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百昌

邵百昌（1897/1898-1981），字筱珊，湖北黃岡人。生於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一説1897 ^[1]  ）。1911年參加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不久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912年人湖北陸軍小學。1914年人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9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在鄂軍中歷任見習官，排長，學員隊副隊長，混成旅參謀，連長，師參謀，師參謀長，代旅長。1925年任湖北督軍署參謀，湖北無線電學校兵器主任教官。1926年任第二十六師炮兵團團長，不久任於學忠部軍參謀長。1927年任第三十六軍少將參謀處長。1928年任職於漢陽兵工廠。後留學德國防空學校，學習炮兵1933年返國，同年9月4日任軍政部陸軍炮兵學校教育長。後曾任第十八軍炮兵總司令。1934年兼廬山軍官訓練團兵器組副主任,9月11日調任防空學校教育長。1935年任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研究會委員。1936年10月22日授少將銜。12月29日任海軍部江寧要塞司令。

1937年12月16日晉中將銜。1938年任武漢衞成總司令部炮兵指揮官兼黃鄂要塞司令、第九戰區炮兵指揮官。1939年任第四戰區炮兵指揮官。1941年任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高級參謀。1943年任炮兵整理處處長及重炮第四旅旅長。1944年任中國遠征軍長官部炮兵指揮官。1945年任遠征軍長官部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軍政部昆明管理處處長，不久任軍訓部炮兵監，並派赴越南任接收大員。1946年任吳淞要塞司令。1949年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炮兵指揮官。去台灣後任防務部門顧問，防務部門科學研究委員。1964年改任台灣航業公司常駐監察人。1971年任台灣辛亥首義同志會第四任理事長。1977年任第六任理事長。1981年4月19日在台北因病逝世。著有《辛亥武昌首義之前因後果及其作戰經過》、《張文襄公在鄂作育人才及其影響》等。 ^[2] 

邵百昌晚年，曾回憶青年時期參加辛亥革命的三件事：

一、邵百昌參加革命組織後，自動剪去發辯，以示革命決心。距料起義前夕、奉派傳達作戰命令，蓋因當日下午漢口寶善裏革命機關炸彈爆發，搜獲黨人名冊，地方政府乃宣佈特別戒嚴，禁止通行。當邵百昌履行任務，行經交通孔道——紫陽橋時，守軍高聲詢問口令，邵百昌即趨前為禮,高舉事先準備之藥包示之，並從容而言日：“家居左近黃土坡，為病人購藥，事出突然，請予通融放行”。邏守者三人，表示友善，點首示可，行未數步，忽一守軍逼近檢視發辨，聲色俱厲，詢以是否革命黨人？邵百昌婉詞答日：“幼生癲痴，發初長出，感覺不甚美觀，故結以假髮，如不見信，請隨往餘家，真相當可大白”。發現假髮者仍不置信，堅持須加蒐集，適一查哨者至，系邵百昌熟識之工程營同志金兆龍，當即告以經過，渠乃對哨兵白：“此兒系餘同鄉，前年小學畢業匯考時，名列第一、品學兼優，身家清白，曾經當局表揚，諒系良善青年，且家居遙，餘可攜往查詢。"語畢，即囑皆行。此事發生，遠今已五十餘年，因印象深刻，記憶猶新，蓋以當時如非巧遇革命同志查哨，隨身機密文件定被搜出，個人生死事小，影響革命成敗則大。至剪髮一舉，完全系青年意氣用事，感情一時衝動而發，初未計及其他，後雖悔悟，然已無及矣。

二、革命爆發後，奉派任軍政部王家店第一糧台（兵站）押運員，會陸軍中學生劉邦駿等，呈准成立童子軍一隊，乃調任該隊司務長（連行政官），旋奉命編入學生軍。為深造計，邵百昌請求改任班長，俾得隨班上課，作為升學準備，無何，本隊調守潛庫（省級公庫）適監守者藏圈不在，只得報請啓鑰查點，見鍋盈倉，內儲各式元寶、銀條及金貝、金磚等，同人向未得見此種財寶，爭相傳觀，把玩欣賞，逾換防時交點，庫存數量，分毫不爽，足證當時革命青年思想之純潔，與臨財不苟之操守，輿論一致讚美，傳為革命佳話。

三，革命軍初戰不利，漢陽充守，武昌重要地區，多為敵炮所毀，漢口方面，亦以清軍增援，形勢危死，人心浮動，謠言紛起，於是學生軍同學激於義慣，上書請綏，願赴前線殺敵，代表等慷概陳詞，聲淚俱下，邵百昌亦為代表之一，身歷其境，回憶當時知識青年心情，莫不痛恨滿清政治之腐敗，服膺孫中山倡導之三民主義，鹹抱革命必成之信念，寧願自我犧牲，義無反顧，至於個人利害,初未計及也。 ^[3] 

抗戰爆發後，日軍侵佔上海，12月初，經無錫分三路向南京進攻，蔣介石派遣北伐名將唐生智擔任衞戌司令長官，保衞南京，臨戰前夕，邵百昌曾隨同蔣介石、唐生智、羅卓英等視察獅子山等炮兵陣地，並指揮要塞司令部所屬的甲1台、甲2台、龍台、馬台、獅台、象台、雨台等炮台封鎖長江；還有炮兵第八團、第十團、防空部隊、戰車部隊等由他統一指揮，與地面部隊第二軍團的徐源泉部阻擊沿鐵路西進的日軍；指揮幕阜山炮台掩護第三十六師抗擊來犯的日軍，經數日激戰，予來犯之敵以重創.後因地面部隊失利，為避免有生力量遭到殲滅，經唐生智電請統帥部准予在危急時轉移陣地，蔣介石覆電如情勢不能支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休整後再期反攻。當天（11日），敵軍攻佔紫金山，少數敵軍已攻入光華門，被殲滅後，後續部隊又至，雙方步兵對搏，炮兵無法運動，勢甚危殆，次日，長官司令部下達撤退令，派邵百昌擔任第二次渡江指揮官。率領各炮兵部隊、防空司令部、戰車部隊、炮兵指揮部於當天下午六時在北碼頭及津浦碼頭渡江。當時情況緊迫，邵百昌當機立斷，下令將不能撤走的火炮及裝備一律毀滅，各部渡江向皖北地區轉移，堅守烏龍山要塞的部隊在掩護退卻部隊突出重圍後，該部官兵全部殉難，南京滄陷後，邵百昌到重慶任軍事委員會高級幕像，指導各戰區的訓練、補給任務。 ^[4] 

1939年12月30日，新22師先後攻佔了南北同興、界首村落及其東南各高地，為完全收復崑崙關創造了條件，但中國軍隊進攻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敵據守崑崙關最高要地，除構築了堅固壕溝外，還加設了遊動鐵絲網，使我軍圍攻敵軍陣地時因受敵軍火力壓制，傷亡極大。每次衝鋒正面不寬，少則一營，多則一團，連續十幾次進攻，死傷均達1/2或1/3。在此情況下，桂林行營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臨炮兵陣地指揮，當時因敵利用反斜面陣地，及副防禦，我軍衝鋒十次以上未能奏功。白崇禧於巡視地形後，見敵陣地左側有高山，可作為炮兵側射敵陣地之用，遂令炮兵指揮官邵百昌，將葡式山炮一連，俄式戰防炮數門，於拆卸後搬上敵陣地左側之老毛嶺、枯桃嶺、標高415等高地，實行側射敵之反斜面陣地，並壓制敵機槍、山炮，毀其鐵絲網，支援我衝鋒部隊，結果一舉成功。31日拂曉，新22師在友軍協同支援下，攻入崑崙關，並完全收復了崑崙關東西兩側高地，日軍向九塘潰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