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

北洋時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時人吳虯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一書中稱，清廷在鴉片戰爭後與洋人約定五口通商，直隸總督兼為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來源由此而起並衍生出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北洋醫院之類的名目，當時有滑稽家戲稱，“東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國之“兩洋”與外國之“兩洋”遙遙相對，正好囊括了整個世界。

但這裏説的“北洋”，與民國史上所稱的“北洋系”卻是有區別的。但凡説到“北洋系”，必然要從袁世凱在清末時的“小站練兵”説起。小站原名新農鎮，距天津約六十餘里，本是荒涼之地，最初由淮軍周盛傳所部“盛字營”屯墾於此，其間鑿川引水，經營了近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後，“盛字營”北上作戰潰敗，營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廢壘。後來，這裏又有一支新部隊開拔進來，這便是長蘆鹽運使胡燏棻編練的“定武軍”。“定武軍”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調盧漢鐵路督辦，袁世凱由此接手並將“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這即是歷史上著名的“小站練兵”，也是北洋系之濫觴。

“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鐵路修通後，新農鎮成為其中的一個小站，而新軍隊伍拉入駐開始，通過鐵路來往的軍事及其商貿活動與日俱增，小鎮也日漸繁華，以至於後來人們忘記了“新農鎮”的名字，而習慣性的稱之為“小站”。時至今日，當地人對當年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壯觀場面仍能耳熟能詳：茫茫曠野，炮聲隆隆，手持新式槍械的大兵們在陣地上一字排開，年青的軍官們縱馬馳騁……

在這個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諸多重要的軍政人物，史家也習慣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領袁世凱外，當年的小站舊人幾乎囊括了後來北洋軍閥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後來擔任各省督軍或巡閲使的“李純、曹錕、吳佩孚、王佔元、陳光遠、段芝貴、倪嗣沖、陸建章、張懷芝、張敬堯、田中玉、盧永祥、齊燮元、孫傳芳”等等。就連鬧復辟的張勳，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馮玉祥、還有孫嶽等革命黨，當年也都是袁世凱部隊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凱還在日後的升遷中籠絡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寶、周自齊、梁士詒、曹汝霖、陸宗輿、王揖唐等，這些人也隨着北洋系的勢力消長而浮沉，並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顯赫一時（選自《北洋野史》序言）。

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字，與湘淮系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

1905年以後，以中國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認定立憲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與整個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遂幡然變計，連上奏摺，侈談立憲。這在客觀上促成袁與立憲派的結合。1906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省立憲派，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袁世凱極力拉攏他們，對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並籠絡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舉薦他為西太后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因此，國內立憲派視袁為憲政運動的中堅，甚至在報上讚揚他是“開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時北洋軍閥集團能夠竊取全國政權，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鎮這樣一支新式軍隊外，得到國內立憲派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民國初年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影響，決定北洋軍閥集團在政治上不僅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勢力有着一定的聯繫。而各派軍閥有時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抗和鬥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順毫無抵制的。現舉例如下：

1912年4月，袁世凱取得政權後，建立了北洋軍閥統治。同盟會內部分化，袁世凱便趁機拉攏部分革命黨人與之“合作”，實現了中國短暫的統一。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後大借款”後，李烈鈞奉孫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組織討袁軍，“二次革命”爆發。江蘇、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後獨立。由於國民黨人倉促應戰，缺乏統一領導，“二次革命”被北洋軍打敗。

袁世凱取勝“二次革命”後，便開始了發展實業的計劃，同時也加緊復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宣佈獨立，組織護國軍興師討袁，發動護國戰爭。隨後，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等省相繼宣佈獨立。因為外交的壓力和財政的危機，袁世凱於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凱死後（1916年6月6日），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閩、魯、陝等省；直系的馮國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長江中下游的蘇、贛、鄂及直隸等省；奉系的張作霖以日本為靠山，佔踞東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勳的定武軍，西南的滇系軍閥唐繼堯和桂系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爭鬥不已。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職位，與在中央掌實權的段祺瑞爭權奪利，發生“府院之爭”。1917年7月，張勳應黎元洪“調停”之邀，率領五千“辮子軍”入京，復辟帝制，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權後，企圖以武力手段統一南方軍閥，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軍閥的反對。

1917年8月，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隨即討伐段祺瑞的第一次護法戰爭拉開帷幕。在北洋軍的鎮壓下，北伐軍受挫；加之軍政府內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孫中山辭職，護法戰爭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再次證明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瀕臨絕境。

北洋軍閥分裂後，為了爭奪政權發生了一系列的戰爭。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和以吳佩孚、曹錕為首的直係軍閥，為爭奪北京政府統治權在京津地區進行戰爭。

1920年4月，直、奉兩繫結成反段聯盟。5月，吳佩孚自衡陽率直軍北上至保定，準備討段。段祺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調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在北京附近佈防。7月14日，直皖兩軍在北京東西兩面的京津鐵路和京漢鐵路線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帶開戰。此次戰爭歷時五日，最終皖軍大敗。直、奉兩系軍閥遂控制了北京政權，對中國形勢造成了很大影響。

1920年直皖戰爭之後，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奉系張作霖極力推薦親日的交通系首領梁士詒出任內閣總理，導致了直奉翻臉。梁士詒與直系的關係不好，奉系借梁士詒而支配中央的財政交通，借日款來贖回膠州濟南鐵路，用日款來支持奉系的擴張計劃。直系不能容忍了，吳佩孚一再通電，揭露梁媚日賣國的醜行，梁士詒組閣近一個月，即於1922年1月25日託病請假離任出京。

張作霖決意武力對付直系，4月10日起，奉軍就絡繹不絕進攻，改名為“鎮威軍”。4月29日，張作霖到達軍糧城，即日向部隊下達了總攻命令，直奉兩軍在長辛店、固安、馬廠一帶混戰，吳佩孚親到前線督戰，令主力在炮兵掩護下迂迴到奉軍的側後，突然發起攻擊，奉軍腹背受敵。第16師於5月4日臨陣倒戈，奉軍暫編1師退出了豐台，造成了奉軍西線崩潰。吳佩孚又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指揮直軍且戰且退，待奉軍進入伏擊圈後，秘密率部繞至奉軍的側面，發起猛攻，西線的奉軍也全線的潰退。當時第二梯隊的戰鬥力比較強，是奉軍的主力，司令就是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兩年前張學良從東三省講武堂畢業，這也是他第一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戰役。當時吳佩孚在獲勝以後，調了嫡系的第3師、第26師到東線，並親自指揮攻擊張學良的部隊。張學良雖然率部英勇打退進攻，但是因為奉軍整體敗局已定，只好指揮部隊有秩序地向後撤退。

在這次戰爭中，奉軍各部幾乎全線潰退，僅有的戰而能勝、退而有序的部隊，就是張學良和郭松齡統率的第二梯隊。最終奉軍在東西兩線均失敗，士兵陣亡2萬，戰敗逃亡者萬餘，被直軍俘虜了4萬餘人，總統徐世昌下令免除張作霖東三省巡閲使等職。6月18日，直奉兩方代表在秦皇島海面的英國克爾留號軍艦簽訂了停戰條約，以榆關（山海關）為兩軍分界線，奉軍撤出關外，直軍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戰爭宣告結束。

1924年9月，直系江蘇軍閥齊燮元與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9月3日，張作霖通電譴責曹、吳(即直系)攻浙，並以援助盧永祥為名，組織“鎮威軍”，自任總司令，將奉軍編為6個軍；總兵力約15萬人，於9月15日分路向榆關(即山海關)、赤峯、承德方向進發，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為抗擊奉系軍閥的進攻，9月17日曹錕發佈討張令，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以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隸籌備司令，彭壽莘為第1軍司令，王懷慶為第2軍司令，馮玉祥為第3軍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還有海、空軍各一部，總兵力近20萬人，依託長城組織防禦，並對各軍的作戰任務作了具體區分。

當時，直軍企圖從海上登陸葫蘆島，合圍奉軍，但由於奉軍海軍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國進行了干預，直軍被迫放棄了計劃。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直軍喪失了戰爭主動權，陷入被動。9月15日到22日，奉軍第2軍、第5軍，兵分兩路，分別由阜新、通遼向直軍防地攻擊前進。奉軍在攻佔開魯、朝陽後，又乘勝向凌源發起進攻。接着，奉軍的騎兵隊也由彰武出動，陸續攻佔直軍控制的建平、赤峯等地。是時，直軍第3軍司令馮玉祥，因不滿吳佩孚排除異己，正與援軍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備司令孫嶽等密謀倒戈，在古北口一線按兵不動。9月28日，榆關方面的戰事日趨激烈。直軍雖然居高臨下，但奉軍精鋭張學良、郭松齡的部隊卻前赴後繼地奮勇仰攻，雙方都遭到很大的傷亡。奉軍在正面進攻未能奏效後，偵知九門口直軍的守備力量比較薄弱，便轉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門口，並於10月7日攻佔，直軍的長城防線被打開了一個缺口。吳佩孚在九門口失守後，急調後援部隊開赴前線，並於12日親臨榆關組織直軍進行反撲，一度曾將九門口奪回。奉軍在直軍反撲面前全力抗擊，與直軍進行了反覆的爭奪，終將直軍的進攻擊退，再度攻佔九門口。在20多天的反覆爭奪戰中，雙方戰死者達一萬餘人。 10月9日奉軍攻佔了赤峯。15日，赤峯被趕來前線的直軍第3軍二部奪回。時馮玉祥在古北口舉行會議，認為倒戈回京的時機已到，便電告孫嶽，叫他迅速將駐防大名的軍隊調至北京南苑，同時下令部隊，將後隊改為前隊，於10月19日回師北京。

23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等人，聯名發出了呼籲和平的漾電，發動 “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賄選總統曹錕的反動統治，佔領了北京。25日，馮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國民軍，推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1 軍軍長，胡、孫二人分任副總司令兼第2、第3兩軍軍長。“北京政變”後，吳佩孚把前線指揮交給張福來主持，親率其嫡系第3師、第26師各一部，共約七八千人，於10月25日乘車回救北京。26日，吳佩孚命令部隊開往楊村一線佈防，對馮軍採取守勢。企圖等齊燮元、孫傳芳的軍隊沿津浦鐵路北上；李濟臣、蕭耀南的軍隊由京漢鐵路南來，再在這兩路援軍的支援下，從馮玉祥的控制下奪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關的奉軍張宗昌部，攻佔灤州，截斷了榆關直軍的退路和榆關-天津之間的交通線，直軍紛紛潰退。31日，奉軍佔領了榆關和秦皇島，繳獲直軍的槍支達3萬餘件。直軍主力喪失殆盡。從10月31日到11月 2日，馮軍先後攻佔了楊村和北倉，並俘虜了北上援吳的魯軍旅長潘鴻鈞。吳佩孚見大勢已去，率殘部2000餘人由塘沽登艦南逃。

張作霖、馮玉祥等隨後在天津曹家花園召開會議，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執政府與善後會議以取代國會，並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統總統與總理之職，之後政權落入奉系軍閥手中。 此次戰爭使社會遭到破壞，人民反抗北洋軍閥統治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了。

在北洋軍閥混戰的同時，南方的國民革命政府也建立了，為了推翻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的統治，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起兵北伐，連克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基本消滅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之後在西北的馮玉祥和山西的閻錫山加入下，於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張作霖撤往東北並被日本刺殺於皇姑屯，其子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至此北伐完成，北洋軍閥統治覆滅。

日本帝國主義與皖系軍閥的關係，已為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所熟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間（1916．6～1920．8），中國表面上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實際處處依賴於日本，直接或間接受其操縱。日皖勾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得以在華大肆擴張其侵略勢力，這個特定的國際環境下的產物。在此期間，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大力支持皖系軍閥。段祺瑞所謂的“武力統一”，對南方護法各省連年發動戰爭，力圖消滅以孫中山為代表反對北洋軍閥勢力的護法運動，就是由日本拿錢供給武器在幕後給予支持的。

雙方的關係，正如皖系軍閥的代表人物徐樹錚所説：“我北軍勢力的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見《徐樹錚密電》第2頁）。據日本大藏省統計，僅寺內內閣任內（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對華借款總額為38645萬日元，“與寺內內閣成立時我國對華借款約一億二千元日元比較，僅二年時間，增加了三倍”（見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53頁）。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的實力支持，只要給錢，給軍火武器，什麼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可以廉價拍賣，從鐵路、礦山、工廠到各種税收，都被皖系作為各種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擔保，日本為此在華獲得種種特權利益（其具體史實可參閲拙著《皖系軍閥與日本》一書）。日皖之間的關係，可視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個典型事例。

在北洋軍閥中，直係軍閥與英美的關係表現得若明若暗，較為隱蔽，不像日皖、日奉間那樣公開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皖系統治時期，當直皖兩派軍閥發生尖鋭矛盾和鬥爭時，在華英美報刊的輿論，是公開支持直系吳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張，反日反皖立場非常鮮明。直皖戰爭，直系戰勝皖系，英美在華報刊記者，興高采烈，對吳佩孚是一片讚揚之聲，吹捧吳為“中國一國中之英雄”，“乃中國軍人中之唯一愛國者”。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上書北京政府，對吳在宣皖戰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表示支持，認為“舍此而外，別無他法”（見《晨報》1920年8月27日）。無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國家，已把吳佩孚看成是以援助為藉口，拒絕改變反對借款的立場。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對英美所支持的直係軍閥的敵視態度。但英美與直系的關係，表現得並不如日皖、日奉關係那樣公開露骨。

帝國主義列強對北洋各派軍閥勢力的支持與否，是根據其在華切身利益得失為轉移，這類事情在當今的國際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與日皖關係相比，日本與奉系張作霖的關係卻微有不同。日奉之間早有勾結。1920年直皖戰後，張作霖企圖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積極向日本靠攏，他親自對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後在北方政局中的價值，極願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對日“採取真正的親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需要好好對張作霖整頓與充實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以在該地區確立並鞏固其勢力，帝國可以直接或間接予以援助。但對其為達到對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國的幫助，則帝國不採取進一步給予支持的態度”，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宗旨，不是對張個人，乃因其掌握滿蒙實權援助之，用以鞏固我之對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正是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日本在直奉戰爭和郭松齡反奉這兩次事件中所以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基本原因即在於此。1928年奉系軍閥面對北伐軍的勝利進軍，軍事上連遭失敗，此時張已成為日本維護其“滿蒙特殊利益”的障礙（張如敗退東三省，有可能導致北伐軍進兵關外），日本關東軍遂陰謀策劃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為日本直接侵佔東三省鋪平道路。在這裏日本與張作霖奉系的關係，與日皖關係相比，表現的又有所不同。

直係軍閥：分佈在黃河、長江中下流域及直隸，頭目是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靠山是美國、英國；

皖系軍閥：分佈在安徽、浙江、山東、福建、陝西，頭目是段祺瑞、徐樹錚、王永泉、靳雲鵬、段芝貴、傅良佐、倪嗣沖，靠山是日本；

奉系軍閥：分佈在奉天、黑龍江、吉林，頭目是張作霖、張學良，靠山是日本。

歷史淵源：組織上孕育於李鴻章的淮軍。

形成階段：1895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到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

發展階段：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階段：1916年袁世凱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開始前。

覆滅階段：1926年7月開始北伐到1928年東北易幟。

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內容包括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府建立，袁世凱復闢帝制及其失敗。

皖系軍閥統治時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內容包括北洋軍閥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權，直皖戰爭皖系戰敗。

直係軍閥統治時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內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戰爭和馮玉祥北京政變等。

奉系軍閥統治時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內容包括張、段、馮的短暫聯合，直奉聯合反對國民軍，北伐成功，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回東北。

1914年，袁世凱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師特設“將軍府”，遣派將軍督理各省軍務，並於是年7月18日公佈《將軍府編制令》，建立各種將軍名號。1927年張作霖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明令裁撤將軍府。在將軍府13年的歷史上，共任命將軍銜560餘人，冠以將軍名號300餘種。

將軍名號是由“大總統”決定的，都有“武”或“威”字，根據該將軍的任職崗位來確定。一般説來，在1917年以前，派往各省的將軍冠“武”字，如安徽的倪嗣沖是安武將軍，江蘇的馮國璋是宣武上將軍，浙江的朱瑞是興武將軍等。留在京師將軍府內的則冠“威”字，如蔡鍔是昭威將軍，段祺瑞是建威上將軍，孫武是義威將軍，張鳳翽是揚威將軍等。但東三省較特殊，奉天的張錫鑾是鎮安上將軍，吉林的孟恩遠是鎮安左將軍，黑龍江的朱慶瀾是鎮安右將軍。

但在1917年之後，軍閥們為炫耀自己的身份，都希望冠“威”字，因此從1917年至1927年，冠“武”字將軍名號者僅為11人，絕大多數均冠“威”字，即使是派往各省的將軍也是如此，如江西的李烈鈞是植威將軍，廣西的陸榮廷是寧威將軍，四川的劉存厚是崇威將軍等等。

將軍名號中的另一個“字”，一般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但其中一些字的選用卻有一定的規律。譬如有的採用地名中的某個字，像福建省的李厚基，是“建武將軍”；江西的李純，取南昌中的“昌”，為“昌武將軍”；四川的胡景伊，取成都的“成”，為“成武將軍”等等。有的從該將軍的姓名中任選一個字，如洪兆麟是洪威將軍，張學良是良威將軍，潘矩楹是矩威將軍，吳佩孚是孚威上將軍，王棟是棟威將軍，徐鴻賓是鴻威將軍，樊德光是德威將軍等等。有的則由姓名中的最後一個字生髮出來，如石紹明稱顯威將軍，“明顯”成詞；張永成稱績威將軍，“成績”成詞；常德盛稱典威將軍，“盛典”成詞等等。

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一支特殊的軍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是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的。

（1）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建設一支新式軍隊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2）清廷在連年“內憂外患”的交迫下，把“籌餉練兵”作為救命符，袁世凱及時抓住晚清政府編練新軍的時機，發展了北洋軍閥的勢力。

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侵華政策發生了改變：由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給袁以有力支持。於是袁世凱依靠外國勢力的支持，並運用封建權術，由軍而成閥，由軍閥而成集團，穩操20世紀初期中國的政局。

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為北洋軍閥的階級基礎是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注：榮孟源：《要重視西南軍閥史的研究》，見《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關於大地主階級方面有具體史料可證，但所謂“買辦”似指北洋軍閥集團代表了帝國主義的權益，是強調了它的政治內涵，而作為社會的階級基礎應該根據經濟地位來判斷。因此，可以認為北洋軍閥集團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是政治買辦；而買辦階級似乎不能作為北洋軍閥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種意見是以地主資產階級為基礎。北洋軍閥含有資產階級性質這一點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卻應注意時期與階段問題。它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大體説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開始，所以不能把二者並列。北洋軍閥集團的專制統治和連年混戰，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有所傷害和觸動的。商人在混戰中由於運輸物資被扣，釐捐關卡勒索，市面不穩，幣制混亂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損失。即使如既是實業資本家，又是政府官員和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張謇也都怨嘆其處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風浪中，心膽悸慄。”（注：1914年12月家書，見《張季子九錄·專錄》卷9）所以北洋軍閥集團代表資產階級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晚清時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權瀕臨滅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練兵就是“中體西用”指導思想在軍事方面的應用和體現。袁世凱提出“訓以固其心，練以精其技”作為其建軍的基本方針，即以封建倫常關係來團結軍心，以西方軍械操典來嫺熟軍事技能。他更明確提出“兵不訓不知忠義”，“兵不練不知戰陣”等主張，把訓與練作為兩大建軍思想和練兵內容，實質上體現了“中體西用”的思想，而為當時朝野上下所重視與接受，從而使他的練兵得到較充裕的供應和裝備，使北洋軍閥集團在創建階段能夠順利地發展和壯大。

北洋軍閥不僅那些鎮守使、督軍、巡閲使、聯帥割據一地、一省，甚至數省，就是已經掌握北洋政府權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轄範圍，如皖系在直皖戰爭前，分踞河南、察哈爾、直隸、外蒙古，而以北京為中心，它還與奉系聯結組編一個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勢力擴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戰後，勢力勃興，據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地盤，其後又陸續擴展到湖北、陝西、江西、熱河、察哈爾、綏遠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東三省為主要基地外，還深入到蒙疆、京津、熱河、察哈爾等地。北洋軍閥集團內部互相傾軋、爭奪，甚至混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爭奪地盤。他們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沒有地盤，那就無法存在下去。因為割據一方就可以解決兵源、財源兩大問題。

他們可以在轄區徵募士兵，強派伕役為他們的爭權奪利去賣命和服役，還可以在轄區勒索財物以供混戰糧糈和私慾揮霍，如直係軍閥張英華，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繳的捐税就有：正雜税經常收入1100萬元（其中包括田賦丁漕、契税、百貨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對日用必需品之鹽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設鹽務督銷處每年增收約600萬元；紙煙特税300萬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預徵約1400萬元。四項合計共達3400萬元，再加上濫發紙幣，駐地徵派等，總計達一億元以上（注：守愚：《直係軍閥餘孽對河南民眾之剝削》，《嚮導週報》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軍閥割據地區也莫不如此。

北洋軍閥內部為了權力分配而各樹派系。他們利用幕僚、門客、同鄉、同學、師生、姻親和結義拜盟等封建關係，結合在一起，相互依附，進行種種爭權奪勢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説：“一切宗派的特點都是彼此依附和進行陰謀活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頁。）北洋軍閥集團在創建時期就有北洋武備學堂學生的糾集，顯示其舉足輕重的作用，至民國以後，除車慶雲一人外，這一夥人都得到了省長的位子（注：陳志讓：《中國軍閥派系詮釋》，見《中國現代史論集》五，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20頁），這是同學關係的結合，但是，這種關係並非絕對牢不可破，往往隨着權力的不斷再分配而使原有的關係發生變化，並形成派系間的傾軋，如段祺瑞與曹錕是保定軍官學校同學，但分別是直皖兩系的首腦，在矛盾趨於尖鋭時，甚至可以兵戎相見，直皖與兩次直奉戰爭都是明顯的例證。

直皖戰爭中，曲同豐以老師之尊被他的學生吳佩孚所俘而成為階下囚。不過，當損及整個集團的根本利益時，又可重修舊好，如奉直的“反赤”聯合。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條。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一朝失勢，樹倒猢猻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正是北洋軍閥集團派系勢力消長的真實寫照。如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集團內部派系明顯分立。段祺瑞以資深繼起，權傾中外，門生故吏、親信爪牙無不飛黃騰達，竊居要津，平步青雲，不可一世，而被視為皖系軍閥。但當直皖戰爭後皖系失敗，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於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彈冠相慶；而皖系要員如徐樹錚、吳光新、曲同豐、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則被明令通緝，身等罪犯，狼奔豕突，聲名狼藉，幾無立足之地。

北洋軍閥集團為鞏固和加強本集團、本派系和個人的權力與利益，不僅憑藉軍事實力，而且還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普及全國，得到廣泛傳播，即使是北洋軍閥集團的匹夫悍將也不得不以虛偽的姿態，盜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旗號，利用國會、議員、憲法、選舉等等作為牟取集團和個人私利的工具，縱橫捭闔地進行各種活動。他們把政局搞亂以從中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權力。袁世凱當政時，親手導演了八次閣潮，無不為其走向帝制掃清道路。袁世凱始而以“政黨內閣”之名，行“內閣政黨”之實（注：黃遠庸：《遠生遺著》卷2，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153頁。），對盲目相信其虛偽而欲真誠貫徹“政黨內閣”之實的宋教仁則視為政敵，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殺手段；繼而以“府院一體”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馬震東：《大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1932年版，第367頁。）之實，對欲執行“責任內閣”的唐紹儀，雖屬舊僚故吏也不惜罷黜；終而收買政黨盜用名義，組織團體，請願威脅，包圍國會，強迫投票以實現洪憲帝制。及至帝制破滅，他又要段祺瑞“樹責任內閣之先聲，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報》1916年4月22日。），以應付危局，保全顏面。可是， 這個一生玩弄權術，左右逢源的北洋軍閥集團首腦終於心勞力拙，在自己視若股肱的親信部屬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國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沒。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訓。

雖然在國內政壇，政治格局變動頻繁，但也沒有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甚至還開放了言論自由，否則也不會出現報社多次彈劾總統的情況，而北洋集團對工業與教育較為看重，並通過整頓軍紀以求不激起民憤，而在國際舞台，袁世凱通過拖字訣成功將二十一條縮減至不到六條，並揚言與日本二十年後抬頭再見，實屬幸甚至哉。

（一）舉借內債：據統計，自1912～1926年，北京政府共發行了28種公債，發行總額達876,792,228元，實發行額也達612,062,708元（注：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頁。）。這些都是有借無還的官債。

（二）勒徵苛捐雜税：名目繁多至數十種，難以歷數，而且年年增加，據統計，從1924年四川的鹽税附加税竟有26種之多。1914年以後河北省創行了煙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81、586頁。）。

（三）濫發紙幣票券：張作霖在東三省、直隸等省濫發奉票。吳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庫券、軍需兑換券（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92頁。）；在河南發行400萬有獎庫券，分配各縣，強民購買，（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88頁。）其惡果是通貨貶值，票券形同廢紙，物價騰湧，人民生活困苦。

（四）栽賣鴉片：強迫種煙徵税，是軍閥普遍採用的陰險毒辣手段。陝西眉縣、寶雞及西部各縣，對所有農户，不論種否，一律徵收鴉片税。湖南湘陰、石門等縣，對違抗種煙令者，“除罰洋以外，竟有處以死刑者”（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23、625頁。）。這筆收入相當龐大，如1924年，甘肅每畝鴉片煙税為8元至15元不等（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 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28頁。）。陝西的煙税比田賦要高三至四倍。劉鎮華督陝時，雖僅轄十數縣，而煙税收入年達1,500 萬元以上（注：武陵《反奉戰爭時期陝西省各方面之情況》，《響導國報》145期，1926年2月10日。）。尤為惡毒的是，他們還動用武裝，販運鴉片，不僅牟取暴利，還將流毒運往各地，戕害生命。

其他如田賦預徵，兵差折價，臨時徵發，歲時犒勞等等，無不出自民脂民膏。人民陷於朝不保夕，叫苦不迭，輾轉呻吟的絕境。

從上述六大特點看，北洋軍閥集團無疑是一個反動的政治軍事集團。它在辛亥革命前後各16年的歷史進程中主要是扮演了歷史舞台上為人唾罵的丑角；但是，在這32年中，它曾起過的某些客觀作用仍作出了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