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興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憲宗駕崩。太子朱祐樘於九月壬寅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弘治”，是為明孝宗，又稱弘治皇帝。 ^[6] 

事實上，明憲宗留給兒子的朝政局面並不樂觀。首先就是財政的虧空，為了鎮壓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和大藤峽地區瑤族和壯族起義，財政支出日益增加，國庫儲蓄減少。 ^[10]  內亂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裏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還有就是行政效率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是混日子。最後就是自然災害多，四川、河南、陝西等地相繼鬧災，各類問題成堆。 ^[10] 

對於這些情況，明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瞭解的。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後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11] 

成化時期，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術、房中術進獻皇帝得到寵幸，然後與太監梁芳狼狽為奸禍亂朝政，打擊忠臣，扶植朋黨。明孝宗即位之後立即逮捕了兩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興。 ^[5] 

接着，明孝宗開始整頓吏制，將成化朝通過賄賂，溜鬚拍馬發跡的官員一律撤換，改革首先從內閣開始，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萬安遇事除了喊“萬歲”，沒有半點主張，明孝宗罷免他不久後，和萬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離職回鄉，只留下了劉吉。明孝宗看的出來劉吉除了混事，也會幹事，接替內閣首輔的劉吉，在弘治年間一反常態，不但時常建言國事，更是對工作極其負責出力。特別是西北的哈密戰事，正是在他的統籌下得以圓滿解決的。 ^[12] 

明孝宗還罷免了大批的“傳奉官”，明憲宗時期的得寵的諸多僧道門，也都被趕走，少數罪大惡極的，依法懲治。比如成化年間的和尚繼曉，由於仗着明憲宗的寵信，作惡多端，於弘治元年被斬首示眾。 ^[13] 

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使明朝有了中興的希望。後來又去掉佞臣李廣。明孝宗對於文臣極其禮敬，也別是對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謝遷、劉健、李東陽幾位閣臣，更是體貼備至。 ^[14] 

在清洗了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時，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像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為于謙建旌功祠，使得無論是朝中還是宮中都為之一新，時稱朝序清寧。 ^[11] 

明孝宗登基後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後沒有辜負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開展了官場考察，考察的標準也極其嚴格：不但經濟有問題的要被追查，就連身體不健康不能勝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罷免。僅弘治元年（1488年）從中央到地方經過吏部考察被罷免的官員就多達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樣，馬文升在部隊裏面也開展了整頓。除了罷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館外，還清理屯田，整頓地方武備，明軍的戰鬥力，一度煥然振作。 ^[13] 

正是在王恕和馬文升的強力行動下，基層的一批慵懶官員被清除，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13] 

而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於是成為明孝宗身邊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明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這過度的寵任頗遭物議，有些大臣不平於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裏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迴護。 ^[8] 

劉大夏是正直而傳統化的官員，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劉大夏更被認為是“弘治三傑”之一。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劉大夏更能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端，恐不多見。明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 ^[17]  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其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

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明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也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11] 

這一年冬天，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衞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明孝宗對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此後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 ^[18]  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鑑於前朝宦官專權亂政的教訓，明孝宗對宦官嚴加管束，東廠、錦衣衞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職，因而幾任錦衣衞指揮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寬鬆。這是明中後期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現象。

對於宦官的限制，執之最厲者並不止劉大夏。謝遷亦曾言內府宦官索賄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約時，謝遷道：“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蘇。”由此諸內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劉大夏雖非閣臣，明孝宗對他的倚靠則不僅限於兵部，至有密帖之諭。

在弘治中興時期，還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東陽，謝遷等等。對於明武宗時期劉瑾亂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明朝官員考核分兩種，一種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以下各級官吏，六年一次；一種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為“大計”。“大計”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負責，但後來御史權力大增，在永樂時期就逐步變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負責考核。但是巡按御史畢竟是中央官員，按察司是地方官員，一點地方上相互勾結，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見肘。弘治八年（1495年）這條規矩被改了，變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撫一起來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權的按察司，徹底靠邊站。 ^[19] 

這樣一來，加強的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官員勾結徇私舞弊，而“大計”制度也有變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內容經吏部判定後，方可允許科道言官進行彈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員，可以上書自辯陳述。這樣確保中央威權，也防止冤假錯案，官員管理審查力度大大加強。 ^[19] 

明孝宗還出現了類似今天“內退”的規定，凡主動提出退休的官員，沒有年齡限制，即使40歲提出退休也會被批准。 ^[20] 

明孝宗在位期間還大大加強了辦公效率，明孝宗規定，凡是交給大臣討論的奏章，普通內容的，復奏處理不能超過兩天；如果事關多個部門，不能超過十天；如果是涉及戰爭等重大事務的，最多不能超過十五天。也就是説十五天裏，一件奏章必須處理完畢。 ^[21] 

這個規矩定下後，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時期的幾個重要經濟決策和改革，也從此快速完成。 ^[21] 

明孝宗勤於政事，同時，他又重開了經筵侍講，向羣臣諮詢治國之道。他還開闢了文華殿議政，利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商議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採納大臣的建議，開設大小經筵， ^[22]  向羣臣諮詢治國之道。這一制度是在正統初年制定的，大經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舉行，主要是一種禮儀；小經筵又稱日講，君臣之間不拘禮節，從容問答，是重要的輔政方式。大小經筵制度，在明憲宗朝時一度廢置。明孝宗開始堅持日講，不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設午朝，每天兩次視朝，接受百官面陳國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機會協助皇帝辦理政務。孝宗還開闢了文華殿議政，其作用是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治國之道，商議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至奉天門奏事，可以説是無日不視朝。據説他有一首詩，常於病中自誦：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

由於明孝宗鋭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紛紛上言，或痛陳時弊，或廣進方略。馬文升上時政十五事，包括選賢能、禁貪污、正刑獄、廣儲積、恤士人、節費用、撫四裔、整武備等諸多方面，明孝宗無不大為讚賞，一一付諸實施，這對弘治朝興利除弊起了積極的作用。 ^[23] 

明孝宗力求節儉，減少皇宮的開支與供奉，僅皇宮的太監、宮女等各色人員，比明憲宗時期減少了一大半，宮廷開支最儉約的時候，只有成化年間的六成。還停止各類奢靡活動，不大興土木，主張節約費用，各色的民間採辦也都叫停，緩解人民負擔。他屢次下詔，禁止宗室、勳戚侵佔民田，魚肉百姓；還多次下詔減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這些都十分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正統、成化年間，農民起義不斷，有幾次聲勢還相當大，而弘治一朝卻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24]  [25]}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節儉，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曾對朝鮮的國王説：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羣臣皆以喪服，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牀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 ^[26] 

明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製的衣，每年要向那裏加派上千匹。而這種織品，用工繁浩，名雖為布，實際卻用細絨織成。明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説：“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后，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27] 

明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詞，不過，與前後幾朝相比，弘治時期的朝政的確算是清明的。

明孝宗重視司法，他令天下諸司審錄重囚，慎重處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刪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項殘暴的法令，倡導寬仁治國，減輕刑罰。他命內外慎刑獄，任用的執法官吏比較賢明公正。 ^[28] 

《問刑條例》正對《大明律》中與現實不符的狀態，增補二百七十多條條例。作為大明法律的重要補充，從此律例並行更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個重要特點。 ^[28] 

在武功方面，明孝宗也有所建樹。此時期擊敗吐魯番，收復嘉峪關以西的土地，經營哈密。明孝宗還修繕長城， ^[29]  抵禦蒙古。

明孝宗重視軍事，極力維護國家統一。他在位時期，明軍先後三次收復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復。羽奴思統治國吐魯番地區後，開始與明朝爭奪對哈密地區的控制權。1488年，明孝宗令罕慎襲封哈密忠順王 ^[30]  ，“給金印，冠服”，對新疆的實際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誘罕慎盟，執殺之，復據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貢。 ^[31]  明朝識破其詭計，只得獻還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佔哈密 ^[32]  ，令其尊長牙蘭守護哈密，並不時搶掠沙州等地威脅各衞歸順，為患不已。1497年，馬文升前往平撫，匯同河西諸衞及諸部落族數千人，襲哈密城，牙蘭等人逃跑，哈密收復。當時朝廷中有人主張放棄哈密，但明孝宗主張堅決出兵收復哈密，並立即委派馬文升為元帥，大敗吐魯番軍，收復了哈密。 ^[31] 

他愛護武將，如馬文升在兵部尚書任上，一次就罷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軍將，得罪了許多人，明孝宗堅定地支持馬文升整軍，甚至還特地派一些大內侍衞保護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團營軍士。對韃靼小王子、火篩的反覆多次入侵 ^[33]  ，均進行有效打擊，使其敗走。最著名的戰役有：1488年都指揮廖冰擊敗小王子於蘭州 ^[34]  。1497年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小王子於涼州、1500年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於黑山、1503年朱暉襲小王子於河套。

弘治七年（1494年）明朝頒佈《僉民壯法》。正統、景泰年間，曾召募丁壯訓練，以備戰事，但未定僉法。弘治七年（1494）十月，應禮科給事中孫鼐之奏定僉民壯法，今州縣七八百里以上裏僉二人，五百里以上裏三人，三百里以上裏四人，百里以下里五人，俱於丁眾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加以訓練，遇有調撥給糧以行。富民不願者，納銀於官，官府如募。

這部法律規定，各州縣要徵發民兵，這些民兵平時有官府進行訓練，戰時補充到軍隊。這個民兵制度的最大影響就是，為明朝中後期大規模的募兵準備了充足的兵源，後來明朝幾個戰鬥力強大的募兵部隊，都是以“民壯”為單位。 ^[35] 

明孝宗體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減免地方的賦税。地方官奏報因災情免賦的要求，他都無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糧之外，他還給貧民麥種、牛種。 ^[36]  他還禁止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禁止勢力人家侵奪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黃河工地上，犒勞治理黃河的劉大夏及河工人員。

經濟方面的第一個改革就是徵收制度。明朝開國以來，賦税徵收的一個難題就是欠税的太多。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來自明朝的一個福利政策：如果一個地區出現欠税，那麼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減免。當初定下這個政策是為了回顧百姓。 ^[37] 

但是到了後來，貪官污吏從中作梗，能交上税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請打折和減免，免出的這部分都被貪官拿走了。面對這種局面，明孝宗實施實徵冊制。 ^[37] 

實徵制度就是計劃手冊，每年秋糧徵收，地方上八月出預算九月造花户實徵冊，填寫通知單，十一月起開始徵糧，十二月徵收結束。對照實徵冊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責。 ^[37] 

這樣一來，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種鑽空子的發財招數，徹底沒用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37] 

讓明朝財政好轉的還有另一個改革：開中法。

開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舊制度，主要是商人們只要在邊境屯田，給國家輸入糧食，就可以換取食鹽貿易資格，即“鹽引”。這個辦法長期以來，即充實了邊境糧食儲備，又活躍了經濟。 ^[37]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外加糧食價格和食鹽價格的比價早已改變，正規的商人拿糧食換食鹽，成本已經虧損了。外交腐敗加劇，鹽引流失，不法商販反而大肆利用鹽引，謀取暴利。這樣一來，願意送糧的商人越來越少，食鹽業更混亂不堪。 ^[37]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户部尚書葉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調整開中法。最大的改變就是：商人如果要拿鹽引，不必再辛苦的運量，只要按照比價繳納白銀就好。這樣一來，利潤也變，原先輸送糧食，成本本身就高，這下換成白銀，成本大減，食鹽貿易利潤大漲，商人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爭相前來送錢。如果摺合成貨幣收入的話，開中法這一項收益，弘治年間每年是之前永樂年間的八倍。 ^[37] 

明代歷朝國家賦税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高峯。正統中，由於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税收入鋭減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從此以後，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於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賦入高峯。其實這不僅是賦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達10508935户，口數則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從《明孝宗實錄》中看到這明顯的階梯狀的增長數字時，不由產生一點疑問：像弘治朝這樣一個災害頗多的時期，在生產與人口增殖上卻表現得如此穩定繁榮，甚至包括黃河水患及數年的治理，居然並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實上造成這種“弘治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的穩定。弘治年間除河套、哈密等地區與少數民族有小規模軍事衝突外，全國主要地區均無大的動亂。二是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賑的作用。從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黃為主，兼及蘇、松水利，先後用民工近六十萬人，歷時六七年。調動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災區人户的失業與救濟。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後，弘治九年的賦税米麥合計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萬餘石，較前增加一百餘萬石。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歲入。

自洪武建國以來，對黃河曾有兩次大規模治理，一在永樂間，一在景泰間。成化中，河患又厲，屢決於開封，河南頗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項最重要的內容，黃河、運河與蘇、松水利的治理關係到防止沿河郡縣災害、南糧北調的運輸和財賦重地的生產，這實際構成了當時國家經濟的主體。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黃河於開封及荊隆口決堤，由北道入山東張秋，匯於運河，淹及山西郡縣，中原大地一片澤國。這是明朝開國以來，黃河發生的最大規模水災。 ^[24]  因為開封城受災尤甚，有人建議遷徙開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堅決反對，才得以不遷。於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會同山東、河南及北直隸三地巡撫相機修治河道。白昂薦舉郎中婁性協治，調動民夫二十五萬，築長堤，修減水閘，疏月河（泄水之河），塞決口，引黃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達黃海。同時修築山東魚台、德州及吳橋古堤，又開鑿東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與黃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啓閉，為日後黃河復北道有所準備。

弘治六年（1493年），淮河又鬧災，這次黃河又於張秋決堤，由汶水入海，漕運中絕，明代漕運，自永樂浚通後，一直為南糧北運的倚靠，黃河水患往往危及運河，也就阻斷了明朝南北運輸的生命線。朝廷下詔命百官薦選才臣治水。吏部尚書王恕等人便推薦了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劉大夏在聽取水利專家建議之後，先於決口處西岸開挖一條月河，以通漕運，在保證通漕情況下，經兩年時間，完成張秋決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數處河道，以分水勢，於昨城（治今河南汲縣東南）經東明、長垣到徐州，此後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不過，經這次治理後，黃河自開封往東，不再向東北入山東流入渤海，而是向東南，經徐州，由洪澤湖北匯入淮河，奪淮河河道入黃海。張秋決口堵塞後，更名為安平鎮，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勞劉大夏及河工人員，而劉大夏從此成為朝廷倚重之臣。

弘治五年（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氾濫成災，，明孝宗派遣徐貫前去治理江南的蘇松河。河工大約完成於弘治八年（1495），這一年二月，明孝宗親命敕建黃河神祠，賜額“昭應”。到四月間，蘇、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這也是一項役夫二十餘萬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堤壩、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徹底解決了江南水運的淤泥堵塞，經過此次治理後，以往水患多發的江南大地，從此水災頓漸，在之後的二百多年裏，幾乎是旱澇保收的魚米之鄉。 ^[14] 

明孝宗實行積極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間，他對回族聚居區進行開明的扶持政策，興建了不少的寺廟，將其命名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進行宗教活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對北京廣安門內牛街清真寺禮拜堂的重新裝修，使其成為北京地區回族人士進行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

“清真”一詞在明孝宗的推動下，很快影響全國，對回族文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甫一開始時，“清真”一詞的內涵時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開封猶太教堂也被命名為“清真寺”，但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弘治中興”對回族文化的形成意義。 ^[38] 

明孝宗時期還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 ^[39-40] 

明孝宗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採取積極防禦抗戰的戰略。特別是韃靼小王子，時戰時和，不時侵擾明境。明孝宗統治期間，對韃靼小王子、火篩等的多次入侵只是採取抗戰驅趕之策，沒有勞師遠征，沒有深入沙漠主動出攻擊小王子、火篩老巢，更沒有主動對鄰國發動大規模征戰。但其他鄰邦或屬國如安南、暹羅、琉球、占城、撒馬兒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則不定期來明朝入貢 ^[41]  。

明孝宗個人生活節儉，忙於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並無特殊嗜好，也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去欣賞陶瓷，更無暇顧及孰好孰壞。據史籍記載，景德鎮御窯廠曾數度停止燒製或減產瓷器，因此，這個時間雖不算短暫的王朝，官窯傳世品的品種和數量卻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續成化的工藝和風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説。近來，海內外考古成果和傳世品陸續有新發現，特別是民窯青花瓷，品種多樣，裝飾新穎，反映出在此時官窯處於低谷時期，民窯卻十分興盛，對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漸都有了新的認識。 ^[42] 

有跡象表明，明孝宗喜愛素色，反映於瓷器上是傳世實物絕大多數色澤素淨，宮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動為軸心，任何事物必須以皇帝的需要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結果導致對素淨器皿的廣泛使用的需求，這是弘治朝瓷器色澤普遍較素的重大原因。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東陽，謝遷，劉建等名臣，採取種種措施減輕老百姓的徭役賦税，把本已經衰敗的明朝再度復興起來。 ^[6] 

由於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監亂政的現象，採取了一些發展經濟、挽救危機的治國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出現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政治清明。 ^[26] 

後世史家在論及有明一代政事時，認為：“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啓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開國，姑可不論；仁、宣之治，國力強盛，至正統以後，外有瓦剌之擾，內有民變之憂，交困之勢，堪為疲敝。至成化朝，後宮干政，宦官當道，朝臣多小人，似頹勢已定，而明孝宗登極之後，挽定局面，清寧朝序，一時間內外無憂，後世史家稱之為“中興令主”，以弘治朝為“中興之世”。

這是一個被歷史所遺忘的時代，卻最符合對於盛世評判的所有公共標準。可以把一切屬於盛世的公共定語都套用在關於這個時代的評價上，雖然那樣顯得有些枯燥。但卻足夠説明這個時代讓人神往之處。弘治十八年的故事，並不僅僅簡單的是一個好皇帝開創一個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屬於一個羣體的力量，這是一箇中國儒家文化傳統生命力重新勃興的繁榮景象。 ^[43] 

清朝的學者對弘治中興一直爭論不休，褒揚者有之，懷疑者亦有之。弘治朝的功過是非，有人認為所謂的弘治中興名不副實，它只是一個短暫、勉強的"治世"。 ^[44] 

但受傳統思想及自身經歷的影響，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寵信權臣、宦官，偏袒外戚、宗親，沉迷佛道、宮廷娛樂等。而這些弊政，不僅對當朝產生了不利影響，也為後來明武宗的腐敗埋下了伏筆。 ^[45] 

儘管存在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寬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眾多、君臣關係融洽等政治特色卻為這一朝帶來了美譽。 ^[44] 

蔡東藩，《弘治中興》，萬卷出版公司出版社，2015，ISBN： 978754703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