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

京師是中國歷史上最後兩代王朝明和清的都城——京師順天府，從內到外由宮城（即紫禁城）、皇城、內城、外城4道城池組成，包括城牆、城門、甕城、角樓、敵台、護城河等多道設施，曾經是世界存世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城市防禦體系。北京城池自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四年（1264年）興建的元大都汗八里開始計算，已有850多年的建城建都史，奠定了明清北京城風貌的是明成祖朱棣在永樂四年（1406年）開始的築城遷都計劃；明嘉靖帝三十二年時（1553年）增築外城，形成了今日北京城“凸”字型的佈局。北京城是中國歷史上興建的最後一座帝王都城，作為完整跨越兩代封建王朝的文化、經濟、軍事和政治中心，在許多方面集中了明清時期中國城池建設的最高水平，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京城池的變遷始自明末1644年李自成出逃時對城牆建築的焚燬。清末1900年八國聯軍攻城時曾有過較大破壞，其後歷任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等都對北京城池進行過拆改，至1949年北平和平易幟時，北京城池整體風貌保存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都北京後，因為交通發展和修建地鐵的需要，北京城池自1958年起逐漸被市政府拆除、改造。目前，城池的核心——宮城（紫禁城）尚保存完整；皇城餘有城門天安門一座、南皇城牆一段保留較完好，東皇城牆尚有一段明代殘餘；內城拆改嚴重，現存正陽門城樓與箭樓、德勝門箭樓、東南角樓以及崇文門一段殘餘城牆，西便門橋段也有一段城牆遺址；外城被完全拆除，只有位於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後被重建。對城池的拆除在1970年代後期停止，2000年後陸續開始復原部分城牆、城樓、箭樓等。現今的北京城牆已被環繞着的二環路取代，為完全恢復城池原貌帶來難度。

北京城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元世祖營建的元大都城。元朝定鼎中原後，元世祖忽必烈決定建設大城作為元都，於世祖至元四年（1264年）下詔，在原金中都東北方向營建汗八里，是為元大都。大都設計時參照《周禮·考工記》中“九經九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記載建設，規模宏偉，規劃嚴整，設施完善。

大都城開城門11座，其中東、南、西三面各三座，北面為兩座。東面三門由北向南依次為：光熙門、崇仁門，齊化門；西面三門由北向南依次為：肅清門、和義門、平則門；南面三門中：麗正門居中，順承門在西，文明門在東；北面兩門中：健德門在西，安貞門在東。

洪武元年八月（1368年），明將徐達攻陷元大都，太祖改大都為“北平”。由於元順帝不戰而逃，元大都城未受炮火而完整保存 ^[1]  。當時明軍新勝而大都城大不利防守，徐達遂在北城牆南面5裏（實2.8公里）處建起新城牆，放棄原北城牆土地；同時以磚包砌城牆，“以固其堅” ^[2]  。洪武四年（1371年）後，元大都的北城牆被廢棄，夯土外露，被稱為“土城”，原北城牆上的安貞門和健德門，以及東、西城牆上最北邊的光熙門和肅清門也因此廢棄（元大都土城現存北段、西段城牆遺蹟和護城河遺址，肅清門甕城土牆南半部遺蹟也清晰可見）。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封四子朱棣為燕王，就藩北平城。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並於建文四年（1402年）奪位，次年改元永樂（1403年）。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改北平為北京，開始籌劃遷都。其時，北平城只是北平布政使司首府和藩會，城池規制稍嫌簡狹，不利於對蒙古餘黨的防守，也不符合帝都之規格。此為明代北京城營建的初衷。

永樂四年（1406年）開始，明成祖朱棣實施了一系列擴建北京城的計劃：當年，在原北平燕王府的基址上營建西內；永樂七年（1409年）開始營建昌平天壽山長陵，示天子戍邊以發民築城；九年疏浚會通河，十三年鑿清江浦，使運河連貫暢通，保證建設的物資與糧食供給；永樂十四年（1416年）起，摹仿南京皇宮營建北京宮殿。十八年（1420年），建成紫禁城宮殿、太廟、太社稷（中山公園）、萬歲山（景山）、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十王府、皇太孫府、五府六部衙門和鐘鼓樓，同時將城牆南段南移800米（0.8公里），以修皇城牆。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遷都後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壇（天壇）和山川壇（先農壇）兩祭壇。有資料認為明成祖將北京城的中軸線東移百五十步，以魘鎮前朝王氣 ^[3]  。

明英宗正統元年至十年（1436年至1445年），英宗朱祁鎮對北京進行了第一次增築，工程包括：將城牆全部用磚包砌；於九門上增建城樓，增築甕城、箭樓；城池四角增建角樓；各門內道立牌坊一座；護城河上木橋全部改砌為石橋，橋下加設水閘，河岸亦用磚石鋪造駁岸；在京北設昌平城、拱極城（宛平城）二城，與北京城互為犄角；加設內長城等拱衞。整修後的京師內城牆周長45裏。持續近十年的一系列增築使北京城形成了堅固的城防體系。

明世宗嘉靖時期，世宗朱厚璁對北京進行了第二次增築。明朝後期，正陽門外聚集的人口增多，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給事中朱伯辰上書陳説城外人口激增，應添修外城防護外族侵擾，時北京城郊尚遺有金、元故城“周可百二十公里”，“增卑補薄，培缺續斷，可事半而功倍”。這與中國古代城市“內城外郭”的重城制相吻合，因此嘉靖帝下詔增築。後財政拮据，著名權臣嚴嵩巡視後提出先築南面城牆，待財力充裕再“因地計度，以成四面之制”，於是將北京城南已經築起的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外城自嘉靖三十二年動工，當年十月完工，三面城牆全長28裏，從而形成了北京城池“凸”字形的格局。

清代北京城基本沿襲了明代北京的格局，對皇城內規制有所裁撤，將明代皇城內的大量內廷供奉機構改為民居，同時將內城大量的衙署、府第、倉庫、草廠也改為民居。將內城劃作滿城，內城成為八旗專屬居住區，令漢人統統遷往外城居住。清朝還在北京城內添建了大量黃教寺廟、王府，並在西郊修建三山五園等皇家園林。城池的設施、形制在清乾隆年間達到鼎盛。後清人再未對北京城池佈局進行過改動，北京內外城“凸”字格局自明嘉靖後一直延續了近500年，再沒有變動。

明清時期皇帝非常重視北京城池的保護和修葺，城牆上不得任意增開豁口，城樓、箭樓、雉堞、牆面磚體如果發生破損、塌陷和酥裂起鼓，都要及時進行維修 ^[4]  。

據史書載，明末李自成撤離北京時，除焚燒紫禁城三大殿外，各城城樓也被放火焚燬 ^[5]  ，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對北京城池有計劃的破壞（不過1960年代拆除城樓時發現，東直門和崇文門仍為明朝原構 ^[6]  ）。1900年義和團之亂時，正陽門箭樓被拳民焚燬，城樓被印度士兵焚燬；朝陽門箭樓、崇文門箭樓分別被日軍和英軍擊毀；內城西北角樓被俄軍擊毀。這一年，英軍扒開永定門西側的外城城牆和天壇壇牆，將京奉鐵路終點由城外馬家堡延伸至天壇內（時為英美司令部）。這是北京城牆第一次被扒開豁口。1901年，英軍又扒開了永定門東側的外城城牆，將鐵路終點東延至正陽門東側，即後來的正陽門東火車站（前門火車站），以便使館人員戰亂時撤至天津。此外英軍還將東便門南的外城東城牆扒開，修建了通州至東便門的鐵路線。

1553年（明朝嘉靖三十二年）間增築。又稱“國城”、“外郭”。城牆長28裏，高7.5米至8米，底寬約12米，頂寬約9米。東南角因避讓水窪而向內曲折，被附會為“地陷東南”。

嘉靖二十八年籌劃重修外城時，最初的構想為在各城門外修建關廂子城，從而形成大城居中、九座子城拱從的奇特佈局。後改為環城修築外廓，南面將天壇南牆包入，然後東西兩路向北（位置大約在內城城牆外2000米處），至洪武除年被廢棄的元大都土城的東垣和西垣南端，然後從土城取土，修建北面、東北和西北三段城牆。外城總長度預計在120裏左右，與內城構成“回”字形佈局，闢門十一座，南、東、西各三座，北面兩座。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開始修築前三門外的關廂城（三座獨立於城門之外的小城），但由於需要拆毀的店鋪民房甚多，民情洶懼，工程不久停止。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又決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遺址，四面環繞修築京城外郭城。最初規劃的外城長七十里，東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設城門十一座、敵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門外和通惠河設置水閘兩處，其它低窪地帶設置水關八處。由於工期浩大，在嚴嵩建議下，改為先修築南面城牆，將正陽門外的大片繁華市區包入。此議得到嘉靖帝的許可，外城工程於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開工，同年十月南段竣工。後因用兵頻繁，加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使明廷集中財力物力重建宮殿，外城一直沒有再築。嘉靖四十五年（1564年）增築外城各城門的甕城。

北京外城三面長28裏（14.409公里），呈東西寬、南北窄的扁長形，闢七門，四角建角樓四座。城牆內為夯土，外包磚石。外城城牆外層包磚1米左右，多為明代大城磚，內層包磚0.7米左右，多為清代小城磚。外城通高6至7米，頂厚10至11米，基厚11至15米。西段城牆最窄，頂厚平均為4.5米，基厚7.8米。

外城城牆、城門和角樓於1951年至1958年陸續拆除。

北京外城共有七門，南面三門，東西各一門，此外還有兩座便門。外城的城樓都比內城矮小。最高大的是位於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城樓約高20米，為重檐歇山頂，面闊7間，進深3間，於正陽門遙相呼應。其次是廣寧門（現名廣安門），該門只是比永定門矮了一點。廣渠門、左安門、右安門都是單檐歇山頂一層的城樓，高度僅15米左右，東便門和西便門形制更小。

外城城門於明代建成後只有甕城，直至乾隆時期才增築箭樓。與城樓相同，外城箭樓的形制也比內城箭樓更小。永定門箭樓正面有兩排箭孔，每排7孔，左右兩側兩排箭孔，每排3孔，共26個箭孔。箭樓的後面沒有抱廈，只有一道門。而廣安、廣渠、左安、右安四門又次之，只設22個箭孔。東便門和西便門最小，只有8個箭孔。與內城甕城不同的是，外城甕城城門均設在箭樓下，與城門門洞在一條直線上，且甕城內無關帝廟。

北京內城又稱“京城”、“大城”。東段和西段的大部分為元大都城牆，北段和南段修築於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城牆為夯土築成，內側和外側均包城磚。通高12至15米。內城城牆的北段和南段厚度大於東西段厚度，平均底厚19至20米，頂厚16米，上有女牆。內城有城門九座，角樓四座，水門三處，敵台一百七十二座，雉堞垛口11038個。城外有寬30-60米的護城河。

明清時期的北京城防體系由城牆（包括箭樓、角樓、敵台等附屬建築）、護城河和駐守部隊組成。

明朝時，在京師及周圍地區常駐的部隊稱京軍（或稱京營），分為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皆創建於永樂朝。三營又分為七十二衞，編為中軍，左掖軍、右掖軍，左哨軍、右哨軍等共“五軍”。京軍主要駐紮在德勝關外（即元大都土城健德門遺址）以西，部分部隊駐紮在京畿近郊，如南苑、通州、盧溝橋、昌平皇陵和居庸關等地 。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後京軍覆沒，于謙改為從諸營中選取精兵約十萬，編為十營團練（明憲宗時改為十二營），其統帥機關分別設在內城的東官廳和西官廳，並在內城和外城設多處教場，供駐紮及操練之用。皇城和宮城的守衞工作亦由五軍、三千、神機三營擔任，後增設錦衣衞、騰驤衞，指揮官包括“錦衣衞大漢將軍”、“紅盔將軍”、“明甲將軍”、“把總指揮”等名目，在皇城內設置“紅鋪”，駐兵拱衞。明制城門晨啓晡閉，城門關閉之後人不得隨意進出（玉泉山水車除外）。夜間城內街道上有巡城兵丁，禁止庶民犯禁闖夜，一些主要街道上還設柵欄阻斷交通。城牆上平時不駐軍，遇敵軍來襲、兵薄京師時，方登城守衞。 明朝中葉以後，蒙古和後金軍隊多次攻抵北京城下，京師多次宣佈戒嚴，關閉城門，嚴禁人員出入。元大都土城明時仍為京師的輔助防線，俺答之變時，在土城（尤其是改名“德勝門外土關”的健德門附近）仍有明軍駐守。

清朝時期，北京駐軍主力為驍騎營（旗營），分區駐紮於北京內城：鑲黃旗在安定門內，正黃旗在德勝門內，正白旗在東直門內，鑲白旗在朝陽門內，正紅旗在西直門內，鑲紅旗在阜成門內，正藍旗在崇文門內，鑲藍旗在宣武門內。各旗均撥有官廳、營房和堆拔房（哨所）。除驍騎營外，北京城防駐軍還包括前鋒營、護軍營、步軍巡捕營、健鋭營、火器營、神機營（咸豐十一年設）、虎槍營 此外，自雍正朝起，在圓明園至香山一帶設有圓明園八旗護軍營，以拱衞御園。 內城九門中，除正陽門外的八門也按照這一分佈由八旗士兵各自防守，由滿洲、蒙古和漢軍士兵分值。但是城門領（負責城門守衞工作的軍官）則由其他旗的軍官擔任：安定門首領為正藍、德勝門首領為鑲藍、東直門首領為鑲白、西直門首領為鑲紅、朝陽門首領為正白、阜成門首領為正紅、崇文門首領為鑲黃、宣武門首領為正黃旗人。正陽門由八旗輪值。外城七門中，鑲黃旗漢軍值東便門，正黃旗漢軍值西便門，正白旗漢軍值廣渠門，正紅旗漢軍值廣安門，鑲藍、鑲白二旗漢軍值左安門，鑲紅旗漢軍值右安門，正藍旗漢軍值永定門。雍正六年，在內城各城門（除正陽門外）建八旗值房，每座城門均為營房四百六十間、守門班房九十間、更房十五間，共計三千六百八十間。此外在城外還有一萬六千間營房供八旗兵丁居住，每旗分配兩千間，滿洲兵一千五百間，蒙古兵五百間。此外在內城城牆上還設有堆拔房一百三十五所，其中一百零六所內貯旗幟、火炮、火藥、火槍。乾隆十年，在內城九門城樓附近又增蓋房屋二百四十一所，每所三間。外城城牆上，原有外城巡捕三營官兵的自建土坯住房，乾隆時期多已傾塌，因此在乾隆十年增設外城堆拔二十八處、八旗營房三千六百一十六間。 清朝時期，驍騎營八旗守軍一般不在城牆上居住，而是居住在城門內外，以便防守。只有皇帝出宮前往圓明園、天壇等地時方登城扈衞。惟宣武門上常駐守城兵丁，每日午時發射信炮（午炮）

明清城池的守衞武器包括火炮、火銃、弓箭等。在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軍隊攻打北京、以及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軍圍攻北京時，城牆上的明朝守軍都曾發炮還擊。清朝時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因北京城防森嚴，已進抵京北德勝門至安定門一線的英法聯軍放棄攻打北京城的企圖，轉而攻打圓明園和海淀。在1900年8月13日至15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戰役中，北京城池也體現了極強的防禦作用。根據聯軍記載，清軍守城部隊憑藉滿城（內城）城牆高大寬厚的優勢，在牆上居高臨下向攻城軍隊射擊。俄軍和日軍試圖用火棉炸燬東直門、朝陽門的城門，但試圖點燃引信的士兵多次被牆上守軍擊斃。此外，北京城池的甕城、敵台、角樓在此役中也協助清軍構建了多處強大的火力陣地，例如8月13日夜間，俄軍雖然攻破東便門箭樓城門，但在甕城內仍遭到清軍火力夾擊，無法前進，直至14日上午援軍到來才奪下東便門城樓。甚至在聯軍攻破外城和內城後，皇城的城牆城門仍起到了一定的防禦作用。8月15日清晨美軍使用火炮轟擊天安門城門，竟未轟開，後用日軍工兵送來的雲梯登城，方能奪佔。 此外，在1937年7月25日的“廣安門事件”中，駐豐台的日軍一個大隊（營）以“護僑”和“保護東交民巷使館區”為由開入北平城，在其車隊進入廣安門時，防守城門的20餘名中國軍隊用機槍居高臨下對其予以狙擊，迫使日軍放棄進入北平城的企圖，證明北京城池在現代戰爭中仍有重要的防禦意義。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年），闖王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城。

1860年（清咸豐十一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