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祥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二十八年（1902）中舉人。先後任教於硤石開智學堂、桐鄉桐溪學堂、嘉興府中學堂和秀水學堂，以講授地理出名。

張宗祥(3張)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應聘至浙江高等學堂任教，又兼教於兩級師範學堂和杭州府中學。在兩級師範，與魯迅、許壽裳一起領導反對封建頑固的監督夏振武（綽號“木瓜”）的鬥爭，號稱“木瓜之役”。

宣統二年（1910年）赴北京應試，得一等，任大理院推事兼教清華學堂地理課。

辛亥革命後，在浙江軍政府教育司工作。

民國3年（1914年）進京任教育部視學，與魯迅、朱宗萊、單不庵等鑽研古籍。民國4年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運動。後兼任京師圖書館主任，負責整理故宮移來的大量古籍，“日拂拭灰土中”，埋頭兩年，成《善本書目》4卷，糾正了過去著錄的不少訛漏。

民國11年南返杭州，任浙江教育廳廳長。鑑於文瀾閣《四庫全書》在戰亂中受損，迄未恢復，乃奔走滬杭募款，組織人力去北京補抄。歷時兩年，抄得4497卷，補齊殘缺。當時實行中等學校三三制，他悉心推行新學制，整頓教育，並籌建浙江大學。民國14年調任甌海道尹。

民國15年冬，定居上海，專事抄校古籍。民國20年，赴漢口任平漢鐵路局秘書。抗戰期間隨局內遷。後到重慶，任職於交通部，不久，入中國農民銀行。並擔任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委員，對該書在抗戰中安全轉移和勝利後運回杭州出力不少。

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上海解放前夕，拒絕隨農民銀行去香港。建國後，歷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浙江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長，並任浙江省人大代表、政協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浙江省委常委等。

張宗祥(4張)

張宗祥精於書法，善繪畫，並擅長校勘古籍，他治學勤奮謹嚴，經他精心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種，已出版的有《説郛》《國榷》《罪惟錄》《越絕書》等10餘種。生平抄書成癖，邊抄邊校，往往夜以繼日；運筆如飛，一晝夜能抄二萬四五千字。一生抄校9千餘卷，前無古人。其書法學李北海，兼融漢魏碑法，雄渾灑脱，一氣呵成，流傳頗廣。亦善畫，印有《冷僧書畫集》。工詩能文，精鑑賞，通曉醫藥、戲曲、文學、史地等，詳見本志《著作目錄》篇。崑曲《十五貫》解放後演出劇本亦由其改定。

他重視鄉邦文獻，海寧學者著作經他校訂的有500多卷。著有《臨池隨筆》《書法源流記》《論書絕句》《論晉人書法》《不滿硯齋謄稿集》《遊桂草》《入川草》《清代文學史》《鐵如意館雜記》《臨症雜談》《醫藥淺説》《本草簡要方》等。還印有《冷僧書畫集》。晚年創作改編崑曲《十五貫》，神話劇《平颶母》《卓文君》等。1957年，將藏書2000 餘冊捐贈給海寧縣圖書館。

張宗祥故居在海寧硤石鎮倉基街56號，建於1926年（一説1934年），為三楹兩層西式磚木結構，樓後有天井。這幢小樓，主人生前題名“鐵如意館”。故居內陳列張宗祥生平業績介紹、書法、著作等，還有他收藏的鎮室之寶：鐵如意，和一張很大的舊書桌。

張宗祥作品(3張)

張宗祥（1882—1965），譜名思曾，字閬聲，晚號冷僧。17歲時讀《宋史》，敬慕文天祥，遂改名“宗祥”。一生主要從事文教、圖書事業，學識淵博，於文學、史學、考古、金石、書畫、醫學、音樂、戲曲無所不能。42歲時主持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及平生校勘的萬卷古籍，都是近世罕有匹儔的文化勝業。張宗祥治學勤奮謹嚴，經他精心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種，已出版的有《説郭》《國榷》《罪惟錄》《越絕書》等。生平抄書成癖，邊抄邊校，往往夜以繼日；運筆如飛，一晝夜能抄二萬四五千字。一生抄校9千餘卷，前無古人。其書法學李北海，兼融漢魏碑法，雄渾灑脱，一氣呵成，流傳頗廣。亦善畫，印有《冷僧書畫集》。工詩能文，精鑑賞，通曉醫藥、戲曲、文學、史地等，他重視鄉邦文獻，海寧學者著作經他校訂的有500多卷。1957年，將藏書2000餘冊捐贈給海寧圖書館。

1882年4月3日零點，張宗祥誕生於海寧硤石西倉基（張宗祥之家是從獅嶺老家遷來的）。張宗祥原名思曾，字閬聲。因敬文天祥為人，更名宗祥，又因所註釋古籍，時人目為“冷書”，遂號“冷僧”，又別號“鐵如意館主”。張宗祥先生少年時就聰慧過人，讀書過目不忘，12歲時和蔣百里先生一起互相激勵，讀了大量書籍，打下了深厚基礎。1899年，張宗祥參加嘉興府考得第一，為秀才。早年在海寧開智學堂任教，後在桐鄉桐溪學堂任教，稍後又在嘉興秀水學堂任教，兼嘉興府中學堂教員，教國文、歷史和地理。當時教材極其缺乏，地理教材，特別是地圖，全是張宗祥親手描繪，直至後去北京清華學堂任地理教員時也是如此。1907年，任浙江高等學堂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1910年29歲時離開杭州，赴京參加考職，殿試一等，為大理院推事，領四品銜。35歲時遇袁世凱迫害蔡鍔，是張宗祥得知消息後，迅速傳遞給蔡鍔，才使秘密潛逃在天津的蔡鍔，能迅速離開天津南下。張宗祥也成了歷史上的“速蔡鍔人”。1919年張宗祥38歲，由魯迅推薦，任京師圖書館主任（館長）（當時由教育部派一次長任名譽館長）。張宗祥先生在京師圖書館期間，為祖國的珍奇文獻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整理敦煌寫經七千餘卷時，發現古人喜書素絹，實為愛用光紙之故。同時對中國古籍及其刻布流傳、版本分目、分類管理做了系統研究。二是編寫了《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極其珍貴的參考書目。三是校《嵇康集》。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所見奇書，實為畢業最富之日。”1922年，回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在職期間組織人員並募款，主持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使之與湖山並存，厥功甚偉。對我國民族文化事業竭盡全力，建樹不朽功績，深為世人稱頌。1925年任温州甌海道尹，他公正執法，熱愛民眾，創辦了平民識字學校，為育嬰堂聘師教藝，在温州百姓中留下好的口碑。北伐後，赴漢口任平漢鐵路局秘書。抗戰期間赴重慶，先後在交通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兼任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委員。四庫全書共三萬六千餘冊，太平軍兩次進杭州，四庫全書損失超過四分之三。後張宗祥調動一切因素，竭盡全力，將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齊，為中國文化史上添上了光彩的一筆。1949年後，張宗祥先生出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浙江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委員、民革浙江省委常委。1963年秋西泠印社建社六十週年，出任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長1956年，在任省圖書館館長等職時，就對西泠印社的復社工作十分關心。1956年5月26日，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張宗祥在會上積極提出了恢復西泠印社的提案，並同時提出好建議：在復社的同時，恢復西泠印社的篆刻印泥，兼售書畫及碑帖之類，使日本、韓國等友人遊西湖者可得隨意購買。這個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在印社恢復過程中，張宗祥先生雖年事已高，但仍身體力行，與潘天壽、沙孟海、諸樂三、阮性山、韓登安等，在不同場合，紛紛上書陳情，為恢復印社奔走呼號。此後，張宗祥先生自己還帶頭，並聯絡陳叔通、邵裴子等許多名家，將一些藏品無私地捐贈給西泠印社，以此來重振西泠印社的名聲和威望，給恢復工作造勢。在當年5月16日，在杭州市平海路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二樓會議室召開了關於西泠印社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的討論會，張宗祥、潘天壽、邵裴子、沙孟海、吳寅、朱醉竹、韓登安、陸維釗等參加座談。會上張宗祥先生説：“西泠印社的學術活動，應該繼承下來，徽、皖、浙三派，浙派發展勢力最大，不僅是浙江的特產，且是東方及世界上獨具的。”1962年6月開始，恢復工作正式展開。政府返還了西泠印社的部分房產和原有物品，使西泠印社的活動場地有了根本的保障。這些活動，張宗祥先生始終參與其中，並充分利用他在浙江的威望，在爭取資金、返還社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12日，又由杭州市政府名義召開了一個“西泠印社籌備座談會議”，張宗祥又以籌委會主任身份致辭。這樣，經過十個月的緊張籌備，西泠印社於1963年10月25日召開成立六十週年大會。會議通過了新的印社章程，擬定了重振西泠印社的全面規劃。會議期間，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理事會，張宗祥先生當選為社長，1963年11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西泠印社慶祝建社60週年、張宗祥當選為社長的報道。張宗祥先生正式任社長後提出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每月一次社員聚會，討論學術問題。

張宗祥先生愛好收藏古玩文物，精於鑑別，人稱“識寶太師”，曾被聘為故宮博物館名譽委員。在杭州曾寫成《玉雜説》一書，後編入《鐵如意館碎錄》一書（共5卷），該書內有《説玉》《説瓷》等。2006年10月，張宗祥書畫院在藝術沙龍召開了中國首屆張宗祥學術思想研討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復旦大學、浙江省社科院以及日本、韓國等專家教授與會。2007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國學巨匠——張宗祥傳》。浙江書壇對張宗祥評介甚高，並曾有一説：“中國之書畫，書法、繪畫、鑑賞三者關係甚為密切，歷代書家中兼能者不少，然能融合之長，俱達高水平，卓然成家者，即歷史上精於此三者，代不過宋之米芾，元之趙孟頫，明之董其昌三家。而近現代以一代文史學者身份涉入書壇的張宗祥先生，與其相比較的話，亦可比肩。”張宗祥先生晚年，將生平收藏的古玩、瓷器、字畫共400多件全部捐贈給國家，其中僅黃賓虹的畫就有33幅，由當時的省文管會負責接收，又將生平收藏的刻章，內有齊白石、方介堪、韓登安、經子淵（其中經子淵刻章最多）等名人刻章，共127枚，全部捐贈給國家，由西泠印社負責接收。張宗祥先生將這些珍貴文物字畫不傳後代而全部捐贈給國家又不計任何報酬或附加條件的做法，深受領導和人民羣眾的尊敬，其無私大度的精神，深得後人敬仰。 ^[2]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