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百里

光緒八年（1882年），蔣百里出生於浙北硤石鎮的大家族。蔣百里原名蔣方震，百里是他的字。 ^[7] 

光緒十九年（1893年），11歲的蔣百里回原籍蔣氏家塾附讀。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蔣百里參加桐鄉縣“觀風題”考試，獲得“超等第一名”。 ^[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18歲的蔣百里應同邑橋鎮孫氏之請，聘為塾師。不久在縣令方雨亭的介紹下，蔣百里到林啓創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就讀深造，同學中有錢學森之父錢均夫、醫學家厲綏之、施承志等。當時，志士唐才常組“自立會”，謀在漢口、湖南等地同時舉義，後力戰三天失敗，唐才常被殺。蔣百里聞唐才常死，題詩追悼：“君為蒼生流血去，我從君後唱歌來。” ^[8]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方雨亭縣令、知府林啓、監院陳仲恕3人共同出資，送蔣百里東渡日本留學。 ^[26]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蔣百里當選為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並組織“浙江同鄉會”。 ^[26]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月，蔣百里與厲綏之等人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該雜誌32開本，月刊，每期約8萬字，行銷國內。蔣百里為《浙江潮》所寫的發刊詞，其思想之尖鋭深邃不亞於《湘江評論》和《新青年》。 ^[2]  他又以飛生、餘一等筆名，發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等長篇論文連載，宣揚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論獨到，條理清晰，文辭流暢，感情奔放，頗類梁啓超文筆；而他傾向革命，又不同於梁啓超的改良主義，頗受讀者注意。也是在此期間，蔣百里結識了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的梁啓超，並執弟子禮。 ^[26]  魯迅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國內讓親友閲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於《浙江潮》。身繫上海獄中的章太炎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爭誦。 ^[9]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蔣百里應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聘為東北新軍督練所總參議（督練所是一省督練新軍的最高樞紐，督辦由將軍或督撫兼任，其總參議相當於總參謀長），籌建新軍。趙爾巽奏保蔣為“特異人才，可以大用”。蔣百里被派遣到德國研習軍事，成為興登堡將軍（後為德國總統）下面的連長。後為德意志國防軍第七軍營長。 ^[2] 

宣統二年（1910年），蔣百里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黨”首領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以知兵而為清末旗人翹楚。良弼看中了蔣百里，任命蔣百里為京都禁衞軍管帶。 ^[26] 

宣統三年（1911年）初，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向朝廷奏請調蔣百里回督練所，蔣百里仍任原職。但因為蔣百里那時的官銜只是管帶，屬於中下級軍官，而總參議則是上中級軍官。趙爾巽特意想了個變通的法子：在奏摺上避去管帶官銜，而改稱“留德學生蔣方震”，“以二品頂戴任用”。蔣百里在京都禁軍管帶任上，很受官兵擁戴。他辭卸當日，全營官兵圍在他住所的門前，良弼用梯子從後樓把他偷偷接下來。當天，蔣百里就離開北京，二入奉天。武昌起義後，蔣百里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民國成立，又調任陸軍部高等顧問，以及袁世凱的總統府一等軍事參議。 ^[36] 

民國元年（1912年）年底，袁世凱起用蔣百里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百里赴任之際，就承諾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訓練成最優秀的軍官，如不效，則當“自戕以謝天下”。並贈每人一冊梁啓超所著《中國之武士道》，以獎掖軍人當勇武善戰、忠於國家。蔣百里要辦一流軍校的理念，與北洋政府把軍校當擺設的設想南轅北轍。半年之間，經費屢屢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軍部一再告誡蔣百里莫要改革。 ^[8]  但蔣百里不是空談而盲目的愛國者，在保定軍校就以日本為假想敵訓練新軍。 ^[4]  他仍培養了陳銘樞、唐生智、劉文島、龔浩、萬耀煌等大批將帥。

民國二年（1913年）6月，蔣百里開槍自殺，被勤務兵力阻，子彈由肋骨間穿出，幸未受致命傷。袁世凱聞訊，立即商請日本使館派軍醫帶護士坐專車趕赴保定醫治。隨後蔣百里康復 ^[26]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將總統府軍事處改組為“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蔣百里仍任參議。寫成《孫子新釋》，在《庸言》上發表。《孫子》十三篇，蔣百里只箋釋了第一篇《計篇》，但大量運用了西方近代兵學家克勞塞維茲、毛奇、伯盧麥等言論，與《孫子》相互參證，加以闡發。 ^[26] 

民國四年（1915年），蔡鍔與蔣百里密商，佯裝贊成袁世凱稱帝。 ^[26]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稱帝，蔣百里入川輔佐蔡鍔討袁。袁世凱死後，陪蔡鍔去日本就醫。不久蔡鍔以疾終，並口授蔣百里代寫遺電。 ^[26] 

民國六年（1917年），蔣百里回國，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 ^[26] 

民國八年（1919年），蔣百里撰《德國戰敗之諸因》，為梁啓超《歐遊心影錄》所引用。着手考察瑞士民兵制，這是他軍事思想的重大轉變。。 ^[26] 

民國九年（1920年），梁啓超深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決心放棄政治生涯，全力從事新文化運動，蔣百里積極參與，成了梁啓超最得力的助手，號稱“智囊”。他不僅出主意，更著書立説，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戰將。9月，梁啓超與蔡元培、汪大燮發起成立“講學社”。“講學社”先後邀請了四位國際名人來華講學：杜威、羅素、泰戈爾以及杜裏舒，具體事務由總幹事蔣百里負責。 ^[26]  英國哲學大師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蔣百里代表講學社具體負責接待工作。 ^[4]  梁啓超還組織“共學社”，系統介紹西方文化，由商務陸續出版，開始幾年都由蔣百里主持編審工作。蔣百里還着手與張宗祥共同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後因事忙而中止。 ^[26]  同年冬，蔣百里還與鄭振鐸、茅盾等人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 ^[10] 

民國十年（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員會”，蔣百里以學者名流身份在開幕式上作《論軍事與聯省自治》演説，並參與起草《湖南省憲法草案》。省憲中規定了義務民兵制，即為百里所建議。撰文《五十年來的湘軍》。蔣百里還當選浙江省議會議員，參與浙江省憲起草工作，支持“聯省自治”。在長沙教育會同學諸人歡迎會上演説《世界軍事大勢與中國國情》。蔣百里將歐洲考察的成果寫成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6]  梁啓超為之作序，竟寫了5萬多字，梁啓超只好另作短序。後來梁啓超將這篇長序改寫、充實，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反過來又請蔣百里作序。 ^[2]  問世後，《歐洲文藝復興史》極受讀者歡迎，十四個月出了三版。曹聚仁撰文《文藝復興時代型的人物一蔣百里先生》，將其擬之於達芬奇。 ^[26]  蔣百里又主編《改造》雜誌，其影響力僅次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37] 

民國十一年（1922年），蔣百里發表《截兵計劃書》。撰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 ^[26] 

民國十二年（1923年）春，蔣百里之母楊太夫人病逝。蔣百里隨即從北京返鄉葬母，後由津浦路北上，車過徐州時，他指着窗外對同行的學生龔浩説：在不久將來，中國和日本必有一戰，一旦戰事爆發，津浦、平漢兩線將被日本佔領，中國國防線大體應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衡陽這三陽線，是為東部平原與西部山地的連接地帶，日後可作抗擊外敵入侵。 ^[4]  松坡圖書館在北京成立，梁啓超任館長，蔣百里主持編輯部。 ^[4]  年末，蔣百里與胡適一起創辦新月社，並同徐志摩結為至交。 ^[26] 

民國十四年（1925年），蔣百里在上海居住時，常往來於湖南、浙江、湖北三省，力求調和孫傳芳與吳佩孚，未果後，蔣百里和夫人蔣佐梅化裝至漢口，就吳佩孚總參謀長職 ^[26]  ，吳佩孚對蔣百里敬禮備至，呼之為“先生”。 ^[36] 

民國十五年（1926年），蔣百里因吳佩孚不“討奉”而辭職，去上海投孫傳芳。 ^[26]  孫傳芳請蔣百里擔任上海商埠總辦，蔣百里推辭不任，並介紹丁文江任其職。 ^[36]  5月間，蔣百里曾赴日本治病。 ^[26] 

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上海、杭州。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總司令蔣介石命劉文島接公進京，在三元巷總部晤談，禮遇優渥。 ^[26]  蔣百里指陳時局，認為當時形勢對日宜採緩兵之計，不要讓日本人有所疑慮引起無謂糾紛。於是蔣介石派蔣百里赴日，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和朝野人士説明國民政府政策與組織，遊説的效果很好。 ^[36] 

民國十七年（1928年），蔣百里在上海定居，期間曾趕往北平探視梁啓超。 ^[36] 

民國十八年（1929年），蔣百里支持原湘軍將領唐生智起兵“倒蔣”。 ^[26] 

民國十九年（1930年），蔣百里受軟禁，侄蔣復璁來探望，慰以“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稍後，與蔣介石達成和解。

民國二十年（1931年），蔣百里潛心研究西方哲學、佛學、歷史及文學。 ^[26]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蔣百里出獄後，自號淡寧。 ^[26]  時十九路軍參謀長張襄及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林建銘等，都是蔣百里執掌保定軍校時的學生。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他們拜訪蔣百里請教，蔣百里用民族大義來勉勵他們。之後他們向蔣百里諮詢戰略，蔣百里也樂於指導。淞滬戰爭停止後，蔣百里居家無事，閉門課女，養花自娛，潛心著述。 ^[36]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蔣百里奉蔣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原士官同學真崎説:“你們東北地廣人稀，富源委藏於地，而日本人口眾多，不能不求一條出路。”百里憤慨道:“那麼你們強佔就是了，講什麼冠冕堂皇的理論!”回國後，蔣百里認為中日必有一戰，擬定多種國防計劃，呼籲國民政府備戰。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撰文《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説:“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 ^[26]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蔣百里以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奉派出國。行前與蔣介石密談。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蔣百里赴歐美各國考察軍事。在德國，蔣百里會晤希特勒，希特勒贈以世運會紀念章。在考察中，蔣百里體會到“軍民合一”“經濟與國防合一”的重要性，在新作《總動員綱要》中提出“民事與軍事融成一片”的建議。歸國後，蔣百里大力倡議發展空軍。中國最早關於空軍構建的思想，來自陸軍出身的蔣百里。他還碰巧成了“西安事變”的“陪客”。 ^[26]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蔣百里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出版，轟動一時。9月，蔣百里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意、德等國，10月面見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國柏林。 ^[5]  回國後發表《日本人》及《抗戰基本觀念》，斷定日本必敗，中國必勝。 ^[36]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蔣百里奉電考察法國，便帶上五女兒蔣和離開，留下三女兒蔣英在德國完成音樂學業。蔣百里打算去法國巴黎及英國倫敦。國民政府中樞旋電促回國，預備參加國防參議會改組後之參政會。夏初，與女蔣和由馬賽乘船回國，5月抵漢口。蔣百里未出國之前，即為《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歸國後，蔣百里更每日撰文或講演，先後撰有《為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抗戰的基本觀念》、《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等文。10月，蔣介石委任蔣百里為陸軍大學校長，蔣百里一再謙謝，願為該校教育長，終以代理校長委蔣百里。時陸軍大學設湖南桃源縣，常往來湘鄂，備極辛勞，而夙病以發。為遷移學校，至桂林後，蔣百里會晤多人，演講多次，即漸感疲憊，精神大不如前。及至宜山，更加感到體力不支，不久，心臟病猝發，於11月4日與世長辭。15日被葬於宜山的鶴嶺。 ^[36]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22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蔣百里 ^[36]  ，又因蔣百里“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參戎幕，多所擘劃和匡扶”，追贈其為陸軍上將。 ^[15] 

民國三十七年（1947年）11月30日，浙江省政府呈准中央公葬蔣百里，由廣西宜山遷葬公於浙江杭州市西湖萬松嶺。 ^[2] 

蔣百里將軍對日本人的軍事評價不高，但他後半生和日本結緣不少。他是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他編著的《國防論》成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抗日戰爭的戰場上，蔣百里將軍在保定軍官學校、在陸軍大學帶出來的國防軍子弟浴血沙場，成為中國軍隊高層指揮官的柱石。

民國七年（1918年）9月，蔣百里參加“歐洲考察團”，歸國後發表《德國敗戰之諸因》一文，詳細分析了當時德國的形勢、政略、兵略之失敗，得出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乃“軍閥之禍”所致的結論，從而改變了自己以往認為軍隊可以決定一切的思想觀點，發現比軍隊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戰爭決定因素乃是老百姓。蔣百里提出了“寓兵於農”這一全民抗戰的嶄新軍事理念。該文與後來德國魯登道夫將軍反省德國歐戰失敗教訓的著作《全民族戰爭論》，互為表裏，並駕齊驅，在國際軍事論壇上受到高度重視。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發表《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提出：“我於民族之興衰，自世界有史以來迄今日，發現一根本原則：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文中分別以蒙古人的馬、歐洲人的船既是“吃飯家伙”又是“打仗傢伙”為例，從而揭示了他們兩度征服世界的奧秘，並以西人的國家動員與中國古代的井田制為例，對上述論點做了強有力的闡釋。蔣百里把人民生活（經濟）與武裝戰鬥（國防）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大大開拓了人們對於如何取得戰爭最後勝利的對策思路。 ^{[31]  [40]} 

這種思路和民國二十四年（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 ^[12]  和1945年4月《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提的“全軍應趁目前的時機，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之下，一律學會完成部分的生產自給的任務” ^[13]  不謀而合。 ^[31] 

蔣百里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的地區提高戰力；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第三，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蔣百里雖然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中日的戰爭發展，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

蔣百里在“一戰”結束不久，就著文稱中日必戰，並開始闡述建立國防中心區的初步構想。在為國民軍草擬的組織大綱中，他建議國防建設的順序應“以京漢鐵以西為總根據地，逐漸東進以求設備完全” ^[41]  。為此，應注意兩方面的事項：“物質上之準備”和“內部治安之責任” ^[41]  。關於物質上的準備事項，又包括四個方面：“一為兵器，上海、廣州之兵工廠應改為民間工業之用。而於太原設兵工廠，俾與鞏縣、漢陽成三方面兵器補充之根據地。二為裝備，武勝關、兗州附近，應特別設輜重材料廠等，俾南方兵力移動至北方時，得相當之準備品。三為交通，沿津浦京漢問之東西行國道及河流，應先着手整理。四為要塞，東部各據點。視形勢之必要，得為要塞之設計。” ^[41]  可見，蔣百里此時已注意到處於沿海、沿江的兵工企業應未雨綢繆，遷往內地，以充實和鞏固內地的兵工業，防止遭受敵人的突然襲擊。這是因為中國是個弱國，一旦遭到強敵入侵，沿海一帶將很難防守，但中國國土遼闊，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地帶，為了在戰爭爆發後將國家損失降至最低，應把企業遷至內陸地區，以圖恢復元氣。 ^[40] 

《國防論》認為，“中國國家的根本組織，不根據於貴族帝王，而根據於人民。中國國民的軍事天才，不發展於侵略霸佔，而發展於自衞”，“利用國民自衞心來保衞國家，沒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蔣百里的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確的，對指導抗戰是有益的 ^[16]  。 ^[47]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蔣百里的《國防論》問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點：杜黑主義、總動員、速戰與持久。此時已值抗戰前夜，他所提出的這三點，正是擺在當時中國面前必須充分認識與亟待解決的重大軍事課題。面對日軍侵華戰爭即將爆發、而當時中國空軍能投入作戰的飛機尚不足百架，極有可能處於被動挨打，喪失勝機的危險，蔣介石正是採納蔣百里的意見，才從速添置飛機，擴大航空學校。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蔣百里作《張譯魯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序》，提出：“新軍事的主流，是所謂‘全體性戰爭’”，“未來的戰爭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拼命’”。這是蔣百里在對以往傳統軍事人口學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即將爆發的抗日戰爭而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軍事人口戰略思想。不僅從戰略上揭示了民眾參戰對戰爭取勝的決定性意義，也從軍事人口學意義上觸及了民眾是軍事人力資源的本質要義。這一思想既合乎戰爭規律，又合乎中國國情。因為它不再是對世界“新軍事主流”的純理論研究，而是集結了對日本國的深刻了解，並結合了中國軍閥混戰，擁兵割據，窮兵黷武，新軍力量不堪一擊，但同時中國又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的實際情況。在蔣百里提出上述論點之後的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年7月，毛澤東在他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樣提出了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問題。 ^[14] 

蔣百里先生像(7張)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26日，蔣百里在柏林又寫出了一篇針對抗戰形勢，論述速決與持久關係的重要軍事論文——《速決與持久》。文章開頭就提出：“以此現代戰術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向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説來，即從所謂‘全民戰爭’的範圍説來……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這是蔣百里在軍事人口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戰術問題。 ^[30] 

蔣百里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在教育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蔣百里在《教育家言》中提到：“教育者，隨時勢以遷移者也。處若何之時，需若何之才，則行若何之教育。苟其背於勢而與之衝突也，非特所學非所用，亦不能禁其人默而息者也，則社會之亂基之矣。” ^[49]  他認為教育對個人、國傢俱有非常重要在日本國民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蔣百里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軍國民之教育》，標誌着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軍國民之教育》具體提出了軍人精神教育的大綱及在學校、社會、家庭實施軍國民教育的方法。但由於各種原因，這種思想並沒有很快付諸實施。直到民國元年（1912年），蔣百里以少將軍銜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就任校長一職時，才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得以部分實施。在保定軍官學校。他鋭意改革，使學校風氣大振。 ^[38]  當時晚清的教育應該順應世界形勢變化而做出相應的改革。 ^[28] 

蔣百里在保定軍校任職僅半年，由於種種原因，導致自殺事件的發生，他的教育實踐也沒能繼續下去。後期，隨着國家形式的發展，他的教育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後果中清醒地看到，提倡純粹的尚武教育並不能把中國從苦難中拯救出來，要想使中國崛起，還得找新的出路。民國八年（1919年），他奉命考察歐洲，這使他開始注意到了人民，意識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意識到軍隊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意識到人民整體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二十年代，在全面瞭解外國國情的情況下，他開始對原來的教育思想進行反思，開始由倡導全民的尚武教育轉向批判，認為這種教育是一種軍國主義思想，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提倡瑞士式義務民兵制，使教育與軍調和一致，軍事生活與教育生活溶成一片，主張全國各界都應該聯合起來，同舟共濟，以實現自治。 ^[38] 

最後，蔣百里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再次強調了紀律和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現代戰爭要求人自為戰，因此紀律就不能只由上級督促，而要進化到自覺自動的遵守。軍隊要實施經常性的軍事技術訓練與多種形式的情感陶冶和精神教育。以實現人與器、兵與兵、軍與軍、軍與國的密切結合，提高單兵及協同作戰的技能，並培養起“共同一致之志操”和“全軍一貫之愛國心”，使全軍官兵在戰爭爆發後能忠於職守、為國效力。他還對岳飛所説“運用之妙，有乎一心”的名言作了新的解釋。以闡明進行軍事教育，保持精神上一致的重要性。 ^[38] 

縱觀蔣百里教育思想的發展，他的教育思想緊跟時代的脈搏，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在面對強敵入侵時，他提倡軍國民的教育，期待以軍事教育的強盛、全民身體素質的提高來救中國；當看到軍國民教育無法徹底地拯救中國的時候，他開始傾向於全民的教育。並一直熱衷於精神教育，在精神教育的方法上，隨時間變化而有些發展。蔣百里是一個軍事學家，因而他的教育思想都附着在其軍事思想之上，也更為重視軍人的教育。他在近代軍事教育和軍事理論兩個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因而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軍事史的發展，對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38] 

蔣百里醉心研究文學。1920年，他從海外歸來，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於文藝復興時期精神，體會很深。他在“導言”中指出：“文藝復興，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見；二曰世界之發見。”梁啓超評論此書為“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蔣百里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是中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復興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問世後，14個月內出了三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民主”、“科學”兩大旗幟深入人心。蔣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註腳，符合於時代精神。。 ^[46] 

蔣百里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學社叢書》，從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間，共出叢書16套、86種，是舊中國規模最大的學術文化叢書之一。當時進步作家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等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名著，都在蔣百里的幫助下，收入《俄羅斯文學叢書》，由“共學社”出版。 ^[46] 

蔣百里開始從事翻譯是他留學日本時期，當時晚清正在進行教育改革，這時他翻譯的書籍大多是教育相關。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引進外來先進思想，改變當時國人的陳舊觀念，他翻譯了一些思想解放相關的書籍。抗日戰爭前後，為了給當時的抗戰提供理論性的指導，他編譯了一些軍事相關的書籍。此時，他通過翻譯將日本關於教育相關書籍介紹到中國，希望當時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要順應世界形勢的變化。這也是他走向翻譯之路的起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為《譯書彙編》譯書，翻譯了他的第一本譯作《修學篇》。《譯書彙編》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雜誌，為當時的中國輸入了先進的思想和活力。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協助梁啓超編《新民叢報》，並發表譯作《軍國民之教育》。後發起成立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當選為幹事之一，負責編輯出版同鄉雜誌，編譯《教育家言》，由上海廣智書局印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創辦並主編《浙江潮》，發表了譯作《俄人之性質》，當時的清政府對俄國的狼子野心不甚瞭解，蔣百里看到了俄國的侵略野心，全面分析了當時俄國的情況，希望當時的清政府對俄國有所防備。 ^[28] 

軍事翻譯貫穿於蔣百里翻譯的始終，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救國成為了當時的時代主題。面對日本侵略的加劇，翻譯外國先進軍事理論又成為蔣百里翻譯的重點。為了抵禦外來侵略，蔣百里將《國防論》進行了整理和出版。為了更好地為中國軍隊建制提供借鑑，蔣百里編譯了《新兵制與新兵法》，書中提到了中國該如何籌建國防。為了讓國人更加了解日本，給當時的抗戰救亡提供信心，他將《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本著述整理出版，告訴當時的中國人日本人必將戰敗，中國會取得抗戰的勝利。 ^[28] 

蔣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樹，寫過《宋之外交》、《東方文化史與哲學史》、《主權階級與輔助階級》等，頗有獨到見地。他在抗戰初期寫了許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當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篇剖析日本形勢的傑作，極大地激勵了四萬萬同胞的抗日鬥志。 ^[46] 

蔣百里是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書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國民性格，又從自然、地理、風土、人種特徵等各方面入手，並對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代表人物進行分析和比較，從而得出結論：日本民族會走到極端，欲征服亞洲進而稱霸世界，所謂誅求無厭，但最終“缺少像長江、黃河這樣寬闊的胸懷，乃總是很難如願以償”。此書一出，即成為一本社會人類學的範本。 ^{[15]  [39]} 

李烈鈞：腦袋中裝了四館二院。四館是博物、圖書、歷史、科學；二院是文學、軍事。 ^[4] 

王芸生：百里是中國有數的軍事學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學生多是典兵大將；他的軍事著作雖不算多，而片語隻字都可作兵學經典……百里的淹博宏通，實是一位罕有的學者。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軍人，多是文學修養很好的人。百里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將風流。 ^[11] 

陶菊隱：蔣百里一生以國防為其中心思想，不愧關心國家安危的民族先覺。他十年留學卻以軍事為本，日後終其生以建軍工作及軍人精神為其不二職志。 ^[4]  他做了一輩子的“教書匠”，自己未直接當重任，間接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對中華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響，那是絲毫不容疑惑的。 ^[50] 

黃仁宇：1937年在中國被逼作戰，無全盤作戰計劃，無財政準備，無友邦支援。當日的決策，可以説完全依賴前述蔣百里的十四字秘訣。 ^[4] 

薛篤弼：抗戰軍興，又時在報端見其（蔣百里）本愛國熱情，發救國讜論，文既雅健，理尤精緻，使人讀之奮發興起，其裨益於抗戰者，厥功甚偉。……其最為膾炙人口者，為《國防論》及《日本人》二書，燭外患與機先，為禦侮之名言，直如暗室明燈。 ^[48] 

傅立賢：①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中研究現代軍事科學的先驅和導師，他桃李滿天下。先生曾任保定軍校校長，而保定軍校，在我國近代建軍史上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勳。各省的講武堂和我們黃埔軍校的教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在民國幾十年的軍界中，常以作為蔣先生的門生而自豪。②先生處世深沉練達，治學嚴謹而淵博，對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造詣之深也是傑出的，舉凡經、史、子、集，諸子百家，無不融會貫通。對西洋哲學和文藝理論，更是造詣深邃。因此常能針對時勢，提出真知灼見。記得在抗戰初期，當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之際，國內有些人對抗戰失去了信心。先生從世界形勢的發展，進行綜合分析，在當時的《大蔣百里報》上連續發表多次社論。特別是題為《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震動中外許多關心中國抗戰的人們。 ^[32]  （《紀念先師蔣百里先生》）

黃萍蓀：蔣百里運用他那支縱橫不羈，犀利精刻，富於文學、哲學、軍事、政治情調的妙筆，衡斷敵我之得失，以堅強國人抗戰的志念。因為拿得出真憑實據，不説一句空話，故每篇一出，還邇傳誦，萬人欽仰。

褚道庵：他是中華民族轉變時代偉大的導師，長夜漫漫中的彗星或燈塔，他常在大家苦悶中予人以安慰，彷徨中指人以光明的路途，增加人們對民族前途的樂觀，加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

程滄波：蔣百里根據學識經驗，鼓勵青年，勖勉中年。一年來，他的言論，抵過十萬軍隊。他現在不幸死了，但是後死的人，只要能夠發揚他的精神與言論，那十萬大軍力量還沒有動搖。 ^[29]  （《悼蔣百里先生》，載《中央日報》）

周瑩：百里先生也常在這種艱屯繁難的時候，獨秉他的學養髮為文章，堅定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掃除我們沉憂悲慼的情緒，如今抗戰進入新的階段，可惜蔣先生已不在人間，不能親自提醒我們了，我們只有記住蔣先生遺給我們最後的一句話:‘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敬悼百里先生，應該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貫徹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35] 

黃炎培：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嗟君歷盡塵海風波，其才略至戰時始顯；一箇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為寒。（輓聯） ^[33] 

邵力子：合萬語為一言，信中國必有辦法；打敗仗也還可，對日本切勿言和。 ^[2] 

張宗祥：宵夜病急難求藥，地僻醫遲未處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悽絕鶴山傍。 ^[33] 

章士釗：文節先生宜水東，千年又致蔣山傭。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狷介風。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 ^[33] 

薩蘇：①蔣百里一生是一個職業軍人，他致力於國防軍的建設，並且為此投入了畢生的精力。以他的軍事才華，如果在內戰中施展，飛黃騰達，升官發財，一將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沒有去做，他的軍事建設是為國家的，而不是為某個人，或者某個主義服務。他做的軍事教育給中國留下了一個有一定專業素養的高級軍官團。這些人大多沒有蔣百里高尚的信仰，卻畢竟學到了專業知識，對中國抵抗外侮的事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33]  ②蔣百里也是一員儒將，他代表了中國人“士”的風骨。物以類聚，蔣的朋友列出來就夠人一驚，蕭伯納、泰戈爾、徐志摩、林徽因、羅素、杜威……蔣氏祖上是藏書大家，自幼即滿腹經綸，以這樣的骨格，其後融中西於一體，軍事上、書法上、文學上、美術上、外交上，一經手其造就便可比肩高手。蔣青少年主編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鋭深邃不亞於《湘江評論》和《新青年》。他所譯的《西方文藝復興史》成為了現中央美院教材，誰能想象此書出自陸軍二級上將之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蔣百里大致如是。 ^[33]  ③蔣百里的智慧是大聰明。比如對日抗戰，蔣很明白上街發傳單是幹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腳踏實地的對日本的社會、軍事、政治各方面進行充分的研究，結合對中國的充分了解，完成專業的對日作戰方略。如果説毛澤東回答了“中國能不能打贏日本？”這個難題，那麼蔣百里就是回答“中國怎樣能打贏日本？”這個題目。 ^[33]  ④蔣百里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軍校辦不好作為校長便飲彈自戧，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愛情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書要求赴死。作為一名將軍，尤其是一個終生思考對日作戰的愛國將領，這樣的真切情誼令人動容，憐子如何不丈夫？ ^[33]  （《人物軼事篇氣高骨硬——蔣百里將軍側記》）

蔣百里一向視梁啓超為恩師，執禮甚恭，但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卻從不含糊，敢於同恩師梁啓超開論戰。1902年，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宣揚“立憲”，尤重“新民”，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道德缺乏，智慧不開……”接着他又寫出了《新民説》、《新民廣義》等文章，加以系統地闡述發揮，改良主義論調氾濫一時，迷惑了不少人。蔣百里立即用筆名“飛生”，撰寫《近時二大學説之評論》，刊於《浙江潮》，尖鋭指出：“《新民説》不免有倒果為因之弊，而《立憲説》則直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文連載兩期。剛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啓超的高度重視，馬上回應，寫了《答飛生》一文，刊於《新民叢報》，進行辯解。這場論戰，實際上是章太炎與梁啓超大論戰的前奏。同好問蔣百里：“梁任公是你蔣百里的恩師，你怎麼同他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蔣百里直言相告：“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 ^[46] 

宣統三年（1911年），蔣百里從東北逃亡，張作霖素惡其人，派人追殺至火車上。蔣百里因內急，火車職員打開了洗手間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鎖（原本火車在發車前不會供人使用洗手間），因而得免。 ^[46] 

民國二年（1913年）蔣百里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曾因校務有求於陸軍部被拒，有感失信於學生，集會時在師生面前以手槍自戕，幸有侍從迅速將槍奪下。之後結識日籍看護佐藤屋登，與其結婚，婚後佐藤屋登改名為左梅。 ^[46] 

民國十一年（1922年），發表《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一文，首次蔣百里開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險，説：“至於從中國現狀言，吾儕所最感危險者，即鄰近富於侵略性的國家……”民國十七年（1928年）5月3日，日軍大舉進攻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印證了蔣百里的戰爭預言。

民國二年（1913年）6月18日凌晨5點，保定軍校校長蔣百里就召集全校兩千餘名師生緊急訓話。他身着黃呢軍服，腰掛長柄佩刀，足蹬鋥亮馬靴，站在尚武堂石階上一臉沉痛：“初到該校，我曾宣誓，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如此看來，我未能盡責……你們要鼓起勇氣擔當中國未來的大任！”接着，蔣百里掏出手槍，瞄準自己胸口猛開一槍。蔣百里此次自殺的緣由眾説紛紜，有説是憤于軍校學風浮躁，有説是向陸軍部請求撥款未果，也有説是對中國當時軍界、政界之絕望。自殺前夜，蔣百里致書寡母，稱：“為國盡忠，雖死無關重要，然於陸軍及民國前途有益。遺幣二百，薄田數畝，聊供贍養。” ^[8] 

抗日戰爭初期，針對當時敵強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況，蔣百里在《國防論》的扉頁上寫道：“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他還提出用“國民皆兵”、“國民拼命”作為解決方法。在抗日戰爭中，蔣百里“中國是有辦法的”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國軍民齊心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韌性戰鬥精神。 ^[27]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月間，蔣百里撰寫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結語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此文系蔣百里潛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結晶，文中結語通俗易懂，直截了當，觀點鮮明，一語道出了全國億萬人民抗戰到底的心聲，一時成為國人銘言的金科玉律。 ^{[27]  [5]}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蔣百里在廬山為中國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學，將其所著結成《國防論》。蔣百里一生精心研究軍事理論及世界軍事狀況，著作宏富，其軍事著作大部收入《蔣百里全集》。其他著作有《孫子新釋》《歐洲文藝復興史》等。 ^[24] 

祖父蔣光煦是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建“別下齋”藏書樓一座，貯書10萬冊，刻印《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多種書籍流傳於世。

父親蔣學烺，因生下來缺左臂，蔣光煦不喜歡他，送他到寺廟出家做小沙彌。長大還俗學醫，懸壺濟世，娶浙江海鹽秀才、名醫楊笛舟的獨生女楊鎮和為妻。楊鎮和為賢妻良母，又通文墨，成為蔣百里的啓蒙老師。 ^[46] 

蔣百里結過三次婚。原配夫人查品珍由父親包辦，終生未育，第二位妻子佐梅是日本人，兩人自由戀愛，恩愛一生。 ^[2] 

蔣百里為保定軍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殺，日本護士佐藤屋登照顧他時兩人產生感情而成眷侶。兩人成親後，佐藤屋登改名蔣佐梅，兩人曾在海寧植梅數百株，意將來歸老此地，皆毀於抗戰之中。 ^[17]  馮玉祥在蔣百里死後寫文章説他是被蔣佐梅用毒針殺害。蔣佐梅此後竭力用自己的行為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她用華語教育五個女兒，帶着她們一起到街頭募捐處，拔下頭上的首飾捐助抗戰事業，並親赴前線為中國的傷兵治療服務。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為“蔣佐梅”。 ^[25] 

蔣百里和蔣佐梅生有五女，其中大女兒蔣昭早逝。 ^[46] 

二女兒蔣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抗戰開始後按照父母的勸導回國參加救護隊，為傷員服務，後定居美國。 ^[46] 

三女兒蔣英，是著名鋼琴家和歌唱家，音域寬廣優美。民國三十年（1941年），蔣英從德國柏林音樂大學畢業後，轉入瑞士盧塞恩音樂學院研究生班深造，對古典、浪漫時期及近現代歌劇作品有了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蔣英成為德律風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簽約歌手。 ^[23]  1955年隨丈夫錢學森 ^[23]  回到祖國，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 ^[46] 

四女兒蔣華，定居比利時，曾籌辦歐洲中山學校，為華僑教育做出重大貢獻，在錢學森回國過程中，承擔了重要的穿針引線作用。 ^[46] 

五女兒蔣和，幼年就曾隨父親環遊歐洲，解放後定居北京。 ^[46] 

蔣百里的妻侄是著名武俠小説家金庸（原名查良鏞，蔣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和金庸是同宗姑侄）。 ^[23] 

蔣百里是兵學家，又是國學家，其祖父是海寧藏書名家，一生風流倜儻，身邊名士雲集。他好交朋友，羅素、鄭振鐸等都受其幫助；蔣經國、唐生智雖為部下卻感情深厚，蔣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蔣百里家與杭州厲氏家族、杭州錢氏家族，三家都是浙江的書香名門，且為親族世交。 ^[18] 

蔣百里與晚清金石大家厲良玉的長子、中國近代西醫學教育先驅厲綏之和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之父、教育家錢均夫既是親戚，也為摯交。三人青少年時便是杭州求是書院的同學，畢業後又同赴日本留學。1903年，蔣百里與厲綏之在日本東京一同創辦了《浙江潮》雜誌。回國後，厲綏之成了名醫，蔣百里和錢均夫家若有人患病，均請厲綏之幫忙診治。蔣百里女婿錢學森小時候得過兩次很厲害的病，差一點夭折——一次是腦膜炎，一次是傷寒，都是在厲綏之的醫治下轉危為安。1946年錢學森回家探親，拜過高堂之後，第一個來看的就是厲綏之。蔣百里之女蔣英與錢學森被傳為佳話的結合就是由厲綏之撮合的。 ^{[9]  [19-20]} 

蔣百里與厲綏之二弟、抗日愛國名將厲爾康相交甚篤。兩人不僅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畢業後還一同在清廷禁衞軍中供職，隨後又一起參加革命。厲爾康所著《國防與物資》一書，蔣百里曾大為讚歎，併為書作序推薦。 ^{[9]  [21]} 

蔣百里與厲綏之三弟、近現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厲麟似也是刎頸之交。厲麟似曾聽取蔣百里的建議，辭去了國民政府的職務，全力幫助蔣百里翻譯德國軍事著作。蔣百里著名的《國防論》，厲麟似即是該書隱形的第二作者。《國防論》中有不少內容都是這位翻譯家襄助蔣百里完成的。 ^{[9]  [22]} 

蔣百里與施承志既是親族，也為世交。施承志是杭州厲氏家族的女婿，厲綏之的妹夫。蔣百里、施承志、錢均夫三人為莫逆之交。他們青少年時便是杭州求是書院的同學，畢業後又同赴日本求學。蔣百里與施承志在日本又同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蔣百里親家錢均夫一直將施承志長子、新中國鐵路事業奠基人之一施錫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樣。錢均夫晚年，兒子錢學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隨侍在側，幸有施錫祉經常去探望並幫忙照料錢均夫，直至錢均夫病逝。 ^[19] 

馮玉祥是蔣百里的好友。民國十一年（1922年），梁漱溟被馮玉祥請去給部隊將領講話，梁漱溟驚訝發現，馮玉祥給將領每人發的小冊子上，輯錄的古今名將治軍格言中，除了“岳飛曰”、“曾國藩曰”、“胡林翼曰”，“蔣方震曰”亦赫然並列，他早聽説馮玉祥對蔣百里相當崇敬，這回終於眼見為實。 ^[4] 

徐志摩與蔣百里為親族，曾共同組織新月社。在徐志摩經濟最為拮据的時候，蔣百里將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幫其渡過難關。民國十九年（1930年）蔣百里受牽連入獄，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蔣百里坐牢。 ^[46] 

蔡鍔是維新派領軍人物、梁啓超的弟子，那時梁啓超在日本避難，由蔡鍔介紹，蔣百里結識梁啓超並拜他為師。梁啓超與蔣百里儘管有師生名分，政治觀點上卻相左，經常激烈爭論。蔣百里曾作《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啓超對蔣百里的文學才能分外讚賞。 ^[46]  梁啓超在為《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時，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寫了5萬字，與原書字數相等。他又覺“天下固無此序體”，只好另作短序，而將此長序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單獨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為該書作了序言。 ^[46] 

蔡鍔和蔣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學，莫逆之交。蔣從日本士官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回國後，袁世凱對他極為器重，徹夜談兵孜孜不倦。當袁世凱醖釀稱帝的時候，蔣百里不顧個人恩情，和蔡鍔、張宗祥等11名將領秘結同盟，先後南下組織反袁護國。這中間，蔡鍔因受到監視，乃採取蔣百里的妙計深居簡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夢死之態，乃至家人反目而走減輕了袁世凱的疑慮，然後突然逃走，到雲南組織討袁戰爭。同盟中人曾擔心袁世凱派人追殺蔡鍔，蔣百里卻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錯了人”，原來他已知曉袁世凱派出追殺的是陳儀，也是同盟中的一員。 ^[46] 

不久，蔣百里亦南下加入討袁司令部，參加北伐。袁世凱驚懼而死後，蔡鍔因喉病逝世於日本福岡，蔣百里時在其側，代擬遺電，並護送靈柩回湖南安葬。時人論曰，蔣之反袁，取大義而舍私恩，萬里扶棺，是豪傑顯真性情。 ^[46] 

蔣百里故居位於浙江省海寧硤石鎮吳家廊下79號。這所故居原名懷萱堂，是蔣百里為紀念母親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建造的。故居坐北朝南，為五間木結構平屋建築。前有場地，後有天井、廂房。通面闊18.2米，通井深15米。 ^[43]  當時譚延闓書“懷萱堂”匾，梁啓超贈“慷慨各努力、閒暇輒相思”對聯，今俱已無存。 ^[44]  1984年10月被宣佈為海寧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改造移地重建。 ^[43] 

蔣百里舊居（安亭別墅）位於上海市安亭路46號，是具有海派風格的歐洲地中海式陽光花園住宅。別墅由馥記營造廠建造，為兩層半磚混結構建築，佔地共250平方米。設計別墅的是華僑建築師李錦沛。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佈蔣百里故居為市優秀歷史建築。 ^[42] 

蔣百里紀念館位於浙江省海寧市東山北麓，展覽內容以人物事蹟圖版為主，分“情湧百里——家事與友情”、“才震四方——才學與貢獻”兩大篇章，並結合內容實物陳列了部分相關書籍及書法作品。 ^[45] 

“澹寧讀書枱”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武侯祠大門右邊的山坡上，為仿古建築，亭內樹有“蔣百里先生紀念碑”。該建築為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第一戰區參謀長兼河南省建設廳長的龔浩帶領同僚修建。龔浩於蔣百里逝世一週年時，在駐防地南陽諸葛武侯祠建“澹寧讀書枱”紀念恩師，“澹寧”是蔣百里晚號，匾額為龔浩手書。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