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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滄波
鎖定
程滄波（1903~1990.7.21），江蘇省武進縣人。年幼時聰穎過人,勤奮好學，師從江南名儒錢名山學經學。錢名山將次女錢雲渠嫁給程先生。民國後，家道中落,程滄波後來又留學英國。1918年，入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後考入聖約翰大學。1923年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受陳布雷賞識。1924年轉入復旦大學政治系。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春，程滄波畢業。陳布雷推薦他應聘為《時事新報》主筆,後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臨時工作。4月，陳布雷調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由陳推薦,程滄波離滬赴寧,到中央黨部宣傳部工作,時間很短,就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學習英國政治與歷史。1930年,留學歸來，由陳布雷推薦,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社首任社長。28歲成為著名記者。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程滄波寫了“應把張學良就地正法”、“驅逐端納出境”一類的文章。1937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蔣介石分批邀請各界領袖到廬山舉行談話會。程氏曾為蔣介石寫了《對蘆溝橋事變後之嚴正表示》，此文實際上是國民黨抗戰的宣言,為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條件。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仍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社社長。1939年秋因嫌隙被蔣介石撤消職務。于右任聘他為監察院秘書長。1941年9月赴港,任《星島日報》總主筆。1945年抗日勝利後，任江蘇監察使，1947年辭職，專任上海新聞報社社長。於1949年春至台灣，任台灣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1990年7月21日逝世,終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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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人物生平
程滄波人物生平
1903年，程滄波出生於江蘇武進城裏花椒園。年幼時家境清寒,但程聰穎過人,勤奮好學。其父程景祥,字葆真,舉人出身,仕途不通走幕途，曾為四品候補知府銜的高級幕賓。1910年清政府總理衙門邀其入幕而婉辭。
1907年,程滄波5歲,隨父母一家4口至杭州。1909年,父隨浙江藩台(布政使)寶棻至山西巡撫幕中。程滄波隨母親等眷屬返鄉。1910年隨自家塾師馮藴明受啓蒙教育。
程滄波讀了兩年家塾,1912年進冠英高等小學,1915年夏畢業,考取了常州中學。開學前10天，父親忽然讓他去寄園從師前清進士、江南名儒錢振鏗(字名山)學經學。程滄波在錢名山的教誨下,博涉經史,國學基礎於焉奠定。同窗中程年齡最小,成績最好,深得錢名山的鐘愛,即挽人説親,將次女錢雲渠嫁給程先生。錢名山擇婿要求極嚴,決不嫁給平庸之輩,程在受業期間,他的人品,才華日益展現,伯樂相馬,錢名山已看到程今後必將出人頭地,大有作為,故不嫌程家清寒,將次女許配程滄波,定禮數十盒均為圖畫,筆管墨架,觀者視為妝奩之奇觀,這件事在武進仕紳中成為一時傳誦的佳話。程滄波在《本師名山先生七十壽言》中稱:“先生之學,不拘名物訓詁之微,而宗文章義理之大者。故十三經、通鑑、諸子,為寄園之正課，而三通與宋元學案附麗之。寄園之徒,無長幼賢愚,談二十四史如數家珍。”
民國後，程氏家道中落,程滄波後來又留學英國,夫妻遠離。抗戰初,程滄波“聞首都淪陷而家屬消息不明者數月,疾苦慘痛乃當有生以來所未有。翌年夏，自歐歸國,始與家人兒女相見於香港,悲歡之情,有不可言者”。接着,程氏赴渝,夫人留港。
1945年抗戰勝利,程滄波以江蘇監察使“奉命持節江南”，飛機歷南京而止於上海龍華。夫人子女到機場相迎。1949年春,程氏夫婦至台,居台20年,相依為命。夫人於1970年5月23日病逝台北。
1918年，程滄波入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後考入聖約翰大學,讀了3年文科,於1924年轉學復旦大學政治系。1925年加入了國民黨組織。
在復旦，他結識了先來半年的蘇州同學費鞏。費鞏於1926年復旦畢業後,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公共行政系。1927年春，程滄波畢業。他事先與費鞏有約,請他在倫敦大學做好啓程留學的準備工作，在未得到確實消息之前,一度應聘為《時事新報》主筆,後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臨時工作。春夏之際,得費鞏來電催行,即動身赴英。在倫敦大學學習英國政治與歷史。
程滄波28歲就成為名記者。歷任上海《時事新報》主筆、南京中央日報社社長、重慶《世界日報》名譽總主筆、香港《星島日報》總主筆、上海新聞報社社長;任過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晚年任台灣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個老報人。所以，台灣版《當代名人錄》將其列入“學術·教育”類。
他走上報壇是和陳布雷分不開的。1923年他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與同學陳訓恕走訪了訓恕之長兄、時任《上海商報》主筆的陳訓恩,即陳布雷,有一次,程滄波寫了一篇關於論太平洋會議的文章給商報,很快見報,受陳布雷賞識，並經常請程滄波去附近弄堂一家寧波菜館小吃閒談,引為知己。自此,與陳保持三四年的關係,寫過不少文章。
1927年初,程滄波大學剛畢業,陳布雷就推薦他去《時事新報》任主筆,時年24歲。當年4月，陳布雷調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由陳推薦,程滄波離滬赴寧,到中央黨部宣傳部工作,時間很短,就赴英留學去了。
1930年,程留學歸來。由陳布雷推薦,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社首任社長，名噪一時。其時,國民黨統治地位日趨鞏固，經濟逐步復甦。程氏積極為國民黨的剿共政策製造輿論。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身為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中央日報社社長的程滄波,寫了“應把張學良就地正法”、“驅逐端納出境”一類的文章。他的政治主張,恰與何應欽等人心懷叵測的親日派政見不謀而合。
1937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蔣介石分批邀請各界領袖到廬山舉行談話會。程氏曾為蔣介石寫了《對蘆溝橋事變後之嚴正表示》，此文實際上是國民黨抗戰的宣言,為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條件。其中名句有:“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 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為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等。程氏文筆敏捷,正氣凜然,這是他數十年報壇生涯的一個閃光點。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程氏仍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社社長。1939年秋因嫌隙被蔣介石撤消職務。由於邵力子的推介，于右任聘他為監察院秘書長,清閒之職,不再顯赫。1941年9月赴港,任《星島日報》總主筆。
1945年抗日勝利後，任江蘇監察使,有職無權,1947年辭職，專任上海新聞報社社長。程氏於1949年至台灣,因其在報界的地位，任台灣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8年台灣當局還頒贈“實踐一等獎章”以表彰其“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