：“幼不好弄視，羣兒嬉戲，獨端坐默，然天資穎絕，嗜學尤篤，文務恩至理，以發聖賢之藴，不事詞藻。……公立朝幾四十年，其典文衡，鄉試二、會試四、廷試讀卷六，俱號得士。” ^[12] 

費宏：“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賢使能，中國乂安，四夷賓服。其繼體守成，治化之美，上媲聖祖，駕軼帝王。一時輔臣則有若太師晦庵劉文靖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齋謝文正公。至於孝廟始終，明良相值，於斯為盛。” ^[12] 

廖道南：

唐樞：“英、景震嚴，樑棟森列，不有其後，幾其替矣。而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又能灌洽而培植之，幾四十年。豐芑流長，阿菁道茂，萃發於一時。是以碩才輩出，文明化光，猗歟盛矣。當是時海內晏安，含哺鼓腹，鬱郁乎太平氣象，不知帝力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誰以為遺也？獨念諸君子保泰之功，能備九三之德，悉艱貞之義乎？夫後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陂平復往，不可不畏耳。” ^[28] 

鄭曉：“康陵（明武宗）時，劉公（劉健）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 ^[43] 

項篤壽：“徐、劉諸公，受明主知，造膝論議，可謂榮遇。跡其直言不阿，正色立朝者，非耶？” ^[29] 

王世貞：

焦竑：“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 ^[34] 

屠隆：“商文毅輅、彭文憲時、劉文靖健、謝文正遷、楊文懿守陳、王文恪鏊、吳文定寬風骨峻，整德器淵，涵才不露，鋒穎功不計歲月，外示凝然，中懷凜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風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30] 

孫奇逢：“健之論列，所關朝政國體，如詔遣中官於武當山設像修醮，因健等上疏，已之。詔建寺塔於朝陽門外，因健等上疏，罷之。又罷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凡浮圖異端，蠧財惑眾，一切擯不得逞，直曰：‘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庶幾乎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與。至上問李夢陽言事若何，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亦未免失言。其不為同鄉徇情面，亦當另有説，如事在當從而必不從，以示公，則偏亦甚矣。祁奚舉子，未嘗有咎其私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47] 

谷應泰：“當是時，冰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浚；刑憲則有閔珪、戴珊。” ^[33] 

劉永澄：“我朝劉文靖、謝文正（謝遷）及近日王山陰（王思任），皆侃侃諤諤、退不逾時，趙蘭溪（趙志皋）則病疏累數十上，而不獲請。豈前三君子見知之淺，而蘭溪結主之深，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溪不能故也。進退之機，亦可見於此矣。” ^[35] 

王夫之：

王士禛：“《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考者，自王端毅公（王恕）、魏文靖公（魏驥）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陽劉文靖公晦庵。文靖壽九十餘，近百歲。又弘正名相也，何獨遺之？” ^[37] 

張廷玉等：

蔡東藩：“嗣主踐阼，八豎弄權，劉健等矢志除奸，力爭朝右，不得謂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寵，為惡未稔，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顏，當亦不致禍國，必欲迫之死地，則困獸猶鬥，況人乎？尚書許進之言，頗耐深味，惜乎劉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惡不可不嚴，尤不可過嚴，能如漢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陽，則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則兩不相容，勢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無噍類矣。明代多氣節士，不能挽回氣運，意在斯乎？” ^[38] 

劉俊虎：“從弘治元年到正德元年，他入閣十九年，其中作為首輔八年，對明朝中葉弘治、正德兩朝政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弘治時期，他輔佐明孝宗，君臣上下同心，刷新政治，勵精圖治，使明王朝在經歷了三代暮氣和沒落之後又呈現出一派‘朝序清寧，民物康阜’的中興氣象。同時他又是在專制高壓下敢於犯顏死諫的為數不多的一位直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閹禍愈烈的明代，他還是第一個敢於站出來和宦官進行面對面鬥爭的內閣首輔。” ^[58] 

翟愛玲：“（劉健）以其深厚的理學底藴、果敢的為政風格、剛正的人格魅力，以及與明孝宗的特殊關係，在輔成‘中興之治’中產生了獨特而突出的作用。但秉持理學精神的劉健最終也只能在輔成‘守成’的範圍內發揮其政治作用與影響。” ^[57] 

據《明史》記載，劉健氣度威嚴，以身作則。退朝後，同事私下晉見，他不説一句話。一次，許進等七人想要推選焦芳入吏部，劉健説：“老夫不久之後歸田，這個位置就是焦芳的了，恐怕諸公都要受他迫害。”後來許進等人果然遭到焦芳的排擠。當時，閣臣李東陽用詩文引導後來人，海內人士都擊掌談論文學。唯獨劉健執意教人研究經學，尋求性理的根源。 ^[24] 

嘉靖初年，楊一清再次復出。途經洛陽時，他首先拜謁閒居的劉健。劉健出迎作揖道：“你無法甘於澹泊，被時局所引誘，他日王上（朱厚熜）輕視我們這些人，這個先例就從你開始了。”説罷，一邊呵叱一邊走入府中，讓自己的子弟接待他。何喬遠評道：“自劉洛陽前輩風第。” ^[40] 

表格參考資料： ^{[12]  [25]  [41]} 

劉健曾參與編修《明英宗實錄》《宋元續通鑑綱目》《大明會典》 ^[53]  。另有《晦庵集》傳世，今已散佚。《皇明經世文編》輯有《劉文靖公奏疏》2卷 ^{[4]  [39]}  。

關於劉健生、卒年與壽齡的記載，在明清的各種史籍中出現了重複、散亂的現象。 ^[51] 

劉健辭世不久後，由其門生故吏所撰的《劉文靖公行狀》《贈太師諡文靖劉公健墓誌銘》《贈太師諡文靖劉公神道碑銘》中基本採納了他“生宣德八年二月八日，卒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九十有四”的説法。嘉靖中期以後陸續出現的各種劉健傳記對其記載較為簡略，基本不載生年，偶爾提及卒年，對其壽齡的記載，也由九十四歲誤記出了九十三歲（以何喬遠《名山藏》為代表）、一百七歲（以郎瑛《七修類稿》為代表）等不同的版本。而1985年洛陽劉氏續修《家譜》中記有劉健“生於正統癸丑二月八日”，但隨後又記“嘉靖丙戌九十四歲十一月初六日卒於家”，明顯前後記載不一，與各種史料記載及其史事也相差甚遠。可見《家譜》所記“正統癸丑”應系“宣德癸丑”之誤。 ^[51] 

以上這些錯誤的記述影響到了近代以來的一些年裏碑錄之作，使其承襲了明清時期對劉健的生、卒年及壽齡的含糊記述。直到現代以後，對劉健生、卒年與壽齡的記載才漸顯明確，確定了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生，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1526年12月9日）卒，享年九十四歲的説法 ^[42]  。 ^[51] 

關於劉健的死因，劉龍《行狀》記：“公素善調攝，晚年少疾。偶稱不怪，遂絕粒，至於大病。”楊一清《神道碑》中先記其“以疾卒於家”，後又承劉龍《行狀》之説稱“公素善調攝。少疾，偶不懌，遂絕粒，至屬纊”。明人温如春《祠堂記》、陸深《知命錄》中則説劉健無疾而終。此後明、清記述中，就形成了“以疾而終”與“以壽而終”兩説。後世學者則認為劉健雖然身體健康狀況素來良好，但以九十四歲高齡，在臨終前偶染疾病，並且不食，應該屬於壽終前的正常表現。故此，劉健“以壽而終”的可能性更大。 ^[51] 

明清時期關於劉健的傳記資料較為豐富，大致如下：

劉健逝世後，嘉靖帝下詔在洛陽西關為劉健修專祠，以“理學名臣”題匾，讚語曰：“著書闡理道脈接乎程邵，輔幼定邦相業比於伊周。”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