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學社

梁啓超有感於思想文化界的混亂和膚淺而赴歐考察。1918年12月29日，梁啟超與蔣方震、張君勱、劉崇傑、丁文江、徐新六、楊維新等人乘船離開上海 ^[1]  。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梁啓超疾書《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翻譯為英文、法文廣為散發，表示中國人對和會的希望。但歐洲諸國之行令梁啓超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回國後決定棄政從教，撰寫《歐遊心影錄》 ^[2]  。1920年4月4日，梁啓超在北京組織共學社。1920年9月，梁啓超又創辦了講學社，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華講學，史稱四大名哲的杜威、羅素、杜裏舒和泰戈爾先後來華，轟動一時，對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梁啓超作為講學社的實際負責人，為講學社的醖釀、成立、運作、邀請等重要事項發揮了關鍵作用。 ^[3] 

1920年梁啓超到達上海，與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會面，張提出“擬集同志數人，譯輯新書，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即獲梁啓超支持。自歐洲歸來，梁啓超意識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梁啓超決定發起成立共學社，4月成立於北京，提出的目標“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 。為了增強與國際的文化交流，共學會決定成立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組織。1920年9月，梁啓超聯合蔡元培、林長民、張元濟等社會精英成立了講學社。

1920年9月，講學社成立，其宗旨是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華講學，計劃每年請一位。該會董事會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會名流，如梁啓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寵惠、熊希齡、範源濂、王敬芳、張伯苓、嚴修、張謇、張元濟、黃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長民等共20餘人。其基本計劃是以每年董事會基金中2000元招請西方學者一人來華講演。 ^[4] 

“講學社簡章”清晰地呈現了學社的宗旨、人員架構、管理形式以及贊助人，對於瞭解、研究民國社團的組織形式有着重要的文獻意義；同時，它作為梁啓超“棄政從文”的文本宣言，極具標識意義與收藏價值。

1、本社因欲將現代高尚精粹之學説隨時介紹於國中，使國民思想發揚健實。擬遞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迴講演。

2、每年聘請一人，若基金充裕時再圖擴充。

3、所聘請者先注重於當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專門學者，俟擴充後以次續聘。

4、本社設董事若干人，計畫事業之進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議定。

5、本社設管理基金員若干人，專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6、關於講演事務，隨時與國中各學校、各團體接洽。 ^[5] 

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時期，在思想紛爭的非常年代，報刊與演説層出不窮的衝擊着整個精神市場。在這改革的浪潮中，思想啓蒙者用最樸素最真誠的方式將思想訴於筆端，實踐着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士族精神。講學社是其中的一個很小，但成就非凡的團體，通過樑啓超等人的努力，將外國智者請到中國，將先進的思想引入國內，讓新文化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浪潮波及到更廣泛的領域，讓中國的教育、科學、政治、文學在短時間內得到了革新。講學社的五年如曇花一現，但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上卻畫下了美麗的一筆，它對中外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3] 

講學社先後邀請了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學者杜裏舒，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講學。其中杜威在講學社成立前，應北京大學邀請來華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續聘。原本還擬請哲學家柏格森、倭鏗，經濟學家凱恩斯、自由主義者霍柏生，皆未果。但這四位著名學者講學時間長（除泰戈爾外，都長達一年以上）、媒體報道充分、演講結集出版，故先後都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影響甚大。

1922年春，愛因斯坦也同意來華，因為他已接受在日本講學的邀請，其間，可以拿出一定時間前來中國講學。中國知識界歡欣鼓舞。蔡元培先生更是在紮紮實實地做着最實際的準備工作。愛因斯坦到中國講學的費用是1000美金。這對蔡元培來説，這不是一筆小數目。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軍閥割據，內政混亂。為了籌集這筆錢，蔡元培動用了所能用的一切力量。他甚至攜帶愛因斯坦的信件跑到山東去找梁啓超。根據蔡元培的記錄，梁啓超對此非常支持，並承諾他所領導的講學社“可以承擔一半的費用”。但可惜愛因斯坦最終未能實現來華的願望。

“講學社”對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影響深遠，在思想紛爭的五四時期，講學社雖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團體，但成就非凡。通過樑啓超等人的努力，將外國智者請到中國，將先進的思想引入國內，讓新文化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浪潮波及到更廣泛的領域，讓中國的教育、科學、政治、文學在短時間內得到了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