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

陳儀，字公俠、公洽，號退素，浙江紹興人，1883年5月3日（清光緒九年三月廿七日）生。父陳炳鏞，商人。陳儀幼年好學，隨叔父陳蓀階在杭州，勤讀經史典籍。稍長，在紹興怡豐錢莊學徒，三年後再去杭州，入浙江求是書院讀書。他目睹清廷窳敗，國勢日衰，思以學軍報效國家。1902年獲官費留學東渡，先入成城學校，隨即轉入陸軍測量學校學習，1906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炮科，後又轉為炮兵射擊學校第四期生。他在日本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加入光復會，與徐錫麟、秋瑾、蔡元培、蔣尊簋等人結識。經過五年的留學生涯，陳於1907年學成回國，在清政府陸軍部任二等科員。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浙江於11月光復，1912年1月蔣尊簋繼湯壽潛為中華民國浙江都督，陳儀應蔣之邀南下，出任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主持後勤事宜，處世謹慎，工作負責。1914年陳應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翌年袁世凱籌謀稱帝，參政院參政蔡鍔潛離北京經天津去雲南舉義護國，袁派陳出京追蔡。陳至天津小作逗留，以“追不到”回京了事。不久陳辭職歸裏。

陳儀(3張)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不同派系紛爭迭起，陳儀大失所望，於翌年攜帶眷屬再去日本，入陸軍大學深造，計三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後，政局更呈紛亂，陳一時無所適從，乃定居上海，與友人合資興辦裕華墾殖公司任經理，並接辦絲綢商業銀行和錢莊。

1924年9月，孫傳芳在江浙戰爭中率軍自閩入浙，陳儀被推為地方代表勸孫息兵，以免戰火禍民。孫敬慕陳留日學軍多年，學識高深，乃請陳出任浙江第一師師長，率部駐寧波，不久移駐杭州。陳着力訓練隊伍，整肅風紀，提高素質，增強戰鬥力。在翌年11月固鎮和宿縣的戰役中，陳率浙一師打垮了張宗昌部魯軍，被孫傳芳任命為徐州總司令。1926年10月，孫傳芳鎮壓了浙江省省長夏超的獨立，任命陳儀為浙江省省長。陳期盼桑梓能免於戰禍，謀求浙江自治甚力。其時北伐軍已次第光復了湘、鄂、贛、閩，正向皖、浙推進，陳儀派員先至奉新向蔣介石輸誠，後於12月17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孫傳芳獲悉後，迅即解除了陳儀的軍權，將其扣押至南京軟禁。後得孫傳芳的高級軍事參謀蔣方震等人營救，陳始獲釋潛至上海。後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江北宣慰使，以收拾孫傳芳軍殘部，陳未赴任。 ^[2] 

蔣介石在南京掌握軍政大權後，陳儀於1928年3月被任命為考察委員長，率代表團赴德國考察軍事，並洽購軍械；兼至奧、法、意、荷等國考察政治、軍事，11月回國。1929年4月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5月升任軍政部常務次長；1931年1月起任軍政部政務次長。

福建事變後的1934年1月，陳儀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福建省政府主席，10月兼全省保安司令，1939年3月併兼駐閩的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他主閩近八載，竭力革除官場積弊，建立新的人事制度，規定縣、區公務人員和警察都需經過訓練的人員充任，提出一套格言：“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他逐漸增強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推行糧食“公沽”政策，田賦徵實，規定糧食公賣，禁止自由流通，城市居民食糧計口供應，以期保證軍民對糧食的基本需要；在抗戰時期進一步實行“統制經濟”，從生產、銷售到運輸，全部由省“統制”，增加財政收入。他努力興辦教育，新建了醫、法、農、師範、音樂等高等院校，還在全省推行國語運動。他雖然勤於政事，清正廉潔，潔身自好，但不能遏止許多官吏的貪污腐化。有些官員在執行“公沽”政策和“統制經濟”等政策時，橫徵暴斂，欺壓民眾；米商則乘機囤積居奇，百姓叫苦不迭。1940年，旅居南洋的僑領陳嘉庚在福建考察訪問時，對陳儀的許多政策措施嚴加抨擊，一些鄉紳也乘機向重慶控告。中統、軍統等派系首領亦因其部屬在福建受到遏制而對陳儀物議不迭。惟蔣介石賞識陳儀之勤政與廉正，於1941年11月，將陳儀調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併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任。後因與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齟齬不斷，於1942年底改任黨政考核委員會秘書長，不久又兼中央訓練團教育長。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通過《開羅宣言》，確定戰後台灣歸還中國。國民政府於翌年4月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陳儀被任命為主任委員，主持關於接收台灣的研究和設計工作。他在中央訓練團設置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從各機關在職人員中選調120人培訓4個月，期滿仍回原機關工作，聽候召喚。他對未來的接收工作多有規劃，主張應有特殊的行政體制，以應付台灣這個被日本侵佔實行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行政省的特殊環境，實行“行政長官制”，並向蔣介石建議：一、為了保證台灣不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暫不插足台灣，仍運用原來的台灣銀行管理金融；二、接收事宜，概歸長官公署統一辦理；三、無需在台灣駐紮重兵。得到蔣的核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重申《開羅宣言》應予執行。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29日國民政府特派陳儀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司令部司令，接管被日本殖民統治達50年之久的台灣，並負責台灣日軍受降事宜。 ^[2] 

陳儀接受任命後，於10月24日飛抵台北。他在機場向中外人士發表講話説，自己來台灣，不是為做官，而是為做事；對台灣的建設抱有信心，決心修明政治，剷除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灣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設新台灣。次日，他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莊嚴宣佈：“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

陳儀主政台灣，一時集行政、軍政、司法大權於一身，而且有權辦理中央行政。他主張台灣實行自治，草擬了《三年自治計劃》，準備較快建立各級民意機關。在接收了佔全省90%的工商企業、70%的土地後，在固有的金融獨佔體系和專賣制度基礎上，他實行“統制經濟”政策，省外貿易由貿易局進行，特產品及煙、酒等由政府專賣，並大量開設國營公司，推行國有化。他重視文化教育，竭力弘揚和傳播中華文化，力除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化意識，大力推廣國語，並計劃增設農、商、法、師範等專科學院。他兢兢業業，全身心投入公務，期求把台灣建成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但是他獨居高位，剛愎自用，對台灣的社情、民情之複雜性認識不足，尤其是戰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難如人意，不能體察民間的輿論與疾苦；隨同他來台的部屬，大都是閩地官吏，許多人以勝利者、大恩人自居，盛氣凌人，貪婪腐敗，作威作福，欺壓民眾。還由於蔣介石在大陸發動了全面內戰，軍需開支巨大，台灣的糧食蔗糖等大批運往大陸，本島物價飛漲。所有這些，均使台灣本省人民大失所望，由歡欣而不滿而憤怒。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灣省專賣局的武裝緝私人員在台北延平路毆打一女煙販，激起圍觀市民的公憤，在爭執中一市民被開槍打死；翌日數千人至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撤銷專賣局，懲辦兇手，結果因守衞軍警開槍，引發全市暴動，蓄積的憤怒頓即迸發，並迅即波及全省各市鎮，廣大民眾紛紛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陳儀對這一突發事件手足無措，廣播講話中強調和平解決，並表示迅速改革行政制度。隨着各地動亂的迅猛發展，民眾包圍政府毆打公務人員，直指國民黨統治，陳儀擔心有“其他政治背景”，於3月2日致電蔣介石“祈即派大軍，以平匪氛”。蔣介石立即覆電“照準”，下令駐紮在江蘇美械裝備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全部開台平亂”；並派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權宜處理”。整編二十一師由美國軍艦和飛機運送至基隆、高雄，立即分赴各地血腥鎮壓民眾。他們“展開了廣泛的毫無區別的屠殺行動”，“任何被認為想躲避或逃跑的人，都被射倒；任何地方士兵只要看到有可以要的東西，就開始掠奪”。血腥鎮壓持續了一個多月，“無辜民眾橫被槍殺，將屍首拋入海中或拋棄田野”，為數甚眾。國民黨以屠殺維護了對台灣的統治，身為台灣的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陳儀難辭其咎。

台灣“二二八”事件後，陳儀被解除台灣行政長官等本兼各職，至南京被聘為國民政府顧問，其後回到上海。時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頻頻失利，全國人民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此起彼伏。陳儀賦閒在家，深居簡出，廣泛閲覽書籍報刊，密切關注時局。在反省自己主政台灣失敗的同時，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也有若干思考。 ^[2] 

1948年6月，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浙江省主席。陳儀此時年已六十有五，又經台灣風波，先被蔣介石召去南京受命之時，即以體力衰弱、不勝繁劇相辭，建議起用壯年人士；但蔣以浙江情況複雜，形勢日緊，需要老成等詞相勉。陳儀謀劃與湯恩伯聯手掌控軍隊，避免戰禍，加惠家鄉父老，乃承允任之，走馬上任之時，即對人明言：“既有倦鳥歸林之感，又想在有生之年為桑梓辦一些好事。”他草擬了《浙江建設十年計劃》，提出了興建鐵路、開發礦產、實行“二五減租”、開墾三門海塗、發展漁業整頓漁市、開辦農民學校等多項改革措施。他毅然釋放了被特務機關非法逮捕的十位愛國民主人士，否決了“槍決”百餘名政治犯的呈籤，訓示各縣長和警保人員要尊重愛護教師和青年學生，不得任意扣人捕人；對“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等愛國活動給予支持。他一如既往，兢兢業業，事必躬親。

陳儀重主浙政只半年餘，國民黨統治已瀕臨崩潰之勢。三大戰役的結果，人民解放軍已飲馬長江。蔣介石眼看京滬杭等地均已危在旦夕，特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在長江下游地區部署龐大兵力以圖抵抗。陳儀默察時局趨勢和人心向背，擔心富庶的江南毀於戰火，並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朱藴山、陳銘樞等人及中共方面的推動下，決定策動湯恩伯起義。湯早年受過陳之資助東渡日本留學和提攜，曾跪拜稱陳為“恩師”，誓言“生死與共”。陳於1949年1月28日派外甥丁名楠攜其親筆信赴上海面見湯恩伯，向湯提出五項條件：“甲：一、儘先釋放政治犯；二、保護武器軍需及重要物資；乙：一、約定X地區，在區外停止暫不前進；二、依民主主義原則，於X月內改編原有部隊，改編所屬部隊；三、取消XXX（按指戰犯名義），給予相當職位。並提出“開放長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軍過江”。 ^[2] 

湯假意表示不日赴杭面談，卻把陳儀的親筆信向蔣介石告密。時已下野在奉化的蔣介石派蔣經國到杭州試探虛實，陳儀坦誠地對蔣説：“你父親最好暫時到南美去休養，等形勢的變化；如果將來對他作出適當的安排，再請他回來。”已經撤移到廣州的國民政府遂遵照蔣介石的密令，於2月17日改組浙江省政府，免去陳儀職務。23日，陳儀在上海寓所被捕。他慨然對家人説：“我一生糊塗，只有這次做對了！你們不要為我難過。我死亦無憾。”

陳儀被捕後，被押往衢州拘禁，閲讀進步書刊不輟。寫信給他的女兒説：“我一生淡泊，別無希冀，所念茲在茲者，為人民，為國家，想把我未盡之生命，作涓滴之貢獻。我現在仍覺得時間不夠，因為要補充我的不足，需要讀的書很多，總是讀不了。”4月28日被解送至台北，後轉移至基隆。1950年6月9日，蔣介石在台灣組織特別法庭加以審訊，定罪名為“勾結共產，陰謀叛亂”。6月18日，陳儀自謂“人死，精神不死”，慷慨就義。 ^[2]  陳儀被殺害時，享年六十七歲。他的遺體由其五弟陳公亮火葬，骨灰安葬在台北，墓碑上寫着“陳公退素之墓”六個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