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戟

戴戟（1895-1973），原名光祖，字孝悃，原籍旌德，祖父因經商遷居江蘇，後定居蘇州。幼年時，家境開始衰落，讀完小學，父母先後去世，不得不到一家商店去當學徒。不久，因不堪老闆的虐待，離開家鄉，去上海蔘加了學生軍，時年15歲。

民國5年（1916年），戴戟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被派到安徽軍閥倪嗣沖軍中任見習官。蔡鍔組織護國軍討袁，南方以廣東為中心成為革命的策源地。戴戟深受鼓舞和感召，離開倪部赴廣東，先入滇軍，又經陳銘樞介紹，入粵軍第一師第四團任少校團副。

民國14年（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準備北伐，建立國民革命軍。戴戟調任第四軍第十師（師長陳銘樞）第三十團團長。其時，蔣光鼐、蔡廷鍇也在第十師供職，分別任副師長兼二十八團團長和二十九團團長，次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第四軍沿長沙、平江、嶽州一線迅疾推進。每次戰鬥戴都身先士卒，勇猛異常。汀泗橋戰役，雙方交火呈白熾化。戴戟親冒火石，展次率部衝殺，激戰中身負重。不久，第十師在武漢擴編為第十一軍、轄第十、第二十四2個師，戴升為二十四師師長。蔣介石叛變革命，寧、漢分裂、戴十分苦悶，藉口創傷復發辭去軍職，寓居上海。

民國17年（1928年），戴戟接受陳銘樞、蔣光鼐邀約回到第十一軍（中原大戰中改編為第十九路軍）任軍參謀長等職。曾隨軍參加蔣、馮、閣中原大戰，並奉命去江西“剿共”。“九・一八”事變後，十九路軍全體官兵3萬餘人在贛州體育場莊嚴宣誓，從此不反共，槍口一致對外。民國20年（1931年）冬，部隊調成京滬線，戴戟任淞滬警備司令。

民國21年（1932年）1月，日軍陰謀侵佔上海。戴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號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我輩只有盡軍人守土御海的天職，與奴一決死戰”。並寫下遺書準備與上海共存亡。1月28日夜，日軍突然襲擊上海閘北地區。中國駐軍奮起反擊。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連夜步行趕到真如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命令後方部隊火速向上海集結參戰。閘北地區的戰鬥一直延續到29日下午，中國軍隊將日軍全部驅出了閘北地區。此後，日軍雖不斷增兵，仍展遭敗績，主帥連連易人。然而國民黨軍政部再三電令中國軍隊撤退；其兵力、彈藥損耗也一概得不到補充。十九路軍苦戰月餘，終於在彈盡援絕，腹背受敵的困境中揮淚撤離了上海。

十九路軍撤出上海後，即被強令調往福建“剿共”。戴戟留任淞滬警備司令。陳銘樞、蔣光鼎、蔡廷鍇因日益不滿蔣介石的賣國反共政策，開始進行聯共反蔣抗日的活動，並於民國24年11月下旬在福州宣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南京政府相對峙。史稱“福建事變”。戴戟於是年夏末辭職，去福州參加“閩變”，擔任人民政府委員兼興泉省省長。新政權僅存在53天就被蔣介石派重兵絞殺。

戴戟流亡香港，不久又冒險返回上海。同年，蔣介石為拉攏戴，委其安徽省政府委員。戴戟為生活計，接受了這一虛職，仍長期閒居上海。

民國26年（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戴戟到南京請綬，希望披堅執鋭，以赴國難。卻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高參。次年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電邀戴戟出任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到任後，從整頓縣政，澄清吏‘治人手，團結開明士紳，提高民眾抗戰信心。他對新四軍友善相處，與葉挺軍長常有書信往返。在周松圃、餘華等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的協助下，成立了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皖南辦事處，戴兼主任。辦事處組織8個特種工作團，成員多為熱血進步青年。在他們的宣傳、組織下，大量建立了“青抗會”、“農抗會”等民眾抗日團體。一時間，皖南出現一派抗日救亡的蓬勃局面。

民國28年（1939年）10月，省政府主席廖磊病死，戴戟與繼任李品仙不合，託故於翌年4月辭職。

日軍投降後，戴戟不滿於國民黨當局腐敗，更不願參加新的內戰，於當年底辭去東南補給區司令職務，不久申請退役。

民國37年（1948年），戴戟在上海蔘加陳銘樞等人領導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秘密從事反蔣活動。翌年春，由戴牽線接頭，協助中共對國民黨陳瑞珂、廖運澤兩部隊進行策反工作。使廖部官兵在淮海戰役中起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戟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副省長等職務。“文化大革命”中，戴戟受到衝擊和迫害。當“造反派”威逼他評陷別人為特務時，遭到他嚴辭拒絕。

1973年2月21日，戴戟因患癌症辭世，享年78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