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觀濤

趙觀濤，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別號雪泉，浙江嵊縣人。浙江陸軍小學堂、南京陸軍第四預備學校畢業。1916年8月保定軍校畢業，分發浙江陸軍服務。歷任暫編浙江陸軍第二師(師長周鳳歧)步兵第三旅(旅長盛開第)第六團(團長伍崇仁)連長、參謀、營長，浙江陸軍第三師(師長周鳳歧)第六旅(旅長盛開第)第十一團團長，率部參加江浙戰爭。1926年12月隨部歸附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歧)第一師(師長伍崇仁)第二旅旅長等職。1927年10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兼)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歧)第一師師長，率部參加江浙地區北伐戰爭和龍潭戰役。1928年春任第一集團軍第二軍團(總指揮陳調元)第二十六軍(軍長陳焯)第六十二師師長，率部繼續參加第二期北伐戰爭。1928年8月部隊編遣，第二十六軍縮編為第一集團軍第六師(師長陳焯)，任該師第十七旅旅長，率部參加對湘軍唐生智部和桂系集團的討逆作戰。1930年2月獲頒三等寶鼎章。1930年4月任陸軍第六師(師長方策)副師長，兼任第十七旅旅長，率部參加中央軍對馮(玉祥)閻(錫山)反蔣(介石)聯軍的中原大戰。1930年10月任軍事委員會開封綏靖主任(劉峙)公署陸軍第六師師長，率部參加對鄂豫皖邊區紅軍和根據地的“圍剿”作戰。1931年1月獲頒二等寶鼎章。1931年春任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第八路軍司令官，兼任第六師師長，率部參加對閩浙贛紅軍和根據地的“圍剿”作戰。1933年3月任陸軍第八軍軍長，同年5月兼任贛東北警備司令部司令及第六師師長等職。1933年10月任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浙贛閩邊區警備區司令部司令，率部參加對江西中央紅軍和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作戰。1934年1月任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贛浙閩皖邊區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後任贛粵閩湘邊區“剿匪”軍第三縱隊司令。1934年10月任軍事委員會駐贛綏靖主任(顧祝同)公署贛浙閩皖邊區警備軍總指揮等職。1935年4月任陸軍中將軍銜，1935年5月獲頒一等寶鼎章。後因患極度腦貧m症，遵醫囑需長期休養而辭職。同年8月被免除第八軍軍長職務，後赴上海、杭州等地寓居。1936年7月被授予國民革命軍誓師十週年紀勳章。後任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軍赴內地居住。抗日戰爭勝利後，返回上海定居。1949年3月赴台灣。1958年3月任台灣“總統府”參議等職。1977年11月16日在台北因病逝世。 ^[2] 

宣統元年(1909)謝自新、周之翰、茹祖香、呂肇東等以聯絡感情、交換知識為宗旨組織學社，取“業廣惟勤、業精惟勤”之意，命名為“勤業社”，社員12人。至民國2年(1913)，社員發展至30餘人。民國6年，推選杜爾梅為社長。此後，先後人社的有宋希尚、謝冠生、裘配獄、趙觀濤、宋洪波、錢希乃、丁友松、陳孔達、鄭午昌、尹志陶、童一心、姚伯庚、周目等20多人。後來社員中多為軍政、藝術、教育、工程界的知名人士。 ^[3] 

1927年初，北伐軍進入浙江境內後，原來屬於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第三師(即浙江陸軍第二師)，在師長周鳳岐率領下於衢州宣告起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為着對這個新參加革命行列的舊浙軍做些政治工作，由政治部於進入浙西的各軍中抽調一批幹部，到這個軍擔任政治工作。慕中嶽是被抽調的一個，派在第二團二營(團長趙觀濤，營長楊俊英)，擔任營政治指導員，隨該軍由浙西的衢州轉紹興、蘇州到達上海。 ^[4] 

1927年4月初，蔣介石與汪精衞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等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4月11日，蔣介石下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次日凌晨，各地流氓，特務以及帝國主義軍隊紛紛出動，幫助蔣介石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當天，嵊縣土豪劣紳錢維立、裘祝馨等，從趙觀濤處得知消息，即與縣長吳光密謀，調動鄉團武裝，襲擊國民黨嵊縣縣黨部(左派)，逮捕了華倫初、張本芝。未經審訊，即分別槍殺於大塔下劉家祠堂和黃家祠堂前。還下令通緝應懷訓、裘學潮、商蔭莊、錢希乃等7人，製造了嵊縣“四一一”慘案。第二天，他們又搗毀了國民黨崇仁區黨部。 ^[5] 

與此同時，在上海的趙觀濤也參加了反革命政變。4月11日，二營營長楊俊英與慕中嶽到市內看戲、下館子，及回到普育堂已經快到夜間12時。慕中嶽等人剛剛睡下，突然團部有個副官匆忙跑來，説團長有緊要事，請營長和指導員立刻到團部去。慕中嶽與楊俊英就立即起牀到四樓團部去。及到團部，一、三兩營營長已經先到場。團長趙觀濤見眾人到後，用行軍作戰部署戰鬥的方式宣佈其目的。他説，王桂林的游擊隊到上海後，軍風紀不好，團奉令收繳其槍械，解散其部隊。於是他下達命令：(1)游擊隊王桂林部，駐南站附近，軍風紀很壞，團奉令收繳其槍械，解散其部隊。(2)各部隊的任務：第一營擔任……第二營擔任對火車站方面游擊隊的繳械任務；第三營暨機關槍連為預備隊，暫置於普育堂內，依情況再行使用。趙觀濤下達命令後，慕中嶽等人回到營部，集合四個連長，部署營的命令。即以第五連擔任對車站附近的警戒，第六、第七連向游擊隊的駐地前進，收繳其槍械，第八連為營預備隊。 ^[4] 

1933年10月，國民黨調集百萬大軍，對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以近20萬兵力圍攻閩浙贛蘇區，並在上饒設立贛浙閩皖邊區警備司令部，任命第八軍軍長趙觀濤為司令，統一指揮對閩浙皖贛的“圍剿”行動。 ^[7]  後來，王耀武帶補充第一旅離開臨川開往上饒縣。該旅第二團先開二天，待補充第一旅全部到達上饒後，即奉命歸浙汀保安處長兼“剿匪”指揮官俞濟時指揮，擔任追擊。王耀武在上饒見了贛東北“剿匪”總指揮趙觀濤，他對王耀武談的重要內容，有如下幾點：“（一）方誌敏率領的共軍第七軍團及第十軍團，共約一萬多人，流竄贛浙閩皖邊區，他們的裝備雖差，但作戰很機動、很頑強。王耀武們在閩北的部隊及浙汀保安團等，與方部作戰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俞濟時因作戰不力曾受處分。望你告訴部下對‘匪’作戰，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受挫敗。（二）以現在的情況看，王耀武以為把軍隊區分為駐剿、堵截、追擊三部分為適當。三部分合力協作，一定將方誌敏部消滅。”接着，他對王耀武作下列指示：“駐剿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碉堡的構築及防守封鎖線，並抽調部隊向‘匪區’進攻，逐漸縮小‘匪區’而全部佔領之。實行經濟封鎖，不使一切物資進入‘匪區’。協助地方破壞‘匪區’的組織及政權，編練保甲，訓練壯丁’鞏同王耀武們的政權及地方秩序。竭力修築公路，隨部隊的進展而延申之，以利軍事運輸。破壞‘匪區’的糧食收穫，在稻子熟了的時候，派部隊掩護進入‘匪區’割稻搶糧，增加敵人的困難，使他們無法生存下去。堵截部隊的任務是：擔任對‘匪部’的堵截，不使其任意流竄，必須扼要把守，迎頭痛擊或攔腰截打，協同追擊部隊合殲敵人。須協助地方肅清‘故匪’，不使他們建立新的根據地。追擊部隊的任務是：擔任對‘匪’部的追擊，‘匪’部竄到哪裏就追到哪裏，不給以喘息的機會，以至將敵消滅為止。希望你們擔任追擊的部隊，猛追狠打，對搜索警戒萬勿粗心大意。” ^[6] 

1934年7月，方誌敏在江西懷玉山被捕。時任第八軍參謀長的宋澄回憶説，28日夜，趙觀濤曾召他和參謀處長高鴻綽、副官處長鄭西平到軍長室，決定明日上午在“後樂堂”（軍部禮堂）審問方一次，及佈置衞士、照相等事情。審問時堂上不設桌椅，取階上階下對立審問。對此事，宋澄的《供詞》説：“次日上午10時，軍長出場，立階上，旁立帶槍衞士四五名，由副官指揮衞兵將方等5人帶上，立於階下。方腳鐐手銬，衣短制服，着芒鞋，留小鬍子，面帶微笑。立定，趙對方説：‘你們很辛苦。’方笑而不答。趙説：‘你現在有何感想？’方説：‘已寫了幾句交參謀長了。’趙問有何意見，方答聽候處置，並無意見。發音清朗，聲不高而悠揚遠聽。説畢，由照相館人用搖頭鏡拍照一張，乃將方等還押于禁閉室內。”

如此三言兩語的“審問”，趙觀濤雖為例行公事，但他的醉翁之意，顯然在邀功請賞。據宋澄回憶：“趙為宣揚自己的功勞，將審問照片添印200多張，到處散發。嵊縣有趙所辦的珏芝小學，該校校長謝自新，也居然把審問照片在學校辦公室內掛了起來。”出乎趙觀濤的意料之外，這是一張變得十分珍貴的照片。《可愛的中國》一書中那張立身的方誌敏肖像就是從這張照片中截取放大的。

29日上午，趙觀濤在司令部後樂堂門前審問方誌敏後，下午召集各處長研究和佈置押解方誌敏等去南昌的具體事宜。《供詞》中寫道：“下午，趙軍長招（召）我和參謀處長高鴻綽、副官處長鄭西平，商談明日一早將方等用汽車解南昌。須準備衞兵容納兩大車的人數，並小汽車兩輛。囑高鴻綽將報告封好送來。囑鄭西平準備領取懸賞的即領條子。” 30日上午，“慶祝‘剿匪’勝利大會”結束後，方誌敏等即被押赴南昌。“軍長趙觀濤及親身衞士另乘小汽車兩輛，在後駛行。”由此可見，是趙觀濤親自押解方誌敏去南昌的。當日到南昌，方誌敏等被關人南昌北營坊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後在獄中寫下了著名遺稿《可愛的中國》。 ^[8] 

趙觀濤家族以趙觀濤之影響力稱霸鄉間，其中又以其弟趙雪珍劣跡最為突出，現舉三例。

抗戰期間，紹興曾多次發生糧荒。紹屬特委一直重視糧荒問題，要求各級黨委，查明糧荒原因及地主，奸商和。糧食公賣處”囤積糧食的情況，領導饑民羣眾解決糧食問題，6月初，楊思一，顧春林同志來嵊縣檢查工作，專門和我們縣委一起研究了這個問題。思一同志指出，造成當前糧荒的主要原因是少數地主、奸商勾結政府及武裝部隊，囤積居奇，走私資敵。據餘姚瞭解，餘姚沿杭州灣百餘里海岸，特別是斷頭灣以西一帶，走私十分嚴重。走私的物資大抵是從金華、紹興，嵊縣方向來，出口到杭州敵佔區去的有桐油、大米，茶葉、鹽等，從敵佔區進口的有香煙，白糖，五金、洋貨等等，平均利潤出口比進口大。3月間，我區大米價格每石25元到36元，杭州敵區為62元。一個月餘姚的進出口走私總額在2000萬元左右；靠走私資敵發國難財的百萬元以上暴發户有十餘家。據我們縣委從基層瞭解，嵊縣縣長方誌超，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俞美四和調統室主任、特務頭目錢增河都與本縣大地主、大資本家裘祝馨、趙雪珍(國民黨軍長趙觀濤兄弟)、汪正金等相勾結，武裝走私，發國難財。嵊縣的有些商人自己也説，他們用船，筏經曹娥江向北運往杭州敵區的物資，都是出錢由國民黨武裝一路護送的。。糧食公賣處。也是與這些人勾通一起的。上述幾個大地主、大資本家就曾在管理處取得采購證，一次向黃岩買進大米兩千石，偷偷地囤積起來。 ^[9] 

一九四八年春，簡師教師張傳緒突然被縣長吳萬玉派軍警抓去。劉章新先生一面摸清這次張老師被抓原因，一面通知全校學生把進步書刊暫時藏去。經瞭解張傳緒老師這次被捕尚未暴露身份，抓走的理由是他家有三五支隊同志住宿了一夜。於是，他就激同校長袁心整先生去頓城向吳萬玉説明，那天張傳根本不在突，三五支然的人要來宿夜，與他無關，學校不能一日無教師。由於吳萬玉確實沒有掌握張傳緒的情況，只好同意保釋回校。但是甘霖聯鄉總隊長趙雪珍還派人盯住張傳興續老師。一次趙雪珍拿了一張傳單來校，要求對筆跡。劉章新先生以油印的鋼板字不象毛筆字那樣，無法對筆跡為由，予以打絕。以後張傳緒也不得不離校了。但仍經常秘密來校，開展革命活動。 ^[10] 

敵佔嵊城後為維護嵊長公路交通在甘霖鎮設立據點，派兵駐守。其時間大約在1942年冬至1945年秋敵寇投降為止，約二年半左右。敵寇佔擾甘霖後，以普濟寺為常駐本部，在普濟寺、駱家大路、吳家田三處各設調堡，稽查行人。地方士紳為安撫百姓，應付日寇差役，在三官堂設立維持會，由朱柏喜、金福榮先後擔任會長，實際上受當時國民黨聯鄉總隊長趙雪珍的控制。責令不得騷擾地方，敵偽如有差役，須公平合理攤派，敵軍如有行動，須事先暗與國民黨部隊聯絡. ^[11] 

在西湖的兩條古巷——竹竿巷與山子巷的交界處，有一座頗具園林特色和建築價值的宅院，它就是門牌為竹竿巷46號的圓昭園。

圓昭園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粉牆黛瓦、紅杏白李的江南園林風格。但近觀門樓，又分明是典型的歐式風格。門樓用鋼筋水泥灌注，高大厚重，中間兩扇堅固的鑄鐵大門，圖飾精美。在這歐式鐵門上，卻又鑄上了三個不易辨認的圓形篆字：圓昭園。

圓昭園先前的主人叫趙觀濤，浙江嵊州人，行伍出身。20世紀30年代初，他官至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授銜中將。1931年，他與陳誠同時授命為國民黨圍剿蘇區的兩大戰略集團總指揮，深得蔣介石的信任。但後來，趙觀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西湖邊做起了逍遙閒適的寓公，而且給自己的宅院也取了圓昭園這樣一個“佛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