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藩

劉建藩，字昆濤，醴陵市仙霞鎮清安鋪何寺沖人。清光緒十三年(1887)十月十八日生。先後入湖北武備普通學堂、保定陸軍學堂騎兵科學習。畢業後分發廣西新軍，任混成協督隊官，騎兵管帶，學兵營教官。

民國1年4月，南北和議告成，劉建藩任南京第八師參謀長兼騎兵第八團團長。奉命回湘招募新兵3000人，充實第八師。

民國2年7月，爆發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令劉建藩為第八師前敵指揮，率部攻佔徐州。後奉令回師江寧。討袁失敗，隨黃興、李烈鈞避走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究法政。

民國5年返國，相繼任湘軍第二梯團長、第一師第一旅旅長。

民國6年，段祺瑞解散國會，撕毀《約法》。孫中山南下廣州，召集“非常國會”，號召“護法”。8月29日，劉建藩出任零陵鎮守使，所部由12營擴編為20營。9月18日與衡陽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聯名通電，宣佈“衡、永自立，與段政府脱離關係，舉武裝“護法”旗幟。段祺瑞派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為正副司令，率3路大軍進逼湘南，護法軍分3路迎戰，劉建藩部任右翼。

民國7年1月下旬，護法軍分3路向嶽州進擊，劉建藩率部從右翼出平江。1月27日，北軍全線遺退，嶽州宣告收復。北洋軍部隊分3路攻湘。護法軍後兵不足，粵、桂軍態度消極。3月13日，南軍開始全線撤退。24日北軍攻陷醴陵，25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自長沙出走。4月下旬，粵、桂軍分別撤至湘粵、湘桂邊境；劉所部不足3000人，遇10倍於己之張懷芝部大軍，經英勇機智抗擊，張懷芝部遺敗。劉率部反攻，收復醴陵、攸縣大片地區。

劉建藩因孤軍奮戰，迅速南撤。5月7日，劉建藩過株洲鎮徐家橋地，遭北軍伏擊，墜水殉難，護法軍政府追贈為陸軍中將，國葬於長沙嶽麓山，墓門題“護國元勳”。 ^[2] 

袁世凱帝制覆滅後，段祺瑞奪取了北京政權，譭棄約法，解散國會。為了反對段祺瑞的軍閥專制統治，1917年7月，孫中山率駐滬海軍南下廣州，高舉護法旗幟，組織護法軍政府，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湖南成為南北兩軍激烈爭奪的戰場。孫中山委派程潛等到湖南活動，推動護法鬥爭，為北伐開闢道路。

段祺瑞則將譚延闓免職，任其親信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並派吳光新率重兵進駐岳陽。國會解散後，國會議員陳嘉會回到湖南，倡議護法，希望湘軍聯合粵桂軍共同抵抗北洋軍。對此，譚延闓初有難色，認為湖南兵力薄，沒有能力反段。後經多方商量，遂定對付傅良佐督湘之大計。譚延闓花重金調望雲亭北上，迎接傅良佐，同時任命一向堅主反段的劉建藩署理零陵鎮守使。當時，零陵鎮守使署所轄各守備隊的中下級軍官，多屬廣西學兵營出身，與劉建藩有師生關係。且湘桂兩省，唇齒相依，劉建藩早年從廣西發跡，零陵的地理位置，又正好與廣西聯成一氣，緩急可以相濟。

劉建藩8月29日接到命令，次日即輕裝簡從趕往零陵視事，集中所能收編的隊伍，將守備隊由12營擴編為20營；同時報請譚延闓批准，由前鐵道守備司令李仲麟率領舊部兩營赴湘南駐防。劉建藩在零陵厲兵秣馬，同時與衡陽林修梅緊密聯繫，互成犄角之勢。

9月9日，傅良佐抵達長沙，對劉建藩深懷疑忌。13日發佈命令：撤銷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的職務，派鄒序彬接替；撤銷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的職務，調回長沙，另委陳璩章接替。劉建藩當即拒絕陳驟章入境。9月18日，劉建藩與林修梅同時發出通電，宣佈獨立。通電發出後，兩處起義軍迅速控制了湖南24個縣，佈告安民，宣佈湘南24縣為戒嚴區域。衡、永獨立，揭開了第二次南北戰爭的序幕。

孫中山得悉劉建藩、林修梅起義護法，無比興奮，於當天發來電報，深表支持和鼓勵。10月7日，孫中山又委任赴廣州彙報起義情況的林伯渠為湖南勞軍使，回湘南前線慰問起義將士。段祺瑞得到衡、永獨立的消息後坐卧不寧，一面電令派兵“剿撫”，一面發表褫奪林、劉官職並予以通緝的命令。傅良佐也在長沙宜布戒嚴，並通電“聲討”林、劉。他還指使一些湘軍將領“勸導”林、劉取消起義，並收買一些原湘軍將領，妄圖玩弄湘軍打湘軍的把戲。

劉建藩在零陵起義以後，帶領部隊向衡陽方向前進，與林修梅一起抵抗北軍的進攻。時因傅良佐出師不利，段政府即派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為正、副司令，率三路大軍共計3萬多人進逼湘南。護法軍除電請廣州軍政府實力援助外，即分三路迎戰。劉建藩率領零陵鎮守使署守備隊負責右翼任務，赴攸縣抗擊敵人。此時劉建藩、林修梅僅有5000之眾，而且裝備較差，靠將士的勇氣和人民的支持，抗拒強敵。10月初，林修梅等率領中路部隊與敵軍在萱洲河地區發生膠着戰。10月11日，衡山失守，湘軍退守賀家山一帶。10月下旬，桂軍、粵軍一部陸續人湘增援，公推譚浩明為湘粵桂聯軍總司令，部署全線反擊。這時，北軍內部有皖系主戰和直系主和的矛盾，王汝賢、範國璋均接近直系，不願為皖系的傅良佐打江山，再加上時值初冬、陰雨連綿，北軍水土不服，士氣低沉，兵士厭戰，且指揮不統一，導致北洋軍全線敗退。王汝賢被迫逃往株洲，護法軍乘勝追擊。11月14日，王汝賢、範國璋通電請求停戰議和。督軍傅良佐見大勢已去，當晚逃離長沙。17日，王汝賢、範國璋亦逃出長沙。在這種局勢下，段祺瑞被迫辭職。19日，起義軍攻佔長沙。21日，程潛、劉建藩、林修梅等進人長沙，受到各界人士歡迎。24日，程潛以總司令兼任省長。12月18日，譚浩明又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名義兼領湖南軍、民兩政事宜。

北軍潰退至岳陽一帶後，湘、桂兩軍內部發生分歧。程潛、劉建藩、林修梅等湘軍將領，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一鼓進取岳陽。可是聯軍總司令譚浩明卻認為，“段祺瑞已奉命免職，根本已得解決”，主張同北京政府妥協議和。對此，劉建藩等極力反對，並向譚浩明等桂軍將領呈文，闡明奪取岳陽的利害關係：湖南人民要求驅逐岳陽北軍的情緒日益高漲，如壓制這種正義要求，必將影響桂系在湖南的領導地位；孫中山的廣州軍政府對桂軍按兵不動，深表不滿，這種情勢發展下去，可能會引起粵、桂兩軍關係破裂；北軍在湖北的荊州、襄陽已經得手，主力將回師湖南，我軍應先發制人，佔領岳陽戰略要地。譚浩明無奈，只得同意湘軍將領的要求。1918年1月23日開始，護法軍分三路向嶽州進擊，劉建藩仍擔任右翼，駐防平江。1月27日，北軍全線潰退，岳陽宜告收復。不久湘境全由南軍控制。

湘、桂軍佔領岳陽後本可乘勝推進，直取武漢，聯合西南各軍，進而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但譚浩明與程潛權利之爭愈趨激烈。譚以總司令名義嚴禁聯軍入鄂。北洋政府趁此機會，集中優勢兵力，於3月10日分兩路進攻湖南。曹餛為第一路軍總司令，由湖北南下，正面攻岳陽張懷芝為第二路軍總司令，分別由江西進攻湘東。南下北軍號稱40餘萬人，而湘、粵、桂聯軍合計不過5萬人。其時，劉建藩的部隊負責自新牆至平江南江橋九嶺方面的防線，抵擋張敬堯部的進犯。劉建藩在戰鬥中身先士卒，拼力抵抗，以寡敵眾，遏止了北軍向平江方面的進攻。3月初，戰鬥激烈進行，譚浩明仍安然坐鎮長沙，讓桂軍精鋭部隊留駐後方。劉建藩認為平江方面可告無虞，而岳陽正面則兵力單薄，岌岌可危，於是派人到長沙催譚浩明速向岳陽前線增兵，扭轉戰局。但譚對此置之不理，特別是當曹錕手下的吳佩孚率兵向岳陽逼進的時候，譚浩明釜底抽薪，把桂軍撤回廣西，湘軍士氣因之大受影響。3月10日，北軍未遇強烈抵抗，即佔領羊樓司；13日，又佔領云溪。3月18日，岳陽復為北軍攻陷，前線部隊紛紛向長沙敗退。劉建藩所部也被迫由平江後撤。至23日，北軍進駐平江，24日，攻陷醴陵，25日，譚浩明自長沙出走，湘、粵、桂護法聯軍隨之瓦解。時劉建藩部退駐攸縣草市一帶。他因指揮作戰操勞過度，咯血不止，身體非常消瘦。在護法軍大撤退的情況下，劉建藩不願潰退，因而馳騎會見粵軍總司令馬濟和湘軍總司令程潛、師長趙恆惕，他説：“吾軍械彈尚堪一戰，不戰，恐散之民間，且為患，曷若再決勝於萬一。”

4月下旬，程潛、林修梅率部退守耒陽、郴州一帶。劉建藩在攸縣附近發起進攻。當時劉建藩所部只有3000人左右，但向乘勝猛進的張部大軍進行猛烈攻擊，把張部殺得大敗。劉建藩收復了醴陵和攸縣。張懷藝全軍潰敗，分兩路逃跑彼此各不相顧，長沙大為震動，張敬堯嚇得手忙腳亂，連電北京政府告急請援。那時在寶慶的張敬堯所部第七師田樹勳旅，為了回兵救援長沙，也從寶慶退了下來。

但是，劉建藩孤軍奮戰，難以持久。當時，桂、粵軍已撤出湘境，為保存實力，無意回援；其他湘軍亦已退到郴、永一帶，未能回軍應援。在這種形勢下，劉建藩率領前敵護法軍在反攻大捷之後，不得不迅速南撒，向株洲方面且戰且退。而北軍乘虛由馬鞍山、龍頭鋪、荷塘鋪長驅直入，佔領晏家灣、石子頭；又於5月4日猛攻株洲北車站，企圖截斷南軍歸路。5月5日，北站失守，情勢極為危急。劉建藩督隊，向株洲正街退卻，準備巷戰。其一部通過齊家橋，以沙袋及蘆溪紙捆堆作臨時工事抵禦。劉建藩準備從齊家橋下游港口便橋（俗名孔道門）過港，從城隍廟小巷進人正街，沿湘江東岸向易家鳳形山退走。不料便橋狹窄，劉建藩失足落水，當時經過救護，未死，但口嗆鮮血，氣息奄奄，抬至大沖而歿，時年31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