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綏之

厲綏之，名家福，字綏之，浙江杭州人。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出生在清代錢塘的書香世家，祖上五代均為飽學之士，以開館教書為業。高高祖厲鶚（字太鴻，號樊榭）和祖父皆為清代舉人，父親厲良玉（字韞山，別署樊榭後人）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也曾以開館授課為業。在書香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厲綏之，年紀輕輕便已具備了相當的國學功底。 ^{[3]  [4]}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4歲的厲綏之考入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 ^{[3]  [5]  [97]  [107]}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6月20日，蔡元培在其當日的日記中特別記載了與厲綏之在求是書院的師生交往。 ^[6-7]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厲綏之經國家選拔考試，考取官費生，赴日本遊學，先後畢業於東京弘文學院、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金澤醫科大學前身）和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 ^{[2]  [5]}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厲綏之作為中國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重要成員在東京與蔣百里等人一同創辦了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該雜誌是當時宣傳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刊物，也是二十世紀初具有較大影響的一份留日學生刊物。 ^{[8-11]  [99-100]} 

厲綏之與魯迅、錢均夫是刎頸之交。 ^{[12]  [108]}  他們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遊學，最初曾在東京弘文學院一同學習日語，同班同寢室。1904年學畢日語後，厲綏之接受魯迅的意見一起學醫，尋找強國強族的路徑。 ^{[2]  [97]} 

厲綏之學成回國，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考取了“醫科舉人”，並於1910年參加了末代清帝的“保和殿複試”，以“殿試一等”的成績當即被授予醫學部主事的頭銜。 ^{[5]  [106]} 

清宣統三年（1911年），厲綏之目睹了當時英國教會主辦的廣濟醫院和廣濟醫藥專門學校欺詐病家、牟取暴利，於是立志開辦一所中國人自己的醫院。為與外國醫院相抗衡，維護中國的醫權，厲綏之聯合留日歸國的幾位醫科同學在杭州羊市街創辦了第一所西醫院——浙江病院，專門為國人治病。為辦好醫院，各醫師不領取正式工資，僅支取最低生活費，厲綏之還將自己其它收入也捐給醫院。而對於貧困病人，醫院則實行免費治療。因此，醫院在開業不久，就深得社會好評。 ^{[13-15]  [16-17]  [96-97]  [106]} 

為培養醫學人才，厲綏之等人在厲綏之親戚沈鈞儒的支持下，於1912年6月創辦了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科大學前身），厲綏之任首任校長。該校是中國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最早的醫學專門學校，設置與當時西方醫科大學藥學專業基本相同的課程，多采用德國和日本的教材。 ^{[5]  [13-14]  [18-19]  [96]} 

1912年至1927年，厲綏之擔任浙江陸軍醫院院長，期間兼任浙江醫學專門學校職務。 ^[107] 

民國三年（1914年），厲綏之創辦《醫藥觀》（月刊）雜誌並擔任雜誌主編。據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省委員會，該雜誌是浙江最早的西醫藥學術雜誌，由杭州中華醫藥公司發行。 ^{[4]  [20]} 

民國四年（1915年），厲綏之與留日同學湯爾和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並創辦《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新醫藥》等期刊。學會通過發行期刊、出版書籍、召開年會、審定醫學名詞、開展衞生調查等途徑，積極致力於醫學知識的傳播和醫療衞生體制的完善等。 ^[21] 

民國六年（1917年），厲綏之等人聯名向軍政府建議創設防疫組織，但是因為當時社會普遍對傳染病的預防知識缺乏認識，加之政局不穩以及戰亂等因素，因此建議終沒有獲得落實。1919年至1922年間，杭州市區接連發生了嚴重的疫情，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軍政府於是不得不委派厲綏之等人在市區設立臨時防疫醫院數次，採用現代防疫技術和設施，疫情才得以控制。鑑於此次疫情所造成的損失以及防疫的效果，而臨時防疫醫院的設立又非長久之計，厲綏之等人遂於1923年再次向時任浙江省省會警察廳廳長夏超建議籌設傳染病醫院，並立即得到夏超的支持，隨後即經省議會議決通過，定名為浙江省立傳染病醫院。10月10日，浙江省立傳染病醫院舉行開幕典禮，宣佈其正式成立。 ^[22] 

民國九年（1920年）9月5日，頒佈大總統令，厲綏之授為陸軍一等軍醫。 ^[23] 

民國十三年（1924年），厲綏之作為杭州醫師藥劑師公會理事，為救護江浙戰爭的傷員，籌建杭州市紅十字會，並出任首任會長。 ^{[4]  [24]} 

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北伐戰爭西興方面聯軍與革命軍已正式開火，杭州市紅十字會成立臨時總醫院，由厲綏之擔任院長，組織開展對傷兵的醫療救治和戰地救護工作。 ^{[24]  [25]} 

30年代，作為中國醫學代表團團長參加在日本舉行的日華醫師聯合會，並發表了多篇在業界引起較大影響的論文。 ^{[26]  [27]} 

民國二十年（1931年），厲綏之被杭州市政府委任負責市衞生行政。 ^{[22]  [28]} 

1931年5月7日，杭州市衞生委員會召集會議進行改組，推選杭州市市長陳屺懷為委員長，厲綏之為常務委員。衞生委員會一經改組成立即召集各機關、團體、學校開會商議舉行衞生運動辦法，並與5月15日具體籌劃領導了杭州市第六屆夏季衞生運動。 ^{[22]  [28]}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為救助送入杭州的大批受傷的抗日愛國將士，厲綏之在杭州創辦了三所傷兵醫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抗戰期間源源不斷送入杭州的傷員的收治問題。 ^{[5]  [29]  [99]} 

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戰爭期間，厲綏之放棄了院長和在政府內等的行政職務，自辦診所，從“官醫”走向“民醫”。從行政事務中解脱出來的厲綏之將更多時間都花在病人身上，以更好地服務廣大民眾。 ^[27]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厲綏之作為知名民主人士受邀擔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期間留下了一些關於魯迅的回憶文字，並撰有《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一文。這些文字成為後人研究魯迅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被收入《高山仰止：社會名流憶魯迅》《活的魯迅》《人間魯迅》、巴金著《魯迅回憶錄》《魯迅回憶錄：散篇》《魯迅生平史料彙編》《魯迅在日本》等書籍、文獻和教科書中。 ^{[3]  [30-38]}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厲綏之陷入十年浩劫當中。

1975年，厲綏之於上海病逝，享年90歲。 ^[3] 

厲綏之因在中國近現代醫學事業上取得較高成就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清實錄宣統朝政紀》《民國醫界名士錄》等辭書作為醫學界代表人物收錄。 ^{[3]  [39-41]} 

厲綏之於1912年6月1日創辦中國第一所由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科大學前身），從而開啓了中國自辦高等醫學教育的先河，在現代醫學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浙江大學將其尊為“浙醫之父”。 ^{[1]  [13]} 

厲綏之在抗戰期間主動扛起了救治抗日傷員的大旗，是當時戰地救護的“領軍人物”之一。抗戰時期，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威望、專業水平最高的軍醫之一和紅十字會的重要成員，厲綏之肩負起了戰地救護的重任。當時極其缺乏戰地醫療服務和戰地醫護人員，士兵一旦負傷，最大的希望便是由同伴背下戰場，大部分重傷員在到達傷兵收容站的路途中就已經死亡。而更多時候，一場戰役結束，大量的傷兵被遺棄在戰場上，聽天由命。在這種情況下，厲綏之不顧自身安危，冒着槍林彈雨，傾盡全力投入到戰地救護工作中。他開辦了多家傷兵醫院，救治了大量的愛國將士，為減少傷亡，恢復中國抗日軍隊戰鬥力，鞏固戰鬥意志，並爭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懷着一顆慈善仁愛之心，厲綏之用自己高妙的醫術、在醫療界的影響力和卓越的領導力，為戰場上的抗日愛國將士們築起一道庇護生命的保護屏障，被浙江大學讚譽為“亂世浮萍中不為名利羈絆的清風傲骨，戰火硝煙中一心救人濟世的俠之仁者”。 ^[102] 

厲綏之經歷了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大戰亂時期。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醫者，他冒着槍林彈雨，積極地開展戰地救護工作，開辦了多家傷兵醫院，救治了大量的愛國將士。抗日戰爭期間，更是緩解了源源不斷送入杭州的傷員的收治問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25]  [27]  [29]  [99]} 

厲綏之是中國的第一代西醫。從日本學成歸國後，為與外國醫院相抗衡，維護中國的醫權，他於1911年在杭州創辦了國人自辦的第一所西醫院——浙江病院，專門服務於國人。他還曾創辦奉天高等醫學堂。他畢生致力於西醫臨牀醫學和醫學教育工作，為西醫在中國的普及和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他醫術精湛，治癒了很多疑難重症，在當時享有極高聲望，甚至慈禧太后都請厲綏之為其看病。他還曾挽救過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的生命，併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醫學人才。 ^{[1]  [4]  [15]  [18]  [20]  [42]} 

厲綏之不僅僅是浙江大學醫學院的主要創始人和“中國西醫學教育之父”，還是中國中西醫結合事業的先驅。他是中國國人在西方世界創建的首個以漢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組織——景星學社的重要成員。景星學社由厲綏之親兄弟、中國近現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厲麟似於1921年在德國創建，旨在研究與傳承漢學，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作為歷史最悠久的漢學研究組織之一，景星學社不僅吸納了當時的一批如衞禮賢、林語堂、陳寅恪、唐麗玲、徐悲鴻等在文史哲和藝術領域頗有建樹的學人，同時也聚攏瞭如厲綏之這樣的醫學人才。中醫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一直是漢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而厲綏之醫術之高，名聲之大，在當時國內的醫生裏，鮮有出其右者，甚至慈禧也請其為自己診病。厲綏之當時為慈禧診病時，採用的就是中西醫結合的療法。

作為景星學社的重要成員，厲綏之與其弟弟厲麟似攜手，於20世紀20年代開始一同將大量中醫醫案、中醫古代文獻和方藥等譯介到了西方世界，使得歐洲知識界開始對中醫藥、中國古代的人體觀與宇宙觀、經絡與臟腑的理論學説以及中藥方劑的配伍標準等逐漸有了較為客觀的認識和了解，開啓了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 ^[96] 

厲綏之除了具有深厚的醫學專業知識，還兼具豐富的衞生行政經驗。在厲綏之擔任杭州市衞生行政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期間，杭州市的公共衞生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善，衞生行政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他籌劃和領導了杭州市第六屆夏季衞生運動，對衞生行政體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公共衞生行政體系。此外，他在防疫措施的制定與實施方面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厲綏之等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杭州市公共衞生事業的發展。 ^{[22]  [28]  [43-44]} 

厲綏之從20世紀初就開始發表醫學研究文章，內容涉及疑難雜症的研究、軍事醫療、醫療衞生體制、醫藥衞生政策、醫學教育、中外醫學交流、中西醫結合的研究等諸多領域，多數都是當時中國醫學界所未曾涉及的重要問題，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還創辦了浙江第一本西醫藥學術雜誌——《醫藥觀》（月刊），並與留日同學湯爾和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並創辦《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新醫藥》等期刊，積極傳播和普及醫學知識。他在《民國醫學雜誌》《醫藥雜誌》《醫學與藥學》《兵事雜誌》《同仁醫學》《新同德》《科學醫報》《社會醫報》《上海醫藥月刊》《東南醫刊》等民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了大量在當時具有較大影響的文章，開中國西醫學研究與傳播之先河。 ^{[17]  [20]  [27]  [41]  [45]  [46]} 

放棄了院長的豐厚待遇，自辦診所，體現了厲綏之“寧為良醫，不為官吏”的醫學理想。（《健康報》評） ^[47] 

厲綏之被浙江大學尊為“浙醫之父”。（浙江大學評） ^{[1]  [96]  [99]} 

日本教育家松本龜次郎對厲綏之印象頗深。他在回憶赴日留學期間時的厲綏之時稱，厲綏之當時雖都還不滿二十歲，但他的漢文根底卻已很深。（日本教育家松本龜次郎評） ^{[26]  [48]} 

有一種星光璀璨，叫做厲先生的家。有一種才高八斗，叫做厲先生的才華。（浙江大學醫學院評） ^{[1]  [101]} 

許多達官貴人都請厲先生為他們看病，甚至慈禧也請其為她看病，可見厲先生當時醫術之高超，名聲之響。（浙江大學醫學院評） ^[1] 

厲綏之對名利看得很淡。他雖身為浙江醫學專門學校的首任校長，但填履歷時卻只填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教員”。厲綏之不為良相當為良醫。“良醫”不僅是指醫術高明，也指心地善良。（《杭州日報》評） ^{[5]  [96]} 

求是書院始創之年，國事維艱，不少像厲綏之一樣的有志之士，捨棄科舉，投身新式教育，期待學成報國。（《新華每日電訊》評） ^[97] 

在杭州，有一個特別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裏，相繼出現了三位為紅十字事業不懈奮鬥的紅十字人。他們是1924年重建杭州紅十字會的發起人之一——厲綏之；厲綏之的女兒——曾任浙江省紅十字會會長的厲矞華；厲綏之的女婿——曾任杭州市紅十字會會長的陳禮節。他們緣聚紅會，情傾紅會，力凝於紅會，在浙江紅十字運動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足跡。厲綏之用自己的高超醫術在戰場上為傷兵們築起庇護生命的屏障，譜寫了紅十字人的光輝與閃亮。（浙江省紅十字會評） ^[98] 

厲綏之被浙江大學評價為“亂世浮萍中不為名利羈絆的清風傲骨，戰火硝煙中一心救人濟世的俠之仁者”。（浙江大學評） ^[102] 

厲綏之與魯迅是刎頸之交。他們曾同舟進京赴考，並一同考取赴日公費留學生；一同赴日，就讀於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同班同寢室。厲綏之後又接受了魯迅的意見，一起學醫。魯迅關於遺傳學方面的醫學畢業論文就是厲綏之幫他寫成的。兩人的名字還一起排在當時的“日本支那名人錄”中。 ^[49] 

厲綏之1961年9月25日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一文，與後來《杭州日報》等媒體上關於厲綏之與魯迅的文章，是研究厲綏之與魯迅早期生活和思想的珍貴史料。 ^[49] 

1902年，厲綏之與魯迅、錢均夫、許壽裳等一批浙江學子，同船進京參加清政府公費留學複試。據厲綏之回憶，浙江的這一批考生都在杭州的菜市橋上船，經一個多月的旅途勞頓，最後到達紫禁城。船上的那些日子，大家談得較多的是留洋留到哪裏好——説可以自己選，但誰也沒經驗，都想不出志願如何報。少年魯迅很健談，全不似老辣時候的沉默寡言。魯迅當時對大家説：“還是到日本國去吧——洋鬼子們脾氣都壞，要胡亂殺人。美國太遙遠，日本近些，萬一有危險，逃回來也方便。”結果後來填志願，浙江的這一批留學生大都去了日本。 ^[49] 

在日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時，魯迅與厲綏之同班同寢室，他們一起上街，常遭日本少年辱罵，他們都非常生氣，而據厲綏之回憶，魯迅卻與他説：“我們到日本來，不是來學虛偽的儀式的。這種辱罵，倒可以編在我們的民族歌曲裏，鞭策我們發憤圖強。” ^[50] 

剛到日本時，魯迅很合羣，但到了後來，他行為處事都特立獨行———比如，大家為了生活的方便，都改穿西服，但他仍然穿又長又厚的棉布長衫，進出很惹人注目。要命的是，長衫洗起來麻煩，他就很少洗。有時厲綏之看不下去，就幫他洗洗。 ^[49] 

1904年，在弘文學院學畢日語後，厲綏之接受魯迅的意見，一起學醫。 ^[49]  魯迅對厲綏之説，做醫生不為賺錢，而是為勞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給我們出國留學，我們應報答勞苦大眾。 ^{[51]  [106]} 

但最終魯迅就讀的是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而厲綏之就讀的則是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而魯迅自己對醫學的熱情卻越來越淡——他本想寫一本關於遺傳學方面的書，作為畢業論文，但起了個頭就沒有了興致，他想的是更重要的事。後來魯迅的論文由厲綏之幫他寫成。但就是這樣，魯迅最後還是半路上棄醫從文了。 ^[49] 

學成後，魯迅與厲綏之紛紛回國。魯迅只要路過杭州，多去找厲綏之。有一次厲綏之夫人在吃飯時問魯迅：“豫才先生為什麼取名魯迅？”已剃了板刷頭的魯迅説：“因為我的母親姓魯，她小時候叫我‘阿迅’，所以就取了‘魯迅’的筆名。”這個説法和後來正史中的不大一致。 ^[49] 

厲綏之與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是刎頸之交。錢家有人病了，都請厲綏之看，其中就包括錢學森。錢學森小時候羸弱，得過兩次很厲害的病，差一點夭折——一次是腦膜炎，一次是傷寒。後來都在厲綏之的照料下轉危為安。1946年錢學森回家探親，拜過高堂之後，第一個來看的就是厲綏之——他當時是下跪的，説：“伯大人，沒有你當初的照顧，就沒有我錢學森的今天。” ^{[1]  [52]  [106]  [108]}  錢學森與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之女蔣英被傳為佳話的結合也是由厲綏之作的冰。 ^{[53]  [96]} 

留洋歸國後的厲綏之曾名噪一時，因有他那般資歷的醫生當年在國內較少見，多有達官顯要邀他為其醫病診治，其中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據《杭州日報》載，厲綏之曾為慈禧太后看過病——從前進宮給女眷看病，都是“牽線搭脈”的，但厲綏之説，非得肌膚相觸，才能精辨脈象，還得寬衣解帶用西醫的聽筒，不然無法確診。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竟然破例，一一答應了。 ^{[1]  [5]  [96]} 

據《杭州日報》載，厲綏之曾為陳英士撫養了一個孩子，名為陳英遺。陳英士與厲綏之交往很深。陳英士原先住在杭州時，有什麼病痛，都去找厲綏之，後來成了上海大都督，看病仍然要來杭州找厲綏之。有一天，陳英士又來到厲綏之家，説不是看病，是有私事相托。原來陳英士在上海做了大都督，交了一個電影明星。兩年之後，有了孩子，在上海不方便，所以他把孩子帶杭州來了。厲綏之心善，就答應幫助陳英士撫養這個孩子。這個孩子來杭州的第二年，陳英士就被暗殺，而這時候他連姓名都還沒有。厲綏之説，就叫“陳英遺”吧，意思是他乃陳英士的遺孤。到陳英遺十幾歲的時候，蔣介石已經站穩腳跟，陳果夫、陳立夫也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陳英遺是他們的堂弟，厲綏之就想，還是把孩子送回去的好，到了陳家，孩子的前途會好些。但託人傳言之後，陳果夫、陳立夫不相信，也不來相認。當時的陳英遺已經懂事，認親被拒他也知道。他後來和厲綏之説，他不想投靠別人，他只認這個家。厲綏之説，好吧，你就做我的兒子。隔了一年，厲綏之把陳英遺送到了浙江警官學校讀書，畢業之後，厲綏之夫人準備給陳英遺找個杭州姑娘，給他張羅婚事。但陳英遺不同意。在平海路陳英士銅像前，他是這樣和厲綏之夫人説的：國家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又是個身世不明的人，他拒絕媽媽，不是不孝，而是怕耽誤人家姑娘，於自己以後的人生奮鬥也恐有拖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進攻上海，陳英遺在虹橋中國軍用機場附近抗擊日軍，與數百將士一起陣亡。 ^[5] 

1922年，第八次世界醫學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當時的中國代表即為厲綏之與他的同窗好友、時任教育總長湯爾和。大會主席團在排名的時候，將偽滿洲國和“支那”分開排，偽滿洲國還排在“支那”的前面。這樣的排法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厲綏之與湯爾和得知後，竭力抗議，並以退出會議相威脅。但弱國無外交，日本人半理不睬，最後折中，把“支那”排到了偽滿洲國的前面。當時的中國的確是弱國，軍事、政治不用説，文教、衞生也是提不起來。照規定，與會國都要送論文，但中國一篇也沒有。那樣的國際會議，泱泱大國白板一塊還不讓人笑掉大牙？厲綏之就想了個辦法，抄了幾段《傷寒論》充數。《傷寒論》是中國古人的醫學著作，那時候知道的外國人還不多。西方一些專家看了書中關於傷寒的理論，大為讚歎，都説要見見《傷寒論》的作者張仲景先生。藉助這次機會，厲綏之倒是讓西方人瞭解了一點中醫的博大精深。 ^[5] 

20世紀30年代初，因為看病的緣故，厲綏之經常成為時任杭州市市長周象賢家中的座上客。有一天，周象賢愁眉苦臉地和厲綏之説，他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日本人要做“太陽啤酒”的廣告，要求的地方很大，從一公園到六公園。廣告用洋鐵皮做，兩人多高，真的豎起來了，還不把西湖都包起來了？遊客來了連西湖都看不見，像什麼話？周象賢不想答應，又不敢得罪日本人，這兩天寢食不安。厲綏之説，他來想想辦法——當時杭州的日本總領事叫松村雄藏，和厲綏之熟，也很尊敬厲綏之（厲綏之的名字和魯迅一起排在當時的“日本支拿名人錄”中）。厲綏之和松村説，不講遮了西湖，杭州人傷面子，中國人傷感情，就是日本遊客來杭州，看不見西湖了豈不掃興？後來厲綏之建議道，在馬路邊立一些自鳴鐘，廣告就做在上面，這樣既方便路人看時間，太陽啤酒也可“廣而告之”，豈不兩全其美？老杭州都知道，早先路邊自鳴鐘上的啤酒廣告就是這樣來的。讓杭州市長愁苦不堪的事情，厲綏之通過“醫療外交”，三言兩語就解決了。 ^[5] 

先祖姜子牙：西周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傑出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

高高祖厲鶚：清代著名詩人、學者，浙西詞派中堅人物，著有《宋詩紀事》等。

父親厲良玉：清朝官員，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新浙派代表人物。

弟弟厲爾康：民國高級將領，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弟弟厲麟似：著名教育家、外交家，中歐教育交流先驅，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

女兒厲矞華：著名兒科專家，中國兒科醫學開拓者，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女婿陳禮節：浙江民進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民進中央常委，杭州市原副市長。

侄子厲聲教：著名外交家，國際法泰斗，曾起草聯合國公約，受到周恩來肯定。

侄孫厲振羽：國際知名雙語作家、國際傳媒專家，北京理工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傑出校友。

（以上信息來源 ^{[1-3]  [42]  [54-58]  [98]  [103-106]}  ）

厲綏之所著《工業衞生學》手稿(2張)

厲綏之從20世紀初就開始發表醫學研究文章，內容涉及疑難雜症的研究、軍事醫療、醫療衞生體制、醫藥衞生政策、醫學教育、中外醫學交流、中西醫結合的研究等諸多領域，多數都是當時中國醫學界所未曾涉及的重要問題，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厲綏之還著有《工業衞生學》等多部醫學專著，開中國西醫學研究之先河。 ^{[17]  [20]  [27]  [41]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