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

1.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後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　2.謂結為朋黨。

漢·桓寬 《鹽鐵論·復古》：“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

《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八年》：“時德裕、 宗閔 ，各有朋黨，互相濟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宋·袁燮 《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籤書樞密院事羅公行狀》：“今惡直醜正之徒，私立名字，陰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為朋黨，稍欲立事者目為邀功，而獨以循默謹畏者為時才。”

宋·趙與時 《賓退錄》卷七：“假紹述之説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

章炳麟 《國故論衡·原道中》：“不尚名譽，故無朋黨；不尊談説，故無遊士；不貴才氣，故無驟官。”

《韓非子·有度》：“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

《晉書·郤詵傳》：“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 ^[1] 

中國封建社會的現象。

概述

在中國古代官場，士大夫結黨是常事，發生朋黨之爭也是常事。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元祐黨案、明代的東林黨案便是其犖犖大者。這種黨派門户之爭，不能説全無清濁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結果，往往是敵對的雙方都難免意氣用事，置國家社會利益於不顧，使政局變得日益混亂，政治變得益發腐敗。所以，不論所取何義，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問題都暴露了封建專制的陰暗一角。

朋黨的形成及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禮儀教化為治，因而形成了講“德”治而不講法制的傳統。但在政治運作中，由於硬性的制度約束不健全，光靠軟性的道德教化來約束人，不能説一點效果沒有，但侷限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那個時候，生產力很不發達，倉廩不實，腰包未鼓，人們的各種需要很難得到滿足。此時，光講一個人要知禮節、守禮節，不要有非分之想，顯然有唱高調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見利起意或見利忘義，時不時突破道德的底線去鑽制度的空子比較正常，也更合常理。求諸實際，官員們在替皇家辦事的過程中，為壓制甚至打擊政敵，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難免要常常利用同門、同鄉、同年等多種關係，結成各種利益集團，各類“朋黨”也就因此產生了。當各種利益攪和得如一團亂麻時，朋黨之爭也就日趨激烈，而朝政也日漸脱離正軌，走上邪途。儘管最高統治者也可能採取嚴厲措施以剷除朋黨，如唐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但由於歷代王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難以擺脱播龍種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繼任者駕馭政治的能力越來越差，因而，朝政不僅難以因打擊朋黨而得到扭轉，反而因按倒葫蘆起來瓢的效應而益發腐爛下去。而且，一個王朝的壽命越長，朋黨問題就越是盤根錯節，就越可能在這種擾攘不息的政爭中走向盡頭。回顧歷史，漢、唐、宋、明，概莫能外。

有趣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官僚政治中，歷朝歷代都有很多飽讀詩書、浸淫於儒家政治倫理的士大夫，他們不僅對前朝“朋黨”問題的為害之烈有深刻認識，而且對當朝“朋黨”問題也特別敏感，甚至神經過敏，到處捕風捉影，誣陷好人。他們多認為，“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於是，就難免要以一副憂心忡忡的姿態提醒君上“塞朋黨之門”，“禁朋黨以厲百姓”。應該説，他們的動機是為了皇權永固，朝政清明；他們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漸，甚至未雨綢繆，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常常搞過了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甚至拿“朋黨”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滿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而君上一旦誤入這一圈套，雷霆大發，打擊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遭殃小人得志。結果呢？必然就是正士遠離權力中心，抱道君子齒冷心寒，朝綱日漸紊亂，朝政日漸腐敗。如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主張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這樣的怪事：以呂夷簡、夏竦為首的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改革，反對新政，但他們並不直接攻擊新政，而是攻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殺手鐧就是誣衊范仲淹和歐陽修、尹洙、餘靖等人結為“朋黨”。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就萬事休矣，因而氣得大文豪歐陽修牙根癢癢，立馬作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朋黨論》予以回擊。他的這篇《朋黨論》雄文，今天讀來，仍有深長意味。

與常人朝結黨營私方面去看“朋黨”問題不同，歐陽修對“朋黨”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對“以同道為朋”的君子朋不必緊張，對“以同利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氣。為什麼？因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以，他提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僅不會引發朋黨問題，導致朝綱紊亂、朝政失序，而且還將達到“天下治矣”的目標。他所提出的“君子朋”與“小人朋”、“真朋”與“偽朋”的問題確實發人深思，只不過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偽朋、用真朋，實在是太難了。

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也是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天啓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夏允彝在論及明末朋黨之爭時，慨乎言之：“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始終，迄於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為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崇禎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並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爭的陰影中拯救出來。崇禎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隨意，朝令夕更，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動輒得咎。那些懷抱修齊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責任感、使命感，首鼠兩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掃地，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唯知緊緊地守護着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無論是中朝的宦官，還是外朝的士大夫，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於前。無怪乎崇禎帝看到這般情景也要喟然長嘆：“諸臣但知黨同伐異，便己肥家。”其時的大明政權，外有後金的強大威脅，內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真是危如累卵，而與大明政權休慼相關的肉食官員們卻忙於結黨，忙於窩裏鬥，沒有幾人真正為大明政權的存亡操心，崇禎帝又缺乏挽大廈於將傾的膽識、手段與能力，亡國的命運也就如影隨形，跟定他了。

政治權力理當用來為天下謀利益謀福祉，但在不講法制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一眨眼就由公器變成了私器，變成了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黨現象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這種演變，難怪在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新文化運動中，民主、自由和科學是那般受到現代中國人的頂禮膜拜。

朋黨之爭與文人社團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創建，天啓五年（1625年）被政府當局禁燬，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反響，成為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推崇它的讚譽為文化盛舉，詆譭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與它同時代的人對它的看法已經十分歧異，到了清朝編纂《明史》時，關於它的追述已經不是原先的本來面目，以致影響了今日歷史學家對它的判斷與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有關條目寫道：“萬曆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與同鄉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而所謂“東林黨”則被解釋為“明後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定位為“評論時政”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之間劃上了等號。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團體”嗎？東林書院是一個“黨”嗎？看來似乎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

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的講學場所。楊時師事二程（程頤、程顥），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後，在無錫城東創辦東林書院，在此著書講學。元末時書院廢棄，成為寺廟。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無錫人邵寶試圖在此重建東林書院，沒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個東林書院，王陽明還為此寫了一篇《城南東林書院記》。楊時書院在城東弓河畔，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舊址重建東林書院後，城南東林書院逐漸荒落，無人知曉。幸虧康熙《東林書院志》的編者嚴瑴寫了《兩東林辨》，人們才知道曾經有過一個城南東林書院。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顧憲成，因議論“三王並封”以及會推閣員事宜，與內閣意見不合，被革職為民，回到家鄉無錫，他的兄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脱離官場回到無錫，與士子們一起講求學問，有意復興楊時的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修復楊時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後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號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能夠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虛己悚神，執經以聽”的東林書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麼呢？

按照顧憲成、高攀龍的解釋，他們是想通過書院的講學，繼承儒家的正統學脈，糾正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傾向，撥亂反正，迴歸程朱理學。顧憲成在他的文集《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陽明學的流弊：“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也就是説，對儒學經典的解讀採取一種輕率、隨意的態度。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要點就是“尊經”——尊重儒學經典，以“孔子表彰六經，程朱表彰四書”為榜樣，意在糾正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這種不良學風：“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從中不難看出，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的宗旨，在於正本清源，使士子們瞭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不為異端邪説所迷惑。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書院的日常功課及議論焦點，並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的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東林講會到底議論些什麼呢？“東林會約”有明確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説《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很顯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讀《四書》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所寫的小傳中説，每年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顧允成進入講堂，侃侃而談，遠必稱孔子孟子，近必稱周敦頤、程頤、程顥。如果有人發表“新奇險怪之説”，他立即臉色大變，堅決拒絕。

朝鮮王朝的政治現象

延續了五百年的朝鮮王朝，期間有兩百多年被朝廷中各大勢力所組織起來的朋黨所掌控。這種以朋黨為中心持續數百年的的政治現象在古代世界歷史上屬於絕無僅有的。即使是在東方文明的鼻祖——中國，也很難在一個朝代里長時間的保持朋黨政治這樣的狀況。

朝鮮的朋黨政治，嚴格地來説，是從宣祖大王統治時期（公元16世紀後期，明朝萬曆前期）的東人黨和西人黨分裂開始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