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901年11月，李鴻章病逝，袁世凱到保定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小站的練兵教員根據《辛丑條約》不準駐紮天津附近，於是亦移至保定。

1902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保定東關外創練常備軍（新軍）並設軍政司（旋改督練公所）,下設兵備、參謀、教練三處，分別由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任總辦。5月，經袁世凱奏準，在保定東關外開辦“北洋行營將弁學堂”，由馮國璋任總辦（即校長）。

1903年2月袁世凱奏請開辦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進行正規軍事教育訓練。1903年於保定東關外，建成“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

1903年8月，學堂開始第一屆招生。

1906年，為了統一兵制，將兵權收回中央，清政府設立陸軍部，同年8月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停辦，在該校舊址創立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面向全國招生，所以也被稱作“通國陸軍速成學堂”。 ^[9]  直屬清廷陸軍部管轄。 ^[1] 

1906年-1911年分別在保定校址開辦：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陸軍預備大學堂。

1912年袁世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任命段祺瑞為陸軍總長，當年七月，經陸軍部批准把陸軍預備大學堂搬至北京，並更名為陸軍大學。10月，於保定原址開辦陸軍軍官學校，第一任校長為段祺瑞親信趙理泰。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兩廣、兩湖、江西、安徽、江蘇、福建及四川等省籍的軍校學生，利用軍校放暑假期間，紛紛跑到江西等地參加反袁作戰直到3月底才輾轉返校。

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直係軍閥將投降後的皖系第十五師官兵收容在保定軍校內，由於未能及時得到軍餉，十五師官兵發生譁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縱火焚燒了校舍房屋。曹錕派兵前來鎮壓時，又趁機掠走步槍2000支，騾馬300匹。以致學校無法復課。 ^[2] 

1923年8月保定軍校停辦。

保定軍校停辦後，曹錕在漕河辦的講武堂移至軍校舊址。曹錕倒台後，該講武堂停辦，軍校先後成為直系、奉系、國民黨等軍隊的兵營，每換一次防，校舍便遭一次破壞。

1937年“七·七”事變後，這裏成了日本侵略軍在保定的重要基地。

1945年日本投降後，校舍被拆毀。保定解放後，軍校改建為農場，又改為畜牧場。

1993年保定軍校遺址被公佈為河北省文物保護單位，同年6月成立了保定軍校紀念館籌建處。

1995年又在軍校遺址上建成了仿原軍校建築風格的紀念館第一期工程。

2002年，擴建為12畝，修復了檢閲台。

2002年9月，投資1.4億元建成了華北最大的保定軍校廣場對外開放。

2003年10月保定軍校紀念館正式開館。

2006年5月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舊址(1912～1923年)，被國務院批准成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保定軍校重視基礎教育。清末，各省有一所陸軍小學（當時直隸省的陸軍小學設在定興縣姚村），其學生來源主要由各地駐防旗人子弟中選送，其次由每縣的高等小學中選送一名體質與學業兼優的漢族學生，他們的年齡在十四、五歲間，都享受公費待遇。陸軍小學畢業後，其優秀者升入陸軍中學。當時全國有四所陸軍中學，第一陸軍中學在北京清河鎮，第二陸軍中學在南京，第三陸軍中學在武昌，第四陸軍中學在西安。陸軍中學畢業後，編成“ 入伍生隊 ”，先在保定軍校的分校過半年軍隊生活，經過嚴格的訓練之後，加以考核，合格者才能升入陸軍軍官學校。因此，軍校學生的素質較為齊整。

公元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各省陸軍小學停止招生。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重新開學，將這一年進校的學生定為保定軍校第一期。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 四所陸軍中學合併為兩所陸軍軍官預備學校（一所在北京清河鎮，一所在湖北武昌）。民國六年（公元 1917 年），最後進入陸軍小學的一屆學生已升了學，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即無新生來源。是年暑假，清河第一預備學校在普通中學（四年制） 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中招收一批新學員，均經嚴格的考試後擇優錄取。民國七年（公元1918 年）春，由原陸軍小學升入保定軍校的學生已全部畢業，陸軍部改變招生制度。保定軍校直接由普通中學畢業生中招考了一批學員。先將這批學生送到各師以下連隊當兵九個月，期滿後審核合格，才編入軍校學習，這是保定軍校第八期學生。陸軍預備軍官學校於民國六年即公元1917年招收的那一批學生，於民國十年（公元 1921 年）升入保定軍校，這是第九期學生，也是最後一期學生。

保定軍校主要功能為訓練初級軍官。學習期為兩年，軍校中學生大約1300多人，共設有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5科，步兵科7連，每連約120人；騎兵科2連，每連約100人；炮兵科2連，每連約60多人；工兵科1連，約60多人；輜重兵科1連，約100人。每科設科長1人，直接管理本科學生教育事務。學生按120人左右編成連，每連3排，每排3班。充當連長的，多系晚清時期的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每科設有教官，擔任戰術、築城、兵器、交通4大教程的教育學科。學科還有軍制學、各兵科的典範令、各種外國語文等。術科則分操場、野外、劈刺、體操等。還有測量地形學習和實施等。

其教育方法，多采用日本和德國的方式方法。每天至少有半天時間教授課程，除有關軍事的戰術、兵器、測繪、築壘及典範令外，並增加理化、數學、歷史、地理等，每節課為一個半小時。典範令小冊子是教練各項軍事動作的準繩。普通知識和外語是輔助教育，聘文職教員擔任，以充實學生的軍事知識，為逐步全面學習各種軍事演習準備條件。術科訓練，先在操場進行各種制式教練，再到各教練場演習。野外演習，先由簡入繁，再逐步進入全面聯合演習。實彈射擊有打靶場，乘馬訓練有馬場，炮兵訓練有炮場，工兵有土木工作業場、架橋作業場，爆破演習則選擇不致造成危害的場所。輔助術科如體操、劈刺、武術等，都有專業教官，在大院進行。器械操在校後門外的器械操場進行。這些訓練每課多為一小時，正式出操訓練一般兩小時，野外演習至少用半天的時間，科目複雜且遠離學校時，則增加到一至數日。大演習還攜帶帳篷、炊具，在演習地組織生活。

在軍校的兩年中，一年半的時間在校學習，另半年時間分別在長辛店和唐湖鎮（北京和保定之間）兩地舉行野營，實施實彈射擊和測量實習。實習完畢後，返校舉行畢業式。畢業後，分發各省陸軍部隊見習半年。見習期滿，就分配到各部隊中充當幹部，由最低的少尉做起。由陸軍小學而中學而保定軍校，學生共經過了7年多的時間的學習，所以當時畢業分發到全國各地陸軍軍隊中，一般是受到歡迎的。但是民國初年政局異常混亂，加以袁世凱搞帝制為很多省反對，畢業生在各省有不同的遭遇。如廣西學生回省後一般只能當個屬官，處於吃閒飯的地位，能發揮作用的很少。但新疆督軍楊增新則派專人到北京來運動雲南、廣西的學生，並另送川資，許以營長位置，不過去者很少。

校中的教育長、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隊長、排長等多是過去北洋速成武備學堂畢業生。助教是挑選一些優秀士兵充當。校中一切制度，基本是仿效日本和德國。教學器材以及槍支、火炮、彈藥等軍用器材，多是購自日本。也有一些購自德國，如克虜伯山炮、野炮等。

當時的所有經費、器材，由陸軍部頒發。每個學生的武器裝具被服書籍伙食等，都系公費開支，併發給學生每月津貼銀洋2元。

保定軍校之所以中外聞名，與人才輩出及對中國近代史影響之大分不開。僅民國改元后十一年的畢業生，即達6553人。其中不少畢業生成為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如葉挺同志是黨著名的軍事將領，在北伐戰爭中他率領的“鐵軍”使敵人聞風喪膽，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軍長。趙博生、董振堂烈士，是寧都起義的著名領導人，趙博生同志曾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參謀長，董振堂同志任紅五軍團長，先後為革命事業光榮犧牲。地下黨員、原國民黨第三十三集團軍副司令長官張克俠和何基灃同志，在淮海戰役的緊要關頭，分別率領五十九軍和七十七軍火線起義，為順利地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還有何柱國、王長江等同志，也都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貢獻。

該校的肄業生季方同志在辛亥革命中曾任北伐軍敢死隊排長，又投入討袁戰爭，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六屆副主席。

此外，鄧演達、耿毅、劉越西、陳銘樞、吳藝五、劉汝賢、周季展、李競容、周思誠、商震、王法勤、黃曦、沈濤、王紫齋、劉建藩、倪德勳、張文、童保暄、張璧、甕巨卿、安溯顏、劉耀奎、錢鼎和陸軍速成學堂的方聲濤、呂公望、林知淵等，都曾投身於辛亥革命和討袁戰爭。還有不少人經過曲折的道路後，又投身於革命陣營，如張治中、傅作義、陶峙嶽、楚溪春等。軍官學校畢業的、在軍政屆任要職的白崇禧（國民政府國防部長）、陳誠（國民政府參謀總長）、李樹春（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秦德純（國民政府國防次長），還有熊式輝、顧祝同、劉峙、薛嶽、羅卓英、馬法五、周至柔等國民黨高級將領。

學校位於保定舊城東北5華里，總面積約一千五百餘畝。東西長兩公里多，南越今東風東路，北跨今五四東路兩側，南北長一公里有餘。

這裏原是一座擁有廟產千畝，殿宇百間的關帝廟，後改為兵營，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遭八國聯軍焚燬。建軍校時，利用原廟產並徵用鄰近土地而建起。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場）、大操場和靶場四部分。校本部居中心，佔地一百八十餘畝。其建築格局系仿日本士官學校建成，為一片氣象森嚴的磚瓦結構的建築羣。四面有高大的圍牆，牆外有河環護，河兩岸古柳成行。軍校大門在南側，隔河有高大的照壁與之相對。門樓高大，面闊三間，氣勢之雄偉可與直隸總督府大門相比。朱漆大門飾以銅釘銅環，門楣上懸掛着書有 “陸軍軍官學校 ”六個大字的橫匾。門前有石砌的高台階，階前的南路直通河岸。南路兩旁有石獅一對，高丈許。河上架一平板橋，以通大操場。校本部分南北兩院。北院是生活區。

南院是軍校的中樞和教學區，又分東、中、西、三院。東、西院為教室與學生宿舍，各有十排帶長廊的青磚瓦舍，佈局對稱，各排房舍之間有走廊相通，每兩排組成一個獨立的院落，院牆開月形門，每院住約一連學生，俗稱一連道子。中院有校部辦公室和尚武堂。高大的尚武堂坐北朝南，四周環以石欄，雕樑畫棟，氣勢宏偉。廳門兩側有副楹聯，上書：“尚父陰符，武侯韜略，簡練揣摩成一廳；報國有志，束髮從戎，莘莘學子濟斯望。” 堂前有長廊直達校門。尚武堂北面是個大空院。院內有兩棵並立的五丈多高的古楊，二木間懸一銅鐘。因官長常在這裏訓話和發佈命令，因此，這裏被視為全校之中樞。校本部的東側是分校，佔地九十二畝。靶場在分校之北，佔地三百三十餘畝。大操場成 “匚”形，由北、西、南三面拱衞校本部，佔地八百八十餘畝，以西面之面積最大。

守信、守時、苦讀、勤練、愛校、愛國

保定軍校名人錄1(22張)

畢業（含肄業）於保定軍校1-9期及清末開設於保定的諸軍事學堂之高級將領名錄

1期(1912年8月秋入學、1914年11月畢業、1114名)

唐生智、董宋珩、蔣光鼐、李世榮、晏勳甫、傅汝鈞、魏益三、龔浩、曹士傑、曹浩森（肄業）、夏首勳、晏道剛、周址、周玳、周祖晃、榮鴻臚、榮臻、張定璠、張樾亭、張篤倫、張鉞、吳尚、楊愛源、楊澄源、蘇炳文、劉文島、劉玉珂、門炳嶽、門致中、劉鳳池、王鎮淮、王天培、左世允、馮軼裴、向傳義（肄業）、李必番、李品仙、孫楚、孫震、李樹春、李興中、甄紀印、季芳（肄業）、鄭大章、陳銘樞（肄業）、鄧演存、傅汝鈞、萬耀煌、張維藩、李宗黃、榮鴻臚、王天培、田頌堯、鄧錫侯（肄業）、謝珂。

2期(1914年初入學、1916年5-6月畢業、956名)

陳驥、陳國棟、陳樹藩、陳繼承、陳鼎勳、李雲傑、杜春沂、劉興、劉峙、劉文輝、劉尚志、馬曉軍、呂公望、劉玉珂、鄧錫侯、李鼎新、陳嘉謨、王暤南、秦德純、秦紹觀、葉琪、馮鵬翥、邢震南、周斕、施北衡、祝紹周、廖磊、唐俊德、富佔魁、梁培璜、徐啓明、陶峙嶽、黃隱、彭誠孚、熊式輝、戴嶽。

保定軍校名人錄2(19張)

3期(1914年8月入學、1916年8月畢業、801名)

徐祖貽、徐庭瑤、徐培根、夏威、趙觀濤、陶柳、陶鈞、黃紹竑、梁朝璣、戴戟、周碞、周鳳歧（肄業）、姚純、賀維珍、何宣、何健、陳以忠、陳安寶、蕭山令、張剛、張貞、張義純、張治中、陳焯、吳石、朱傳經、王天鳴、白崇禧、毛秉文、張培梅、趙守鈺、姚琮、於達、王懋功（肄業）、賈康、孔慶桂、呂煥炎、劉建緒、劉和鼎、楊效歐、吳國楨、顏仁毅。

4期(1915年秋入學、1917年秋畢業、209名)

朱懷冰、尹呈輔、王翰鳴、劉祖舜、劉膺古、汪之斌、胡宗鐸、彭進之、程汝懷。

5期(1916年6月入學、1918年9月畢業、630名)

張蔭梧、吳克仁、李服膺、王靖國、白濡青、李生達、楊耀芳、劉翼飛、嚴重、何紹南、耿幼麟（肄業）、趙承綬、唐永良、鄭俊彥、孟憲吉、董英斌、魯英麟、傅作義、賴世璜、楚溪春。

6期(1917年初入學、1919年春畢業、1333名)

林廷華、歐陽駒、周渾元、周毓英、郝夢齡、趙博生、胡祖玉、餘漢謀、陳公俠、邵百昌、吳奇偉、李振球、李揚敬、李文田、上官雲相、鄧龍光、鄧演達、葉挺、葉肇、呂超、呂瑞英、華振中、朱暉日、劉茂恩、楊傑、楊宏光、李漢魂、阮玄武、顧祝同、徐旨乾、郭懺、呂競存、譚邃、羅策羣 ^[4]  、繆培南、黃琪翔、黃鎮球、覃連芳、韓漢英、韓德勤、彭位仁、彭毓斌、樊崧甫、何柱國。

保定軍校名人錄3(16張)

7期(1917年秋入學、1919年秋畢業、191名)

陳長捷、黃維剛。

8期(1918年8月入學、1922年7月畢業、638名)

陳誠、馬法五、王育瑛、王景宋、王以哲、古鼎華、史文桂、史澤波、孔令恂、劉奉濱、劉珍年、劉春榮、李士林、韓洞、鄒洪、張權、張文清、張東凱、陳孔達、宋肯堂、柳際明、周祥初、張厚琬、周至柔、郭思演、韓錫侯、傅仲芳、徐梁、高卓東、胡伯翰、裴昌會、郜子舉、郗恩綏、羅卓英。

9期(1921年10月入學、1923年8月畢業、702名)

李宗弼、劉萬春、劉多荃、李覺、牟中珩、何基灃、宋邦榮、張知行、張克俠、張壽齡、賀粹之、周福成、施中誠、郭寄嶠、展書堂（期肄業）、董振堂、黎行恕、林伯森 ^[5]  。

第一任 趙理泰 (1912.10-1912.12),字康侯,安徽合肥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生。陸軍少將。

第二任 蔣方震 (1912.12-1913.09),字百里,浙江海寧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陸軍少將。

第三任 曲同豐 (1913.09-1915.09),字偉卿,山東福山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陸軍少將。

第四任 王汝賢 (1915.09-1916.06),字少甫,北京密雲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生。陸軍中將。

第五任 楊祖德 (1917.01-1919.02),字子蔭,山東濰坊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陸軍少將。

第六任 賈德耀 (1919.08-1921.05),字昆庭,安徽合肥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陸軍中將。

第七任 張鴻緒 (1921.06-1922.09),字紹先,直隸天津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生。陸軍中將。

第八任 孫樹林 (1922.10-1923.08),字少荃,直隸大城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陸軍少將。

保定軍校曾出現過兩次較大的騷動，嚴重的影響了教學質量。第一次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 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作為恢復帝制爪牙的模範團被解散後，插入軍校第六期學習。因該團積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學員的反對，造成雙方武鬥。開始以拳頭、磚頭、木棍對打，後又動了刀槍，以致造成傷亡。校方雖竭力威懾，卻無濟於事。後來，北京政府派陸軍部上將蔭昌來保定，壓服雙方，才平息了衝突。

第二次是在民國九年（公元1920 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曲同豐（原軍校校長）在松林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正值放暑假時，軍校作為臨時收容營房。因十五師已欠軍餉數月，引起下級軍官的不滿，發生兵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放火燒房，軍校只好停辦。

軍校實行的是一種野蠻的強迫教育，有的科長動輒對學生拳打腳踢，如工兵科長虞克竣成天拿着一根馬鞭監督學生，甚至到處追打學生；騎兵科長某某在收操後，還強迫學生再訓練一點鐘或半點鐘；校長或教育長不時集合全校學生在校內廣場訓話，學生立正不許動，起碼站上幾個鐘頭，有體弱耐不住而昏倒在地者。

在野外訓練時，天氣寒冷，也要集合全校學生，由校長到科長逐個講評，耗時幾個鐘頭，致學生頭上的汗水結冰也不準散隊或休息。這些強迫教育，都是他們向日本、德國學來的所謂精神教育。有的學生受不了這樣的強迫教育，以致瘋癲。如廣西省學生韓明章等患了神經病。

在飲食方面，要求學生在收操後滿頭塵土不洗面就去吃飯。吃的米不僅粗糙，而且摻沙。有一次從湖南採購的軍米不僅質量不好，還摻了不少沙子，激起了學生公憤競去放火燒倉庫，雖未成災，亦可見當時學生對伙食的不滿情緒了。這當然是校內承辦糧食採購的人員舞弊所致。行政管理人員打罵學生，負軍事教育之責的教官、助教和連排長學識太差，庶務人員的貪污舞弊等，使學生中的不滿情緒日益膨脹。在這一時期內，校長趙理泰對校務不聞不問，因此全校學生髮動了一次倒趙大風潮。當風潮發生之初，學校當局即調動了當時駐防保定的新軍鮑貴卿旅，把學校四面包圍起來，用機槍大炮指向學校相威脅，不許學生亂動。

學校當局把學生一個個地叫去審訊，壓迫學生簽字悔過。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不表示態度。審訊人員又把審訊的學生移地禁閉，在審訊處的附近放槍，表示把這個學生槍斃了，以恐嚇其他學生。但學生態度倔強，仍不屈服，又推舉代表劉文島(湖北人)赴京向大總統、副總統請願。當時全校被軍隊包圍，不能出去，乃由廁所潛出，跑到北京陳述校中風潮情形，請予援助。正在這時，陸軍部、學校當局及駐守軍校的旅長鮑貴卿見無法壓服學生，乃報請陸軍總長段祺瑞批准將全校學生解散。學生如出籠之鳥，紛紛乘火車北上，向各省駐京代表要求向袁世凱及黎元洪請願，要求解決。

當時段祺瑞企圖徹底解散學生，各回原籍。其後梁啓超向袁條陳意見，以為解散學生無異放虎歸山，如果受了國民黨利用，到處搗亂，更不易收拾，不如設法調和，將學生收容回校，加以嚴格管理，使其馴服，方為上策。袁世凱考慮再三，乃採納了梁啓超的意見，與段祺瑞商定答應了學生要求，更換校長及各級學識較差的教官與官長，並請各省駐京辦事處的軍事代表出面向學生調解，併發給川資10元，由政府派專車、軍樂隊歡迎學生回保定軍校。學生取得了勝利，皆大歡喜。

趙理泰被趕走後，由袁世凱授意段祺瑞，派蔣方震(又名百里)接任保定軍校校長職務。蔣乃日本及德國軍事學校畢業，軍學豐富，在當時的中國可算是軍事人才。他來校後，乃大加整理，把學生認為不好的教官以及各連的幹部，大加淘汰，改善校務及學生生活。校長親自到各連督促檢閲，見連排幹部有訓練指揮不好的，即當場責備。

蔣方震來校時，本與袁世凱約定兩個月後，如他整理不好，就辭職不幹；如果認為有辦法，則繼續辦下去。經過兩個月的整理，他向袁表示願幹下去，並向全校學生表示，他如果辦不好這個學校，願自戕以謝天下。學生也很感動，願好好學習。不料當時段祺瑞所掌的陸軍部不滿蔣之所為，大掣其肘，百方刁難，使得蔣方震無法辦下去。蔣為實踐前言，一天集中全體學生訓話，勉勵有加。講話達幾小時之久，他從容走進校長辦公室自戕。槍響後，大家尚不為意，他仍走出當着學生站立，其後看到他血流滿地倒下去。全校學生見此情形，人人痛哭。

他幸未氣絕，乃由當時的張教育長用電話報告北京大總統，即日由袁派高等顧問帶領醫護人員乘專車來校救護，幸而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校醫治了一個時期，學生輪流守衞。以後他逐漸痊癒，才離校到天津、北京各地就醫休養去了。其後由陸軍部另派了曲同豐來當校長。

軍校第八期學生為爭取早日開學，組織了覆校同學會，呼籲於權貴之間。工兵科學生張照光，身穿軍校外出的軍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洋車攬客。報館立即發表這一新聞，標題是 “軍官學生拉洋車”。北京各報遍登這條消息，並大肆渲染。還發表張照光對記者的談話和張的自述，做為頭版頭條新聞刊登。

張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軍官學校讀書，志在報國， 因軍校遭兵劫破壞，無處棲身，來到北京，生活無着，隨身行裝典當一空，僅留一身軍衣不忍捨棄，為維持生計，只好拉車渡日，自食其力，於公於私，光明正大，暫忍困難，等待開學，倘軍校不開學，我還是繼續拉車。這一行動也是對北京軍閥政府的莫大譏諷。在各方面的奔走呼籲下，才於民國十年十月（公元 1921 年）開學。第九期學員 （ 即 1917 年預備軍校最後招的一批學生）亦同時入校。此時已有部分教官離校，另謀生計，又遇校長易人，拖欠教職員數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風潮，弄得教員不安心任教。第八、第九兩期學生勉強畢業。

保定軍校儘管在末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總的説來學習質量還是高的，全國公認它是軍事教育的正統。它以自身較好的軍事素質，在軍事教育和參謀業務等方面受到各省軍事當局的重視，自成一個軍事學術系統。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時，也以保定軍校畢業生為軍事教育骨幹。

自辛亥革命至“七·七 ” 事變，保定軍校畢業生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已佔很大比重。儘管蔣介石獨裁時代極力培植自己的體系一一黃埔系，但保定軍校畢業生的學歷仍然是擔任軍事教育最可靠的保證。保定軍校自建立之日起，即標榜“軍人以保家衞國，服從命令為天職”，“軍人不問政治為高尚 ”，形成保定軍校學生一種職業軍人的特點。

若從民國元年（1912年）算起，保定軍校辦過九期，畢業生有6000餘人。若從北洋武備學堂算起，保定軍校訓練了近1萬名軍官，其中1600多人獲得將官軍銜。這些人遍佈當時的軍界和政界，在中國近代的政治舞台上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