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震

孫震原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祖上遊幕入川，遂入籍成都。父親孫芷卿，棄儒習幕，成為四川西南的名幕友。孫震生於四川華陽，1892年2月5日生。因他出生的日期是農曆正月初七,習俗以此為新正之日，孫芷卿格外高興，為期望兒子長大成為德才兼備的人，特取“德懋懋功”之意,予命名為定，字德操。孫芷卿對於兒子的教育非常重視。遊幕工作時有變換，其每到一新地，當務之急就是為兒子尋求好塾師。因此，孫震在幼年時就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礎。同時，父親工作的轉移雖給家人帶來路途之苦，對於幼小的他,卻能擴大接觸面，增加知識，以致他與同齡兒童相比，常顯得聰明許多。至於父親的嚴正不阿，就更培養了他的堅強意志與獨特性格。 ^{[3]  [15]} 

孫震十二歲時，命運即來一個轉變，父親因病逝世，遺產無多，母親申氏帶着他和姐姐，僅夠過着清苦的歲月。十三歲，他以孫懋一名，考進了新開辦的可免費入學的成都學堂。可是第二年這學堂正式定名為“成都縣中學校”後，必須繳費才能入學。為此，母親特向火柴廠領取火柴盒來糊，謀取微薄工資，來供兒子學費。誰知姐姐又染病死亡。母親連遭悲慟，身體己漸不支，但為了兒子的學業，仍強撐病體，漏夜加工。望着母親一天天衰弱的身體，孫震既心酸又憤怒，因此棄文從軍。在十五歲時考入了四川陸軍小學。

1910年夏，孫震在陸小畢業。是年冬，進入西安陸軍第二中學。這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會員于右任、井勿幕等在地下領導，因此，西安陸中的革命氣氛較陸小尤為濃厚，學生中有不少同盟會會員，孫震也參加了校內的同盟會。

1911年7月15日，成都爆發“保路運動”，它與“武昌起義”如兩聲驚雷，使西安燥悶的空氣立刻產生感應。9月1日，在新軍軍營、陸軍小學、陸軍中學同時爆發起義。孫震匆匆寫了一個短信寄與母親，略言：“兒平安，今後望吾母多加保重。”暗示訣別，立即投入戰鬥行列。

為了促成四川反正，他與旅陝的四川同鄉組成援川隊伍“四川革命軍”，隨王人文武裝返川。中途得到消息，成渝兩地早已先後宣佈獨立，無須再去策反。同人們各謀去路，王人文去上海。孫震聽説張瀾新任川北宣慰使，在順慶建立陸軍“模範營”，便到“模範營”擔任區隊長。1912年，孫震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兵科。 ^[4] 

次年，袁世凱毀法，他和同學們趁暑假時離開學校，參加“二次革命”。他們冒險繞道赴上海、南京，繼到江西湖口，都遇當地革命失敗，無法效力。同學們好多都心灰意冷，主張迴轉學校，以便保留學籍。他則以為個人學籍事小，國家安危事大，因聽説熊克武、楊滄白在重慶舉義，主張返川投熊、楊。當時由鄂到川船隻已被袁世凱勢力控制下的湖北當局封鎖，他們不計危難，用重金僱到一隻小紅船(又名救生船)偷渡到渝。哪知熊、楊又失敗，他只好將同學們就地解散，各自回家。因未返校，遂被袁世凱以“熊、楊餘孽”罪通輯。為了避禍，孫閉門謝客長達兩年。

1914年，他母親因病去逝後，因為較長時間賦閒，無力棺殮老母。在萬分悲慟中，幸好中學時代好友任滄鵬慨然以自己母親的“壽方”(預製的棺材)相贈，才得將母親安葬入土。孫震感激入骨，以後他將任視同親手足。

1915年，孫震受同學好友謝松的邀請，用“孫震”名到四川陸軍第二師劉存厚部下謝松連擔任排長。當時的營長即田頌堯，以後二十年中，孫與田一直共事。

袁世凱稱帝，蔡鍔建護國軍自黔入川，約川軍共同討袁。劉存厚響應，建立護國川軍。欲以瀘州、納溪、江安為護國軍作戰基地，特命田頌堯營為先頭部隊進攻納溪。因諜報袁的大軍將到，只有速戰才能取勝，田頌堯決定招募敢死隊，用雲梯登城攻下納溪。孫震立刻應募，自願當四十名敢死隊的隊長。在敢死隊的帶領下，田頌堯營一舉攻下了納溪。討袁之戰結束後，孫震升任第二師騎兵團團附。1917年升任為騎兵旅第一團團長。1918年，滇川兩軍發生戰鬥，儘管他對內戰不休非常不滿，但他本着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和愛鄉、希望統一的心情，想用戰爭結束戰爭，還是以劉存厚的進退而進退。1920年熊克武為呂超所逼，退至川陝邊境，向先前退入陝西的劉存厚求援。劉即在漢中組織靖川軍，準備藉援熊之便攻回四川。當時孫震已晉升為第一縱隊少將司令，劉即以他為前鋒向呂超進攻。 ^[5] 

孫震率領不足四個營的步兵由漢中經陽平關趨廣元。廣元有七盤關、朝天關天險，坡陡路隘，懸巖絕壁。呂超以第十師彭遠耀部協同退入川中的山西民兵總司令盧佔魁所部，共約一萬餘兵力扼守廣元。孫勘查地形後，迅速作出決策：以一連步兵，配合陝西寧羌、沔縣兩地民團，共約二千餘人，向七盤關正面佯攻，吸引敵人注意力；自己率餘部秘密繞道，沿嘉陵江走山谷小路，出其不意，攻破彭遠耀側翼陣地。敵人倉惶由明月峽向廣元小路潰退。孫下令緊追，迫使敵人投降後，他立委敵軍連長李文為營長，令其沿途收集散兵，及可召集的官兵，假稱退卻，闖入廣元城，智下廣元。入城後更用攻心術，謊稱靖川諸軍次第將到。彭、盧以為後路斷絕，放棄七盤關急向劍門關撤退，孫乘勢佔領昭化，繼續進攻劍門關，因為正面山勢險峻，仰攻艱難，遂出奇兵，冒險大迂迴右翼山間僻徑，攀藤附葛躍登絕壁，佔領劍門關側後方小劍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破彭遠耀的第二線盧佔魁軍，佔領劍門關及劍閣縣城。更不予敵軍喘息，速進軍連破柳泉、武連驛、大廟山、梓潼各地彭、盧兩部聯防線，直下川北重鎮綿陽。整個戰役為期僅二十天。全川震動，都稱讚孫震的英勇，他的名字遂傳遍遐邇。

滇軍返回雲南後，田頌堯師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一師，孫震任第四十一旅旅長。1924年，原第二十二師師長唐廷牧病故，田調任該師師長，孫震升為第二十一師師長。

1926年，北伐軍興，川中各軍分別致電廣州國民政府與在前方作戰的蔣介石，請求出師參戰。孫震和田頌堯率全體官兵集體參加國民黨。蔣介石委田頌堯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孫震為副軍長兼第一路司令，駐軍綿陽，旋改為兼第五師師長。 ^[6] 

1929年孫因患十二指腸潰瘍症劇烈，辭第五師師長之職赴上海就醫。1932年夏，田頌堯與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上海養病的孫震被田召回。孫返回部隊，力主用武力解決問題，並擔任西路聯軍總指揮。是年秋，第二十九軍與第二十四軍在成都展開了激烈巷戰。在簸箕街的決戰中，孫震親臨前線指揮。兩軍攻守三、四晝夜之久，簸箕街成了瓦礫之場。因田軍彈藥缺乏，於12月初被劉文輝軍打敗。此時第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出面作調解姿態，實際則趁機與劉文輝分別改編第二十九軍。田軍屯殖司令部警備大隊長馬驥張反對改編，將在北門視察的鄧錫侯及第二十四、第二十八軍一部分高級人員扣留火神廟內。孫震乘機對鄧錫侯等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放棄改編田軍的主張，同時他做順手人情，將鄧等人放走。後經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協商，第二十九軍向新都撤退，僅留一個團在城內。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已進入四川，佔領通江。次年元月又佔領巴中。蔣介石急令駐川北的第二十九軍抵抗，委田頌堯為川陝邊區剿共督辦，田受命出兵，以孫震為前敵指揮，率王銘章、羅乃瓊師，在川陝邊區與紅軍作戰。雙方展開拉鋸戰，田軍曾一度竄入通江、南江、巴中，不久又被紅軍奪去。

蔣介石加派四川善後督辦劉湘為全川剿共總司令。10月，劉湘在成都就任後，以駐川各軍編為六路剿共軍，命田頌堯部擔任第二路總指揮率部由倉溪、閬中進攻通、南、巴，負責截阻紅軍前進。

1935年3月，紅軍突破閬中、南部間第二十九軍陣地，西渡嘉陵江。劉湘與蔣駐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聯合簽呈蔣介石，請予處分。旋接蔣手令將田頒堯撤職，“副軍長孫震輔助不力，着記大過一次”。劉即令田軍駐三台待命。繼因在梓潼、江油的第二十八軍，受紅軍主力進攻危急，同時紅軍大部又由江油陸續西進佔領北川，蔣急令駐三台的第二十九軍，謂：軍長田頌堯去職後，由副軍長孫震代理指揮全軍官兵，戴罪立功，迅速由三台向綿陽、安縣、北川前進，尾追徐向前主力，並迅派有力部隊到江油，增援二十八軍，以解江油之危。孫遵令派陳宗進、李煒如兩旅，急行軍赴江油，解了江油之危。他親率主力各師直趨綿陽、安縣、北川，並攻進了北川縣城。因此晉升為第二十九軍軍長。 ^[7] 

同年5月，駐川國民革命軍改為全國陸軍新編番號，第二十九軍改編為第四十一軍，孫震仍任軍長兼總指揮。同月，蔣介石來成都，電令孫來蓉報告軍情。在陝西街行轅內召見時，蔣除問軍情外，還問家庭情況，態度甚為親切。蔣問：“你是哪裏人?”孫原籍雖是浙江，卻只恭敬答：“軍長是成都人。”蔣介石似乎末聽清楚，又問一次，孫仍恭敬照樣回答。8月，蔣介石召集川、滇、黔、康各省與紅軍作戰軍官，及追擊紅軍入川的中央軍，在峨嵋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蔣介石自任團長，陳誠任教育長，孫震任第二營營長。軍訓結束，孫原有的六個師、五個路(旅)，被縮編為三個陸軍師，隨即受命入隴南與紅軍作戰。

1936年，國民黨政府授孫震為陸軍中將。“西安事變”時，孫受何應欽電令編為討逆軍第五預備軍司令，奉命進軍漢中。 ^[17] 

1937年7月上旬，國民黨中央政府在重慶市召開川康整軍會議。6日行開幕禮，7日起進行正式會議。誰知會議剛開始，擔任會議主席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即接急電：“本日華北日軍向蘆溝橋國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進犯。”全場譁然，莫不憤慨。孫震立即起立，向何應欽請求率部出川抗日，其他各軍將領繼之競相申請，會議匆匆結束。孫又電南京軍事委員會請纓。旋得蔣介石電令，將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五軍、第四十七軍編組成抗日第二十二集團軍，以鄧錫侯為集團軍總司令，孫震為副總司令，增援大同、晉北、晉東前線。並特別指定第四十一軍：“應於遵照川康整軍會議議案縮編後，首先開始，徒步行軍至西安集結，俟在西安換髮裝備，完成戰備後，待命開赴前線。” ^[8] 

孫震遵命立即在綿陽縮編部隊。8月底縮編完成。9月1日起即從綿陽開拔。臨行，孫除向部隊誓師給與鼓舞外，並向家人訣別，預立遺囑處理身後事。所屬軍官如王銘章等，也紛紛預立遺囑誓死報國。全軍士氣昂揚，高歌前進。

第四十一軍經兩次縮編後，全軍僅有三個師，每個師僅有兩個旅四個團。出發時四川天氣尚熱，官兵都着單衣草鞋；而且受命匆匆，一切戰備都付缺如。大家滿以為一到西安，所有問題即可解決。誰知先頭部隊王銘章部方抵西安，即得軍事委員會急電：“晉北忻口戰況甚急，四十一軍先頭部隊，應不待全軍集結及換髮裝備，即向山西開拔，受第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長官部指揮。”

山西高原這時已結冰，若遵命前往，不但劣等武器無力與敵人新式武器爭衡，即風霜嚴寒，戰士着單衣草鞋也無法抵禦。鄧錫侯與孫震立即派人飛往西安，要求迅予解決第四十一軍軍務，未得解決。鄧、孫又同飛西安與行營主任蔣鼎文面商，亦無結果。部隊卻得繼續前進，當第一二二師先頭部隊第三六四旅王志遠剛抵太原，又得第二戰區命令，以“娘子關戰況甚烈，飭三六四旅，不待全師集結，即轉運晉東，受黃副長官(紹竑)指揮”。並規定“後繼部隊，不必再運太原，即由榆次轉車，陸續至晉東參加作戰”。戰令頒發，急如星火，而作戰之必須配給，卻不予考慮，甚至連作戰地圖，也不發一張。孫震立請鄧錫侯同飛太原，向閻錫山面陳困難，要求迅速解決武器、棉衣、裝備、地圖等作戰要務。閻推説“戰區內無武器裝備補充”，只允許代為電呈中央，按其他集團軍例，在太原成立第二十二集團兵站分監部，負責戰地彈藥、棉衣及傷患的收容就治。鄧、孫只得遵命，一面進行兵站組織，一面令第一二二師速運晉東。

黃紹竑得知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增援，立即轉令正太鐵路，逕將先頭第三六四旅運至壽陽以東的陽泉下車，並令參謀持命令在車站等候，王志遠旅方一下車，即得“不必待師部到達，立即依照戰區參謀指示，徒步向正太鐵路南側，平定東方之東回鎮、西回村與友軍聯絡”的命令。 ^[9] 

王旅照參謀指示方向搜索前進，行至馬山村，驟遇敵軍密集槍炮的射擊。王旅倉促應戰，因無地圖，地形不明，未遇友軍，敵情不明，近距離被襲，頓時死傷遍地，又無擔架救護。幸第三六四旅官兵激於民族仇恨，都能奮不顧身，前赴後繼，血戰至晚，方衝出重圍。繼之王銘章率第三六六旅童澄部到達陽泉，又被黃紹竑立即推向前線。稍後續到的第一二四師税梯青部的三七二旅、第三七O旅，無不是到一團上一團，到一營上一營。就這樣，黃紹竑將二十二集團軍作先頭的第四十一軍，支解成若干無頭小股，令其盲目進入戰地，受敵人摧殘。待集團軍總部到達時，第四十一軍已被消耗大半。然而在韓信嶺一線，第二十二集團軍在展開游擊戰中，擊潰了敵人，收復了平遙城。

1937年12月，韓復榘違令撤退，徐州危急。第二十二集團軍奉軍委令，轉徐州碭山利國驛集結，受第五戰區李宗仁指揮，備用於魯南。12月上旬，蔣介石到開封召集師長以上的軍事會議，令第二十二集團軍由徐州推進至臨城、滕縣，並對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先頭王銘章，以無裝備之師，兼以赤足單衣，進入已結冰的山西高原英勇作戰，給予高度讚揚。次年1月，第二十二集團軍推進至臨縣、滕縣。在收復兩下店後，即將第一線部署滕縣前方的兩下店、界河、石牆一線。當時進犯滕縣的敵人，是日本第三軍團西尾壽造部下第十磯谷師團，擁有大量優良武器及士兵四、五萬人。

2月，鄧錫侯調任川康綏靖主任，孫震繼任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請求委派王銘章代理第四十一軍軍長。將軍部駐滕縣，指揮第一二二師、第一二四師作戰。當時援軍未集，徐州空虛。第五戰區司令部轉蔣介石電令：“四十一軍王銘章，務必死守滕縣三日，以待增援部隊鞏固徐州。”孫即轉令王：“直至第一線(第四十五軍部隊)不能支持時，亦務必令四十一軍兩師死守。”

3月14日拂曉，敵人以大炮、飛機、坦克及重兵向第一線猛攻。孫震在臨城得知敵人大舉進攻消息，立即乘火車到滕縣前線視察。隨即在北沙河召集附近部隊長官與幕僚長談話，指示作戰方略，並以“為了國家存亡，必須人人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與敵死拼，不負男兒七尺之軀”來相勉，士氣大振。 ^[10] 

日軍自15日起，陸續增兵萬人以上，除包圍各據點外，更以主力逕迫滕城，被王銘章調來的三個營擊退。16日，敵軍續增兵滕縣城東北面，堅守城外各據點的守軍，被日寇隔離，各自為戰，犧性慘烈。這天夜晚，各部突圍加入滕縣城作戰，第一二七師師長陳離負傷。敵人更以大炮戰車掩護步兵進攻城垣，王銘章一面急電孫求援外，一面令命官兵守城死拼。

當時按中央軍委命令，接滕縣防務的湯恩伯軍團、王仲廉軍的一個團，於15日已到達臨城，16日又有部隊到達。孫震以滕城危急，命這個團及時前往支援。但該團堅持必須等軍團司令部到達始能北上。此時，第二十二集團軍在臨城的戰鬥隊，是僅由三個步兵連一個手槍連組成的第四十一軍直屬特務營。孫為了解滕城危急，只留一個手槍連擔任總司令部警衞，令營長劉止戎率三個步兵連星夜趕滕縣支援。拂曉，城東南角被轟蹋，敵步兵攀登缺口，守軍幾次將其擊退。午後3時，大部敵人衝入城內，王銘章率領餘下官兵與敵展開巷戰，身負數傷，以身殉城。同時陣亡的有第一二二師參謀長趙家賢、第一二四師參謀長鄒紹孟華等，部下官兵幾俱以死衞城，無一人投降。

台兒莊勝利後，4月，敵人再度猛烈反攻台兒莊，孫震奉命扼守城外國防工事線，繼接任運河台兒莊左翼利國驛河防，並進攻韓莊以策應友軍作戰。孫率部攻下韓莊，殲敵甚眾。同年9月，奉命以兩師兵力參加武漢會戰的信羅戰鬥。 ^[11] 

1939年5月，孫震被授予陸軍上將銜。這個月，他率部參加了隨棗會戰，擊敗進犯襄陽、棗陽、唐河鎮一帶的敵第三師團。8月，又將竄擾高城、唐縣鎮一帶之敵三師團擊敗。9、10兩月，孫集團以第四十一軍攻克隨縣城外擂鼓墩和滾山各重要據點；第四十五軍攻克浙河、馬坪間各交通點。

1940年6月，在襄河西岸作戰中，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收復襄陽；第一二三師收復宜城。

1941年5月，孫震率領集團軍參加鄂北的棗陽會戰中，日軍豐島兵團重兵進犯襄花公路，更以飛機助戰。雙方展開激烈戰鬥，幾度進退。孫集團軍終於收復棗陽，斃敵一千餘人。9月為策應第二次長沙會戰，在豫鄂聯區攻勢中，除派軍協助友軍外，同時在平林、馬坪、隨縣，擊退進攻之敵。10月，又攻克隨縣城外獨崇山、擂鼓墩、土城各陣地。

1942年後，孫震以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兩軍各一師，向雲夢、應城挺進，威脅敵後。1943年5月，為策應鄂西作戰，他以兩個挺進師，挺進大洪山以南，襲攻皂市、應城、孝感、京山、雲夢、安陸之敵，均多斬獲。1944年1月孫震再度策應江南作戰，以第一二二師挺進京鍾路攻擊鍾祥，襲佔長壽店；以第一二七師挺進京山之孫家橋、官橋鋪，斬獲甚多。8、9月，策應長衡作戰，再挺進鍾祥、京山，佔領洋梓市，突入京山城。

是年10月，孫震入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

1945年3月，敵以六個師團約十萬餘人，附以飛機百餘架及戰車、野炮，由軍團司令鷹森孝指揮，大舉進攻鄂西、鄂北，威協四川重慶。孫震分調各部固守襄樊與老河口，並佈防於谷城及襄河西岸、李官橋之丹江西岸等地，拒敵西進。血戰月餘，迭殲進犯之敵，獲得嘉獎。

8月14日，日寇報降，抗戰勝利。

9月10日，以劉峙為受降主官，孫震為受降副主官，在渭河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第一一五師團長杉浦英吉的投降。 ^[12] 

抗戰八年中，孫震從未離開前線。蔣介石於1937年3月，給他一封親筆信，稱他“抗日以來，建勳最多，辛勞最甚”。 ^[16] 

1946年，孫震被任命為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第五綏靖區司令。1947年，調陸軍總司令部鄭州指揮部主任。是年冬，“國民大會”競選，他由成都市選出為“國大代表“。

1948年，孫震調任徐州“剿共”總部副總司令，繼調華中“剿共”總部副總令兼川鄂邊區綏靖主任，駐宜昌。淮海戰役中，第四十一軍和四十七軍由孫元良率領參加會戰，被解放軍殲滅。是年12月，他調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駐萬縣。重慶綏署旋改為西南軍政長官署，孫任副長官。這時，他指揮第四兵團羅廣文部及整編中的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防守大巴山一線。人民解放軍向四川進軍時，孫震部潰敗。

1949年12月，孫震與楊森連袂飛台。到台灣後，他初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52年退役後，任“國策顧問”，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委員”等閒職，並連任過兩屆“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

他很少在社會上露面，生活相當儉樸。他從不穿時髦洋裝，也不着華貴服飾，常戴一頂格子呢的遮陽帽；沒有私人汽車，出街常搭乘公共汽車；住的是台北長春路的一棟平房；家中陳設也相當古老，不但沒有地毯、新式沙發等傢俱，連降温器也是一部舊電扇。

孫震不吸煙，不喝灑，閒時同親友中小字輩打打麻將或散散步，那就是他的娛樂。

他從沒説過想回故鄉看一看的話，但當和子孫團聚，卻總要談成都的掌故，及青城山、峨嵋山的風光。他對峨嵋山各處的楹聯，還記得那樣清楚。 ^[13] 

他晚年從事寫作，常以“夢僧”為別名，所著《八十年國事川事見聞錄》1979年1月出版，在台灣已列為四川文獻研究社藏書。《林園隨筆》1983年11月出版，列為川康渝文物館叢書。 ^[18] 

1985年9月9日，孫震因病在台病故，年九十三歲。 ^[14] 

孫震愛護人才，輕財善用，熱心教育事業，創辦了樹德中學。

20世紀20年代，孫震創辦樹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小學，招收無力入學的孩童，教學所需費用完全由其一人承擔。1932年，為滿足樹德第一屆小學畢業生升學需要，孫震創辦樹德初級中學，仍然實行完全義務教育。設立豐厚獎學金，支持優秀學生繼續深造。

抗戰期間他在樊城水星台亦辦了一所小學以教養戰地兒童。1937年，孫震為進一步實現他興辦教育，為社會多育人才的鳳願，遂將其成都近郊的良田四百多畝及現金數萬元（此款存入聚興誠銀行，結果因法幣不斷敗值而化為烏有）作為基金設立樹德高中，使樹德成為一所完全中學，是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優秀私立學校，現今發展成為全國一流高中。其後又以銀元四十萬元作為樹德中學基金，投資嘉樂紙廠，年收股息作樹德中學經常費。又先後購置成都暑襪街三聖祠等處街房數十間，充實學校基金。

孫震用人惟才，選聘了由四川高等學堂畢業，富有辦學和教學經驗，清廉方正，品學兼優的吳照華先生任校長，界以全權，始終信任。孫震雖是學校董事會的董事長，但對吳校長在辦學方面的人事、財務、行政一切措施，絕不加幹予，使吳校長得以專心一意辦好學校為社會培育人材發揮其才智。所以樹德中學自興辦之後，吳校長亦不負孫氏重託，盡心竭力以赴，敦聘良師講學，使教學質量高，聲譽日著。為了對品學兼優的學生給予獎金以資鼓勵並籍以激發後進，孫震特在校中設立“申太夫人獎學金”。此外，對寒素學生則在生活學習上，視其具體情況給予助學金，使其能安心學習。1945年，抗戰勝利後，孫震曾與魏時珍、王宏時、吳照華、任滄鵬等協商，擬在辦樹德中學基礎上，開辦一所樹德文理學院，後因國內局勢動盪，這一計劃未能夠實現。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