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學雜誌

《地學雜誌》（英文名為：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在張相文的組織下，由國學大師章炳麟、地質學家鄺榮光、人文地理學家白月恆、水利學家武同舉、歷史學家陳垣、教育學家張伯苓和蔡元培等一大批著名學者組成的中國地學會，在28年的辦刊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傳播地理知識，開展地理研究、地理教育，開啓國人心智的重要作用。

《地學雜誌》所反映出的“地學”，應當説已經打破了傳統的沿革地理學的研究模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了當時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新“地學”從破除不少輿地學框框，發展到針對中國進入當時世界系統中所面對的種種現實問題進行研究，進而提出在世界系統中富國強民的途徑。該雜誌所刊登的一些文章，通過對祖國地理山川的介紹，隱喻清政府的喪權賣國，同時又配合邊界交涉事件繪製相應地圖，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地學雜誌》每期首頁均附地圖一幅，以示此刊的特點。可以説，《地學雜誌》具有將我國舊“地學”逐步向新“地學”方向發展的特徵，是我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重要文獻。

地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在20世紀初開始被列入中國各級學校的教育內容，西方地理學亦是在該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天津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的發源地，也是現代地理學的萌芽和初期發展的城市。中國第一個地學組織——中國地學會成立於天津，為此做出重要貢獻的先驅人物之一是張相文。作為中國近代地理學及地理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張相文不僅在地理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樹，而且建立了地學組織，創辦了中國地理學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學術刊物《地學雜誌》，並開展了諸多的學術活動，培養了大批地學人才。 ^[1] 

《地學雜誌》包括圖跡、論叢、郵筒、本會紀事、圖書介紹等欄目，多載經濟地理方面的文章，其中以水利、交通、物產為重點。政治地理則注重於行政區域的建置和劃分。自然地理刊載了關於氣象氣候、地形、水文方面的文章，以及調查報告和考察探險文章及地圖等，是我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重要文獻。

該雜誌通過對祖國地理山川的介紹，隱喻清政府的喪權賣國。又配合邊界交涉事件繪製相應地圖，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 ^[2] 

載文以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文章最多，如關於我國農、林、礦產、畜牧、水利、交通等，約500篇，佔31%；其次是關於地質、地貌、礦物、以及河湖等 ，約400篇，佔25%；最後是關於中外國家的區域地理，約320篇，佔20%。載文數目如是之多，門類如是之廣，説明此刊在20世紀早期，是我國地學文獻的重要寶庫。 ^[2] 

《地學雜誌》每期首頁均附地圖一幅，以示此刊的特點。其中有地質圖、地貌圖、水系圖、古蹟圖等，清宣統三年第二號期刊的首頁圖為宋高宗紹熙六年唐賈眈的”禹跡圖”拓本，所繪較詳，頗珍貴。《地學雜誌》所載文章，具有將我國舊地學逐步推向新地學方向發展的特徵。 ^[2] 

《地學雜誌》刊載文章中包括天文、氣象、地質、礦產、地形、水利、交通、民族、人口、地圖、探險、考古、旅遊、方誌、中外地理、人文地理、地理教育等方面的內容，基本反映了我國20世紀初期的地學研究水平。由於當時《地學雜誌》是我國唯一的地學刊物，所以為地理學界、地質學界及其他有關方面的學者提供了發表成果和討論問題的重要論壇和陣地。《地學雜誌》的主要欄目包括論叢、雜俎和説郛。論叢以刊載地理學理論以及地理教育教法為主要內容；雜俎是刊載最有價值的遊記、調查、探險報告，分內編與外編；説郛欄目以介紹地理學界之名著、重要譯述以及時賢之地學演講為主要內容。所刊載的文章早期偏重於自然地理和地質學，後期偏重於人文地理學。由於中國地學會會長張相文非常重視對西方先進地理思想與理論的吸納傳播，且當時中國地學會會員以及《地學雜誌》的編輯中有許多留學生，因此《地學雜誌》中刊載了很多介紹西方地理理論以及地理名著的部分篇章。

《地學雜誌》在其創刊號中就明確規定：會員“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主編張相文先生更是身體力行，先後到長城沿線和黃淮流域進行過多次實地考察，並在《地學雜誌》上發表有《論導淮不宜全淮人江》、《河套與治河之關係》、《長城考》、《塞北紀行》等數十篇，既體現了主辦者關注社會現實、體察國情民意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刊物不僅重視理論研究，更重視把地理學研究與生產實踐密切結合的辦刊宗旨。因而能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學術界的肯定。《地學雜誌》的作者中不乏一些著名學者和知名人士，如章鴻釗、張謇、白眉初、翁文灝、章太炎、梁啓超、鄒代鈞、王桐齡、謝家榮、王恆升、李春昱、譚錫疇、竺可楨、徐炳昶、譚其驤、朱士嘉、黃國璋、鄒豹君等。眾所周知，鄺榮光編繪的我國第一幅地質圖——《直隸地質圖》便發表在《地學雜誌》第一年（1910）第一號上。 ^[1] 

此刊所載的文章可以分為下述三個發展階段。

在此階段中，我國的現代地理學還處在萌芽的初期，國內一些學者，頭腦裏還存在不少輿地學框框，故此刊初期所載之文，類似輿地學的文章還不少。但在此期間，也有一些文章，顯示了此刊向新地學方向發展的作用。美國德瑞克（N F Drake）博士的《論地質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便是突出的例子。例如《渤海過去與將來》，運用發展變化觀點説明過去渤海的形成和其西部將來可能成為陸地，闡明渤海的發展變化。又如《梅雨發生論》，從冷暖氣流交匯後東移受黃海面上高氣壓所阻而成。説明此刊在第一階段中，也有一些向新地學方向發展的文章；啓示存有輿地學思想的學者，向新地學方向發展。 ^[2] 

我國萌芽狀態現代地理學發展到中期，舊的輿地學已衰落到末期。 如發表竺可楨《秋間江浙濱海兩台風之詳釋》，對兩颱風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分析甚詳。又如孟士傑的《地球之生成、變遷及將來》，運用發展和物質不滅觀點，説明將來地球由於內力活動漸弱，各部分凝結力亦弱，最後很可能”破散為小遊星，甚至為宇宙塵”。葛利普的《地球及生物之進化》，文質亦頗高。但有些譯文，對其中資產階級觀點未加批判；同時也還有些屬於資料範疇的舊地學文章，顯得質量還不盡善。 ^[2] 

在此階段中，所刊之文，幾全屬質量較高的論著，作者幾全屬地理學的專家、學者。在此階段發表的論文中，有蔡源明譯的肯厥如（W G Kendrew）《中國之氣候》，張印堂的《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翁文灝的清初測繪地圖考》，王鈞衡的《亞洲地體構造和地勢的配置》，鄒豹君的《山東省農產區域之初步研究》。這些論著，都反映了我國地理學已初步發展到現代地理學水平。還有一篇頗值國人重視的文章，即斯文·赫定的《羅布淖爾及最先發現喜馬拉雅山最高峯問題》。他説中國地圖上所繪羅布泊（羅布淖爾）南北移動的位置，是正確的，因而否定歐人認為中國圖所繪錯誤的見解。同時他還説喜馬拉雅山最高峯是藏人最早發現的，名聖母之山，即珠穆朗瑪峯。英屬印度測繪總局局長額非爾士，曾命其屬下所測之高山，強以總局局長之名為名，而斯文·赫定認為應以中國人所命之名為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