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錫祉

1914年4月2日，施錫祉出生在浙江杭州的名門世家。父親是中國國民黨元老、民國開國將軍施承志，母親是晚清著名學者、金石篆刻大師厲良玉的千金。

少年時代，施錫祉就讀於杭州蕙蘭中學。在家庭和學校的影響下，他少年時期便已樹立起科技救國的理想。

從蕙蘭中學畢業後，施錫祉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現土木工程學院）。

1938年，施錫祉以優異的成績從國立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自此投身中國的鐵路建設事業。

1948年，施錫祉與上海虹橋療養院醫生金學曙在上海結為伉儷，證婚人為愛國民主人士陳叔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陳叔通發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施錫祉和夫人金學曙把二人的全部積蓄都捐獻了出來，為解放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勞軍總會在陳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獻、義賣等各種形式，取得了認繳款物87億元（舊幣）的卓著成績，陳毅市長特此親筆書寫了“勞軍模範”四個字。

解放初期，為加速恢復鐵路建設，施錫祉同志不顧敵機轟炸，積極投入到搶修鐵路橋樑，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表揚。

自1949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以來，施錫祉同志曾任上海鐵路局第一橋工隊隊長，鐵道部工程總局主任工程師，東北鐵路工程局第七、第十工程處主任工程師，隧道工程公司第三工程處高級工程師，太原鐵路局隧道工程處處長，華北鐵路工程局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總工程師等職。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處逆境的施錫祉仍時時關心着國家鐵路建設事業，併為之積極建言獻策。他在病中還在忘我地從事鐵路工程的科技研究，在鐵路設計、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理論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併為鐵路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義務翻譯了數百萬字的科技情報資料，為引進和研究鐵路的先進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

1978年8月5日下午四時，施錫祉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64歲。其骨灰存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5]  [4]  [1]} 

鐵路是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命脈，是國家建設的“先行官”。新中國成立初期，百業待興，交通不便成為制約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施錫祉是新中國鐵路事業的開拓者，參與了新中國多條主要鐵路和隧道的設計與建設工作，為新中國的鐵路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建國前，廣大的東北、內蒙古林區遭到沙俄和日本瘋狂的掠奪性採伐，所以當時東北、內蒙的林業生產運輸大部分設備是帝國主義分子遺留下來的俄、日設備，五花八門，極不規範，安全隱患嚴重。為了改變這“一窮二白”的局面，建國後，廣大林區急需統一修建規範的森林鐵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國各地輸送木材，滿足建設需求。作為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鐵路工程專家之一，施錫祉受鐵道部委派，赴東北設計修建新中國的第一條森林鐵路。 ^{[1]  [2]} 

1953年，隨着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首都北京城市建設開始提上日程。然而對於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而言，進行地下鐵道建設確是困難重重。1958年中央決定北京地下鐵道由鐵道部全面負責設計與施工，在北京成立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施錫祉臨危受命，受鐵道部委任，擔任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總工程師，參與籌劃北京地下鐵道一期工程的設計與建設工作。北京地鐵一期工程於1969年10月基本建成，於1971年1月開始試運營，從1977年開始各項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軌。這是我國自行設計、施工的第一條地下鐵道。 ^[2-3] 

施錫祉通曉德、英、俄三種外語，國學功底深厚，是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鐵路工程翻譯界的權威專家。外語方面的專長得以讓他接觸到世界鐵路科技的前沿。他積極借鑑和吸收德、美、蘇等發達國家的先進理論，並結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與我國鐵路建設的實際國情，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技術方案和理論，攻克了不少技術難題，為推進我國鐵路工程建設的技術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 ^{[1]  [2]  [4]} 

施錫祉在病中還為鐵路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義務翻譯了數百萬字的科技情報資料，為引進和研究鐵路的先進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 ^[5] 

施錫祉在鐵路設計、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理論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為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深厚理論基礎的鐵路工程專家，他還應邀為北京鐵道學院（現北京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高等院校審定教材、提供指導。在他的幫助和指導下，我國有了自己的鐵路工程設計高校統編教材。 ^{[1]  [2]} 

自1949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以來，施錫祉同志曾任上海鐵路局第一橋工隊隊長，鐵道部工程總局主任工程師，東北鐵路工程局第七、第十工程處主任工程師，隧道工程公司第三工程處高級工程師，太原鐵路局隧道工程處處長，華北鐵路工程局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總工程師等職。 ^[5] 

（資料來源：）

施錫祉與錢學森兩家有很深的淵源。兩家不僅世代交厚，而且還是親族。施錫祉之父施承志與錢學森之父錢均夫為莫逆之交。施、錢兩家本為世交，施承志與錢均夫又是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的同學，畢業後二人又同赴日本留學。無巧不成書，施錫祉的母親家厲家與錢家也是，既為世交，也是親族，使得施、錢兩家更是親上加親。錢均夫一直將施錫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樣。錢均夫晚年，兒子錢學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隨侍在側，幸有施錫祉經常去探望並幫忙照料錢均夫，直至錢均夫病逝。 ^[6] 

施錫祉之父施承志和陳叔通是至交好友。施錫祉成婚時，證婚人即是陳叔通。

陳叔通當時處境十分危險。1947年，陳叔通發動“十老上書”營救被捕進步學生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國統區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鎮壓，時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轉入地下或撤離。陳叔通則留在上海，堅持鬥爭，並與中共保持着密切聯繫。白色恐怖之下，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曾託人轉告陳叔通説：“我已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今後你若再要活動，我就無能為力了！”儘管如此，陳叔通還是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在上海出席施錫祉的婚禮，併為他證婚。

陳叔通也是對施錫祉一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陳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從北平回到上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施錫祉和夫人金學曙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積蓄都捐獻了出來，為解放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勞軍總會在陳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獻、義賣等各種形式，取得了認繳款物87億元（舊幣）的卓著成績，陳毅市長特此親筆書寫了“勞軍模範”四個字。

新中國剛一成立，施錫祉夫婦即雙雙離開上海，奔赴百業待興的北京，這也與陳叔通的影響有着莫大的關係。

當時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國各領域的頂尖人才。施錫祉即是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通曉德、英、俄三種外語的土木工程專家，而身為西醫的金學曙在缺醫少藥的建國初期也是極為稀缺的醫務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學生時代便在上海學習生活，10餘年來已習慣了上海的水土，當時上海的生活條件也更加優越，繼續在上海工作，對兩人來講確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1949年6月，陳叔通從上海來到北京，被推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副主任，並出席了開國大典。在北京定居後，陳叔通曾告知施錫祉夫婦他在北京頭髮衚衕56號居住，隨時歡迎來訪。看着一大把年紀的陳叔通老人不辭辛苦，為了新中國來回奔波，更離滬赴京共襄大業，兩位年輕人感動之餘，決心以叔老為榜樣，拋掉上海辛苦營造的小家，到新中國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 ^{[6]  [2]  [8]} 

無論是作為一名鐵路工程專家，還是一名科技領導幹部，施錫祉總是親自深入生產第一線，並與工人同志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鐵道部在《施錫祉同志生平》中稱：“在工作中，施錫祉同志能遵照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教導，堅持施工革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受到了工人同志們的好評。” ^[5] 

施錫祉同志，在黨的多年培養和教育下，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積極，態度端正，方向明確，對待革命工作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工作勤奮，團結同志，遵守紀律，服從組織分配，積極投入到鐵路建設事業中。在加速祖國鐵路建設中，南征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工作中，能遵照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教導，堅持施工革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受到了工人同志們的好評。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施錫祉同志儘管受到他們的打擊迫害，但他不顧個人得失，仍然積極為黨工作。施錫祉同志在病重期間，從不考慮自己的病情，只要是對黨的事業有利的工作，他都積極去完成。他在病中還為鐵路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義務翻譯了數百萬字的科技情報資料，為引進和研究鐵路的先進技術作出了大量的貢獻。在臨終前，他還不斷地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用實際行動報答黨的恩情，要為四個現代化多做工作。我們要學習他那種為社會主義鐵路建設無私奉獻的事業心，學習他那種向疾病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學習他那種為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黨多做工作的迫切心情。（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 ^[5] 

新中國的鐵路是民族騰飛的鋼鐵翅膀。在建國後的許許多多鐵路工程項目中都有施錫祉的身影。他開創了眾多的第一，為新中國的鐵路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深圳商報》） ^[7] 

在鐵路工程戰線上，施錫祉同志先後參加了多項重大鐵路工程的設計與建設工作，是鐵路建設主力軍中的重要一員。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黨和國家的鐵路建設事業。（新中國首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

施錫祉同志為人謙和，待人寬厚，博學多才，甘於奉獻，深受同志們的喜愛和尊敬。（原鐵道部地下鐵道工程局局長陳志堅）

施老是我國老一輩鐵路事業開拓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他最為人稱道的不僅是他對於鐵路事業的卓越貢獻，更在於他淡泊名利、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崇高風範以及他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科學精神。他不僅是中國鐵路事業的光榮與驕傲，也是我們同濟大學校友們的光榮與驕傲。他的才識與品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