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

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齡出生於湖南湘西鳳凰縣一個三代從軍的軍人家庭， 家住鳳凰縣沱江鎮文星街。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時，正值太平軍起義，曾國藩在湖南訓練湘軍，提倡文人治軍，以理學管治人心，要求軍人“上馬能提刀殺賊，下馬便訓練士卒”。熊兆祥因對曾國藩極為仰慕，自己又是一介武夫，便將光耀門庭的願望寄託在長子熊希齡身上，對他嚴加管教，希望日後他能憑藉科舉走入仕途，故熊希齡自幼便接受嚴格的教育，一心向學。熊希齡六歲在鳳凰鎮發矇，據説他6歲啓蒙，有“聞一知十”的天賦，一本《三字經》，只用三四天時間就可以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時常向老師提出對於書中問題的疑問，要求解答。熊希齡7歲隨父親回到沅州府芷江縣的祖父身邊。 ^[4] 

光緒十年（1884年），年僅14歲的熊希齡考中了秀才，這不僅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説十分榮耀，在當時的湘西也是鳳毛麟角。此後，熊希齡又到芷江縣的秀水書院繼續深造。 ^[4] 

光緒十四年（1888年），熊希齡結識了沅州知府朱其懿，熊希齡的聰明才智深為朱其懿所器重，朱其懿保送熊希齡至長沙湘水校經學堂讀書，在這裏熊希齡眼界大開，學業突飛猛進。 ^[4] 

光緒十七年（1891年），熊希齡參加湖南省鄉試，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給他的評語是：“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由此，熊希齡一舉成名，譽滿三湘。 ^[4] 

光緒十八年（1892年），熊希齡參加進士考試，會試得中，但由於當時殿試要求館閣體，而熊希齡此類書法不佳，便決定暫不參加殿試，先回去練字，等待下一次殿試。 ^[4] 

光緒二十年（1894年），熊希齡高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 ^[4]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湖南巡撫吳大澂電奏朝廷，請統率湘軍入朝鮮作戰，熊希齡立即計劃投筆從戎，但這熱情被兩江總督劉坤一澆滅，失望的他告假還鄉。 ^[1]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熊希齡與朱其慧在湖南永州結婚。 ^{[8]  [11]}  同年，熊希齡給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兩湖總督張之洞上書，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他本人隨後也正式投筆從戎，被張之洞委為兩湖營務處總辦。在這個崗位上，熊希齡認識到了當時軍隊的各種積弊，於是撰寫了《軍制篇》，強烈要求改革軍制，以增強清軍的戰鬥力。但卻沒有得到迴應。 ^[1]  同年，湖南率先舉辦新政，興起變法，熊希齡辭去營務處總辦職務，加入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陣營。 ^{[1]  [4-5]}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齡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他被陳寶箴委任為時務學堂總理。同年，熊希齡開始籌集資金籌辦《湘報》，並定位為日報。為保證順利出刊，熊希齡於4月通過汪康年在上海訂購印刷機器和活字，11月下旬機器終於運回長沙。 ^[5]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熊希齡訂立了《湘報館章程》。2月，參與創設的政治團體南學會正式成立。3月7日，《湘報》正式創刊。3月29日，陳寶箴讀了《湘報》刊登的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説》後，大驚失色，當即轉告熊希齡，説該文章“過於偏激，驚世駭俗，非處士所宜言”，要他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齡不僅沒有照辦，反於4月1日在《湘報》上刊文指出：“雖然易君偏激之言，誠不能為之曲護，而其哀哀長鳴，冀我朝毅然變更，以力持於存亡呼吸之間，實有忠君愛國之忱。”《湘報》上的激進言論還引起了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注意，對此他深為不滿。面對張之洞的指責和陳寶箴的飭令，熊希齡很擔心報館會被查封，所以暫時停止發表以前那樣激烈的文章。6月底，嶽麓書院的幾個學生聯名上書城南書院院長王先謙，對熊希齡、梁啓超進行攻擊，説他們浸淫邪説，迷惑視聽。王先謙接到上書後，要求嚴加整頓，對維新派進行壓抑。熊希齡則於7月13日，在《湘報》上刊出《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一文，又於7月15日刊登《上陳中丞書》，對王先謙等人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反對派看到後勒令熊希齡交出報館，另委他人主持。因為熊堅決不肯交出，陳寶箴於是停發每月撥給《湘報》的200兩銀子，這一釜底抽薪之舉，使《湘報》很快資金不足，無法支持，至7月19日發至115號時被迫停刊，後雖於8月2日復刊，但已成商辦性質，熊希齡萬般無奈，只好離開了《湘報》。 ^[5]  8月，光緒帝電詔熊希齡入京覲見。他打點行裝，先把妻子安頓到衡陽知府朱其懿那裏，再返回長沙，然而途中飲食不慎，突發痢疾，只好返回衡陽養病，最終沒有進京。9月，戊戌變法失敗，在京參與變法的譚嗣同等六君子同時罹難，熊希齡因病躲過了這場殺身之禍，受到“革職永不敍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維新變法失敗後，熊希齡匿跡衡陽、沅州等地閉門讀書。 ^[4]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朱其懿署常德府太守，他決心開辦西路師範講習所，於是他邀請辦學經驗豐富的妹夫熊希齡董理事務。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初，長沙成立省師範館，不久趙爾巽任湖南巡撫，他鋭意改革，決意要在湖南各府、道設立師範學堂，以為各中小學堂解決師資問題，於是，朱其懿趁機改師範講習所為師範學堂。由於熊希齡視野開闊，辦事認真，一時西路教育發展為“全省之冠”，熊希齡出眾的才能得到了趙爾巽的賞識。他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底上奏朝廷，懇請對熊希齡“免予嚴加管束”，一舉解決了熊希齡的政治問題。不久，趙爾巽上調為户部尚書，繼任湖南巡撫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齡辦理實業。 ^{[1]  [4]}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將軍丁憂出缺，清廷令趙爾巽增補，於是他立即上奏請求起用熊希齡，獲得批准。但熊希齡説服趙爾巽，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實業，得到後者的同意。同年7月，端方入京覲見，領命與載澤等一起出洋考察各國政治，邀請熊希齡作為隨員前往，並向清廷保薦獲准。11月，熊希齡作為端方這一路的隨員正式出訪。這趟出洋，熊希齡肩上的任務極重。一方面，他要為趙爾巽完成考察任務；另一方面，他要負責起草考察東西洋政治的所有書面報告、條陳和奏摺。從1905年12月到次年7月，端方一行先後遊歷了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國，但熊希齡到了德國後便不得不先期回國，以完成他的書面任務。回國之後，趙爾巽立即徵調熊希齡去奉天，任命他擔任奉天農工商總局局長。上任後熊希齡上書提醒要注重外交，並建議移民墾殖，撰寫了兩萬餘言的《東三省移民開墾意見書》。 ^[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9月，趙爾巽轉任四川總督，出洋之後把家安頓在上海的熊希齡決定不再跟隨。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8月，他接受了江蘇巡撫陳啓泰的徵召，擔任幕僚。而此時端方任兩江總督，也極力徵用熊希齡。而任職度支部尚書的出洋大臣載澤也賞識熊希齡的才幹，保薦他擔任了四品銜的東三省清理財政正監理官。隨後，由於見解超邁、業績出眾，熊希齡先後擔任過清朝的造幣總監、奉天鹽運使等要職。 ^[1]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 ^[1]  12月，熊希齡由奉赴滬，漸次擁護共和並加入中華民國聯合會。

民國元年（1912年）1月，熊希齡以湖南共和協會正會長的名義領銜致電袁世凱促請清帝退位，公開襄贊共和。 ^[1]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熊希齡先任南京臨時政府顧問。 ^[5]  4月，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12月，被袁世凱任命為熱河都統，在任期間，他對熱河行宮古物進行了清理。 ^[23] 

民國2年（1913年），被舉為進步黨名譽理事。同年7月，在總統袁世凱的首肯和議員的支持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組織“第一流人才內閣”。9月，熊希齡內閣才告組成。 ^[5]  11月3日，簽署了袁世凱早已準備好的“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的大總統令。11月4日，大總統命令即行發表。 ^[13]  11月29日，北京《羣強報》公開報道了熊希齡在“為熱河都統時將前清行宮之古瓷器、書畫取去二百餘件，現被世續（前清內務府大臣）查明，已請律師向京師地方廳起訴”的特大社會新聞。同時，北京的另一家報紙《新社會日報》，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載種種有關熊希齡熱河行宮盜寶的新聞。 ^[23] 

民國3年（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根據所謂的“政治會議的決議”，頒發瞭解散國會的命令，迫於形勢，熊希齡內閣不得不副署。 ^[13]  2月6日，袁世凱策動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熊希齡以涉嫌被迫辭職。3月，熊希齡被委任為煤油督辦。 ^[5] 

民國4年（1915年）8月，熊希齡以母親有病為名請假，獲袁世凱批准。熊希齡隨即啓程返湘。3個月的假期未到，袁世凱就電報催他返京，他回電卻是要求續假。袁世凱視熊希齡為登基的重要人物，不能不來捧場。袁一面繼續電催熊回京，一面另打主意。當時，袁世凱籌劃將總統府改為新華宮，改由12名女官管理內廷，上設女官長1人。熊希齡夫人朱其慧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者俱備，法度容止，可教六宮當選。她明知這是袁世凱的籠絡和控制手段，也不敢得罪，只好答應。詔書送到湖南寓所的熊希齡手中，熊希齡於1916年1月中旬返京。袁世凱馬上授予他中卿，加上卿銜。 ^[5] 

民國6年（1917年）8月，京兆各縣水災，他被特派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盡力撫卹流亡，賑濟飢乏，復創辦慈幼局，收養難童。9月，京畿一帶發生特大水災，淹沒了103個縣，19045個村，災民達6351300多人，田畝損失達254800多公頃。馮國璋任命熊希齡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10月4日，熊希齡發表就職通電，在北京石附馬大街設立辦事處。 ^[5] 

民國7年（1918年），水災平息後，慈幼所的孩子們被領走了大多數，只剩下200多人，熊希齡考慮設立一個永久性的慈善教育機構，於是通過當時的總統徐世昌將荒廢已久的避暑行宮香山靜宜園作為校址，創辦了香山慈幼院男女兩校，熊希齡自任校長。 ^[5] 

民國9年（1920年）秋，北方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發生特大旱災，災情較順直水災尤甚，饑民達到3000多萬。熊希齡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團體共商辦法，決定組織“北五省災區協濟會”，舉黎元洪為名譽會長。 ^[6] 

民國11年（1922年）4月，直奉大戰爆發，熊希齡組織救護隊，前往戰地救治難民。10月28日，與道院的一批人及中外人士在北京聯合發起成立的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的慈善救濟組織世界紅卍字會。 ^[6] 

民國12年（1925年），熊希齡被推舉為世界紅卍字會會長。 ^[6]  同年，任長沙六中校董會董事長。

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任熊希齡為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 ^[6] 

民國20年（1931年），熊希齡著《十六省救濟水災意見書》，對於救濟的辦法、措施、步驟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 ^[6]  同年8月，熊希齡的妻子朱其慧因病去世。 ^[9]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熊希齡與朱慶瀾等人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於12月致電張學良、馮玉祥等將領，請纓抗日，共赴國難。

民國21年（1932年）1月10日，熊希齡應聘為“國民救國會”指導委員，他臂纏黑紗，參與集會，發表宣傳抗日的演説。“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後，日軍大舉進犯上海，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全體將士奮起抵抗。他即組織“衞國陣亡將士遺族撫育會”，處理各種善後之事。2月12日，熊希齡發佈《香山慈幼院通告》，開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國總動員。為此，他組織院內200人為義勇軍，開赴抗日前線；女性則加入紅十字會救護隊，在戰區醫院工作。

民國22年（1933年）4月，他以北平紅十字會的名義，設北平第一後方醫院，救護受傷的抗戰官兵，又設公墓收葬抗戰時的陣亡軍民。 ^[5] 

民國24年（1935年）2月9日，熊希齡與毛彥文在在上海慕爾禮堂舉辦婚禮。 ^[10] 

民國25年（1936年）8月4日，熊希齡去青島參加中華慈幼協會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慈幼大會。 ^[15] 

民國26年（1937年）1月19日，熊希齡攜夫人毛彥文赴爪哇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5月，熊希齡與毛彥文組織慈幼院口琴隊與歌詠團赴北平會演。6月下旬，熊希齡與夫人赴青島參加與青島市政府合辦嬰兒保育園的籌備事宜。“八一三”事變後，熊希齡會同滬上紅十字會同仁合力辦理救護工作，同時致函北平紅十字會會長鬍恩光，請他暫時代理自己擔任院長，設法保全慈幼院。9月，熊希齡從上海致函長沙朱經農：“香山慈幼院困陷北平，餘不忍此無父無母之孤兒受飢寒之苦，更不忍其受壓迫侮辱之教育，決計在江西南昌或長沙設立分校，設法將各兒童航海南遷”。並説已經函囑女兒熊芷擇覓校址，希望朱經農“速為交涉，迅即見告”。他特電邀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師範部主任張雪門來滬，讓張先赴長沙落實校址，又電第二校小學部的教員張子招、周仰岐南下，協助張雪門具體辦理各有關事項。熊希齡與毛彥文慢行一步，打算俟上海救護工作辦竣即赴湘。12月13日，南京淪陷，熊希齡傷心欲絕，立刻離滬回湘，但長江道阻，遂與毛彥文登上意大利郵船，取道香港，打算由粵漢鐵路轉回長沙。12月24日晚，熊希齡在旅館突發腦溢血；12月25日晨6時，因搶救無效在九龍醫院去世，享年68歲。 ^[15]  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儀式。 ^[5] 

民國元年（1912年）4月，熊希齡出任唐紹儀內閣財政部長。5月7日，熊希齡在唐紹儀主持善後借款談判破裂之時，正式開始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談判。為了打破僵局，迅速達成協議，以應燃眉之急，在秉承袁世凱的旨意和參議院的“默許”下，在多次據理力爭無效的情況下，他無奈地接受了銀行團提出的允許其監督財政和監督軍隊的苛刻條件，並於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銀行團簽訂了墊款合同與章程。墊款合同與章程簽訂後，銀行團即墊款300萬兩，並答應6月12日和17日分別再撥300萬兩。接受銀行團墊款的合同與章程一簽訂，輿論立即大譁，羣起攻擊熊希齡賣國。 ^[21]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本來就對銀行團的苛刻條件不滿的熊希齡，在隨後與銀行團的談判中，態度越來越強硬。繼5月17日墊款300萬兩之後，6月12日銀行團又撥付300萬兩，並稱“仍有權創議改易或增加條件”。看到銀行團的胃口越來越大，熊希齡不僅不讓步，而且還要求銀行團在6月17日以前撥付600萬兩，6月19日至月底再撥付1514.3萬兩，如果銀行團不照辦，將“另向他資本團籌借鉅款”。6月18日，日俄正式加入銀行團。六國銀行團24日在墊款章程七條之外又提出了四條更加苛刻的條件：一是“須予該團以經理五年債票之專利權”；二是“須以鹽務改照海關辦法”；三是“須延聘該團中一人為財政顧問”；四是“須聘外人為稽核處長”。熊希齡當即表示“萬萬不能辦到”，並提議將借款額由原定的6000萬英鎊減少到1000萬英鎊，藉此請求銀行團降低條件。然而銀行團在利益面前根本就不打算讓步，即使因此導致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7月8日，六國公使正式照會代理國務總理陸徵祥和熊希齡，聲明除非中國接受指定條件，否則不向中國提供貸款。火冒三丈的熊希齡當即宣佈，“令各省自行設法”。善後借款談判至此宣告破裂。 ^[21] 

民國2年（1913年）7月，在袁世凱總統的首肯和議員的支持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併兼任財政總長。他很想幹一番事業，於是與梁啓超等制定了關於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等詳細規劃的《大政方針宣言》。然而，這些計劃與袁世凱蓄謀推行的地主買辦聯合專制意圖是冰炭不相容的。袁世凱對熊希齡時時、事事掣肘，欲迫其就範。並最終偽造“熱河行宮盜寶案”，嫁禍於熊希齡。熊希齡被迫於民國3年（1914年）2月辭去總理職務，任職僅5個多月，相關施政方針沒能最終落實。 ^[5] 

民國3年（1914年）3月，熊希齡被委任為煤油督辦。他組織專家對甘肅、四川等地的油田進行考察，制定開發方案，但最終因袁世凱欲恢復帝制，而沒能繼續進行。 ^[5] 

光緒三十年（1904年），熊希齡為改變陶瓷生產落後狀況，抵制洋瓷傾銷，決心振興湖南醴陵瓷業。他先對醴陵瓷業進行考察調查。通過考察，他發現醴陵瓷土極為豐富，產地有溈山、赤足嶺、青泥灣等七處，土質優良。七處一年所產瓷器三十四萬元，為醴陵縣的大宗收入。但由於瓷器生產粗糙，僅供下層貧民購買。銷路不暢，生產加工也不賺錢，甚至於虧損。醴陵瓷業不振的原因，主要是窯户小本經營，資本不足，生產技術落後，生產場地受限制，大多建廠於瓷土產地，窯户受運輸商高利貸資本剝削和控制，以及受行規的壓制等。 ^{[12]  [28]}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7月，熊希齡隨戴鴻慈、端方一行出國考察了日本、美國和西歐諸國。後又專程赴日本，考察新的制瓷工藝。通過考察和分析，熊希齡認為醴陵瓷業的改革創興完全可以做到。 ^[28]  他以自己的實業思想為指導，結合醴瓷不振的現狀，制定出一套方案：

一是創辦瓷業學校。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齡在醴陵城北姜灣創辦了“湖南官立瓷業學堂”，選擇年輕有文化的窯工子弟，學習先進的制瓷技術。 ^[12] 

二是設立瓷業公司。由熊希齡等出面招集商股3萬元承辦，各窯户均可入股，既可擺脱運輸商人的控制，又解決資金不足，用於擴大生產。 ^[12] 

三是選擇姜灣作為學堂與公司建立的基地。這裏離縣城僅5華里，瀕臨淥水，交通方便，可以節省運費，減少生產成本，又有利於擴大再生產。 ^[12] 

熊希齡在姜嶺下設立了“湖南瓷業製造公司”，自任公司總經理，聘請日本技師和國內優秀技工，引進當時國外最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着手進行細瓷研發。 ^[28] 

經過熊希齡的改革創興和治理整頓，醴陵瓷業獲得空前發展。瓷業公司“經營數載，出品日精，駸駸乎與素負盛名之江西景德鎮瓷大有並駕齊驅之勢，其所發明之釉卜器及顏料製造方法，當時且為景德鎮所不及”（《醴陵之瓷業調查》）。其後，醴陵細瓷進入規模化生產，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12]  [28]}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經兩湖總督端方舉薦，熊希齡任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參贊，其間考察了歐美的政治經濟，還在美國紐約參觀了杜克經營的美國煙草公司，對西方的煙草專賣制度備感興趣。 ^[1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前後，熊希齡先後上書户部尚書張百熙、度支部尚書載澤，呼籲清政府儘快施行煙草專賣制度。他認為，中國每年的税收很少，而煙屬於奢侈品，加徵煙税不僅對大多數人的利益沒有什麼影響，而且能增加國家收入，因此應仿效外國，對煙草實行專賣制度。但是，由於清政府內外交困，根本無暇顧及煙草專賣，儘管載澤等度支部大臣曾請教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有關煙草專賣事宜，熊希齡的建議還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16]  [29]}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熊希齡擔任內閣財政總長。翌年與梁啓超、張謇等組閣，擔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當時社會上呼籲煙草專賣的人很多，首先，錢寶鈞、陳其昌等議員向民國政府提出紙煙專賣的議案；隨後，上海三星紙煙公司總經理劉樹森向熊希齡建議：與英美煙公司商議，將各種紙煙統一歸政府獨佔收買，由政府加税售與人民；政府與英美煙公司合資成立捲煙廠；如英美煙公司不同意上述建議，則由政府在內地設立專賣局，並籌款500萬元，在天津、浦口、漢口三處設立捲煙廠，以示抵制。熊希齡同意了劉樹森的建議，並派員赴上海進行協商。為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熊希齡曾派員赴日本考察。鑑於中國煙酒分銷的情況，決定在實行煙草專賣制度之前，開徵煙酒牌照税。民國3年（1914年）2月，熊希齡呈請袁世凱，闡述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的必要性，建議成立煙草專賣籌備處。熊希齡的建議得到袁世凱的贊同，但是，在熊希齡躊躇滿志的時候，內閣發生權利之爭，他被迫辭職。 ^{[16]  [29]}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熊希齡把工作的重心轉入實業。他和葉德輝、蔣德鈞等人反覆商議，確定了把開辦機器製造業和籌辦湖南內河航運作為突破口。作為前一項目的成果，他們成立了“寶成善製造公司”；而後一策劃，則遭遇到了困難。原來，自從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內河開埠之後，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擔心一旦自己開啓內河航運，西方勢力就會如鬼魅般跟進；除此以外，內河航運還涉及湖北省的利權問題。但熊希齡和他的同仁據理力爭，決不退卻，最終説服了張之洞等大員，成功地讓湖南內河航運成為事實，並抵制了西洋勢力的進入。其後，熊希齡積極為湖南省礦產資源勘察和開採，以及爭取粵漢鐵路改道湖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秋，熊希齡加入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陣營，被委以籌建槍械廠的重任。當時湖南財政吃緊，而籌建兵工廠是極耗資源的事業，不過，當務之急是改善湖南軍隊陳舊的裝備。在這當口，熊希齡便想到了任兩江總督的湘軍大員劉坤一，經過熊希齡等人反覆的溝通交涉，劉坤一兩度撥給湘省槍支彈藥，摺合銀價達20萬兩之巨。雖然最終湖南沒能建立槍械廠，但這麼巨大的支持，為湖南編練新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而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齡居功厥偉。 ^[1] 

在甲午戰爭以後，維新派為救亡圖存，提出了“教育救國”的口號。湖南在這種背景之下，也開始了新式學堂的籌辦。在湖南興辦時務學堂，最早由蔣德鈞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提出，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重任卻交給了熊希齡。 ^[1] 

學堂開辦之初，首要問題即是經費。為此，熊希齡與蔣德鈞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4月親赴南京，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求撥督銷局鹽釐7000金作為辦學經費，然而督銷局總辦易順鼎卻橫生枝節，要求將7000金中再分撥2000金以作他用。熊希齡堅決不從，在湘中官紳的周折努力下，最終於重重困難中保全了這來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隨後，陳寶箴又上書光緒帝申請撥款1.2萬兩用作學堂常年經費，至此方才解決了時務學堂的經費問題。 ^[18] 

在籌備經費的同時，熊希齡和蔣德鈞亦趁在江浙滬之機，着力進行圖書和儀器購置等工作。曾開辦過中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的譚嗣同熱心襄助他們的儀器購買事宜，並將楊仁山（曾任駐英法大使曾紀澤的參贊）從海外購買的各類儀器售賣予時務學堂。教育家朱經農曾回憶，當時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遠鏡就在時務學堂閣樓上，學生們可以在此觀測各類行星。學堂中的學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進的教學設備，與譚嗣同、熊希齡的努力不無關係。 ^[18] 

按照湖南維新派的設想，湖南要開辦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時務學堂，物色中西學均精通的教習就成為一個難題。熊希齡等不得不前往領西洋風氣之先的滬、寧物色人選，經過許多波折，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7月，黃遵憲奉命赴湖南擔任長寶鹽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經過上海，在他的幫助下，動員了在《時務報》供職的梁啓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維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決。 ^[1]  至此，時務學堂成立了包括熊希齡、譚嗣同、蔣德鈞、王先謙在內的9人董事會，決定和討論與學堂相關的重大事件。同時，陳寶箴委任熊希齡擔任學堂總理紳（即校長）。到戊戌政變後，時務學堂交由守舊派接管，熊希齡受命送學生赴日留學為止。時務學堂在一年之內共舉行過3次招考。包括兩次補錄在內，錄取人數共計264人。開啓了湖南的民智，開通了湖南的風氣。 ^[18] 

熊希齡一生不以詩名卻留下了數量不菲的作品，他的詩詞就是他的性情呈露，一生一以貫之。無論“諸葛功名，伏波意氣”（存世最早詞，1891年《辛卯馬王城懷古》）的有為青年還是“當年事，合約條條都誤。金湯之險誰顧。島夷出沒煙波裏，萬里重洋可赴”（1892年《摸魚兒·壬辰煙台》）的壯志激揚，他一生的命運似乎成了《念奴嬌·甲午謁史忠正公墓》的寓言：休問得失與亡，只期一死，便了平生矣。費盡千辛謀半壁，都已付之流水。算不由日，盡其在我，大抵皆如此。忠魂何處？夕陽衰草無幾。 ^[17] 

他的詩詞整體風格穩健端莊，七律尤工整，詩學所呈露的精神意義是：傳統士紳作為核心關懷的人格養成與情性化育理想自然而然於詩學世界中豐沛流溢並進而反身潤澤其精神質地。 ^[17]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7日，熊希齡創辦的湖南最早報紙《湘報》正式創刊。他訂立了《湘報館章程》，規定宗旨為“專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並強調“首重知己”，“重在記實摘要”。此外，熊希齡還為報館制定了嚴格具體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辦事效率，保證報館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聘請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何來保、戴德誠、樊錐六人為撰述，唐才常任主筆，另任李維格為西文翻譯。設立的機構主要有：編輯處、收支處、排字處、印刷處、管報處、校對處等。當時為《湘報》撰稿的除了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陳寶箴、皮錫瑞、黃遵憲等人及當時部分時務學堂的學生，都曾在報紙上刊登講義、論説或其他文章。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有關團體的章程、朝廷諭旨等在報上也有所反映。 ^[5] 

熊希齡作為湖南維新運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作為《湘報》的真正創辦者和主持人，儘管少有激烈的言論和文字，但是在《湘報》的創辦和管理過程中，做出了其他人不可企及的貢獻，並在維新運動中以《湘報》為據點，同守舊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出無畏的獻身精神。 ^[5] 

熊希齡認為中國以往的外交辦理不順，交涉棘手，原因正在於中國的新聞事業不發達。他指責沒有相應的新聞手段為之輔助，這是中國外交上的大失策。而失策就是無術。熊希齡説，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國外也普遍設立中國的新聞通訊網絡，創辦洋文雜誌，熊希齡認為倘能如此，“將於吾國外文界中實有無形之裨益也”。基於上述認識，熊希齡還在隨五大臣出洋遊歷歐美各國的時候，就與中國駐各國公使和留學生們商議在國外設立報館，創辦洋文雜誌。出洋回國途中，即給直隸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進遞稟稿密函，反覆論證在各國設立報館與創辦雜誌的重要性，請求袁世凱能“維持保護”“提款補助，俾底於成”。據載，他當時決議“糾集公私各股”，開辦兩項設施：一是在上海設立”環球通訊社”一所，作為與國外通信聯絡的總機關。待基礎鞏固，再將機關擴充到日、英、美、法、俄、奧、意諸國。二是在上述各國次第設立洋文雜誌，每日發行一冊，附送給各國報館及官紳，餘則售諸民間。雜誌擬聘外人做主筆，而由本國留學生“授之以意”。刊載內容，由國內各省提供，可寄環球通報社為之轉遞。 ^[30] 

熊希齡除辦環球通信社外，還參與了遠東通信社的工作，從事以下兩方面：

1.籌款

熊希齡致函四川、廣東等十一省督撫，請求他們撥助經費。並承諾各省有關交涉事件及應發明公里者，可隨時寄通信社轉歐洲各報刊登。同時通信社亦為各省提供各國對於中國之重要消息，使能知己知彼，消息靈通。 ^[30] 

2.擴趁機構

經費有着落後，熊希齡感到應該在國外設有機關，於是，便主張將其設在上海。歐洲及國內其它地方可設立分設。於是，他重申前所辦環球通信社的辦法，決計在上海立總社，在北京、天津立分社，以之作為王慕陶在歐機關之後報。 ^[30] 

他為此擬訂了一個試辦章程，以“疏通隔閡、使國內外情誼交孚為宗旨”。章程擬訂後，他分別與1910年3月間將其寄給住在比利時的王慕陶和住在北京負責遠東通訊社聯絡事務的汪康年徵求意見。同時在上海的新馬路潤身裏設立了總社事務所，由葉景葵主持一切。可是，沒想到王、汪二人接到熊希齡的信和章程後，竟大為不滿，並加以指責。他們公然將熊希齡的計劃和措施全給否定了。所有這些，使得熊希齡大受刺激，從而心志俱灰。迫於一股無形的壓力，又為了避免利害關係的衝突，熊希齡只好將上海通信杜的機關裁撤，並函各省捐款暫停，已捐部分交由王幕陶接洽清潔。他所辦理遠東通信杜前後大約三個多月，一切施為，便均化作泡影。 ^[30] 

作為《湘報》的創辦者和管理者，熊希齡開創了湖南的新聞事業。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是當時他人所不能及的。此外，熊希齡共辦理過兩家通訊社，即：環球通訊社和遠東通訊社。但是時間都很短哲，儘管在當時沒有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熊希齡在辦理這兩家通訊社過程中所闡發的一系列新聞思想和見解，是值得肯定的，其思想是在同時代人的前列，他提出新聞事業在外文中的重要性思想是其有前瞻性的。 ^[30] 

民國6年（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內大雨連綿，山洪暴漲，京畿一帶受災縣達103個，災民超過600萬人。當時熊希齡“隱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遭遇洪災。身處災區的熊希齡目睹了災民的慘狀，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國銀行公會求助，得到了捐款萬餘元，交給了京師警察廳購買糧食，運到天津賑災。同時，他又向政府提出賑災的建議，極力主張籌款，賑濟災區所有饑民。他的建議被提交國務會討論，結果閣員們一致認為：除非由熊希齡出來主賑，方可定義。政府方面試圖藉機逼他重回部門任職，熊希齡也擔心自己不出來主賑，政府不做決定，不得不結束“隱居”生活，出面賑災。 ^[6] 

賑災必須先有鉅款，可北京政府財源枯竭，大總統馮國璋只命財政部撥款30萬元交熊希齡趕辦急賑。而嚴寒將至，僅取暖用的賑衣一項，就需支出數百萬。熊希齡決定廣集民間社會資力，以補官款不足。 ^[6] 

民國6年（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向全國各省發出請賑通電。賑電發出，熊希齡以身作則，先捐現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縫紉棉衣100套，捐給難民。在他的呼籲帶動下，團體、個人捐衣、捐洋者不斷，外國的慈善團體也有幫助。 ^[6] 

同時，熊希齡還聯合梁啓超等人共同發起水災遊藝助賑會，“徵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資盡數充賑”，並憑藉個人聲望，向外國洋行借款數百萬元，作為救濟專款。此外，他發電請求唐山、開灤等地務物局捐贈煤炭5000噸，並要求北洋政府為賑災提供諸多便利。 ^[6] 

為了統一放賑，熊希齡還組織成立了聯合辦賑機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自任會長，統籌放賑中的種種實際問題。在賑濟災民的同時，他又開始了對河工的治理，試圖根治水患，並開展以工代賑，既救濟了災民，也為受災地區留下了永久建設。 ^[6] 

民國9年（1920年）秋，北方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發生特大旱災，災情較順直水災尤甚，饑民達到3000多萬。熊希齡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團體共商辦法，決定組織“北五省災區協濟會”，舉黎元洪為名譽會長。 ^[6] 

根據他的設想，此次辦賑的順序被分為急賑、冬賑、春賑三個步驟。急賑是先施錢米，以救迫危；冬賑是按舊例將受災户分為人口大户、小户、極貧、次貧等施捨錢米，令其度過寒冬；春賑是冬天已過，春麥未收，青黃不接時救人救徹底，繼續接濟。多年的救災經驗，使得熊希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災計劃和步驟，以後的救災活動大都能循此而行。 ^[6] 

民國11年（1922年）4月，直奉大戰爆發，熊希齡又組織救護隊，前往戰地救治難民。軍閥混戰不停，讓他認識到籌組全國性慈善社團聯合會的困難，遂決定組建一個永久性的救濟機構，用於對付無休止的天災人禍。這個機構在直奉大戰結束不久後成立，名稱為世界紅卍字會。 ^[6] 

實際上，世界紅卍字會根源於道院。道院是一個在濟南創立的民間宗教組織，因為“以提倡道德，實行慈善事業為宗旨，特命名為‘道院’”。世界紅卍字會就是道院的一批人與熊希齡等中外人士聯合發起成立的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的慈善救濟網絡，於民國11年（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民國14年（1925年），會中人推熊希齡為會長，直到民國26年（1937年）他去世為止，連任三屆，歷時12年之久。 ^[6] 

在他任職期間，組織救護隊奔赴戰地，“救濟災民，埋葬遺骸，收容婦孺，成績甚優”，同時，他還多次親手草擬函電，勸告交戰的各方軍閥停戰議和。 ^[6] 

在沒有災患的時候，世界紅卍字會開設辦理殘廢院、育嬰堂、盲啞院、卍字醫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貸濟處、冬季粥廠等等。用意均在輔助政府，救濟平民。也正因如此，民國17年（1928年）新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仍准許世界紅卍字會繼續立案。同年，國民政府任熊希齡為賑款委員。民國20年（1931年），熊希齡著《十六省救濟水災意見書》，對於救濟的辦法、措施、步驟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述。 ^[6] 

同時，在熊希齡擔任會長期間，世界紅卍字會除了在北京設立中華總會，還在全國各省、縣，甚至日本神户等地區設立分會達150餘處。除了中國國內的救濟以外，熊希齡還主持世界紅卍字會進行國際救濟：民國16年（1927年），日本關西地震，紅卍字會籌集善款五千元，交由日本公使館代匯日本災區；民國17年（1928年），中俄發生戰事，紅卍字會聯合東北各分會，赴滿洲里，救濟不分中蘇婦孺；民國23年（1934年）日本大阪颶風，紅卍字會籌賑萬元，派代表攜赴日本使館。 ^[6] 

民國6年（1917年），在辦理順直災賑的過程中，熊希齡瞭解到各地的災民因為缺衣少食，不得不把自己的兒女棄置路旁或標價賣出，這讓他非常痛心。隨即，他牽頭在北京成立了兩所慈幼局，一所專收女孩，一所專收男孩。慈幼局原本規定只開辦五個月，然後“將男女嬰孩分別招領或遣送”。可到了民國7年（1918年）4月水患已平，慈幼局準備解散時，還有兩百餘人無人認領。如此一來，熊希齡不得不考慮建一所永久性的機構，用於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孩子。 ^[6] 

但由於在北京城內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熊希齡只能上呈大總統徐世昌，請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內務府交涉，把已經廢棄的前清行宮香山靜宜園撥出，創建香山慈幼院。 ^[6] 

香山慈幼院收錄兒童“專以孤貧為限”，凡欲入院者，必須“有人介紹及其家長請求”。基於該院性質，熊希齡為其確定的辦學宗旨是：“教養孤貧失學之男女兒童，使有適當之智能、道德，俾可謀生與社會。”為了實現這樣的宗旨，香山慈幼院與任何普通國民學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體制：學校、家庭與社會三位一體。慈幼院還建立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免費教育培養的制度體系，辦學經費除了財政撥款外，還有中外善士及各機關團體的捐款。 ^[6] 

到了民國15年（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經發展成一個總院、五個分院，總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養院（幼兒教育）、小學、中學、師範和職業教育等幾個分支。為了能夠讓這些孤貧兒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創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比奧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國際SOS兒童村早了十幾年。 ^[6] 

熊希齡在辦理香山慈幼院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觀與教育觀相結合的思想，其本質就是貧富均等的教育觀。他曾多次指責當時的教育制度極其不合理，教育為富人所獨佔，窮人則只能向隅。因此他要求政府當使貧困兒童“同居教育，泯其階級之分”。因此，他把香山慈幼院當作是對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種補充，極盡自己的能力，讓貧困的孩子享受到當時最新式最先進的教育。香山慈幼院從民國8年（1919年）破土動工建設到民國9年（1920年）正式開園，一直到1949年結束，辦了30年，先後培養學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有用人才。 ^[6] 

光緒十七年（1891年）時任湖南學政的張亨嘉稱許他“年甫及冠，拔起邊陬，談兵如何去非，説地如顧景範。他日當為有用之才，不僅以文學顯也。” ^[3]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時任安徽提學使的沈曾植與梁啓超談論當世人物時“推秉三並時無兩”。 ^[3] 

清末維新派領袖唐才常在《湘報》發刊詞中説：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度，乃鳩同志，集巨資，設湘報館。 ^[1] 

民國21年（1932年）10月15日，熊希齡將自己的全部家產都捐獻出來，組成“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1949年10月，基金社董事會立下一塊石碑，刻下這樣的讚語：“先生於舉世行財產私有制度時代，獨倡此舉，實為社會主義之先進者。勒諸貞石，用志勿諼。” ^[13]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曾評價説：“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熊希齡是做過許多好事的。” ^[2] 

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曾評價説：“熊希齡是袁世凱時代第一流人才，是內閣總理。熊希齡的事，我看後就記得很清楚。” ^[2] 

1992年5月17日，熊希齡的遺骨從香港歸葬北京。在歸葬儀式上，雷潔瓊代表中央作了講話：“熊希齡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他在舊中國奮鬥了半個世紀。他的一生是忠於慈善教育事業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與進步的一生。” ^[1]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周秋光在《熊希齡歷史評價與定位》一文中認為：“熊希齡在湖南維新運動時期的激進程度絲毫不遜色於殺身成仁的譚嗣同與唐才常。他是《湘報》的創辦者與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與之開釁”的主張不應當片面加以指責。他在民國初年擔任財政總長所經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為之舉措，也是唐紹儀內閣全體成員的一致決定，不應當由他一人承擔責任。他在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和國會的亂命上副署，雖是他難辭其咎的人生一大污點，卻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責他時也應當多一點理解。他晚年脱離袁世凱而投身社會慈善事業與抗日救亡，這是他人生最為閃光的一面，應當給予充分肯定。” ^[13] 

作家楊雪舞在《民國總理檔案》一書中寫道：當地民間還流傳着一個故事，説是熊希齡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啼哭聲特別響，一條街上都能聽見。鄰居們前去熊府道喜説：熊老爺，這孩子哭聲大，長大必成大器。據説當夜滿街清香撲鼻，人們斷定這孩子將來一定是個清官。 ^[4] 

熊希齡小時候在私塾求學時，先生曾以“栽數盆花，探春秋消息”為上聯，讓學生對出下聯，熊希齡稍作思索，即對以“鑿一池水，窺天地盈虛”，先生驚讚：“經綸之才也！”先生命學生各自繪畫一幅，並題相應詩句，熊希齡獨畫一株棉花，枝葉俊秀，蓓蕾初綻，題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驚愕：“此畫堪稱上品”。因他文采斐然、稟賦出眾又勤奮好學，在少年時代就被譽為“湖南神童”。先生驚歎他的才氣，用一副嵌字聯寫道：“希有奇才，鑿水窺天成妙句；齡雖幼小，登科及第佔鰲頭。” ^[4] 

毛彥文原是熊希齡內侄女朱曦、朱嶷的同學，熊希齡一家對毛彥文的學識、舉止、美貌十分喜愛，多次約請她到家度週末。熊希齡自夫人朱其慧在民國20年（1931年）病故後，時常寢食不安，在慈善事業上也想找一個好助手。正逢民國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爆發，熊希齡擔心毛彥文的安全，便發了電報，叫她辭去上海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彥文猶豫再三，終未答應。民國23年（1934年），熊希齡突然萌發了向毛彥文求婚的念頭，其侄女朱曦也多次代熊希齡向她求婚。毛彥文驚慌失措，便率直拒絕。此時，熊希齡的女兒熊芷專門坐車到上海，為其父遊説。毛彥文手捧着熊希齡10多封求愛信，感慨萬分，加之也有志向於慈善事業，答應與其結合。 ^[25]  民國24年（1935年）2月9日，兩人在上海慕爾禮堂舉辦婚禮。此事成為一大社會新聞。上海《申報》以《慕爾堂中熊希齡續譜求凰曲》為大標題，作長篇報道。 ^[10] 

熊希齡自民國3年（1914年）走出政壇後，自此“皈依佛教，以出世間”，他有法名妙通，自署雙清居士。晚年還自撰墓誌銘： ^[14] 

_{我不我執，輪迴不輪。} ^[13] 

熊希齡的祖輩原以務農為業，曾祖父熊朝簡生子五人，依次名為廷照、廷熙、廷煦、廷勳、廷燮。除長子廷照外，其餘四子皆投身行伍。熊希齡的祖父熊廷燮，號篤庵，排行第五，生子三人（即兆飛、兆祥、兆瑞）。因排行第二的熊廷熙（又名士貴，字時齋）膝下無子，而將次子熊兆祥過繼給了熊廷熙。 ^[11] 

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號雲卿，乳名榮生，生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熊希齡的母親吳氏，是苗族，生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19歲時就嫁給熊兆祥，民國8年（1919年）在天津逝世。 ^[11] 

熊希齡的元配夫人是廖氏，貴州鎮遠人，生有一女未長成而夭折。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廖氏因肺病病逝。 ^{[9]  [10]}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朱其懿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朱其慧許配給了熊希齡， ^[1]  兩人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在湖南永州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二女。 ^{[8]  [11]}  民國20年（1931年）8月，朱其慧因病去世。 ^[9] 

民國24年（1935年）2月9日，熊希齡與毛彥文在上海慕爾禮堂舉辦婚禮。 ^[10]  1999年10月3日，毛彥文與世長辭，享年102歲。 ^[25] 

長子熊泉三歲時因高燒手腳變形，無藥醫治致殘。民國27年（1938年）7月11日，在天津病逝，葬於香山朱夫人之墓旁。 ^[8] 

長女熊芷，留學美國，學幼兒教育。她的丈夫朱霖在美國學航空專業。他們夫婦學成歸國後，熊芷於民國16年（1927年）9月任香山慈幼院第一校蒙養園主任。20世紀70年代後期，熊芷病逝於台北。 ^[8] 

次女熊鼎，年輕時赴美留學，後在美定居。 ^[8] 

熊希齡本人雖曾親手編輯過自己的一些著述，但刊行的只有《東三省移民開墾意見書》《順直河道改善建議案》《香山慈幼院發展史》《香山慈幼院創辦史》等數種。此外還有《熊秉三先生政書甲編》二冊行世，然而僅僅收錄了他1912至1913年發表在報刊上有關財政問題的文電約六萬餘言。他的絕大部分言論和文字著述都散見於當時的各種報刊和清末民初的政府檔案中，還有的散佚在民間以至國外。他逝世後，女兒熊芷為其父輯錄了《雙清集》，是一部兩萬字左右的詩詞集。1982年，《熊希齡集》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於1985年分集出版。收錄了熊希齡的著述和各類文件。 ^[26]  顧廷龍於1995年主編出版了《明志閣遺著》，收錄了熊希齡的一部分遺著，包括文章、序跋、奏摺、呈移文稿。1998年12月，於為剛整理的《熊希齡先生遺稿》出版，收錄了熊希齡天津寓所收藏的文稿、函電稿、詩詞稿件等。 ^{[22]  [27]} 

熊希齡墓(2張)

熊希齡墓園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北辛村，從香山公園北門沿煤廠街向東，到中途丁字路口右拐，200米左右路西就是。民國元年（1912年）興建，是熊希齡家族的墓地。民國20年（1931年）11月，熊希齡將妻子朱其慧葬在這裏時，也為自己留下了生壙。熊希齡在香港去世後，遺體安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文革”期間，熊希齡家族墓園的建築受到嚴重破壞。1992年5月17日，受熊希齡遺孀毛彥文委託，香山慈幼院校友會將熊希齡的遺骨從香港遷葬於熊希齡家族墓園。進門後可以看到蓮花座上一塊石碑，錈刻着熊希齡的生平業績。碑後是墓地，墓碑上刻着的"先考熊公秉三之墓"，是蔡元培於民國27年（1938年）題寫的。1999年，熊希齡墓園被海淀區人民政府公佈為海淀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  [8]} 

熊希齡在北京的故居位於新文化街，從新文化街東口西行，不多遠路北有座中西合璧式建築，磚石結構的兩層灰色樓房，這就是熊希齡故居，是熊希齡當年在北京的府邸。其前身是克勤郡王府。辛亥革命後，末代克勤郡王晏森無一技之長，生活窘迫，不得已將王府賣給了熊希齡。熊希齡曾在府內設立水災善後事宜督辦處，後來還在府內一度開辦過中華大學，也設立過礦物局等。民國21年（1932年），熊希齡將這座府邸捐獻給了中國人民救濟會北平分會，開辦教育和福利事業，現為百年老校北京市第二實驗小學的部分校舍。 ^[7] 

熊希齡故居，位於鳳凰縣沱江鎮文星街10號，始建於清道光年間，佔地面積262.9平方米，系四合院磚木結構平房建築，具有典型的苗族傳統建築風格，現存房屋4間，基本保持原貌。 ^[24]  2000年，正式對外開放。 ^[2]  2002年，公佈為湖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4] 

北京市立新學校位於釣魚台北側，它的前身是熊希齡民國9年（1920年）創辦的香山慈幼院，在小花園中有熊希齡銅像。2012年，立新學校創辦“熊希齡實驗班”，還為實驗班學生提供獎助學金，中考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可獲得熊希齡獎學金。 ^[19]  2015年，立新學校改名為北京實驗學校。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