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厲氏家族

杭州厲氏家族得姓於齊國開國國君姜太公來孫齊厲公姜無忌，在齊國景陽郡成為望族。

東漢年間，齊厲公二十二世孫厲温任魏郡太守。

西晉永嘉年間，厲温十二世孫厲雷甫自河南新野遷至婺州（今浙江金華）。

南朝宋元嘉年間，厲雷甫玄孫厲惟賢由浙江金華徙居浙江東陽，厲惟賢來孫厲文才被尊為東陽厲氏內紀一世祖。

北宋末，厲文才後人厲半州自姚江遷居鄞之桃源，為四明厲氏始遷祖。

明洪武初年，厲半州後人遷至寧波慈溪北鄉，為慈溪厲氏始遷祖。

清初，慈溪厲氏二房厲奇才遷居今浙江杭州，其子為杭州厲氏家族一世祖厲鶚。

杭州厲氏家族是齊國開國國君姜太公的後裔，得姓於姜太公來孫（五世孫）齊厲公姜無忌。姜無忌諡厲公，子孫以諡為姓，遂改姜為厲。自得姓以後，齊厲公的後人，家興業旺，在山東景陽郡成為望族。

東漢年間，齊厲公二十二世孫厲温被封為義陽侯，官任魏郡太守（東漢時的魏郡轄境為今河北臨漳縣、魏縣及山東冠縣、莘縣等縣地及河南安陽靠北少部分地區）。

西晉永嘉年間五胡亂華時，厲温十二世孫厲雷甫護駕隨晉元帝南渡，自河南新野巡軍至婺州（今浙江金華），見江南山水猶畫，卜居婺州洞下。

南朝宋元嘉年間，厲雷甫玄孫厲惟賢由婺徙居東陽峴山之麓。

唐朝貞觀年間，厲惟賢來孫、東陽厲氏內紀一世祖厲文才（606～683）登唐貞觀元年進士，刺道州，尋以功擢容州都督刺史。拜表辭歸後，由峴山下遷居至縣南五里（今吳寧鎮大寺下村），又置田園建宅墅於夏山。

自周朝姜子牙至唐朝浙江東陽厲氏始遷祖厲文才世系排列為：

姜子牙→姜永昌→姜叔買→姜仕隆→姜度常→姜無忌（齊厲公）→厲誥→厲都墨子→厲用不烏→厲不夫→厲用夫→厲雷夫，義夫，自義夫→厲贊→厲然→厲芝→厲則→厲象祖→厲理用→厲熙→厲種→厲馮→厲濟→厲楚→厲貴→厲奉→厲不寒→厲井→厲温→厲愍，倬兄弟，由倬→厲於定→厲禁→厲宛→厲文→厲望→厲申→厲毅→厲澤卿→厲詡→厲中立→厲雷甫→厲慶→厲衍→厲世甫→厲惟賢→厲鑄→厲霸→厲雍→厲稽→厲文才。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厲文才之孫厲乾耀（697～776）舉家定居夏山，以山之名合厲之姓，將此處宅墅取名為“夏厲墅”。此後，厲氏“人才蔚起，仕籍蟬聯，顯宦愈盛”，僅唐宋兩代就有進士27人。唐、宋年間，東陽厲氏家族還曾出現過“厲氏兩都督”、“婿翁狀元”、“父子進士”、“三兄弟進士”、“兩代五人登進士”、連續四代的“祖孫進士”等中國歷史上極為罕有的奇異現象，誕生過無數賢臣墨客。

北宋末，厲乾耀後人、衞國公厲言（字思永、思忠）自姚江遷居鄞之桃源，善博商海，南宋崇寧間家大富，人稱“厲半州”，因“鄞乃寧下邑”，史稱“四明厲氏”。厲半州為四明厲氏始遷祖。四明厲氏家族盛極一時。

明洪武初年時，厲半州後人因“方國珍叛逆”受連，被抄家沒產。四明厲氏家族受此打擊，紛紛外遷避禍。厲半州後人厲清一、厲清二、厲清三三兄弟在此時避居到慈溪北鄉掌起橋陳家西首的洞橋邊，成為慈北厲氏始遷祖。三兄弟之下分三大房，聚居於今掌起鎮厲家村的洞橋、萬安、永興與下葉。

清初，慈溪慈北厲氏二房“積善堂”厲奇才攜家遷居錢塘（今浙江杭州），其次子即為杭州厲氏家族一世祖、清代著名詩人厲鶚。

關於杭州厲氏家族的世系源流，在厲鶚本人所著《厚庵先生傳》和《樊榭山房集》中亦有清晰記載。《厚庵先生傳》載曰：“予家族姓派自四明，其先在宋遷自婺之東陽。溯東陽自唐容州刺史文才公、侍御元公而後，子孫蟬聯……”《樊榭山房集》載曰：“吾家族譜向在明州……予家族譜載，明州御乾子飛公家，饒於財，號‘厲半州’”。

杭州厲氏家族自清康乾年間大文豪厲鶚始，世代均為飽學之士。中國清代、近現代及當代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均是出自這個家族。政壇精英，學界翹楚，文苑俊彥，藝壇巨匠，層見錯出，燦若星漢。主要代表人物有厲鶚、厲麟似、厲聲教等。

自清代以來，杭州厲氏家族一直作為樊榭後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在保存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面，默默地貢獻着自己的力量，為人類留下了瑰麗燦爛的文化遺產。

杭州厲氏家族為世人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文名篇，如厲鶚的《曉至湖上》、《百字令·秋光今夜》、《靈隱寺月夜》、《歸舟江行望燕子磯作》、《齊天樂·秋聲館賦秋聲》、《謁金門·憑畫檻》、《春寒·漫脱春衣浣》、《眼兒媚·一寸橫波惹春留》、《寶應舟中月夜》；厲聲教的《望海潮·悼周恩來總理》、《浣溪沙·甲戌年夏夢麴院荷花》、《辛卯季春謁厲杭二公祠》、《訪二公祠尋厲公墓不獲》、《觀潮有感》、《採桑子·西湖四詠》、《斷橋春草》、《西溪小令二首》；厲良玉的《百壽圖印譜自序》等。

作者：厲鶚

出郭曉色微，臨水人意靜。

水上寒霧生，瀰漫與天永。

折葦動有聲，遙山淡無影。

稍見初日開，三兩列舴艋。

安得學野鳧，泛泛逐清景。

作者：厲鶚

秋光今夜，向桐江，為寫當年高躅。風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頭吹竹。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挐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

心憶汐社沉埋，清狂不見，使我形容獨。寂寂冷螢三四點，穿破前灣茅屋。林淨藏煙，峯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白雲還卧深谷。

作者：厲鶚

夜寒香界白，澗曲寺門通。

月在眾峯頂，泉流亂葉中。

一燈羣動息，孤磬四天空。

歸路畏逢虎，況聞巖下風。

作者：厲鶚

石勢渾如掠水飛，漁罾絕壁掛清暉。

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

作者：厲鶚

簟悽燈暗眠還起，清商幾處催發？碎竹虛廊，枯蓮淺渚，不辨聲來何葉？桐飆又接。盡吹入潘郎，一簪愁發。已是難聽，中宵無用怨離別。

陰蟲還更切切。玉窗挑錦倦，驚響檐鐵。漏斷高城，鍾疏野寺，遙送涼潮嗚咽。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開，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

作者：厲鶚

憑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

艇子幾時同泛？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疏粉豔，西風無處減。

作者：厲鶚

漫脱春衣浣酒紅，江南二月最多風。

梨花雪後酴醾雪，人在重簾淺夢中。

作者：厲鶚

一寸橫波惹春留，何止最宜秋。妝殘粉薄，矜嚴消盡，只有温柔。

當時底事匆匆去？悔不載扁舟。分明記得，吹花小徑，聽雨高樓。

作者：厲鶚

蘆根渺渺望無涯，雁落圓沙幾點排？

明月墮煙霜着水，行人今夜宿清淮。

作者：厲聲教

武侯星隕，江山依舊，千秋寂寞聖賢。投筆嵐山，運籌黃埔，一生戎馬多艱。道義一肩擔，保國祚早定，天下長安。日月經天，大鸞翔宇御浩然。

舟楫不避狂瀾，有中流一柱，可比金堅。八陣圖殘，三分夢碎，諍諫無補空談。長淚滿青衫，嘆午門驚變，雨覆雲翻。遺愛猶存，躬耕人去空園田。 ^[8] 

作者：厲聲教

一棹菱歌曲院深，碧波從容綠無痕。藕花紅消月盈門。

滿把流光誰弔問？槳聲何處不銷魂。夢迴猶作宦遊人。

作者：厲聲教

碧樹掩幽徑，故丘何處尋。

祠畔西溪水，檐下北平人。

好靜修文膽，安貧寫詩魂。

清風吹綠蠟，驚覺已黃昏。

作者：厲聲教

孤塋湮鶴跡，晚照蔣村前。

階下蕉煙碧，堂前蝶夢酣。

南湖花隱月，北渚水含煙。

樊榭吟遊處，石窗薜荔纏。

作者：厲聲教

潮來萬馬風雷變，潮返空留素練痕。

幾度浮沉天地闊，江山代有弄潮人。

作者：厲聲教

誰家庭院春光好，粉墮仙鄉，微雨錢塘，紅杏爭落燕一雙。

暖風襲面清波亂，孤棹尋芳，杯酒斜陽，一段傷心似水長。

芙蓉出水連天遠，西子多嬌，南客風騷，獨愛紅帔翠蓋招。

滿湖清冽薰人醉，煙水迢迢，何處笙簫，明月清風上柳梢。

西湖秋水平如鏡，北雁南迴，紅葉誰題，樓外樓畔錦繡織。

莫愁難覓故園路，曾記來時，斜月遲遲，別夢依依醉裏歸。

西風凋盡西湖柳，冷月寒煙，紅藕香殘，南御亭北水漫天。

斷橋望斷天涯路，梅影孤山，獨倚闌干，清夜思君碧落間。

作者：厲聲教

無限春波碧草生，斷橋獨立雨濛濛。

長安流水繁華盡，一段孤芳萬古恆。

作者：厲聲教

歸棹茭蘆葦岸，白鷺錦鱗為伴，閒卧水雲間，但見碧波清淺，當斷，當斷，飄絮一身紛亂。

曾試深潭向晚，春水畫船輕泛，坐忘袖雲煙，桂魄葦梢忽見，歸岸，歸岸，清唄二公祠畔。 ^[9] 

作者：厲良玉

良玉幼承祖訓，不自暇逸。佔畢劬餘，留意金石。齒稍長，遊幕括蒼印石之區，價廉而種夥，得悉採收，而肆意鐫刻。爾時學雖蠠，復識未擴、趣未博也。永嘉葉墨卿鴻翰，以鐵筆名。當時玉適應呂少良別駕聘至甌，與之遇為忘年交，盡發其藏庋而鑽研之。於篆籀之源流、諸家之宗派，稍稍窺見管豹矣。

二弟輔臣亦客甌，啓玉曰，昔袁簡齋太史稱湯老人，年百有卌。曾於純廟南巡仰邀宸翰，以“古□□庋”四字旌其門。朱紫雲先生為輯壽言，刻石章符其壽數。吾家大父壽臻六耆，兄盍亦刻畫金石、集百壽已為遐齡祝乎？

玉韙其言，以館課鮮暇，未能猝償之。

□□□歲庚子，呂公量移定海，玉偕之來，乃獲遴石百方，圓長方橢，各隨形質，以成章法。博稽往籍，上窺贏劉，下迄今茲。亹亹奏刀，寒暑再歷，始蕆事，釐為兩冊。自維蟲技，奚之當萬家一粲。然藉此以志鬥庭之慶，當萊衣之舞，博重闈之歡，且以紀熙朝人瑞焉。亦或不為當世鍥家所擯乎？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是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國際法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的法典，是一部影響新世紀世界格局的國際法典，也是迄今最為各國廣泛接受的、最全面、最有影響的管理海洋的國際公約，對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聲教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與定稿人之一，並參與了英文本的起草與定稿工作。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邊界條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於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簽訂的關於兩國邊界的條約。兩國“一致認為，兩國間久懸未決的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兩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順利地全面地解決了兩國邊界問題”。該協議是新中國與鄰國簽訂的第一個邊界條約，為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做出了良好的範例，成為之後新中國領土談判和協議的範本。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聲教作為中國首任駐緬甸大使助理全程參與了該條約的談判與起草工作。

《樊榭山房集》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鶚的詩文集，乾隆年間刊行於世，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國朝厲鶚撰。……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詞，分甲、乙二卷，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卷，而以北樂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光緒年間，汪氏振綺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銘》，吳錫麒撰《墓田碑記》。附汪曾唯所輯《軼事》，及未刊詩詞、迎鑾新曲，並載杭世駿、汪惟憲、吳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諸家評論，為最足之本。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綺堂本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對校，凡有疑誤而無法從版本上校正之處，則參校以正史及有關詩文專集等其他資料。此文集已成為研究厲鶚的重要資料。

《宋詩紀事》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鶚編輯的宋代詩歌資料彙集，共100卷，為中國古代收集宋代詩歌規模最為宏大的一部著作，受到時人好評，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閲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採遺書中，經其籤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該書兼有詩選性質，除輯存宋代詩歌，標明出處外，還附有一些作家的小傳，綴以評論，詩後列舉了有關詩的本事，是中國歷史上對宋代詩歌的首次全面的採輯整理。

有感於《遼史》的簡略，厲鶚採摭300多種書籍，寫出《遼史拾遺》24卷。該書受到時人好評，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這部書有注有補，以舊史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都分析考證，加以按語。厲鶚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國志》注。

《東城雜記》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鶚關於城東種種野史逸聞的蒐集記錄，共分兩卷，被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和《武林掌故叢編》第六集之中。《四庫全書》評價道：“鶚家於此，為考裏中舊聞遺事，輿記所不及者八十五條，釐為上下二卷。大抵略於古而詳於今。然所載‘九宮貴神壇紅亭’、‘醋庫’諸條，考據頗為典核。又紀高雲閣、蘭菊草堂、竹深亭，及金石中之慈雲寺宋刻《劍石銘》諸舊跡，俱《浙江通志》及武林各舊志所未詳。他如灌園生以下諸人，皆系以小傳，使後之修志乘者，有所徵引，其用力亦可謂勤矣。鶚素博覽，並工於詩詞，故是書雖偏隅小記而敍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風焉。”該書由一篇篇短文構成，很多內容不見於正史與地方誌書，具有較高的文學和史學價值。

《絕妙好詞箋》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鶚與查為仁合箋的詞集註本，被收入《四庫全書》，是清代第一部完全意義上的詞集註本，成為繼朱彝尊《詞綜》之後推崇南宋詞方面最有影響的著作。該書在南宋詞傳播鏈中，處於承上啓下、“揚波傳響”的關鍵一環，包括注本事、注詞人、附逸聞、詞評、名篇秀句等，獨創了一套源於又不同於宋金詞集註的註釋體例。

從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厲鶚在出遊吟詠之餘，撰寫了《南宋院畫錄》8卷、《秋林琴雅》4卷、《東城雜記》2卷、《湖船錄》1卷，並同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趙信一起，共同撰寫了《南宋雜事詩》7卷。《南宋雜事詩》以其鄉為南宋故都，故捃摭軼聞，每人各為詩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於每首之下。意主紀事，不在修詞，故警句頗多，而牽綴填砌之處亦復不少。然採據浩博，所引書幾及千種，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説部之菁華，採詞家之腴潤。一代故實，鉅細兼該，頗為有資於考證，蓋不徒以文章論矣。該書採諸書為之注，徵引浩博，為考史事者所重。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組織編纂，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的圖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權威的大型綜合性百科全書。全書出版後，深受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推許，1994年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聲教是第一版《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的審定人之一。

《漁光曲》是1934年由蔡楚生編劇和執導的劇情影片，王人美、韓蘭根等主演，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影片代表作之一。該影片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等審定並推介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第九名，被譽為中國首部獲得國際榮譽的電影。 ^[10] 

《一個軍人之思想》是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代表作之一，由蔣介石授命，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主持翻譯。該書官方中文譯本1936年由正中書局首次出版，1940年再版，為中德文化協會叢書。中文版問世後，在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11] 

《漢學》雜誌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1921年4月在德國創辦的學術期刊，由景星學社出版發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該雜誌是首個專門研究漢學的專業學術期刊，內容涵蓋易學等中國古代哲學、中醫藥學、中國文學、金石書畫、音樂戲曲等諸多漢學領域，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漢學》後併入衞禮賢所創辦的漢學研究刊物《中國》，由衞禮賢擔任主編。 ^[55] 

《中國電影年鑑1934》是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是“中國最早的電影教育百科”。該書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與陳立夫等人一同編纂，1934年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出版發行。2008年，在《中國電影年鑑（1934）影印版》出版新聞發佈暨中國電影史學座談會上，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對該書評價道：“在體例和架構上，這本書正式確立了電影史論、創作理論、電影管理和電影教育的四個學術研究構架，奠定了中國現代電影研究的學科分類和方向分類，使得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在學術上基本成型和梳理清晰；在內容上，它便如了關於我國及各國電影的歷史、理論、電影教育的歷史以及運用電影實施教育的歷史和發展過程的實錄，還有當時全國所有制片公司、各大影院、電影從業人員的名錄，及1932年至1933年國產片和進口影片的詳盡篇目與分類記載：在類別上，它從電影史論、電影政策、電影機構、電影教育等共十個板塊對電影進行了分門別類的介紹和論述。這本官修的電影年鑑在內容上並不侷限於1934年這一年對於中國電影史實的記載，實際上是當時的一部關於電影的百科辭典。”

《國防論》是民國時期一部研究國防理論的著作，由蔣百里與厲麟似合作完成。該書匯聚了蔣百里30年軍事著述的精華，1937年由上海大公報社出版後轟動一時。厲麟似是該書隱形的第二作者，書中有不少內容都是厲麟似襄助蔣百里完成的。該書對於當時的國防建設及隨後進行的抗日戰爭具有積極意義。 ^[11] 

《厲聲教專欄》（Li Shengjiao Column）是《赫芬頓郵報》、《外交家》雜誌等西方主流媒體為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聲教開設的個人專欄。據官方資料，這是西方主流媒體首次為中國外交家開設個人專欄。厲聲教憑藉自身在西方主流社會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語，積極地向世界説明中國，爭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為國家的外宣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12] 

《浙江潮》是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綏之與蔣百里等中國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成員於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的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是當時宣傳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刊物，也是二十世紀初具有較大影響的一份留日學生刊物。

《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是1926年由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爾康所著，1929年由南京軍用圖書社出版的一部軍事專著。該書最早預言出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並最早提出若與日本開戰將是一場“長期戰”和“持久戰”。厲爾康早於1916年即開始在《兵事雜誌》上發表關於日本軍事研究的文章，並於1926年在《兵事雜誌》和《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準確地分析出“日本政府一面縮軍，一面卻縮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訓練預備兵，是明顯的擴軍動作。”他1926年即預言出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積極建議國民政府提早進行備戰準備，並提出若與日本開戰，這樣的現代戰爭需要舉全國之力，且將是一場“長期戰”和“持久戰”。關於“持久戰”的問題，厲爾康早在1916年就在《兵事雜誌》第30期的《論説：吾人於歐戰所得之用兵新法》一文中有所論述，並在1926年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論述。該書對作者在1925年赴日參觀特別大演習的所見所聞進行了分析，不但總結了日本對大戰的教訓，更對中國軍事改革作出建議。全書310頁，共十章，包括對日本1925年的軍備情況的一般觀察，以及關於航空機、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糧秣、被服、軍官技術教育、測量事項等方面的見聞等。在結論部分對中國的軍事改革提出了十二項建議。對於該書，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出版的《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1937》一書評價道：“厲爾康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不但總結了日本對大戰的教訓，更對中國軍事改革作出建議。厲爾康對總動員體系重要性的論點頗切要害，而且比何遂與端木彰等人又進一步。厲氏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比以往關於大戰的論述更為重視社會組織、經濟動員和科技發展。在戰術上，厲爾康比端木彰再進一步，指出突擊隊戰術的要點並非只是不同支援武器的混合使用，而是小單位以疏開隊形在輕機關槍支援下獨立作戰。雖然民國大部分操典和教範均來自日本，但作為一名民國知識軍人的厲爾康並不打算盲目模仿日軍的作戰方式，甚至對之有所批評。今而觀之，厲爾康於1926年即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所作論述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國防與物資》是1927年由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爾康所著，1929年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一部軍事專著。該書是中國較早全面介紹和論述國防與各類重要物資資源軍事戰略關係的軍事著作，比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國防論》早10年。蔣百里1927年讀完《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大為讚歎，併為該書作序推薦。蔣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國防論》一書中很多思想和內容均源於厲爾康1927年的這本《國防與物資》。該書早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國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張，如該書認為，軍器的獨立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國防重工業之重要性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等。1931年，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長的俞大維在看到厲爾康的《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對該書進行了仔細的研讀，對之十分推崇，和人推薦這本書説，其中提出的理論和主張是“根本辦法”，極具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讀。1933年俞大維出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他在抗日戰爭期間領導兵工企業，為中國軍隊提供了重要裝備支撐，建成了一定規模的兵工生產和研發體系，被譽為中國的“兵工之父”。該書中的軍事思想對其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厲爾康所著《國防與物資》、《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民國十四年十月參觀日本秋操報告》等軍事著作為抗日戰爭的準備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太極拳譜內外功研幾錄》是1959年由杭州厲氏家族成員施承志所著的一部武學專著，被稱為“太極拳典籍中的經典”。于右任、錢大鈞、譚祥等人為該書題詞作序。施承志在太極拳和武當對劍方面造詣甚深。他早年積極投身中興國術之事業，1919年將孫氏太極拳及各流派太極拳引入上海，被譽為“上海太極拳之父”。施承志晚年移居台灣後，歸隱田園，潛心研習武學，是台灣最負盛名的太極宗師之一。台灣社會名流凡習太極拳者，皆為其徒。施承志晚年將自己對太極拳的習拳感悟筆之於書，寫就這部專著。錢大鈞評價該書時稱：“其內容包羅宏富，對於拳術之源流派別，以及太極拳之妙理與功用，引經據典，敍述綦詳，更就其數十年來不斷鑽研、精益求精之心得一一筆之於書，洵不愧為研幾窮理，克彰師承之傑作”。譚祥稱：“茲編乃施承志先生以其畢生有得於斯道者，無所秘惜，筆之於書，舉以告諸世之人，使人人得以循序漸進，同躋於康疆貞吉之域，豈不偉歟？”趙龍稱：“施先生太極拳研幾一書，闡明內家之説，深入淺出，使三豐遺著，炯然大明，其造福人類之功，豈淺鮮哉？”

《醫藥觀》（月刊）是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綏之於民國三年（1914年）創辦的西醫藥學術雜誌，由杭州中華醫藥公司發行，是浙江最早的西醫藥學術雜誌。

上海外國語大學是新中國成立後興辦的第一所高等外語學府，新中國外語教育的發祥地之一，是首批進入國家“211工程”和“雙一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全國重點大學。校址位於今上海市虹口區大連西路550號（虹口校區）和上海市松江區文翔路1550號（松江校區）。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創始人與奠基人之一。 ^[13] 

據《中國美術》雜誌、《再續印人傳》、《杭州日報》等載，光緒三十年（1904年），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良玉與吳隱、丁仁、王福庵、葉為銘等創設西泠印社於西湖孤山。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為宗旨，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國際性的研究印學、書畫的民間藝術團體，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2001年，西泠印社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由西泠印社領銜申報的“中國篆刻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西泠印社社址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路31號。

景星學社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於1921年在德國創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非政府國際文教組織，也是第一個由中國人創辦的國際學術組織，被周恩來稱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幟”、“古為今用，西為中用的典範”，被蔡元培譽為“貫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中國台灣地區著名的“景星勳章”即是源於厲麟似與其所創辦的景星學社。在國際聯盟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景星學社1931年由厲麟似遷回中國，社址曾設在南京成賢街43號教育部和玄武區四牌樓2號國立中央大學，由蔡元培擔任名譽主席，德、奧、瑞、英、法、美六國駐華公使和國際聯盟文化合作組織代表等擔任顧問。衞禮賢、林語堂、陳寅恪、徐悲鴻、厲綏之、陶行知、梅蘭芳、徐志摩、厲良玉、沈鈞儒、陳叔通、馬敍倫、黃炎培、施承志、羅家倫、何炳松、鄭振鐸、鄒韜奮、程天放、蔣夢麟、胡適、蔣作賓、厲爾康、孫科、周鯁生、傅斯年、張大千、田漢、唐麗玲、衞德明、蔣復璁、梁實秋等國內外很多具有較高聲望的學人都曾是景星學社社員。1949年，早已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墮落看不下去的厲麟似，拒絕了蔣介石的赴台邀請，在周恩來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陸，景星學社也隨他一同留在了大陸，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貢獻力量。雖然厲麟似曾一度在政府中擔任要職，並得到國際聯盟的支持，但其所創辦的景星學社既非政府官方機構，也非國際聯盟附屬文化機構，而是一個非政府國際文教組織。作為厲麟似創辦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景星學社在譯介日德軍事著作、搶救民族文獻、開展國民外交併為中國抗戰爭取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等方面均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47] 

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是聯合國前身國聯與南京國民政府聯合於1933年6月聯合創辦的，旨在加強中國與其他國聯會員國間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關係的文化組織，為國聯所屬重要文化機構，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協會會址設在上海市福開森路393號世界社（今上海市霞飛路1836號）。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是該協會的創始人之一。

中國聯合國同志會是聯合國的中國分會，於1945年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聯合朱家驊等人創辦。其前身是中國國聯同志會。中國國聯同志會是民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對外組織之一，對中國爭取國際輿論生存空間和增進各國對中國的瞭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1945年聯合國成立後，中國國聯同志會改稱為中國聯合國同志會。1949年，該會隨國民黨政府一起移至台灣。

浙江大學醫學院是享有較高國際聲譽的著名醫學院校，為全國首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2015年獲批國家教育部、衞生計生委首批卓越醫學人才培養項目和人社部首個臨牀醫學博士後培養項目試點單位。浙江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是1912年由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綏之等人創辦的浙江醫學專門學校。該校是中國人自籌資金創辦的最早的醫學專門學校。浙江大學醫學院校址在今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塘路866號。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浙江省兒童醫院、浙江省兒童保健院）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浙江省立婦幼保健院”，創始人和首任院長為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矞華。2019年5月，醫院正式獲批國家兒童健康與疾病國家臨牀醫學研究中心。作為兒科學國家重點專科單位，醫院承擔着全省兒科醫療、科研、教學、兒童保健及突發性公共衞生事件應急任務。醫院現設有濱江和湖濱兩院區，核定牀位1900張，現有職工共2400人，其中正高級職稱120人，副高級職稱190人。醫院學科水平、臨牀業務能力及綜合實力均處於全國兒童醫院前列。現兒科學為國家重點學科，兒科重症專業、新生兒專業、小兒消化專業、小兒呼吸專業為國家臨牀重點專科，近60人次在全國性或國際學術機構擔任重要職務。院址位於今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竹竿巷57號（湖濱院區）和濱江區濱盛路3333號（濱江院區）。

中國教育學會是民國時期全國性民間教育學術團體，於1933年1月由教育界學者精英在上海發起成立。學會成立之時獲得了來自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級教育行政官員的函允加入為發起人，並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陶行知等來自政學兩界的知名人士擔任學會創會理事。該學會確立以研究及改進教育為宗旨，主要任務為研究教育問題、蒐集教育資料、調查教育實況、提倡教育實驗、供獻教育主張、發刊教育書報、促進教育改革。

中德文化協會是歷史上第一個代表中國官方的對德交流機構，1935年5月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聯合朱家驊等留德歸國著名人士在南京創辦。會址設在南京平倉巷41號“德奧瑞同學會”。協會成員包括中德兩國政界、軍界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協會由時任交通部長朱家驊任理事長，教育部長王世傑、德、奧、瑞三國駐華公使四人任名譽會長，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厲麟似、德國駐華使館代表勞德士參事、德國駐滬總領事克利拜、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等任理事。而協會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則是厲麟似等中國官員。該協會主要代表中國政府接待訪華的德國團體與專家，開展中德兩國官員互訪與經貿往來，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中德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協會後遷往台灣，1963年由蔣經國出任協會理事長，1965年更名為“中德文化經濟協會”。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中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於1932年7月8日由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聯合蔡元培、朱家驊、陳立夫等人在南京發起成立，蔡元培任協會主席。1933年，該協會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羅馬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的中國分會。該協會的主要活動有：購置和攝製教育影片；推廣教育影片；制定影片標準，抵制不良影片；出台關於電影出路的方案；組織電影教學團體；編纂、發行中國電影年鑑和各種出版物；加強國際交流。由於協會實際負責人厲麟似及陳立夫、朱家驊等部分委員的官方背景，所以該協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這使得其在全國範圍內具有統轄力和影響力。此外，作為國際教育電影組織的成員之一，該協會始終與國外保持密切聯繫，不斷吸收國外最新思想和技術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電影教育的發展。在其13年的存續中，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以積極姿態配合國民政府的電影教化思想，推行教學電影和社會教育電影，其成功實踐為國民政府設立電化教育委員會，以建立體系化、規模化、制度化的電影教育模式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另外，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諸多活動無不為國民政府電影教化功能服務，並以時代需要為旨歸，以新型民族培育、現代國家建設為鵠的，配合政府開創了宣教電影的模式，對後來的中國電影格局影響深遠。

中意文化協會是杭州厲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厲麟似聯合徐悲鴻等學術界著名人士於1935年在南京發起成立的中意文化交流組織。

作為近代金石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融合皖浙兩派的篆刻大師，厲良玉的作品在日本備受推崇。其所作《百壽圖》享譽海內外，被世界各地藏家所爭相收藏。有毛筆雙鈎四冊《文秘閣》、《種榆仙館印譜》、《補羅迦室印譜》、《古今印存》等流傳於世。

厲杭二公祠與秋雪庵的兩浙詞人祠堂齊名，祠內供奉厲鶚與杭世駿二位鄉賢。該祠建於清代，祠內碑文是1932年重建時由馬敍倫撰、餘紹宋書。現今的祠堂為2007年重新恢復。此祠構築頗有考究：前面是一台門，門內有天井，正屋都是落地雕花門扇；後面義有一楹小閣樓，面對荷塘，是夏日賞景的好去處。它豐要供人們祭拜先賢和聚會雅集所用，內設書案與文房四寶，可方便文人的交流和題作。

厲良玉故居為杭州厲氏家族祖宅，位於杭州橫箭道巷（今已不存，惟餘原址側面的直箭道巷是其遺蹟）。厲家祖宅分內園，庭園與外園。面積較廣的外園，大門正對橫箭道巷，西眺可望及吳山中段的紫陽山一帶。園中植有巨桑數十本，因此也被稱為桑園，中有花地，東部是可供家人自給自足的菜地，最東端是竹園，地近古蕭王廟外牆。厲良玉及其夫人的房間分別安置在內庭敬修堂的左右兩廂房內，中間是全家人相聚用餐的大堂，上懸鐫有“存義堂”三字的大匾。堂後是一個被稱為“祖宗堂”的後廳，內奉有以樊榭公厲鶚為高高祖開始排列下來的歷代先人的神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杭州淪陷後，厲家祖宅因日軍入侵，慘遭燒殺劫掠，歷代收藏的名家法帖，繪畫珍本，以及匯聚了厲良玉一生心血的金石篆刻作品，全部被洗劫一空，蕩然無存。

厲麟似的杭州故居在今杭州市上城區直箭道巷。這裏是厲麟似出生並度過人生前十餘年的地方。據史料載，厲麟似出生在清光緒二十二年杭州西湖左近的橫箭道巷，鄰近南宋皇家遺址。這一片地當時均為厲家祖宅。橫箭道巷與厲家舊宅今日均已不存在，只剩下原址側面的直箭道巷是厲麟似杭州故居遺蹟。新中國成立後，厲家故居大部分土地及房屋被政府幾次徵用和重新分配，部分劃歸當時的東南肥皂廠（後發展為東南化工廠）。厲麟似在杭州的故居而今雖已面目全非，但仍尚存一處，即厲麟似之子、著名外交家厲聲教所居直箭道巷房屋。

厲麟似的南京故居在今南京市鼓樓區頤和路20號。厲麟似1930年從德國學成歸國後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直至1937年舉家遷居上海前，即他事業最輝煌的這七年間，均居住於此。1934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赴美留學前，在赴北京的路上途經南京，曾暫住在這幢二層的洋房裏，並與厲麟似夫人、鋼琴家唐麗玲共話古典音樂，傳為一段美談佳話。有意思的是，就在厲麟似遷居上海後的第六年，即1943年，正當這位抗日名士在上海與日本人及日偽政府進行殊死抗爭時，供職於日偽政府的大漢奸胡蘭成恰在這時遭逢禍事，被囚禁在了厲麟似的這幢舊居中。胡蘭成因在當年的一次“中日懇談會”上説錯話，差點被“開刀問斬”。

厲麟似的上海故居在今上海市靜安區陝西北路23號。厲麟似1937年遷居於此時，這裏還屬於英美租界，又名公共租界，當時叫作西摩路，今已更名為陝西北路。這裏也是很有故事的地方。厲麟似在抗戰期間所領導的轟轟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就是在這裏上演的。在這裏，他因拒絕與日本人和日偽政府合作進而妻離子散，險些全家喪命。

厲聲教的杭州故居在今杭州市上城區直箭道巷。

據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盧灣區志》“社會名流舊居”一節，厲爾康的故居之一是上海市茂名南路165弄2號。

據浙江省檔案局，施承志的杭州故居位於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杭州橫箭道巷九號。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聲教是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與定稿人之一，並參與了英文本的起草與定稿工作。其1973年10月就中國領海寬度問題向周恩來總理的重要建言，獲得了周恩來的肯定與支持，使得中國堅持了12海里領海寬度的主張，並最終於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領海寬度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署該公約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通過參與國際法的立法活動維護國家海洋主權和利益，在中國國際法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對中國運用法律手段維護本國海洋權益，保證管轄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開發利用以及解決南海問題等影響深遠。中國最終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要簽字國家之一，周恩來、厲聲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為維護國家主權，爭取中國及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海洋權益，以及對該公約的產生和順利通過都作出了貢獻。 ^{[5]  [14]} 

厲聲教代表新中國參與了中緬、中印、中朝、中蘇等邊界談判，並在國家官方地圖上的國界線標繪、解決大陸邊界糾紛與島嶼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維護中國邊疆穩定，更好地開展周邊外交工作作出了貢獻，也為繼續搞好同鄰國的關係奠定了基礎。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緬甸大使助理全程參與了中國與緬甸邊境協議的談判與起草。該協議是中國與鄰國第一個領土協議，併成為之後領土談判和協議的範例。 ^[14-15] 

厲聲教的研究成果曾受到毛主席與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他是《波蘭領土變遷》、《關於馬爾維納斯羣島（福克蘭羣島）的歸屬問題》等大量呈報中央的外交部內部資料的第一執筆人。作為外交部專家，他還曾參與對國際形勢和國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在外交外事決策方面提供對策建議。 ^[12]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國聯外交的推動者和踐行者。他以其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為中國抗戰努力爭取了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他有效推進了中國與國聯的文化外交，並在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等國聯中國分會的創建與運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戰期間，他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在中國國聯同志會、中德文化協會等對外組織的職務和長期以來與歐洲各國外交界、新聞界、軍政界、學界等歐方人士保持的友好關係，開展對歐國民外交工作，推進對歐宣傳，努力為中國人民抗戰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3] 

厲麟似是溝通中國高層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橋樑人物，曾擔任蔣介石的對德外交顧問，對於德國軍事顧問團在中國的存續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中德關係得到了發展，雙方在文化、經貿、軍事、外交方面的關係日益密切，並於1935年5月將兩國外交關係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 ^[3] 

杭州厲氏家族一世祖厲鶚在詞方面具有極高造詣，是清代前期第一大詞派浙西詞派的靈魂人物，也是一位具有承前啓後意義的詞學理論家。在他手中，浙西詞派的詞學理論體系更趨嚴密，詞派建設意識更為自覺，創作內容更加豐富，詞藝也更為精湛。他論詞既推尊詞體，又強調寄託，注重詞作的現實意義。他的詞學理論既是浙西詞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詞學理論的總結和發展，又對浙西詞派後期代表吳錫麒、郭唐等人的詞學理論有所啓發，在詞學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厲鶚也長於寫詩，還是一位著述頗豐的學者，是清代文人集學者與詩人身份合二而一的典型。《清代學者象傳》中稱其：“為詩精深峭潔，截斷眾流，於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外自樹一幟。”厲鶚著有《樊榭山房集》、《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東城雜記》、《南宋雜事詩》等書，其中《南宋雜事詩》一書，採諸書為之注，徵引浩博，為考史事者所重。他與查為仁合編的《絕妙好詞箋》成為繼朱彝尊《詞綜》之後推崇南宋詞方面最有影響的著作。 ^[16-17]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聲教在推動中加文化交流方面貢獻良多。中國官方評價稱：“厲聲教在推動加拿大華僑華人社會積極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傳播中華文化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95年9月，加拿大政府特向厲聲教先生頒發獎狀，向厲聲教先生為中加兩國教育文化交流所作之貢獻致敬。 ^[14-15] 

厲聲教是首位受邀在西方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個人專欄，講述中國故事的中國外交家。他餘生一直在為爭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而不懈努力。他憑藉自身在西方主流社會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語，積極地向世界説明中國。 ^[12] 

在通過西方知名媒體向世界更好地介紹和説明中國的同時，厲聲教還發揮自身外交外事經驗豐富，人脈高端廣博等優勢，致力於文化外交，注重對外民間友好交往，促進了中西方更好地溝通和交流，為提升國家文化國際影響力和軟實力，配合整體外交工作大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4]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引進並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的著作及影視作品，同時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介紹到了西方世界。《中國日報》曾撰文評價其稱：“厲博士是連接中歐文化的一座橋樑。他在幫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併為中國帶來了大量西方的進步思想。”厲麟似還分別與蔡元培、朱家驊、陶行知、陳立夫等人一同發起創立了國際聯盟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德文化協會、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等民國時期較有影響的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並參與創辦了聯合國的中國分會——中國聯合國同志會。 ^{[13]  [18]}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良玉是中日文化交流與民間外交的先驅。他對日本近現代印學和書法影響頗深，作品在日本備受推崇。他與日本諸多藝術名家都是好友。河井荃廬、長尾甲等日本漢學家都曾從其學習篆刻藝術，並藏有厲良玉的篆刻珍品。他也是近代中國金石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所作百壽圖享譽海內外，被世界各地藏家所競相收藏，對於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國家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  [19]} 

杭州厲氏家族一世祖厲鶚也是一位在日本享有盛譽的中國人，對日本的文學和詞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作品影響了日本的很多文學大家，包括明治詞壇兩豪高野竹隱和森槐南。高野竹隱還效仿厲鶚“以詩論詞”，開創了日本詞壇的先風。 ^[19]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聲教是當代國學代表人物之一，被鳳凰網評價為“當代罕有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融中西文化精髓於一身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外交工作之餘，亦曾致力於國學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被譽為“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和“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其在國學文史方面造詣頗深，同時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他的作品影響深遠，其中《望海潮·悼周恩來總理》、《癸丑年九月懷周總理》、《浣溪沙·甲戌年夏夢麴院荷花》、《辛卯季春謁厲杭二公祠》、《訪二公祠尋厲公墓不獲》、《觀潮有感》、《採桑子·西湖四詠》等被公認為當代詩詞中的經典之作。其作品和事蹟被編入《中國當代詩壇選藏》、《靜安文史》、《杭州黨史》等典藏文獻及大、中、小學教材中，並被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日文等多種語言文字，對於在當下社會弘揚國學經典，傳承中華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12]  [14]  [20]}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唐麗玲是中國最早享有國際聲譽的女鋼琴家之一。她是中國早期德奧鋼琴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民國時期德奧鋼琴音樂作品的權威演奏家。她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中國演出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德奧作曲家的經典鋼琴作品，是較早將西方經典音樂作品引入中國的演奏家，為推動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被譽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20位傑出女性”之一。其代表作包括《巴赫平均律》、《莫扎特d小調第二十鋼琴協奏曲》、《貝多芬c小調第三鋼琴協奏曲》、《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肖邦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等。 ^{[6]  [21]} 

作為國民政府時期電影行業的最高行政官員之一，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積極吸收和借鑑國外最新思想與技術成果，並對中國電影行業進行了有益的改革。他積極推行教育電影，為國產影片制定標準，抵制不良影片；他大力發展民族電影事業，為拍攝國產優質教育影片積極籌資，舉辦優良國產影片評選，並首次提出了我國電影的分級制度；他積極推介《漁光曲》、《三個摩登女性》等優質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並引入了一批國外的優秀教育影片；他還與陳立夫等人一同編纂發行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中國電影年鑑1934》。 ^[22] 

儘管厲良玉大部分金石書畫作品在戰亂中遭到損毀，但國內，尤其是海外仍有少許留存。同時，由其與丁輔之等人共同創辦的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為宗旨的西泠印社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研究印學和書畫的民間藝術團體，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西泠印社領銜申報的“中國篆刻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厲良玉的作品及其所參與創辦的西泠印社對於中國金石印學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  [23]}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施承志在太極拳和武當對劍方面造詣甚深。他早年積極投身中興國術之事業，1919年將孫氏太極拳及各流派太極拳引入上海，被譽為“上海太極拳之父”。施承志晚年移居台灣後，歸隱田園，潛心研習武學，是台灣最負盛名的太極宗師之一。台灣社會名流凡習太極拳者，皆為其徒。施承志晚年將自己對太極拳的習拳感悟筆之於書，著有《太極拳譜內外功研幾錄》、《太極拳揣摩記》等武學專著。尤其是《太極拳譜內外功研幾錄》一書，堪稱太極拳典籍中的經典。錢大鈞評價《太極拳譜內外功研幾錄》一書時稱：“其內容包羅宏富，對於拳術之源流派別，以及太極拳之妙理與功用，引經據典，敍述綦詳，更就其數十年來不斷鑽研、精益求精之心得一一筆之於書，洵不愧為研幾窮理，克彰師承之傑作”。趙龍稱：“施先生太極拳研幾一書，闡明內家之説，深入淺出，使三豐遺著，炯然大明，其造福人類之功，豈淺鮮哉？”譚祥稱：“茲編乃施承志先生以其畢生有得於斯道者，無所秘惜，筆之於書，舉以告諸世之人，使人人得以循序漸進，同躋於康疆貞吉之域，豈不偉歟？” ^[24-25] 

新中國成立後，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爾康雖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竭盡所能，積極為國家發揮餘熱。厲爾康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發揮自己曾作為幕僚智囊的優勢，1950年9月曾向毛澤東主席上書，提出十項建議，助力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同時他又將上述建議中關於解放台灣的內容致函曾一同供職於國民政府的李濟深和龍雲，並建議他們號召在台灣的國民黨民主人士們迴歸祖國，為新中國之建設而努力。此外，他還寫出了不少如《回憶蔣介石與何成濬》、《從滿清的兵制説到禁衞軍的消長》和《浙江光復的回憶》等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回憶文章，為後世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26]  [27-28]} 

1932年，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代表中國政府赴歐洲考察教育，回國後積極投身教育建設與中歐文教事業的交流與合作，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中歐文化交流。

厲麟似回國後，受到各地教育部門和單位的熱情邀請，各處進行演講，介紹他在考察途中的所見所聞，發表考察感想。他還積極撰寫考察報告，建言中國教育改革。他回國後的演講、報告、撰文，以及隨後考察報告書的出版，對當時的教育改革與文化交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初等教育方面，在厲麟似等人的建議下，教育部於1933年3月公佈了《小學規程》，規定了小學的辦學宗旨和實施方針。

中等教育方面，受以厲麟似等人為主要成員的中國赴歐教育考察團的影響，1933年教育部在《中學法》、《師範學校法》、《職業學校法》的基礎上，又相繼頒佈了《中學規程》、《師範學校規程》、《職業學校規程》、《職業補習學校規程》等。通過這些法規的頒佈實施，教育部將普通中學、師範中學和職業中學三種學校分別設立，各司其職，從而形成了中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普通中學的初級和高級階段取消學分制，實行學時制，在高中階段取消選修科，加強基礎課；將全國中等教育學制統一調整為“三三制”，取消允許地方實行“二四制”或“四二制”的隨機規定。此次中等教育學制的調整基本構成了現代中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方面，厲麟似等人的建議及國聯教育考察團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批評與建議受到重視，促成了教育部對中國大學分佈集中及科系設置重複問題的解決。1933年6月，教育部通令國立北平大學、浙江大學、河南大學合併文法等科，同時還將山西省立法學院、教育學院合併入山西大學，從而拉開了大學合併、系科改革的序幕。1935年4月，國民政府公佈學位授予法，學位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特種學科可設一級或二級。獲有碩士學位，在研究院繼續研究二年以上，或在高等學校任教三年，經審查合格都可申請授予博士學位。專修科修業二至三年，醫學專科於三年課目修畢後，須再實習一年。

以厲麟似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赴歐教育考察團及其活動也促進了中歐之間的教育交流。中國赴歐洲教育考察團考察歐洲八國，內容甚為廣泛，由幼稚園以至大學，由中央教育行政，至地方最小單位之教育行政，由課堂教學以至電影教育、電音教育，無不一一留意。考察團所到之處，受到各國政府、教育部門及學校熱情接待，各種教育材料也儘量提供，因此，所得考察材料頗多，主要包括教育法令、教育書報、學生成績及其他與教育有關的物品，成為可供中國教育界參考的重要資料。歐洲各國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熱情接待、詳細介紹和中國考察團的實地考察，加深了中國對歐洲教育的直觀瞭解和對歐洲文化的認識。同時在考察交流過程中，歐洲各國也增加了對中國教育文化的瞭解。大量教育資料的獲得，也增強了中國對歐洲教育的理性認識與思考。另外，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和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相繼出版，成為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據，這兩份報告書也使中國對外教育文化交流所偏重的美國取向開始向歐洲有所轉移，增強了中國同歐洲之間的教育文化交流，豐富了中國對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內涵。 ^[29]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曾拒絕蔣介石的赴台邀請，毅然留在大陸，參與新中國第一所高等外語學府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創建，並籌建德語專業，為新中國的外國語教育事業作出了奠基性貢獻。他還曾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德語、教育學、政治學、國際法、法理學等，為國家培養了大批高端人才。上海“孤島時期”，任教於暨南大學的厲麟似仍堅守在“孤島”，為國家努力培養抗日戰線上的文化精英。已在教育研究領域負有盛名的厲麟似，當時完全可以轉往大後方，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繼續他的學術道路，但是為了給國家和民族培養出更多良才，他毅然放棄了學術研究工作，將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養學生上，並鼓勵學生精忠報國，堅決抗日。其妻唐麗玲亦曾任教於國立浙江大學和上海國立音專（現上海音樂學院），為國家培養高等音樂人才。 ^{[4]  [13]  [21-22]}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綏之於1912年6月1日創辦中國第一所由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科大學前身），從而開啓了中國自辦高等醫學教育的先河，在現代醫學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浙江大學將其尊為“浙醫之父”。 ^[30-31]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聲教為國家的外交和國際法等方面的人才培養竭盡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他甘為人梯，積極提攜後進青年。他還曾兼任多所知名學府、智庫的客座教授與名譽顧問，將自己平生所學傾囊傳授給新一代的有志青年，同時為國家的外交、外宣及教育事業的發展建言獻策。其所講授的課程內容包括外交實務、國際法、中美關係、跨文化溝通、外交史、國際傳播等。此外，他還審定了大量的專業教材與辭書，包括198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學世界歷史地圖》，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和許多大型圖集、工具書、課本中有關領土與地理的內容。 ^[12] 

1928年，杭州厲氏家族成員施承志與時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朱家驊一同籌備創辦浙江警官學校。施承志與朱家驊通過開辦警官學校等措施，強化了警察教育，培養了大批警政幹部，使得浙江全省警政面貌為之一變。他們通過開辦警官學校、舉辦在職警官培訓等手段，強化警察教育，培養警政人才，整頓和改造原有的警察系統，將警察系統中從民初到軍閥混戰時期留下的積弊進行了徹底的整頓。浙江警官學校在招收女生（1930年正科第2期）、畢業生集體出國考察（1930年正科第1期）等方面開風氣之先。浙江警官學校的創立和其新穎的教學模式，對國民黨的警察教育，起到了示範和推動作用。浙江省警官學校後與警官高等學校合併，更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由蔣介石兼任校長。 ^[32-33]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矞華於1951年5月創辦浙江省立婦幼保健院（現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並任首任院長兼兒內科主任。厲矞華教授不僅堅持門診和科研，還親自指導臨牀教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高端醫學人才。國家恢復高考制度後，浙江省兒童保健院建立了以厲矞華教授為主的碩士點，在臨牀醫學研究中，她先後培養了8名研究生，其中5名獲得博士學位。1983年，她的一位學生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半年，深切體會到了建立實驗室的重要性，厲矞華教授給予了堅決的支持，向浙江省政府申請到了購置儀器的經費，於1986年在浙江省兒童保健院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配備有先進儀器設備的專科實驗室。厲矞華教授還利用逐漸開放的國際環境，努力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平台，為年輕醫生提供更多的進修和交流機會。1985年，她以顧問身份參加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靜岡縣的時候，1988年以兒科專家身份訪問日本岐阜市醫科大學、京都大學醫學院、愛知縣醫科大學小兒白血病研究所的時候，她都與相關醫療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這些高學歷的、有留洋深造經歷的年輕醫生回國後，成為了科研的主力。厲矞華教授擔任浙江省婦幼保健院院長後，大力宣傳新法接生，培訓舊產婆，培養新式助產士，迅速建立起了一支有效的科學接生隊伍。她在浙江率先開展了卡介苗和麻疹減毒活疫苗的接種工作，並培養了大批接種人員，開啓了浙江省計劃免疫的先河。 ^[34]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綏之是中國的第一代西醫。從日本學成歸國後，為與外國醫院相抗衡，維護中國的醫權，他於1911年在杭州創辦了國人自辦的第一所西醫院——浙江病院，專門服務於國人。他還曾創辦奉天高等醫學堂。他畢生致力於西醫臨牀醫學和醫學教育工作，為西醫在中國的普及和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他醫術精湛，治癒了很多疑難重症，在當時享有極高聲望，甚至慈禧太后都請厲綏之為其看病。他還曾挽救過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的生命，併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醫學人才。 ^{[30]  [34-35]} 

厲綏之從20世紀初就開始發表醫學研究文章，內容涉及疑難雜症的研究、軍事醫療、醫療衞生體制、醫藥衞生政策、醫學教育、中外醫學交流、中西醫結合的研究等諸多領域，多數都是當時中國醫學界所未曾涉及的重要問題，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還創辦了浙江第一本西醫藥學術雜誌——《醫藥觀》，並與留日同學湯爾和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並創辦《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新醫藥》等期刊，積極傳播和普及醫學知識。他在《民國醫學雜誌》、《醫藥雜誌》、《醫學與藥學》、《兵事雜誌》、《同仁醫學》、《新同德》、《科學醫報》、《社會醫報》、《上海醫藥月刊》、《東南醫刊》等民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了大量在當時具有較大影響的文章，開中國西醫學研究與傳播之先河。 ^[36-38] 

1937年，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矞華等專家在陝西西安創建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兒科，是西北首創、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兒科醫學學科。1951年，厲矞華創辦浙江省立婦幼保健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前身），並任首任院長。1972年，浙江省兒童保健院院長厲矞華領銜成立了小兒白血病研究組，並開設白血病專科病房和隨訪門診，這是國內最早成立的兒童白血病治療中心。建國初期，正擔任浙江省婦幼保健院院長的厲矞華將“預防第一”的方針堅持在兒科的第一線。她在大力宣傳新法接生的同時，將舊產婆培訓成新法接生員，用科學的推廣保障當時婦女的生產安全。 ^[39-41] 

70年代初，響應周總理關於“攻克腫瘤”的號召，厲矞華教授瞄準了被人們稱之為不治之症的“血癌”——白血病，對其發起了強攻。她採取中西醫結合的療法，經過20餘年的臨牀試驗，終於獲得了喜人的成果，讓無數身患白血病的兒童得到了更好的治療。在步入耄耋之年後，厲矞華教授又萌發出治療腦癱患者的想法。於是她帶領浙醫大附屬兒童醫院腦癱防治研究組，活用中醫知識，按中醫經絡穴位進行針灸、按摩、穴位注射輔以功能鍛鍊等多種治療手段，讓無數兒童得以正常行走，讓無數父母聽到了遲來已久的一聲“爸媽”。 ^[40] 

抗戰爆發初期，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作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始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並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他也被吸納到被國民政府當局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中。該組織領導和協調上海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後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22] 

厲麟似是現代軍事理論的“幕後英雄”。他抗戰期間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並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成為中國抗日軍隊建設重要參考書的《一個軍人之思想》。他還是《國防論》隱形的第二作者。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多數都未署名。他還是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的聖雄甘地”。其“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響了國內外大批的抗日誌士。 ^{[19]  [22]} 

杭州厲氏家族成員厲爾康赴日本留學、訓練近六年，在軍中任職後又多次赴日本考察軍事，是民國時期日本軍事研究方面的頂尖專家。他提前預測出了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併為備戰抗戰積極建言獻策。其《國防與物資》、《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民國十四年十月參觀日本秋操報告》等軍事著作為抗日戰爭的準備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厲爾康一直主張堅決抗日，並全程參與了抗日戰爭。

厲爾康早於1916年即開始在《兵事雜誌》上發表關於日本軍事研究的文章，並於1926年在《兵事雜誌》和《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準確地分析出“日本政府一面縮軍，一面卻縮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訓練預備兵，是明顯的擴軍動作。”他1926年即預言出日本將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積極建議國民政府提早進行備戰準備，並提出若與日本開戰，這樣的現代戰爭需要舉全國之力，且將是一場“長期戰”和“持久戰”。

他吸收總結了日本在青少年軍事教育、兵役、軍事戰術、軍需工業的動員和民營及軍用航空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將之介紹到國內，並指出日本人的弱點是過分迷信“大和魂”三字。

他還強調了要特別關注日本對於化學武器的研究，並建議國民政府仔細研究。他於1928年譯著了《毒瓦斯及毒煙》一書。該書是國內較早全面介紹和研究化學武器的著作。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禁用化學武器，但厲爾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補火藥之不足……歐美列強目今仍藉口研究礦坑防毒之法，竭力進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正如厲爾康所預料，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果然使用了化學武器。

抗戰期間，厲爾康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參議院院長。這期間，軍事委員會是中國戰時最高領導機構，是事實上的戰時政府，而軍事參議院則是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諮議機關。作為幕僚型將領中的佼佼者和研究日本軍事問題的頂尖專家，厲爾康為備戰抗日戰爭和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26]  [42]  [43]  [44]} 

厲爾康是中國現代國防理論的主要先驅人物。其著作和軍事思想影響了蔣百里、俞大維和閻錫山等一批軍政界的有識之士。

厲爾康於1927年完成的《國防與物資》是中國較早全面介紹和論述國防與各類重要物資資源軍事戰略關係的軍事著作。比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國防論》早10年。蔣百里1927年讀完《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大為讚歎，為該書作序推薦。蔣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國防論》一書中很多思想和內容均源於厲爾康1927年的這本《國防與物資》。

而關於“持久戰”的問題，厲爾康早在1916年就在《兵事雜誌》第30期的《論説：吾人於歐戰所得之用兵新法》一文中有所論述，並在1926年的《歐戰後日本之軍事觀》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論述。

1931年，時任國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長的俞大維在看到厲爾康的《國防與物資》一書後對該書進行了仔細的研讀，對之十分推崇，和人推薦這本書説其中提出的理論和主張是“根本辦法”，極具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讀。厲爾康通過這本書率先提出了國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張，如國家在國防上所用軍器物品必須獨立，要獨立必須先發展重工業，國防上的重工業，最重要的是鋼鐵、煤、石油，此外還講到槍械的製造，化工原料的應用，物品規格的統一等。厲爾康曾親自登門，建議兵工署提早進行兵工方面的備戰準備，並向南京國民政府建議設置科學院，先行研究軍用物資的發明和製造。1933年俞大維出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他在抗日戰爭期間領導兵工企業，為中國軍隊提供了重要裝備支撐，建成了一定規模的兵工生產和研發體系，被譽為中國的“兵工之父”。厲爾康的軍事思想對其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而閻錫山關於國防的主要主張也是源自同班同學厲爾康於1927年所提出的軍事思想。

作為擁有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功底的軍事專家，厲爾康提出了很多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軍事觀點，並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論述，如對一些軍事前沿問題、未來戰爭的發展趨勢、用兵法、各兵種的使用以及化學武器等問題的研究。他特別指出，今後的軍事戰爭中不能只恃攻擊精神，而是要在國家和社會等層面改革，這樣才能適應現代戰爭。厲爾康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現代化的軍事改革方案，並撰寫了大量的內部報告。據《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1937》一書，厲爾康提出的軍政令一統，實行徵兵制，更新軍備和訓練，獎勵研究，發展工業，兵器生產獨立，以及從外國學習最新軍事科技等建議，在奉系控制下的東北和國民政府時期均被部分地實現。而據厲爾康建國後在回憶錄中稱，他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議並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足夠重視，而新中國成立後，他在20餘年前提出的關於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主張，在第一個五年規劃裏就得到了體現。 ^{[26]  [42]  [43]} 

作為國民革命軍的高級將領，厲爾康參與了北伐戰爭。北伐戰爭沉重打擊了軍閥勢力，維護了中國統一，保證了國家獨立，加速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為以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厲爾康1926年曾三次造訪直係軍閥首領孫傳芳，以同學關係力勸其與國民革命軍合作，但均未被孫傳芳採納，最後幾乎被孫傳芳扣押。孫傳芳後兵敗於國民革命軍，自此一蹶不振。 ^{[26]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