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6海原地震

“海原大地震”並不是最初的命名，早期因未找準震中，便因地震重災區在六盤山區、而海原縣當時又歸甘肅省管轄（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時，才與鄰近幾縣劃歸寧夏），所以有人就籠統地稱之為“甘肅大地震”或“六盤山大地震”。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專家通過考察，最終確定震中在海原縣境內的甘鹽池與西安州之間，還被稱為甘肅海原地震。1958年10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海原縣劃入寧夏，這才最終定名為“寧夏海原大地震”。 ^[12] 

海原地區位於阿拉善地塊以南，青藏地塊與鄂爾多斯地塊的交接部位。由於受來自印度洋板塊強烈的推擠作用，致使青藏高原隆起並在向北東方向推擠過程中，受到鄂爾多斯穩定塊體西界和阿拉善穩定塊體南界的阻擋。這條斷裂帶的深部對應着莫霍面斜坡帶和重力梯度帶，長期處於非常劇烈的活動之中，海原大地震就是這條斷裂帶活動的結果。 ^[13] 

在海原發生的這次“環球大震”決非偶然，這是由其處於特定的地質構造環境決定的。從地質構造看，海原地處阿拉善地塊與鄂爾多斯地塊的交接部位，其主要構造是烏鞘嶺—六盤山弧形構造帶。科學家給這個斷裂帶起名為“海原活動斷裂帶”。

海原地震的震中烈度所以被定為12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震中和極震區範圍內，出現了普遍而強烈的的構造變形帶和各種各樣規模巨大的其他現象。銀川以北接近蒙古沙漠的長城被地震切割，黃土高原地貌全改，高斷成溝地，連山裂開巨口，平地出現了小湖。 ^[14] 

推測一：青藏高原地殼運動造成地質構造左旋扭動地震。如果把青藏高原近似地看做一個三角形，底邊的兩端為帕米爾和阿薩姆兩個聯結點，頂角恰恰是海原活動斷裂帶，任何一邊的活動加強，都必然傳遞到頂角上。在海原大地震之前，青藏高原周邊頻繁發生地震，如1895年塔什庫爾幹7級、1897年阿薩姆8級、1920年阿什圖8.2級、1916年善蘭南7.5級……接連發生的地震都集中在兩個節點的後面。喜馬拉雅弧兩端地震活動加強，在青藏高原隆起並向北東推擠過程中，受到鄂爾多斯穩定塊體西界和阿拉善穩定塊體南界的阻擋，這個條件強化與加劇、孕育並導致了1920年海原大地震。

推測二：天王星惹的禍。這個推測認為，太陽系八大行星中天王星在沿着自身軌道運行時，對於地處地球赤道附近的構造板塊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如同一台超級“宇宙真空吸塵器”一般，由此引發了一場天翻地覆的海原大地震。

推測三：由火山噴發引起的地震。1920年海原大地震後，曾有報紙報道過與海原接壤的中衞、優羌等地火山爆發，形成多處温泉。研究主要根據至今仍存在的温泉推測。也有傳説在震前，曹窪鄉附近的南華山一煤礦突然噴出烈火，大火映紅了周圍的天和地。

推測四：“太陽黑子大爆炸”引發大地震。有推測認為，太陽黑子表明太陽大氣當中有強磁場，是太陽活動的標誌和先決條件，黑子多的年份太陽活動多。太陽活動主要是以激波、高能粒子流等方式，衝擊地球磁場和電離層，太陽活動對地球大氣及地球內部物質運動也產生影響。據統計，旱澇、火山、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都與它有關。

推測五：萬有引力引發的大地震。有關學者認為，就像月球等天體與地球之間的萬有引力作用引發地球潮汐一樣。這種引力對地球固體介質同樣產生作用，引發“固體潮”，如地震。

推測六：隕石引發了大地震。這種推測認為，有一塊體積不小的隕石撞擊到了海原地震活動斷裂帶上的甘鹽池湖心，使成千上萬積攢的能量瞬間爆發，形成了海原大地震。 ^[15] 

受災最嚴重區域為海原縣。按照《中國民報》1921年3月的地震災情調查表，海原縣死亡人數約為4.5萬餘人，被壓斃的牲畜有7萬餘頭，房屋則倒塌了八成。半年後，翁文灝與謝家榮在“諮呈國務院內務部”的正式官方文件，則將海原縣死亡人數確定為7.3萬餘人，約佔海原縣總人口的59%。

受災第二嚴重區域為固原縣，1921年呈報官方的死亡數字為4萬餘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進行地震考察時，還能看見不少的地震遺蹟：厚厚的磚築城牆還在，南城門上刻着“鎮秦門”幾個大字（城牆現已被拆除），該縣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橫截為二，上段與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轉了方向。

1922年八、九期《地學雜誌》的資料表明這次地震共死亡人數234117人。海原和固原為其極震區，其中海原縣死亡73064人，佔全縣人口的59%，佔總死亡人數的31.2%，固原縣死亡39068人。此外，會寧、隆德、通渭、靖遠、靜寧等五縣，死亡人數均超萬人。 ^[16-17]  地震還壓死大量的牲口，造成大量房屋倒塌。 ^[18] 

海原大地震是中國歷史上波及範圍最廣的一次地震，沒有任何一次地震的波及範圍可以和海原地震相提並論。

寧夏、青海、甘肅、陝西、山西、內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四川、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福建等17省區市有感，有感面積達251萬平方公里。

據有關資料記載，距震中200公里的蘭州“倒塌房屋十分之三”；

距震中400公里的西安“門窗暴響，房搖牆踏，被毀房屋約有百户”；

距震中700公里的太原“房屋間有倒塌，人民微傷”；

距震中1000公里的北京“電燈搖動，令人頭暈目眩”；

更遠的上海“時鐘停擺，懸燈搖晃”；

廣州“掉繪泥片”；

汕頭“客輪蕩動”；

香港“大多數人感覺地震”；

越南海防附近的觀象台上也有“時鐘停擺”的現象。 ^[6] 

地震波及最嚴重的是鄰近的二百公里範圍，包括海原縣、固原縣、隆德縣、西吉縣、靖遠縣、會寧縣、景泰縣，鄰近的陝西省的咸陽、西安等、新疆等地出現房屋倒塌，範圍達170萬平方公里。中國全國包括香港等地均受地震影響，北京、上海、太原、重慶、廣州、汕頭等等城市亦有不同程度破壞，全國約四分一面積的人感受到震動。全世界的九十六個地震監察局監測到這次地震，地震波繞地球兩圈。 ^[23] 

海原大地震在寧夏、甘肅和陝西的53個縣中均造成了大量傷亡，其中海原、固原、靖遠、隆德、會寧、靜寧、通渭七縣死亡人口均在萬人以上。但因受原始檔案資料缺失、統計標準不同等各種條件的限制，總死亡人數一直説法不一。1921年初，甘肅震災救濟會統計為30餘萬人，可能有估算的成分；同年3月初，《中國民報》報道為359842人，這就很具體了；同年，中華救災協會《救災週刊》統計數為266167人，與同一年的另一個統計數據有9萬多人的差距；同年秋天，翁文灝、謝家榮在實地調查後向上呈報的數據為246004人，人數又大幅度下降；1922年，謝家榮在文章中稱死亡人數為234117人；1996年，樓寶棠主編的《中國古今地震災情總彙》確定為235502人；2003年，甘肅省地震局研究員劉百篪的考證數為273465±9700人；2008年，寧夏地震局曾憲偉認為死亡人數應為258707人至283407人；2010年，寧夏地震局認定為26萬餘人至27萬餘人。不久前，又有媒體報道死亡數字為28.82萬人。多采用27萬餘人的説法。 ^[12] 

2005年12月17日，從事地震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學天文系的老師韓傳壽獨家披露，對於海原大地震23.4萬甚至10萬死亡人數的報道均是錯誤的。

韓傳壽説，因為發生地震時，中國正處於北洋軍閥混戰時期，統計數據並不完全。“我發現23.4萬死亡人數的統計是根據當時甘肅11個縣計算出來的。而當時受災面積又何止11個縣，地震波波及範圍達到70-80個縣。”

韓傳壽介紹，地震發生在晚上，北方天氣異常寒冷。由於居民都在室內，死傷更為嚴重。有的人悶死於窯洞，重傷者活活痛死或慘遭狼吞食，許多人被凍死、餓死。事後北洋政府沒有采取救災措施，致使災情擴大。第二年春季瘟疫蔓延，又造成大批人死亡。韓傳壽在翻閲資料時發現各地方的地方誌對當地死亡人數記錄也不盡相同。他潛心分析當地的土壤情況、測量當地與地震中心海原縣的距離，並根據當地以前是否發生過地震來分析計算死亡人數。經過近20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韓傳壽統計出海原大地震的死亡人數應為不少於28萬人。這也是上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破壞性最強的大地震。 ^[24] 

2010年12月16日，中國科學院院士鄧起東在寧夏海原縣舉辦的海原大地震學術研討會上説，經過地震學界新的調查，確認海原大地震共造成27萬餘人。中國近現代重大地震考證研究項目寧夏項目組2010年的一項調研稱，23萬餘人的數據是基於寧夏、甘肅64個縣的調查情況，沒有包括陝西省的受災情況。實際上，海原大地震受災範圍包括陝甘寧77個縣，共造成27.34萬人遇難。 ^[25] 

海原大地震在我國近代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當時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在震後立即決定建立我國第一個地震台；科學考察組第一次進行地震現場考察；提交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地震科學考察報告；繪製了我國第一份震區裂度等震線圖；在比利時召開的世界萬國地質大會上，中國學者第一次站到世界講台上宣讀與海原大地震有關的論文。儘管全球每年都要發生許多破壞性地震，但像海原大地震這樣留下豐富的地質遺蹟的還極為少見，而具有重要科學考察價值的則更少。海原地震斷裂帶，是當今世界範圍內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價值最高的地震遺蹟，是一部“活教材”。 ^[26] 

1922年，世界萬國地質大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中國學者第一次站在世界講台上宣讀了關於海原大地震和中國地震活動構造帶內容的論文，引起了世界各國專家的極大重視。

海原是個多地震區，地方史書中有比較豐富的地震記載。在現存的固原地方史書中：明嘉靖《固原州志》、明萬曆《固原州志》、清康熙《隆德縣誌》、清乾隆《海城廳志》、清光緒《海城縣誌》、清宣統《新修固原縣誌》、民國《固原縣誌》、民國《重修隆德縣誌》、民國《新編化平縣誌》等九種。每本史志幾乎都有關於地震的記載。海原大地震在《固原縣誌》中的地理志、居民志、物產志、建置志、職官志、藝文志等專志都有詳細的記載。據統計有大量文字記錄的檔案、詩文有26處。地震活動性是地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把六盤山地區的地震按時間順序畫成地震序列圖。可以看出本區的地震活動有着明顯的起伏，即相對的活躍期和平靜期。據專家分析六盤山地區歷史地震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活躍期和兩個平靜期。海原大地震發生在空區，震後空區消失。大震前的序列特點，據《固原縣誌》記載：海原大震前的1913年4月24日、25日、27日、29日，1914年1月14日、18日有七次地震，此後再沒有地震記載。相隔六年後才有1920年的地震。這些資料説明海原大地震前很不發育。根據研究推測1920年海原大地震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再有地震發生。

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有這樣一份檔案記錄了當時震後的慘狀：“連日各地仍震動不息，人心惶恐，幾如世界末日將至所選。災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狀，目不忍見、耳不忍聞。甘人多倚火坑（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旦失此，復值嚴寒大風，忍凍忍飢瑟縮露宿，匍匐扶傷哭聲編（遍）野，不為餓殍亦將僵斃。牲畜傷亡散失，狼狗亦羣出吃人……” ^[27] 

《藝文志·大文》石作梁《庚申地震記》亦載：“固原地震未有預徵，亦未有人早知。但未震之先，有居山之人，有時夜半看見山中閃火，並聞溝內空響。又有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繩十丈，震前忽強半而能汲水，人以為水旺，其實地震之預兆也。” ^[28] 

現存的典型地震遺址景觀有：海原縣幹鹽池唐家坡田埂錯動；海原縣幹鹽池解家莊地震地表破裂帶遺蹟；海原縣幹鹽池城垣遺址；海原縣西安鎮袁家窩民房遺址；海原縣城關鎮小山地震地表遺蹟；海原縣李俊鎮聯合村海子遺蹟；海原縣鹽池鄉石卡溝地震最大水平位移遺蹟；海原縣高台鎮刺兒溝探槽剖面；西吉縣震湖鄉黨家岔堰塞湖遺蹟；固原市彭堡鎮石碑塬塌山遺蹟。

海原地震地質公園，2006年12月，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海原大地震遺蹟遺址”已被批准為“國家級典型地震遺蹟遺址”。 ^[29] 

海原地震博物館 ^[30]  ，2010年12月16日，寧夏回族自治區千餘名幹部、羣眾在海原縣南華山下隆重集會，紀念海原大地震90週年，地震博物館開館。 ^[31-32] 

震湖，西吉縣（過去屬海原版圖）因山體滑坡，堵截山澗、深谷、窪地和溝壑，形成了四十多處地震湖，當地羣眾叫水堰，星羅棋佈地擺在全縣境域。黨家岔堰湖是其中最大的地震堰塞湖，也是寧夏最大的堰塞湖。現有水面南北長3110米，東西平均寬600米，水面積達186.6萬平方米。平均水深6米，最大水深11.5 米，蓄水量1120萬立方米。湖內生長着鰱、鯉、草魚等近10種魚類，其中有彩色鯽魚。每年春季有成羣的野鴨到這裏“落户”，直至湖面結冰後才戀戀不捨地南去越冬。還有大山雀、貓頭鷹等近10種野生鳥類。堰塞湖中，在為數不多的幾個湖中生長着五彩繽紛的鯽魚，在科學界仍然是個謎。 ^[33] 

海原地震旅遊帶位於國務院2000年4月批准的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扶貧實驗區六盤山旅遊區，地震旅遊的開發和利用與六盤山生態旅遊、濃郁的回鄉風情、燦爛的絲路文化和豐富的古蹟遺存緊密聯繫、互補，這種多元性與獨特性的有機結合必將成為本地區旅遊資源的獨特優勢，發揮好海原大地震旅遊資源的優勢，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地震後，“海原活動斷裂帶”在240公里範圍內出現的斷頭溝、斷尾溝、斷塞塘、槽形谷等異常地貌，屢見不鮮。這些複雜地貌，承載着與地震相關的大模樣和小細節，發佈着古往今來的地震信息，都是研究地震的活資料。

1983年，寧夏地震局專家組織開挖探槽並進行科學研究。探槽呈北東─南西向佈置，地層為全新世。所顯示的大小不一的古斷層崖崩積楔及包含了幾個古人類活動的文化層，為研究和確定海原活動斷裂帶不同地段的6次八級左右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及重複間隔，提供了很好的依據。儘管全球每年都要發生許多大地震，但像海原大地震這樣留下豐富地質遺蹟的還極為少見，而具有重要科學考察價值的則更少。海原地震斷裂帶，是當今世界範圍內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價值最高的地震地質遺蹟，是一部“活教材”。 ^[34] 

《固原縣誌》記載道：“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繩十丈，震前忽強半而能汲水，人以為水旺，其實地震之預兆也。” ^[35] 

民國《重修隆德縣誌》輯錄的震前的“震兆六端”，在地震學界具有很大影響，流傳甚廣。

“震兆端”即：“一、井水本湛靜無波，倏忽渾如墨汁，泥渣上浮，勢必地震。二、池沼之水，風吹成轂，荇藻交縈，無端泡沫上騰，若沸煎茶，使必地震。

三、海面遇風，波浪高湧，奔騰萍溷，此為常情；若風日晴和，台颶不作，海水忽然澆起，洶湧異常，使必地震。

四、夜半晦黑，天忽開朗，光明照耀，無異日中，使必地震。

五、天晴日暖，碧空清淨，忽見黑雲如縷，蜿如長蛇，橫亙空際，久而不散，使必地震。

六、時值盛夏，酷熱蒸騰，揮汗如雨，驀覺清涼如受冰雪，冷氣襲人，肌為之粟，使必地震。”

據説在海原大震前，有許多徵兆在昭示這一次災難的降臨。那一年也是持續大旱，氣温異常且居高不下，天氣或驟降雨雪，或土霧彌湧日月昏暗，或黑或黃大風揚沙肆暴，雞犬不寧，無故亂啼悽叫，牛、馬、羊、豬等家畜驚慌不安，飛禽驚鳴掠空而過，地下水位或升或降，西北天空光球滾動，山谷空響，地下炸雷隆隆。

在靖遠縣的論古，地震當天，太陽剛落山，天空中即裂開了一道白色的光帶，停滯不動，直到天色完全黑下來時，這條白光才又突然消失不見。 ^[36] 

《棗桃歌》：據説在海原大地震前，有個鬚髮全白的老乞丐，腰裏彆着打狗棒，領着一隻白狗娃，左手拿一個棗，右手拿一個桃，一路高叫“棗桃（早逃）！棗桃！” ^[37] 

《搖擺歌》：海原童謠。是民國九年（1920年）歲末海原大地震前，在極震區傳唱的童謠。震後，當地人認為小兒謠諺天開口，就是大地震的前兆。 ^[37] 

《搖路》：1920年海原大地震後，出現了很多小路，老鄉把它叫“搖路”。專家們在大地震考察時，從地圖上看，有搖路的地方就有斷裂帶。另外，沿着斷裂帶走，有大地震形成的河流，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等就這樣形成了一條交通運輸通道。 ^[37] 

和所有的自然災害一樣，海原大地震後，謠言、神話四起，擾人心亂，在海原，盛傳兩個老道的故事。地震前還流傳着一首搖擺歌。其內容：“大豌豆開花，搖一搖，麥出穗；不是王法吆，搖搖擺，咱兩個睡。一碗羊肉搖一搖白花了；世上的好人吆，搖搖擺，賊殺了”“雷吼一聲口子開，搖一搖，天塌了，擺一擺，山塌了。咯呀咯噔搖，譁呀嘩啦搖……” ^[38]  這是後人第一次記錄下這一蹊蹺古怪的史實。其中的玄機無人可解。 ^[12] 

據説，有一支駱駝商隊途經海原縣的甘鹽池，剛巧碰上了地震，地震將大地震開一道寬寬的裂縫，整個商隊的人和駱駝連同攜帶的財物全部墜入其中。很快，地震又將裂縫彌合，商隊在頃刻間便無影無蹤。震後曾有人前來尋覓舊跡，試圖挖到珍寶，最終一無所獲。

據説，地震時有2個鹽販住進海原縣西安州一家小旅館，結果被倒塌的土牆掩埋，生死不明。幾天後，店主將他們從泥土中挖出，2人居然毫髮無損。店主要向他們收取7天的住宿費，兩個人一臉迷茫，“我們昨天才住下，怎麼要收7天的住宿費？”原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泥土中睡了多久，待店主説明情況才恍然大悟，並越傳越神秘、越傳越離奇。 ^{[6]  [12]} 

海原縣是所有災區死亡人數和比例最高的區域。謝家榮《民國九年十二月甘肅地震報告》中對海原地震的整體描述為：“同日晚7時大震，突見大風黑霧，並見紅光。大震時約歷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動之方向，似自西北而來，往東南方去，有聲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動，尤以土山崩潰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縫，長短不一。平地裂縫多有泉湧，其色或綠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處甚多，尤甚者為南鄉。楊明後堡崖窯上，東鄉王浩堡何家溝二處，山崩壅塞河流，積水深數十丈，長五六里，寬十餘丈，水倒流。突見大風，土山崩潰。南鄉水井震後多幹，縣知事鍾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羅某均因衙署受震傾倒同時被難。城中房屋幾全數削平，城垣原系土築亦大半毀壞。” ^[39] 

“李俊堡西山崩墮，溝壅成湖。三營至海原楊郎鎮間，地裂而複合，黑泉湧而旋凝；有鹽駱駝七八鏈（駝五隻為一鏈）中途隕沒。十合堡南山走失，夷為平地。治城東門外河水矗立如羣峯。各地墜崖斷岫，填壑停流，不一而足。迨初八夜，比户搭棚，並肩席地。寒氣凜冽，砭人肌骨。時震勢猶甚，人心彷徨。詎料棚火失慎，風力助威，遠近棚户，盡數焚如。由是均在冰天雪地中露宿過夜，而凍死者時有所聞。”（亦見《地理志》“地震”）

“……山走失，夷為平地”，由此亦知，《在山走動的地方——1920年甘肅大地震》，當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如是報道，亦非聳人聽聞。

卷之三《居民志》：“1920年地震，壓死人民五萬有餘，甚至全家、全村斷絕炊煙。” ^[28] 

1920年12月16日，當時居住在北京的魯迅先生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的一筆：“夜地震約一分時止”。

寥寥八個字，記下的是當時北京感受到的地震—僅僅屬於可感級別，並未造成任何破壞。而魯迅先生不會想到，他記下的是千里之外的大地震傳導到北京的餘波。這八個字成了海原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記錄。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這次震撼。

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燈和吊扇長時間晃動，英國領事館的時鐘、信號鍾都停止了擺動。

在香港，一位名叫福契特的神父正躺在醫院的病牀上，他清楚地感到牀在晃、紗帳在動。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地震儀上也清晰地刻畫出了異常的地震波。當時世界上的96個地震台，都有類似的記錄。

這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強。

監測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個問題—震中在哪裏？

據當時的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地震台依據震波數據，推測説此次地震震中在距紐約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推測實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計算，而是直取地球直徑，偏遠的海原距離紐約也遠遠超過3000英里。

對震中推測相對較為準確的，是日本東京地震台和位於上海的徐家彙觀象台。徐家彙觀象台是由法國教會組織建立的，當時由神父蓋爾基（音）主持。徐家彙觀象台就地震所作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評註》，詳細記錄了當天緊張的監測情景：鐘錶突然停擺，而吊燈奇怪地搖晃起來。和其他人不同，他們(傳教士)馬上意識到這意味着什麼，急忙湧入安裝有地震儀的地下室。地震儀上的筆尖正在畫着越來越寬的曲線，第一波較早的強波動出現於20時9分16秒。稍有平緩之後，地震儀上的南北向放大筆被劇烈的震動拋向了一邊，蓋爾基神父發出了警告：“注意！波動主峯就要到達了。”

這些波在20時16分到達。令人驚歎的是，震動的強烈竟然讓地震儀都難以承受，筆尖半途跌落了。雖然沒能記錄下全部的地震波，但已能夠對地震的量級和位置進行推測。

震波在大地上湧動需要時間。寧夏地震局副總工程師柴熾章告訴記者，地震波按傳播方式分為三種類型：縱波、橫波和麪波。它們的傳播速度是不一樣的，地震儀就是分別記錄這幾種波，然後根據它們到達的時間差、振幅等數據，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強度。不同位置的地震儀推測的地震震中範圍不會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

上海徐家彙觀象台推測，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離大概是1400公里。

日本東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彙觀象台對震中的推測非常一致：甘肅東部（當時海原屬於甘肅省）。

“1920年12月16日，大約是晚上8點鐘，在中國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鄰近的國家，觀測到一些異常現象。不能説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從成都到大名大約1200公里，而從海防到上海大約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時刻，在成都法蘭西領事館，在大名的耶穌教徒傳教團，在上海的英國領事館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內，所有鐘錶立刻停擺。在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許多居民點，坐在飯桌旁的人們忽然看見，吊燈開始擺動起來，後來還知道其他一些情況。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個閒談的傳教士忽然感覺到噁心欲嘔，他們覺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樣開始搖擺起來。在距中國海1250公里遠的一個地方，走向市場的主婦們突然覺得暈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樣感覺……”這是海原地震發生後，蘇聯一位佚名作家撰寫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國，西方忽視了的災難》的開頭部分。 ^[40] 

董善徵，海原縣西安鄉一位倖存者，“萬家水的那山合了，兩個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 ^[41] 

馬成虎，“爺爺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2010年12月，95歲的馬成虎對五歲時經歷浩劫的記憶僅止於此，他一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兩人。95歲的馬成虎住在寧夏海原縣城邊上，他這一生居於此，只是宅院由土窯洞變成平房。百餘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萬人墳遺址，經過90年的風雨侵蝕，仍隱約可見一處處連綿的墳包。未曾遷居他地的馬成虎，彷彿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地震最後的守墓人。 ^[42] 

海原地震的倖存者(2張)

馮志錄，海原縣九彩坪拱北倖存者，數年前對寧夏《在山走動的地方》記錄片攝製組描述説，“老人們説那時間地搖時……我們那個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搖着撲下來了，山窪裏開的都是這麼寬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着壘了下來。 ^[40] 

呂金芳，85歲（2002年採訪，已去世）是幹鹽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牆上都是村裏人住的窯洞。老人講：“城牆上的洞洞子（窯洞），一下子搖得沒有痕跡了，把人捂死在裏頭、打死在裏頭。死人多得很。我有三個姐姐就打死在那個洞洞子裏。”

張懷智，96歲（已去世）説：“地震把崖窯的門壅了。第二年挖開窯門，發現裏面餓死的人多得很。” ^[43] 

李百春，海原大地震倖存者，寧夏海原縣關橋鄉賀堡村六隊人。 ^[44] 

田百選（1920年出生），海原大地震倖存者，海原縣史店鄉田拐村人。 ^[45] 

羅俊梅（户口信息顯示羅俊梅生於1919年8月15日），海原大地震倖存者，海原縣賈塘鄉黃坪村人。 ^[46] 

大震之後餘震極多。16日大震後震中當晚有餘震數十次，其他地區也有五六次到十餘次不等，地震過後，每日都有2~4次餘震不斷，但時間較短,烈度不大，一直持續了近3年,其中也有較大餘震，如1921年2月15日餘震使武山廣武坡土山崩塌，3月27日餘震使鎖罕堡(今屬景泰)新建房屋倒塌，壓死數人。在大震中未倒的城牆、鼓樓、房屋等在餘震中倒塌現象明顯。關於餘震次數以固原為例，從地震發生的1920年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1月30日，共計510次，其中較大餘震204次，微震309次。 ^[47] 

12月16日的大震之後，餘震不斷，且天氣陡然轉冷。“十七日(餘震)終夜不休，倒八時陡起大風，為亙古所僅見。人民牲畜凍斃者不計其數。地吼如雷，聲勢極其危險。十八日風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後動者五次，均輕。十九日大動八次，地體日夜微搖不息。二十日大動十一次，小動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隴》卷1期上，詳細記載了餘震和震後的天氣情況。其中，海原、固原等縣下的一場大雪，凍死了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震後慘狀(3張)

於1921年赴災區考察的謝家榮亦曾在文章中提及，這場發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導致災民“流離失所，衣食俱無，故不死於地震，亦多死於凍餒。其後各地雖派有急賑，而交通艱難，常需數日後始達，實屬緩不濟急”。

當時的《地學雜誌》在《陝甘地震記略》中報道，災後人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一日失所，復值嚴寒，忍凍忍飢，瑟瑟露宿，匍匐扶傷，哭聲遍野，不特餓孚，亦將僵斃。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羣出吃人”。

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動。郭增建説，1958年去考察時，聽見有人説母親在麥草堆裏生下了他。 ^{[2]  [68]} 

在公權力的觸角尚未能抵達震區之時，災民們依靠私力救濟共渡難關。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縣時，也聽老鄉們提起，大地震剛發生時，大家不分你我，誰家有現成的飲食都拿出來一起分享，過了幾天之後，心理上就產生變化，各自考慮各自的未來，不再能隨便去別人住處吃喝了。“在大災面前，一開始有公心，後來私心居上。”

地震發生初期，各種自救、他救以及賑濟尚能有序進行。然而隨着地震所帶來的各種傷害的延續和加深以及餘震的恐嚇，災民在困境之中茫然無措，在長期的飢餓和寒冷中逐漸失去理智，進而採取極端的行為。於是“彼此爭物者，互相竊用者，乘間搶婦者，藉災刁親者，打傷人重者，無所不有，興訟不已。”鄉村之中，甚至有貧民聚集在一處，謀劃搶劫富農儲藏的財物和糧食；有的人因為長時間的飢餓而極度憤世嫉俗，動則以武力報復別人；還有人乘夜間主人熟睡之際偷竊牛羊。各種現象可謂無奇不有。更為嚴重的是，還有災民結夥搶劫質庫，這種事件最先發生在固原縣的楊郎鎮，該縣地方官為了安定秩序，將搶劫團伙的主謀槍決示眾，殺一儆百，以震懾人心，才使得混亂的情況稍微緩和。 ^[2] 

災區的真實情形如史料記載，“固海地震以後，災民流離失所者沿途棄逃，亡不得葬，生不得食，加以匪人成羣，時有煽惑”。災民長期苟活於世，無食無衣、無依無靠，極易被煽惑而引發動亂。針對災民缺衣少食的情況，地方官員只能向鄰近受災較輕的縣尋求幫助。以固原縣為例，時任固原縣公安局局長的石作梁曾回憶，在震後一片狼藉，物資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得到了鄰縣平涼陸統的救助。平涼陸統安排人給固原縣送來兩車鍋餅，裝有鍋餅的車剛行駛到固原城外，還沒來得及交割，就遭到“饑民蜂擁半道攔乞”，護送物資的兵丁舉械呵斥，饑民卻無動於衷，為得一口糧食“寧甘引頸受刃，不肯舍車放行”，飢餓引發的狂躁情緒，使得災民將食物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地震後初期，災民對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存有盼望，還願意聽從地方官員的指揮，安心等待各方的救援，並盼望着能通過社會各界的救助使他們度過危機。然而，已經遭受過天災猛烈打擊的災民面對殘酷的現實和渺茫的希望，選擇通過暴力的方式擺脱飢餓。這種現象不僅反映了災情的嚴重性，同時也預示着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正在萌芽中。海原大地震之後“滿市飛灰，即身帶貨幣，亦無地購物，鄉城同起恐惶，於是饑民乘機奪食，土匪亦因之四起”。同樣，“邇來山谷僻遠之處，或牛馬放野而無人收，平昔殷繁之區，或為盜匪掘履而無所忌。慘象之中，亂機潛伏”。 ^[48] 

甘肅省遠離中原的地理特徵以及民國時期該地動盪的政局，本生就容易滋生各種社會問題。海原大地震給隴東地區造成巨大破壞，更加重了該省人民生活的困苦。當勞動力缺乏、糧食匱乏、人民生存無望的時候，各種不安定的因素就被催生出來了。同時，隴東和隴南地區山地丘陵居多，山大溝深，地形複雜，與外界交通困難，成為滋生土匪的有力條件。地方行政機構由於戰亂等一系列原因，常常無作為，當土匪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之時，地方政府很少秉公處理，這就更加縱容了各路土匪的橫行。

海原大地震受災最重的甘肅南部及東部各縣，在震後的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土匪的侵擾。震後，饑民不堪忍受痛苦的生活，有的成羣結夥佔山為王；有的拉幫結派成立幫會，與政府分庭抗禮；有的乘機組建或加入各種名號的雜牌軍，搶掠百姓，挑起戰亂。整個災區長期紛擾不休，兵、匪不分，呈現出一派混亂局面。據資料記載，至1931年，重災區各縣幾乎都有各種名目的土匪或幫派。其中，西吉縣有王富德，平涼縣有惠彥卿，慶陽縣有趙文華、陳硅璋，洮岷有魯大昌、景瓶娃，漳縣有張忠，徽縣有王佑邦，康縣有張俊曜，文縣有白雲，禮縣有史鼎新，隴山有王長勝，另外，徽、成、康各縣還有“紅槍會”、“扇子會”等。這些土匪頭及其團伙，長期盤踞在貧窮的地方，欺凌軟弱無抵抗力的人民。而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剿匪不力，更縱容了土匪的惡行。土匪們盤踞在深山老林中，隱藏身份，伺機而動，令居住在附近村落的居民苦不堪言。在當時的通渭縣，“民國16年2月2日凌晨，竄匪9人，騎馬持槍，闖入襄南鎮董盤桂家，將董捆綁吊打，逼去全部銀錢之後，又衝進馬家店孫澤家中行搶。並打死趕集鄉民2人，傷4人”。1928年10月12日，“不明來歷之土匪一夥，攻陷靜寧縣城，大肆搶掠而去”。受震災危害更為嚴重的海原縣在1925年，“外匪內亂不斷，地方治安混亂；是年，全縣發生牛瘟，十欄九空”。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不見，全縣旱匪交迫，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在當時的固原縣，1929年夏，土匪蜂起，海原吳發榮、臨夏王佔林等大股土匪先後進入縣內，燒殺搶劫、雞犬不寧。1930年4月，土匪王佔林圍攻固原縣城，民團固守未果，匪眾搶掠四鄉，殺人近千。在當地人的眼裏，土匪冷血殘忍、殺人如麻。曾有當地人回憶説，“甘匪”窮兇極惡，除了搶劫東西以外，還會傷及無辜之人。可見，天災的長期威脅，容易使人失去理智，進而釀成更大的社會問題。 ^[49] 

哨馬營的五株明代柳樹，生長在乾涸的小河牀上，植根於海原地震地表破裂帶左旋水平位錯值最大地段地。其中一棵直徑約1米的大樹，在地震中因地表錯動而被撕裂，左旋位移量達0.4米。古柳樹雖遭摧殘，但劫後餘生，殘軀吐翠，葱綠遒勁，堪稱奇觀。 ^[5]  這棵古柳被專家確定為“震柳” ^[50]  。為了讓人們銘記歷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31]  [51]} 

海原縣西安鄉農民張學軍家如今把一張經歷了那次大地震的炕桌供奉在祠堂。地震時，張學軍的曾祖父正抱着張學軍年幼的祖父坐在炕上，情急之下，他的曾祖父把他的祖父塞到炕上的小桌下。結果，他的曾祖父遇難，他的祖父卻倖存下來，後來繁衍30多口子孫。從此，這個小桌便成為他家的“聖物”，被供在高處，年年舉行紀念活動。供奉這個小炕桌不僅僅是在見證那次大地震，更多的是懷念那份感天動地的父愛。

走在海原縣關橋鄉何堡村六隊，一條過去的河道依稀可辨，河道兩邊的高崖上，被人們依崖挖出很多窯洞。經過90年風雨的剝蝕，窯洞只剩下了大致輪廓。窯前荒草叢生，垃圾遍佈。很難想象，這裏曾是那個時代人們的棲身之所。這些窯洞已被廢棄多年。據村民説，自從地震之後，村裏的人都不敢住窯洞了，幾乎家家都蓋起了房子。

海原大地震時，據當時地方政府統計，房屋、窯洞倒塌達20萬間之多，破壞和損壞更不計其數，掩埋了不少居民點。窯居是造成地震人員傷亡慘重的一大重要因素。

大地震使海原的社會生態發生了變化。在大地震前，海原地震帶大多數人居住在崖窯裏，由於窯洞地震時極易坍塌，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有了這次地震教訓後，海原地震帶上的居民大多拋棄了窯洞居住方式，選擇了有一定抗震力的磚木結構的房子居住。

海原當地的窯洞有兩種：一種叫“拱窯”，是夯土牆承重，利用土坯髮圈築成的拱頂；另一種窯洞叫“崖窯”，沿山腳下的陡崖挖成。這兩種窯洞的抗震性能都較差，一旦倒塌，室內人員死亡率極高，尤其是拱窯，在七度區已倒塌過半。

每年快到十一月初七時，海原當地的人們就會想起這一天。每年這一天，村民們都要上墳。幾乎家家都有在地震這一天去世的人。

在海原縣縣城西南角，有一個佔地近200畝的“萬人墳”，安葬的就是地震遇難者。每年的十一月初七前後，都有來自陝西、甘肅、青海以及寧夏其他地方的人遠道而來，到海原縣縣城外的“萬人墳”和其他地方祭奠。其中，到“萬人墳”祭奠最多時竟達千人以上。地震後，由於遇難者太多，無法一人一墓，因此有很多都是合葬墓，有的墓穴竟掩埋了7具遺體。對這刻骨銘心的日子，回族人稱之為“紀難日”，漢族人則叫“劫難日”。 ^[52] 

每年的十一月初七前後，海原當地民眾還有一項風俗習慣是炒豆子，將扁豆、黃豆等原糧炒熟吃。這一風俗習慣是為了紀念地震時期人們經受的苦難。地震時，很多人被壓在房子下面，就是靠着吃原糧活下來的。這一風俗也表達了人們感恩生活的心願。

地震過後，很多人家認識到了窯洞的危險，蓋了新房子，但也有一部分羣眾蓋不起房子，仍然住在土窯裏。無論是住土窯還是住房子的人，他們都習慣性地在門背後放一把鐵鍬。據説，這是為了防止災難來臨時，有自救的工具。經歷過大災的人們開始有了強烈的防災意識。 ^[53] 

當時甘肅省通訊網絡落後，只有簡陋的電話線網絡，難與外界接觸。北洋政府並沒有積極救災及防治，國內政局動盪，中央政府內部貪污腐敗，造成很多救災災款未能直接抵達災民及省政府手上。 ^[23] 

北京政府得知災情後,沒能及時有力地開展救災活動,僅僅依靠社會團體尤其是甘肅震災委員會等組織籌集錢款賑災。地震發生數月後，北京政府內務、教育、農商三部協同派委員謝家榮等6人，馳赴受災地點,實地調查。他們於1921年4月15日搭乘京綏火車到綏遠,取道寧夏,到達皋蘭、固原、平涼,又由平涼經天水返回蘭州,走訪了災區的重要地點。調查小組於1922年完成了《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肅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調查報告。 ^[47] 

海原大地震來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創嚴重，加上當時交通、通訊不便，一時之間難以組織救援。“蘭州騎馬到海原就要好幾天，更何況道路都遭到破壞。縣政府大概只有靜寧等少數地方有記載救災。其他的縣府就説不清楚了。後來政府也採取‘以工代賑’疏通道路，給災民發放工錢，但都是少量的。”

1920年12月29日，甘肅省省長張廣建曾和甘肅省議會議長王世相等人向內務部致電求援。

張廣建也曾以“十萬火急”致函大總統，請求支援，但致函的時間是1921年1月20日，距離地震竟已一月有餘。 ^[55]  當時的政府機構對救災的態度，可見一斑。

固原電報局被地震摧毀，工作人員用門板等搭起臨時住所，從這裏向外發出第一份震災電報。 ^[40] 

地震發生一個星期後，國內有《晨報》《時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申報》《南京日報》《盛京時報》《大陸報》等幾十家各類報紙的記者考察和報道了這次大震，這是全國新聞媒體首次大規模對自然災害的綜合報道。由於北京政府在半年後才開展災害調查，因此在這一段時間，媒體的報道成為政府和國內外民眾瞭解災情的唯一渠道，也成為研究這場重大災難的重要史料。從筆者掌握的材料來看，媒體對此次災難的報道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反應快，16日發生地震，20日《中國民報》就做了報道，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已是非常迅速了；二是報道規模大，災後，幾十家國內報紙都派記者考察和報道了這次地震；三是報道範圍廣，報界除報道甘肅的地震情況外，對陝西、山西、直隸、河南、山東、湖北等十幾省受到地震影響的情況也加以報道；四是後續報道時間長，媒體對於海原大地震的後續報道，一直持續到1922年年初。 ^[47] 

除此之外，上海和北京還派電影工作者到災區拍攝，這是我國首次以電影膠片形式記錄自然災難。拍攝完成後，在當地和北京、上海等地放映，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震撼。媒體的報道和宣傳對於當時對災區的募捐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7] 

那時的中國，正經歷着天災、人禍交替的世紀苦難。政局動盪，軍閥混戰，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剛替代皖系軍閥段祺瑞的統治，加之國力匱乏，面對奇災浩劫，竟無動於衷，惟以總統徐世昌之名捐了1萬塊大洋。此外，再無政府力量出手救援。

國際飢餓救濟協會首次向全世界發出了海原地震災害信息。海原大震後不到80天，即1921年3月初，國際飢餓救濟協會的J.W.霍爾（J.W.Hall）、U.克勞斯（U.Close）、E.麥克考爾密克（E.McCormik）等到達震區進行調查。他們的調查結果發表在1922年美國地理雜誌上，列舉了大量有關災情的實際資料，特別是對地震滑坡作了很生動的描述，並附有珍貴的震害照片。 ^[13] 

地方官員和鄉紳組織的自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亮點。 ^[57] 

在直奉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賑災無望的情況下，新興社會力量（包括商人、士紳、社會名流、政府職員、宗教團體人士、知識分子等）以改良民生、造福黎民為宗旨,成立民間性救災組織。地震發生後，在北京成立了甘肅震災救濟會(地點設在崇文門外)，另外還有稍早因華北旱災成立的華北救災協會和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向全國各界和海外華僑募捐。當時的各界要人和知名人士也在募捐呼籲書上簽名，這是我國第一次由於地震災害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的大型募捐活動。在新聞媒體的宣傳影響下，北京義賑會共募集捐款14萬元，其中用於賑災的捐款總計13.5萬元。此後，甘肅震災救濟會派出調查員前往甘肅災區調查災情，他們於1921年2月初到達平涼、隆德、靜寧、會寧等地併發回電報、書信描述地震災情。他們發回的電報、信函成為外界瞭解地震情況的重要資料，《中國民報》公佈的甘肅省震災賑災會的《甘肅地震災情調查表》和華北救災協會的刊物《救災週刊》在對外界公佈災情、制定救災決策和宣傳救援進展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華洋義賑救濟會在治理河道壅塞險情方面做了諸多工作，“通渭之散渡河上流壅塞二處，固原艾蒿里之清水河上流壅塞一處，隆德濫河壅塞三處,海原清水河壅塞一處，又苦水河下流壅塞三處……皆由華洋救濟會招本地災民開挖，寓以工代賑之意……以上各河工，於民國十年（1921年）11月以前一律竣事。共用款約10萬元左右，其中除用於河工外，復從事於橋樑及道路之修築”。會寧縣東九十里處之響河被山崩壅塞，上流水積成湖，經華洋救濟會以工代賑，設法開通。其附近之東西大道被山崩阻塞者三里有奇，亦由救濟會修理通行。通渭縣史家山驛路陷落一里許，皆經華洋救濟會撥款修理。 ^[47] 

海原大地震後，曾有不少地震工作者深入震區，對海原地震進行了實地考察，獲取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1921年4月，北洋政府委派內務、教育、農商3部委的翁文灝、謝家榮、王烈、蘇本如、易受楷、楊警吾六人赴災區考察。 ^[9]  他們於4月15日離開北京，經呼和浩特、銀川到達蘭州，而後進入災區。經會寧、靜寧赴固原，再由固原經平涼、天水返回蘭州。此次考察歷時4個月，除考察災情外，專家組還特別注重地質考察，分析海原大地震的原因。儘管當時交通不便，他們考察的範圍受到了限制，對震區內的大多數地方末能實地考察，但是他們所到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翁文灝一行的這次調查堪稱是我國地震史上第一次對大地震所做的詳細的科學調查。 ^[27] 

除了對地震發生的情形做了詳盡描述之外，謝家榮、翁文灝等人也表達了對於地震預防及應對的很多意見。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後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在《為條陳調查甘肅地震意見呈請》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恆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卻是各國所罕聞，外國地震，人民大抵受傷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則死者甚多，受傷而生存者甚稀。分析原因，他認為和這裏民眾多穴居黃土坡內，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築有關。

翁文灝由此提出的改良辦法，包括“宜勸人民建築時，務用木柱樑柱相維，庶能支持”，還包括培植森林和開浚水利。

有關地震研究，翁文灝亦建議中央觀象台和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應通力合作，改變一無專門設備，二無專精人才的局面。他還特別提及“地震儀”的設置：“漢時張衡造地動儀，隴西地震長安先知。是我國原為地震儀發明最早之國，惜繼起無人，遂至失傳。近代歐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計，則視古代地震儀尤大進步，能于波動狀態為極精細之研究……此不可不早為之計者也。”

和後來地震前兆及其預報更有關聯的，是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謝家榮《民國九年十二月甘肅地震報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後的奇怪氣象、鳴聲及井泉漲縮現象，並附有自己的見解。 定西、靜寧等縣知事的報告顯示，地震時多有大風晨霧，甘州、玉門等縣則報告地震次日大風晦暗，黃沙飛天。海原縣知事還表示，震時“見紅光”。謝家榮認為，“地震時發生塵霧或晝晦，乃因塵土煙灰等，經震動而飛揚，或因土山崩塌，黃土散滿空中致，有此現象固無足怪也。”至於紅光現象，謝家榮無法解釋，認為“恐不盡確實”。

所謂鳴聲，指地震前後有如雷如炮的聲響，也有的地方地震時沒有聲音。謝家榮表示，聲浪高低似與振動強弱有直接關係，至於發聲與震動孰前孰後，似不一定。他並沒有將震前的鳴聲與地震前兆聯繫在一起。

地下水的變化，也受到了關注。涇川、定西、會寧等縣報告，大震後井泉味道比以前略鹹。寧夏、靜寧、環縣等報告則稱，震後泉水升高尺許至十餘尺不等。寧夏縣的泉水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縣則有井泉枯涸的報告，隆德縣有大震前井泉忽漲，震後復原的現象。謝家榮認為，井泉的變化視各地地形地質情況而異，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論，至於這些縣的報告是確實或者純屬牽強附會，頗難斷定，他只是把它列出來“以備將來之研究”。

一直到30多年後，對這些異常現象的研究，在中華大地突然成為顯學。

1922年，國際飢餓救濟協會的j·w·霍爾(j·W·Hall)、U·克勞斯(U·Clormik)、E·麥克考爾密克(E·Mcormik)等，也曾到達震區調查結果發表在美國地理雜誌上，題目是《在山走動的地方》。在這篇報道中列舉了大量有關災情的實際資料，特別是對地震滑坡作了很生動的描述，並附有珍貴的震害的照片。解放後，我國地震工作有了迅速的發展。

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組成地震考察隊對海原大地震進行實地考察，這是繼翁文灝等人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較大的調查。這支考察隊翻山越嶺，跨溝渡河，歷時一個多月，取得了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之後又有蘭州地震研究所等地震部門到震區考察。編寫出版了《1920年海原大地震》一書。

1979年，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局研究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地震隊，在銀川召開了“1920年海原地震學術討論會”共同對這次地震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1980年代後，關於海原活動斷裂帶項目的研究列入國家地質所和寧夏地震局的專家歷時4年，在取得了重大科研的基礎上，完成並出版了《海原斷裂帶》這一科技著作。

1981年，先後有日本、美國、原蘇聯、加拿大、泰國等10多批30餘位外國專家來寧夏，從事地震考察和研究。國內專家來的就更多了。中國海原不但又一次成了世界地學界關注和開展地震研究的“風水寶地”，而且也成了世界認識寧夏，瞭解寧夏的一個“窗口”!

在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員郭安寧看來，海原大地震的獨特之處，不僅在其震級與死亡人數之高。“翁文灝等人的調查，象徵着中國地震學的開端，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中國現代地震預報的第一槍，也是從那打響的。”

所謂“現代地震預報第一槍”，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打響的。郭安寧的父親郭增建，即是探索地震預報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時，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蘇聯幫助中國好多個大項目，他們的專家要求，在設計圖紙和施工之前，必須先知道這些地方的地震情況。我們就全力投入到這個工作中去。”

30多年前發生的海原大地震，成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關注的重點項目。同樣由6人組成的考察隊，開始從北京出發，對海原、固原、西吉三縣進行了為期20多天的訪問考察。

郭增建説，他們訪問考察的重點是搞地震預報。“為何要搞預報？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因為大躍進時中央提出‘兩條腿走路’，意思是土、洋兩種辦法都要搞。科研單位都提出宏偉目標。我們搞地震的提出地震預報。也是兩條腿走路，有的研究觀測地震前兆的儀器，這算洋的方面；土的方面，就是我們到海原考察。當時叫民間取經。地震前有無前兆？百姓觀察到什麼？我們6個人去全面訪問。”

地下水的變化問題，被當地老百姓提了出來。“他們説地震前泉水很大，震後沒了，讓我們幫忙找。我們也找不到，因為地層都變了。”郭增建回憶，當地居民還提及，地震前後的氣温變化，他們6人當時也為此展開討論。

“這是中國第一次小規模討論地震預報問題。”郭增建説，當時只是感覺地震預報很難，並沒聽見國外有反對聲音，而且日本、蘇聯當時都説要搞地震預報。

20多天的行程，使郭增建等人發現了此前翁文灝等人沒有發現的長長地震斷裂帶。對此後中國地震事業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地震預報的前兆系統，就在這次考察中建立。

有關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被歸結為地下水、動物、地聲、地光、氣象等方面。“以後的地震前兆基本也是這些類型，只是海城地震前多了個地氣霧。”郭增建説。他們最終寫了一份報告，用蠟紙刻了二十幾本。中國地震預報的第一槍就此打響。

但他又認為，這並非阻絕地震預報探索的理由。作為地震系統的研究人員，他明顯感覺到自己的主張，即便在地震局系統內也難獲奧援。他關於地震預報的書籍，甚至於地震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

將在海原舉辦的海原大地震學術研討會上，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所長張培震將做《地震科學技術發展》學術報告，有關地震預報的話題，也將在這個最初的原點再度激發出火花。 ^[56] 

地震倖存者的後代在上墳(2張)

地震發生後的救濟，也帶有鮮明的時代印痕。“因為當時中國處於軍閥混戰，沒有有效救災。海原很多人都埋在萬人墳了，好幾個人埋在一個墳裏。”當年海原的遇難者後代，也已遷徙到周邊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萬人墳這裏會陸續從甘肅、青海、陝西及寧夏其他地方湧來上千名祭祀者。 ^[58] 

2010年12月16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的牽頭下，海原大地震90週年祭日舉辦開館儀式。並請阿訇在海原地震萬人墳遺址上舉辦祈禱儀式。 ^[56] 

地震發生時是農曆十一月初七，在當地成了特有的“紀難節”。每年的這一天，都會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後人們，來到“萬人墳”祭奠先人。 ^[16] 

2020年6月，海原作家石舒清在《十月·長篇小説》2020年第2期發表《地動》，紀念海原大地震一百週年。 ^[59] 

1979年5月，“1920年海原大地震學術討論會”在銀川召開，並於次年9月出版《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此外，“中國活動斷裂及古地震討論會”對海原活動斷裂帶及其他活動斷裂的研究成果進行交流討論，推動中國地震科學事業發展進入快車道。

1981-1982年，海原活動斷裂帶的部分專題研究工作開展。1982-1985年，中美地震科技合作研究在海原活動斷裂帶寧夏段進行，先後發表許多有價值的科學論文，引起世界地球科學家的關注。1988年10月，《海原活動斷裂帶1:50000地質填圖》完成；1990年，《海原活動斷裂帶》出版。 ^[9] 

2006年12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批准建立“海原地震地質公園”。 ^[60] 

2007年，《光明日報》則推出長篇通訊《海原大地震留下的大奇觀、大財富》，2018年，有自治區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呼籲：“保護海原地震遺蹟，開發利用地震文化”。

2010年12月15日，在海原縣舉行了海原地震博物館開館儀式。 ^[61] 

2016年，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梁衡專程前來考察地震遺蹟，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引起廣泛關注的散文《百年震柳》。 ^[62] 

2017年5月12日，海原縣在銀川市舉行《海原大地震》連環畫系列叢書首發儀式，系列叢書共分《史海鈎沉》《舊聞拾遺》《民間紀實故事》《防震減災科普》四冊，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展現了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歷史背景、震後慘狀、賑災故事及地震遺蹟。 ^[63] 

2020年9月12日是第21個世界急救日。由寧夏應急管理指揮部、寧夏軍區主辦的海原大地震100週年軍地聯合應急救援演練在寧夏海原縣舉行。 ^[64] 

2020年10月23日-25日，寧夏地震局聯合自治區科技廳、寧夏大學、中衞市政府、海原縣政府成功舉辦海原大地震100週年紀念國際論壇暨寧夏土木工程防震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首屆學術研討會。 ^[65] 

2020年12月16日，紀念海原大地震100週年暨中國地震觀測百年發展歷程紀錄片《寰球大震》發佈。 ^[66] 

2020年12月16日，固原市地震局開展紀念海原大地震100週年系列活動。 ^[67] 

周廷元，地震時靜寧縣長，解放後曾任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據其本人《甘肅靜寧縣大地震紀略》所稱，他在地震後的次日凌晨，就從縣倉內出糧，救濟沒有食物的災民，還從商鋪購置衣物，幫助沒有衣服避寒的羣眾，又從倉庫取出帳篷搭蓋草屋充當災民住所，並電請蘭州河北醫院，為受傷民眾醫治……

周廷元並非自我誇飾，當時英國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曾刊發題為《一個甘肅縣長在地震中，十分真實的故事》的報道，用感性語言描述周廷元震後作為：“那裏的縣長是一個精力旺盛，十分能幹的人，對人民是一種真正的福分……人們對這位官吏充滿讚美。當地震來臨時，他立刻命令人們衝出去。並叫人們離開住房，然後回到室內跪下向神禱告，如神願意的話，他願以死來換取赦免羣眾……當地震過後，他出來叫人們立刻去搶救那些埋在瓦礫堆中的活人……還命令出資埋葬死者和動物的屍體，以防止發生疾病。” ^[54] 

“張思義字鼎銘，安徽合肥人。民國九年知事，政清民和，振興教育。斯年冬月七日夜地震成災，縣城及四鄉房屋倒塌，人無食宿，秩序率亂。公竭力防範，請賑勸捐，設粥廠，發寒衣，日夜巡察，躬親操勞。自冬徂春，民生漸復，弭患無形。”

“謝瑩字時同，安徽蕪湖縣人。1922年任知事，心慈政平。念震災後，瘡痍滿目，倡辦慈善會，勸捐舍施寒衣。”

“夏際文吉軒公（夏福安）之次子也。性謙和，與人無爭。民國九年地震成災，辦理粥廠，倡捐秋夏糧20石，並向鄰村勸捐秋糧30餘石。”

石作梁固原警佐（公安局長），飭官督警營救保衞受災羣眾出力尤多。《藝文志·大文》收其所撰《庚申地震記》，值得一讀（另有拙文述及）。徐步陞《石氏節略記》稱其：“至於維持震災及辦團守城，誠有可頌之德、可歌之功。”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