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薩帝國

可薩人屬於西突厥民族，可能是由在阿提拉死後潰散的匈人與西遷至歐洲的一支回紇人saragur組成，也包括當地人（包括斯拉夫人）。他們公元二世紀已出現於南俄與裏海以北，與回紇中的葛薩部有關，之所以與回紇有關是因為北魏曾大破高車，逼迫他們西遷，沒走的成為回紇中的葛薩部。

可薩人族源多，在公元5世紀東羅馬帝國的拜佔廷歷史文獻中，經常提到一個名叫阿卡齊爾的民族，在484年首次提及，是作為阿提拉的盟友，而且還認為這是一些居住在黑海以北、亞速海附近的部落。在466年之後的史料中，就不再提及這些民族了，因為在這一年，他們為遠征波斯而途經通向高加索的大道的時候，受到了saraghur的攻擊。這部落是可薩人其中一族源，有人説他們的名是白色奄蔡的意思，敕勒中的葛薩是他們的最直接族源。可薩人信猶太教後，把他們的族源追溯至挪亞的兒子雅弗。

他們從屬於阿史那家族，但是隻是與西突厥有稀疏的關係，他們在公元七世紀下半葉，在北高加索草原伏爾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強大的可薩汗國也叫哈扎爾汗國，成為絲綢之路北道上的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中轉站，版圖東至花剌子模，西至多瑙河，達吉斯坦是核心，與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政治和經濟上保持密切的關係。他們的可汗名號是答剌罕。可薩在德文有異教徒，希臘文有匈人騎兵，在俄文與希伯來文有牧羊人，在阿拉伯語有小眼睛的意思，在阿美尼亞與格魯吉亞有北方的意思，古代波斯史説可薩人好劫掠與長途奔襲，長矛是主要武器，亞洲人後來把從事可薩人活動也稱為可薩人，在1480年代，格魯吉亞還有自稱可薩人的突厥語遊牧民，哥薩克與哈薩克也源於此字。

可薩人是歐洲突厥人中最文明的，可薩國家最初似乎是以捷列克草原地區為中心。他們曾有三個首都：第一座首都巴倫加爾，在捷列克河南部支流蘇拉克河河源處。阿拉伯人在722至723年摧毀它。第二座是薩曼達爾，又名沙裏格沙爾（即突厥語黃城）、沙利格·欣（即沙克新）或伊提爾，在馬哈奇卡拉附近，阿拉伯人稱呼為拜達（意為白城）；巴倫加爾被摧毀後可薩人遷都於此；伊提爾只是可薩可汗們的冬駐地，在夏季，他們像其祖先匈人一樣在草原上來回漫遊，很可能是在庫班方向。第三座是阿的爾，又名沙克爾，它可能位於頓河入海處，或者更有可能是在頓河大拐彎處的阿斯特拉罕以北；833年，由於希望有一個不十分暴露給那些漫遊部落的司令部，他們請求拜占庭皇帝狄奧菲勒斯派工程人員幫助他們建造一座設防的都城，即沙克爾。伊提爾和沙克爾成為重要的貿易點，拜占庭、阿拉伯和猶太商人們成羣結隊地到伊提爾和沙克爾收購從北方來的毛皮。

可薩人在克里米亞對面、塔曼半島的原法納戈里亞的廢墟上又建起了馬他喀貿易據點。

可薩汗國亡國後，他們的故地被欽察人接手。

根據拜占庭帝國的記載，哈扎爾人就是突厥的遠方同族。他們還與高加索山民、阿蘭人、匈人等族羣混血融合，是一個有着複雜基因庫的羣體。公元2世紀，他們第一次以亞美尼亞人的形象，出現於歷史記載中。恰逢匈人帝國肆虐亞歐大陸，哈扎爾便選擇躲在高加索山脈韜光養晦，避開了時代洗牌所形成的大洪水。

公元6-7世紀，庫思老一世等薩珊波斯君主開始加固傑兒賓特長城，就是為了防禦經常南下的哈扎爾牧民。依靠西突厥帝國的興衰起伏，一些部落從原來的聯盟中分離，和哈扎爾人一起生活，並將他們徹底突厥化。此後，哈扎爾人就自認為突厥，並將周邊的保加爾、阿瓦爾等部族視為兄弟之邦。可汗札比爾在626年與希拉剋略在梯弗里斯會面，派將軍布里設灰狼出兵號稱4萬給拜占庭皇帝進行反波斯戰爭。希拉剋略也用這支有生力量，將薩珊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夷為平地。隨後，他們又趁着保加爾部落間的內亂，迫使對手臣服於自己。部分保加爾人被驅逐到巴爾幹地區，成為後世保加利亞的文化先祖。

拜占庭人與可薩人一度有着親密的關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間（695－705年）逃到可薩人中避難，與可汗的一位姊妹結婚，她就是後來的塞俄多拉皇后。到君士坦丁五世時，他於732年娶可薩可汗的女兒為妻，她成為伊拉尼皇后。他們的兒子利奧四世皇帝，以其渾名可薩人利奧（775－780年在位）而為人所知。這種聯姻方式在拜占庭反對阿拉伯人的戰爭中是很有用的，當拜占庭軍隊在小亞細亞對阿拉伯人發動進攻時，可薩人在外高加索從後方攻他們（例如在764年的戰爭中）。

公元750年，哈扎爾人已經陸續降服了烏克蘭平原和高加索山地的不同居民。包括有民族大遷徙中遺留的哥特人、躲在高加索山中的匈人小國、作為斯基泰後裔的奧塞梯人和依舊實力不俗的阿蘭人。除此之外，還有像馬扎爾、保加爾、佩切涅格等早期突厥化牧民，以及更北方的斯拉夫先民。其版圖西起多瑙河口、東至裏海東北，包括黑海北岸、第聶伯河、頓河及伏爾加河中下游之地。在《舊唐書-西戎傳》和杜佑的《通典》裏都有提到其地理位置。

在行政上，哈扎爾汗國類似於其他的遊牧部落，同時存在有多個首都。汗王會在不同時間段，分別呆在不同的首都裏避暑或者避寒。波斯和唐朝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哈扎爾汗國佔據的優良貿易線路。從君士坦丁堡到長安的北線商路就要經過哈扎爾都城。特別是在拜占庭與東方世界的戰火頻繁之際，這裏成為了絲綢之路上最安全的貿易線路。伏爾加河連接黑海和波羅的海，讓北方商團直抵君士坦丁堡。裏海又可以把商船引向波斯乃至兩河流域的巴格達。向東經由陸路和卡馬河，還能將伏爾加河、烏拉爾河、西伯利亞以及花剌子模都納入商業系統。帝國也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同以上地區的人羣打着交道。

經濟上的強大和富足，也開始影響到哈扎爾人的國家文化建設。按照文獻中的某一種説法，在公元8世紀中葉，鑑於哈扎爾騎兵多次擾邊，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國同時派出了聖人前往當地傳教。雙方都希望這個北方帝國能加入到自己的陣營中來。布蘭可汗就直接向辯論完的雙方提問：“如果讓你選擇猶太教或對手的派系，你會信仰是什麼？”

分別代表伊斯蘭與基督教的使團，都不假思索地回答猶太教。於是，哈扎爾帝國宣佈以猶太教為自己的國教，並將雙方的使者都打發回國。這個選擇也是因為哈扎爾位於兩大勢力之間 ，有自己的地緣和貿易平衡需要。只有同時不討好任何一方，才能既維持貿易又並避免被雙方同化。同時，可汗也知道吸引猶太商人，以便特別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加之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都無法否認《聖經》舊約，便容易與兩者同時打交道。哈扎爾人也就此創造了在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以猶太教帝國。

憑藉着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臣服勢力的變多，哈扎爾人勢必與周邊列強展開激烈碰撞。但相比垂垂老矣的拜占庭和波斯，新生的阿拉伯人更具有攻擊性。因此，哈扎爾帝國的早期交戰對象，就是這些來自南方的聖戰者。

公元646年，阿拉伯人首先在亞美尼亞擊敗了一支阿蘭-哈扎爾-拜占庭聯軍。之後，他們又在公元653年圍攻汗國的都城巴蘭傑爾。戰鬥中，兩軍都使用了投石弩機對射。最後是哈扎爾人成功地擊殺了阿拉伯指揮官，並將對手逼回了高加索山以南的大本營。隨着阿拉伯貴族間的內鬥開始，北方的汗國也獲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在伍麥葉王朝平定內亂後，兩強間又開始了一系列惡鬥。由於哈扎爾對高加索山區的阿蘭和匈人小國大肆徵收沉重賦税，引發他們倒向阿拉伯勢力，並將對方引過高加索山劫掠。在公元713年，哈扎爾軍隊報復性地突破了傑爾賓特長城，但是最終被呼羅珊總督馬利克阻擊。在修繕好邊牆後，馬利克再度帶兵深入汗國境內，卻在薩馬德爾地區被哈扎爾人攔截。哈扎爾可汗提議雙方進行大量的戰前比武，並趁機招募到數量龐大的援軍。最後迫使呼羅珊總督率部連夜逃走，拋棄龐大的輜重，並將營地內的老弱病殘都留給哈扎爾人屠殺。

但憑藉着更出色的軍事技能，伍麥葉王朝還是在之後的戰鬥中居於上風。比如在攻陷哈扎爾汗廷巴蘭傑爾的戰役中，他們以步兵的大盾牌擋住箭雨，突破車營間的鏈接空隙。最後，對哈扎爾人大開殺戒，最後幾乎將其王室成員都一網打盡。只是嚴寒的氣候限制了阿拉伯人北進，迫使取勝的呼羅珊總督見好就收，帶着大量戰利品返回南方。

十幾年後，哈扎爾軍隊也再次踏上熟悉的遠征路線，開始對阿拉伯人進行復仇。他們洗劫了位於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地的穆斯林聚居區，驅逐了當地的阿拉伯駐軍。但在最後關頭的穆甘草原之戰中，伍麥葉軍隊還是在決定性地戰勝了哈扎爾人。到了公元735年，瑪萬二世甚至和亞美尼亞附庸一起兵分兩路北伐。阿拉伯人連夜架浮橋越過伏爾加河，突然出現於哈扎爾汗廷附近。結果，又是哈扎爾人遭遇大敗，有7000人戰死，包括可汗在內的10000多人被俘。好在瑪萬二世很快被東方的阿巴斯家族推翻，哈扎爾人才趁機南下，將阿塞拜疆和東格魯吉亞又重新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總體來看，雙方都是守強於攻，主動深入敵境的戰鬥都以失敗或後勤不濟的方式告終。新崛起的阿巴斯王朝則選擇同哈扎爾汗國維持友好的聯盟關係。但汗國始終成為牽制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力量，不僅保護了拜占庭帝國的北翼，也拱衞着當時還非常弱小的斯拉夫部落。

西面拜占庭也和哈扎爾也有着尖鋭矛盾。後者主要通過挖牆腳的方式，撼動拜占庭帝國在高加索與克里米亞半島的有效統治。比如支持阿布哈茲國王列昂二世，從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下獨立。

作為反制措施，拜占庭就支持那些依然留在克里米亞的哥特人發動了反抗哈扎爾宗主國起義。雖然這一叛亂迅速被哈扎爾人鎮壓，但拜占庭方面的野心也已暴露無遺。最終，利用馬扎爾人和哈扎爾打內戰的時機，拜占庭攻佔了這個哥特遺民的自留地。但直到汗國滅亡，他們都沒有向北再邁進一步。

公元10世紀初，哈扎爾人還對拜占庭在黑海東部的領土保持着戰略壓制態勢。拜占庭人非常善於利用金錢進行遠交近攻。他們聯絡了對哈扎爾霸權不滿的馬扎爾人、佩切涅格人和保加爾人，對哈扎爾實行半圓形的包圍圈。但經過一番馬不停蹄地交戰，可汗本傑明在5個不同的方向上擊敗了所有對手，令拜占庭人大為震驚。於是拜占庭人又祭出了慣用的外交手腕，教唆原本忠誠的阿蘭人也發動叛變。但主場作戰的哈扎爾人又迅速攻陷了他們的山地要塞，併成功地俘獲了阿蘭國王，順勢通過和親將阿蘭人重新籠絡到哈扎爾麾下。

但佩切涅格人的活動使得可薩汗國的疆域縮小。從鹹海草原來的烏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們稱奧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區和烏拉爾河地區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趕向西方。大約在850至860年間，佩切涅格人穿過屬於可薩帝國的領地，把可薩屬民馬扎爾人從亞速海北岸趕走，馬扎爾人退到第聶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間的阿特爾庫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間，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馬格爾人，把他們從新住地趕走，他們最終在該地區內定居下來，因此，佩切涅格人佔據了位於頓河河口和摩爾達維亞之間的俄羅斯草原。可薩人只保留了頓河下游、伏爾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脈之間的地區。

總體來看，哈扎爾限制了拜占庭帝國向東北歐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在這一時期，更北方的羅斯人開始進入君士坦丁堡的視野。本地斯拉夫人為了自保，請來維京首領擔任自己的君主，並釀成了後來摧毀哈扎爾聯盟的最重要因素。

早在維京人登陸波羅的海東岸時，就向當地居民開始徵税。隨後，哈扎爾和維京後裔也很快發生了矛盾。但面對哈扎爾人的重騎兵和騎射手，數量有限的維京步兵也根本不是對手。

但雙方很快都意識到做生意比互相殘殺更加有利可圖。於是維京人開始帶着手下的斯拉夫人侵略其他區域，並將戰俘通過哈扎爾的猶太商人賣到拜占庭和其他伊斯蘭帝國去。當然，以基輔為首的羅斯諸公國也就成為哈扎爾名義上的附庸，需要定期向可汗繳納貢品，並出兵為帝國到裏海等地作戰。作為回報，羅斯船隻南下黑海、裏海的冒險旅途，也是得到了哈扎爾可汗的默許。他們通過上交10%的戰利品，獲得在第聶伯河和伏爾加河沿岸港口進行補給和貿易的權力。汗國的組織形式，更是啓發了早期羅斯的政權構建。

只是隨着羅斯羣體的迅速壯大，哈扎爾人也逐漸意識到他們對於自身霸權的威脅。公元914年，多達5000人的羅斯艦隊完成劫掠，從裏海返回伏爾加河流域。但由於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在南方大肆搶劫，所以也波及到那些為帝國服役的穆斯林和亞美尼亞裔士兵家鄉。猶太商人也控訴他們嚴重破壞了哈扎爾和以上地區的貿易關係。結果，羅斯人遭到哈扎爾的穆斯林僱傭軍和保加爾盟友的夾擊，最終全軍覆沒。

與此同時，拜占庭和哈扎爾雙方也各開始了內部清洗，相互驅逐自己境內的基督徒或猶太人，導致了新的全面戰爭爆發。憑藉着龐大後勤優勢和就近調兵的便利，哈扎爾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驅逐了刻赤海峽的羅斯人。隨後又席捲了拜占庭在刻赤海峽和亞速海附近的所有城鎮、據點，防止雙方南北勾結。最後才迅速北上，對基輔發動了長達4個月的攻城和草原襲擾，迫使羅斯人重新臣服。

公元941年，哈扎爾人與羅斯艦隊聯合南下圍攻君士坦丁堡。在攻城失敗後，又在馬爾馬拉海和愛琴海地區遊蕩，最後遭到拜占庭海軍的希臘火焚燬。稍後，聯軍的陸上部隊也被拜占庭擊敗。羅斯大公伊戈爾已經取得與汗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並在943年與可汗聯兵出征南下，帶兵突破了阿拉伯帝國的傑兒賓特長城。

一直到950年左右，軍事和經濟實力日益增長的羅斯人再次與汗國翻臉。長期的接觸和影響，也讓羅斯人已經習慣了騎馬作戰，對於遊牧大軍不再有任何心理恐懼。更多步兵則可以坐沿着伏爾加河與第聶伯河南下，如同遊牧民一般機動，在破壞一番之後就迅速撤退。拜占庭人也抓住機會，重新向克里米亞半島部署軍隊。

猶太教帝國的毀滅

感到力不從心的約瑟夫可汗，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盟友。其中一封求援書信從伏爾加河流域傳到君士坦丁堡，再穿越整個地中海，來到了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哈里發宮廷。

時任哈里發外事秘書的猶太人伊本·沙普魯特，這才知道東方還有這麼一個猶太教強國。他迅速回信，從從西班牙傳到德意志，再通過基輔傳遞到可汗在伏爾加河口的首都阿蒂爾。兩個素未謀面的君臣互相通信，卻因地理阻隔而無法獲得實質性的共贏。到公元968年，哈扎爾帝國的都城伊蒂爾就被羅斯大軍攻破，可薩人只剩下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庫班河地區和達吉斯坦草原。沙普魯特再也就沒機會再收到遠方同胞的回信了。

利用羅斯人的戰果，拜占庭和阿拉伯紛紛出兵攻佔與他們接壤的哈扎爾地盤。可薩汗國迅速滅亡，隨即產生的草原權力真空，最終被佩切涅格人所填補。但還是有2個哈扎爾人的小國倖存了下來。第一個在刻赤海峽附近，直到1016年才被巴西爾二世的艦隊和羅斯人所聯合攻滅，塔曼半島和可薩人在克里米亞的最後屬地被奪取。第二個哈扎爾人小國則躲入高加索山脈的達吉斯坦地區，直到1220年才被蒙古西征軍所毀滅。

剩下的哈扎爾人作為僱傭軍和商人，散居在東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最後成為了東歐猶太人的重要來源。還有一部分人穿越絲路，進入北宋王朝的開封，成為了後世河南猶太教社羣的起源。13世紀的教廷大使柏朗嘉賓經過東歐和伏爾加河，還看到那裏還有繁盛的草原牧場和信奉猶太教的遊牧部族向金帳汗國納貢。當地的突厥語牧民也將黑海稱為哈扎爾海。在東歐草原上，各個遊牧強權很難徹底消失，他們往往會以改頭換面的形式融入其他的新霸權當中，為新的霸業貢獻自己的能量。

由於信仰問題，哈扎爾帝國的很多事情沒有被基督教和伊斯蘭世界所繫統記錄。他們僅僅作為外寇分散在凌亂的歷史記憶中，並遭到文明世界的口誅筆伐或嫉妒諷刺。只有少量可汗留下的希伯來文獻，才能幫助後人研究這段塵封的歷史。

可薩人起初信仰騰格里。隨着商業的興旺，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在可薩國內找到了落腳處。在851至863年年間，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聖西利爾到可薩人中，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西利爾傳記上記有他與猶太教教士在可汗宴會上的論戰。在利奧六世統治期間，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個主教區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為了在可薩境內傳播新約。以大批阿拉伯居民為代表的伊斯蘭教從690年起也有許多皈依者，從868年起，特別是在965年以後，伊斯蘭教成為該地區的一大宗教。猶太教更受歡迎。767年，伊沙克·聖格里開始在可薩人中任牧師。馬蘇第宣稱，在哈侖·阿爾·拉施德哈里發朝的統治下（786-809年），可薩可汗和貴族都擁護猶太教。拜占庭皇帝羅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發起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難民進入可薩境內。

據説一位使用聖經中約瑟之名的可汗於948年寫信給猶太教士希斯達伊，描述了可薩境內猶太教盛行的狀況，但是，馬迦特懷疑這封著名信件的真實性，該信的時間似乎不會早於11世紀。據伊本·法德罕的記載（Risala），薩曼塔爾（在達吉斯坦內）的可汗、總督、王公和其他高級官員們都信奉猶太教。為報復伊斯蘭境內對猶太教教堂的破壞，一位可薩可汗曾拆除了一座伊斯蘭教寺院的塔尖。然而，在可薩人民中間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過了猶太教徒。據説大約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蘭教，而在1016年，塔曼半島的可汗是一位名叫“喬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

可薩人信奉猶太教的史實散見於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學家和猶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獻是阿基坦的朱斯馬（Druthmar of Aquitaine）對馬太福音的註釋，寫作時間約為843—864年之間。文獻提到，“據我所知，普天之下的各個民族裏，都有基督徒生活於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稱為Gazari的匈人中也是如此。亞歷山大大帝曾經稱許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這一部族已經行了割禮，遵從猶太教的一切信條。但是，源於這個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裏阿爾人（Bulgars）已經接受了洗禮。”10此後，阿拉伯地理學家如Ibn al-Faqīh，Ibn Rusta等都提到可薩人成為猶太教徒。但最重要的史料包括以下三份：

⑴Vita Constantini 由可薩可汗發給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的信，寫於880年左右，記敍了發生於可薩汗廷的一場神學爭論。舉行這次論爭的原因是“猶太人想説服我們接受他們的信仰和習慣，薩拉森人（阿拉伯人）以和平和眾多的禮物引誘我們成為伊斯蘭教的信徒。因此，可汗寫信給拜占庭皇帝，出於我們以往的友情，希望皇帝派遣一名博學之人來汗廷解釋基督教教義，倘若這位拜占庭使者能夠擊敗猶太人和薩拉森人，我們將皈依您的信仰。”最後，經過一番爭論，猶太拉比獲勝，可薩及其部族從此成為猶太教徒。

⑵劍橋文獻（Cambridge Document），是住在可薩汗國的一位佚名猶太人寫給西班牙的猶太名臣沙普魯特的信。在信中，猶太人被説成在某個年代經過亞美尼亞到達可薩居住區，他們和當地的可薩人融合，但基本上保持着祖先的信仰，後來，有位身居高位的猶太軍事領袖在虔誠的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開始力圖恢復傳統的信仰。這一做法激怒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為此，這位軍事領袖召集三方人士進行宗教辯論，以解決紛爭。後來，可薩人求教於保存在山洞中的猶太經典，信仰猶太教的可薩人全部回到以色列，此後，猶太人開始從伊朗，伊拉克和拜占庭移居到可薩汗國。

⑶可薩國王約瑟（Joseph）給沙普魯特的回信。13信中這樣寫道，當時，可薩的布蘭可汗是一位智慧和敬畏上帝的人，他趕走巫師和偶像崇拜者，後來，上帝使他做了兩個夢，使他明白上帝的啓示，於是他召集王子，奴隸和全體部落成員，皈依了猶太教。按照第2個夢的指引，他為耶和華建立了神廟，並在阿塞拜疆發動戰爭，以獲得建廟所需的費用。拜占庭皇帝和穆斯林哈里發聽到此事，分別送給他許多禮物，企圖改變它的信仰，於是，舉行了一場宗教辯論，猶太學者獲得勝利。此事發生在約瑟之前340年。

可薩人究竟在何時正式信奉猶太教，還不能夠確定，只知道大致在8世紀中葉。那麼，可薩人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皈依猶太教呢？湯普遜在《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寫道，“喀扎爾人（可薩人）採用猶太教作為他們的宗教這一特殊的事實，比一個韃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覺奇怪。但這是一項聰明的措施。因為喀扎里亞（khazaria）位於巴格達的伊斯蘭教哈立法國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間，他遭受雙方根據利害關係發出的巨大壓力，它就用這種妥協方法規避他們；同時，還有另一種利益，即吸引猶太商人到阿斯脱拉罕市場來，以便特別促進喀扎爾人的商業。”這段話可謂道破了可薩人信仰猶太教的天機。可薩汗國統治的中心地區是伏爾加河下游和頓河盆地。它的崛起，得力於他溝通東西交通的地理位置。而這條商路的重新開闢，實為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商業戰爭的結果。在750年前後，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紅海，波斯灣和橫跨大陸的亞洲商路，他們就從對拜占庭的貿易中榨取捐税，迫使希臘商人付出高價。所以，拜占庭帝國努力使經過中亞而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北方商路開放。後來，人們逐漸採用了另一條更北的北方商路。這條路線自印度和中國，沿阿姆河順流而下，到鹹海，繞裏海北岸，過烏拉爾河口的薩拉坎谷，達伏爾加河河口的伊鐵爾，從那裏上至薩來，於是，下行頓河到亞速夫海的羅斯托夫。這條路由三項優點：不受阿拉伯人的控制；能避免山區部落的搶劫；幾乎全部是水路。隨着越來越多的商隊來往於這條北方路線上，可薩首都伊鐵爾成為繁榮的國際商業城市，商業税收成為可薩汗國最重要的財政收入。

商業利益促使可薩可汗和拜占庭結成盟友。從610年至641年，可薩人協助拜占庭希拉剋略皇帝同波斯人作戰。從7世紀中葉開始，雙方又聯手抵擋波斯帝國的擴張，拜占庭的東北邊境依靠可薩汗國的存在免受了阿拉伯人的侵擾。但是，可薩汗國不僅是東西貿易的重要中轉地，又是南北貿易的要衝。北歐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統治下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貿易通過伏爾加河上的航線完成。19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已經在這條南北航線的附近發現了數以萬計的8至11世紀的阿拉伯錢幣。奴隸是這條商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伊鐵爾是當時重要的國際性奴隸市場,大量的斯拉夫奴隸經由這裏運往西亞和北非。據《世界地誌》記載，“伊鐵爾城分兩部分，居西者國君及其戰士，居東者伊斯蘭教徒及偶像教徒。”757年，阿拉伯人擊敗可薩軍隊，迫使達幹可汗（Tarkhān Khāqǎn）請求媾和，此後雙方在達格斯坦地區形成對峙局面，戰事平息，更多的伊斯蘭教商人開始活躍於伏爾加河流域。

總之，可薩汗國的統治和財富依賴於通向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的商路，這就決定了它同兩大強國的關係，一方面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互相沖突。從前引文獻的不同敍述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可薩人在正式信奉猶太教之前，曾舉行了一場神學辯論，由三方人士參加。可薩可汗的態度是聽憑他們辯論，勝者可以使可薩人皈依他的信仰。這種方式顯示出可汗力圖在兩大強國的壓力面前尋找平衡。除了這場有不同版本的半傳説性質的神學論爭外，真實的史料也反映出可薩可汗面臨的壓力。737年，倭馬亞王朝的將軍Marwān率軍侵入位於伏爾加河下游的可薩中心地區，俘虜了可薩可汗並強迫他接受了伊斯蘭教。按照Ibn Atamal-kufi的記載，“除可汗外，他的宮廷大臣及國人都成為穆斯林。”16當然，這次強迫的皈依並沒有獲得倭馬亞王朝統治者預期的效果。因為在750年，倭馬亞王室發生內亂，無暇顧及可薩可汗的信仰，可汗正是在這段時間成為猶太教徒。從拜占庭方面看，對可薩人的改宗也是有強烈的反映的。克里米亞一直是可薩和拜占庭勢力交錯影響的地區，780年，可薩可汗的孫子利奧（Leon）成為克里米亞的統治者，在可薩可汗的支持下，他極力肅清拜占庭的影響。大約在790年左右，克里米亞爆發了反對可薩的叛亂，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叛亂的幕後支持者是拜占庭，但無疑，它反映了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摩擦。此外，在775年左右，拜占庭的教會提出要在這一地區設立大規模的新教區。新教區包括克里米亞，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河下游。由Doros（克里米亞的哥特人地區）的主教領導，這一教區正是可薩汗國的勢力範圍，顯然，此舉意在加強可薩汗國內的拜占庭即基督教的影響。

可薩人成為猶太教徒，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8世紀中葉以後，可薩一直以猶太王國的名義統治着南俄草原，周邊的民族也將可薩等同於猶太人。伊本·法都蘭（Ibn Fadlān）寫道，922年可薩可汗聽説阿拉伯統治區的猶太教堂被毀，就破壞了伊鐵爾的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以示報復，並且表示，如果不是擔心阿拉伯人會迫害治下的猶太人，他肯定會對伊鐵爾的清真寺和穆斯林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這表明，可薩可汗是以保護猶太人為己任的。

可薩人在心理上也同猶太人認同。劍橋文獻（約作於949年）中敍述信奉猶太教的可薩人在他們的猶太領袖帶領下全體返回以色列，此後猶太人開始陸續遷移到可薩汗國。姑且不論這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但信的作者，一位可薩猶太教徒無疑是將自己認同為猶太人。正如Zuckerman所分析的那樣，“返回”一詞意味着要消除猶太人與信奉猶太教的可薩人之間的差別。19可薩人也吸收了猶太文化的內容。安納迪姆（An-Nadim）在987至988年討論突厥人及其相關民族的書寫方式時寫道，可薩人運用希伯來文。1206年，法拉丁·穆巴拉克沙（Fahrad-Dīn Mubāraksāh）也寫道，可薩人使用的字母是一種源於羅斯人的字母體系，羅斯人是他們的近鄰，屬於羅馬人的一種。可薩人使用這種字母並稱之為Rūm-Rūs。他們從右書寫，字母相連，一共只有22個字母。（希伯來字母就是22個）絕大多數寫這種字母的可薩人是猶太人。

由於可薩可汗，貴族，及所屬部落都皈依了猶太教，因此，有大量的猶太人遷來可薩汗國。馬素迪（Al-Masūdī）曾寫道,“可薩的國王在哈里發希倫（Hārun 786-809）時期成為猶太教徒。一些猶太人開始追隨他。這些猶太人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城市以及拜占庭。這是因為拜占庭的國王（Romanos Lekapenos 920-944）強迫國內的猶太人改變信仰，成為基督徒，對他們使用暴力……於是，許多猶太人從拜占庭逃到可薩汗國。”22猶太人口的增加和猶太教影響的擴大，在該地區也是有跡可尋的。985年，穆庫達希（Al-Muquddasi）寫道，“可薩人的統治地區位於裏海沿岸，幅員遼闊，是一片骯髒而悲慘的土地，只是有許多的羊羣，蜂蜜和猶太人。23不應忘記的是，965年，可薩汗國被羅斯軍隊擊敗，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如果穆庫達西所描述的是他所處時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即使在可薩汗國走向衰落後，境內仍有大量的猶太人或可薩猶太人。此外，基輔羅斯的古編年史記敍了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Vladimir I）在986年皈依東正教之前，信奉伊斯蘭教的伏爾加河不裏阿爾人，信奉猶太教的可薩人，信奉天主教的日爾曼人都曾力圖説服他接受自己的宗教。這也可以證明10世紀末可薩境內的猶太教徒為數不少。

7世紀初，裴矩撰寫《西域圖記》三卷，全書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絲綢之路“北道”上的盛況，“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網，諸處可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户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薩正是從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轉站。早在6世紀，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過這條路線，拜占庭帝國派往突厥可汗室點密處的使節扎瑪爾克就是經由這條路線返回拜占庭的。不過，那時，這條道路還沒有成為交通頻繁的商路。7至9世紀，在中國的隋唐時期，北道開始繁榮起來，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文書和文物所證實。

姜伯勤先生在考證了吐魯番隨葬衣物疏後指出，“以‘金錢’（拜占庭金幣）為虛構的隨葬物，只見於6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5世紀只稱黃金千兩或黃金千斤，而不稱‘金錢’若干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幣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紀後的一個多世紀才十分重要。”1973年至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庫班河上源，發掘了莫謝瓦亞·巴爾卡墓葬羣及其東的墓葬羣，出土了多種來源的絲絹。其中中國產品約佔23。9%和9.4%。還發現了漢文文書和以唐人騎馬圖為內容的絹畫，斷代為8-9世紀，反映處在這一時期高加索地區與中國有規模性的商品交流。

北道也出現於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稱為拉唐人的猶太商人，他們從海路或陸路到達中國，其中一條陸路路線是經過可薩汗國的，“從拜占庭腹地穿過斯拉夫人地區而達可薩人的首府，又渡裏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們從那裏通過河中地區（Transoxiana）繼續其旅程而達回鶻人（Tagaygay）從那裏至中國。“巴托爾德認為，胡爾達茲比赫利用了曾經旅行過這條路的塔蒙（Tamǐm b Bahr 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時間是760至800年之間，這也恰好是可薩可汗信奉了猶太教的時代。

唐代文獻中沒有關於中國和可薩直接交往的記載，只是提到了可薩的物產。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線，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北道上可薩人進入中國的蛛絲馬跡。

首先，從伊鐵爾出發過裏海到達巴里黑，這段路程經行的是花剌子模（Khwarazm）。

花剌子模地處裏海東岸，是薩珊波斯轄下的自治城邦。它同可薩汗國有密切交往，巴托爾德曾指出，“他們的主要活動是面向西方和西南方的，面向伏爾加河流域的，是當時這裏居住的不裏阿爾人和可薩人。”在940年左右,馬素迪（Al-Masūdi）報道説，來自花剌子模的穆斯林組成了國王的近衞軍，宰相庫雅（Ahmad b. Kūya）也出生於這支軍隊。當國王同反叛者作戰時，有7000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士兵伴隨國王。但是，他們不參加國王同穆斯林的戰爭。31在唐代史料中，花剌子模被稱為火尋。《新唐書·西域傳》 記載，“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戌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諸胡唯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751年）君稍施芬遣使獻黑鹽，寶應時（762年）復入朝。”根據蔡鴻生先生的分析統計，從天寶十年到十四年（751-755），火尋曾三次入貢。貢品包括紫麞皮，白玉，石蜜和黑鹽。32俄國學者托爾斯托夫考證，在751年前不久，花剌子模可能和可薩聯合起來，建立了阿弗裏帝國，其疆域自克里米亞，外亞速海而達花剌子模。託氏的説法根據考古發現而來。有枚751年左右的花剌子模錢幣上鐫刻有 “MR’MLK ’pr’-rxzm字樣，託氏譯為“應予祝福的可薩人的國王”。如果託氏的説法成立，那末，天寶十載遣使向中國朝貢的火尋國君稍施芬就是這位“應予祝福的可薩人的國王”。天寶年間三次入貢的可能是花剌子模同可薩的政治聯合體。

那麼，可薩人何以會在數年間頻頻向遙遠的唐朝入貢呢？原因正如蔡鴻生先生所分析的，是由於阿拉伯人的步步進逼。737年，在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拉鋸戰之後，阿拉伯人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佔領打爾班（Derbent），可薩人被迫向北退卻，定都伊鐵爾，開始向西擴張。此後二十年，可薩人積蓄力量，圖謀反攻。可薩入貢唐朝正值此時，可見入貢是為了尋求唐朝的支持，增加獲勝的把握。

其次，河中地區和回鶻人地區。河中地區也就是粟特（Sogdiana），這裏的粟特商人，即唐代史書中的九姓胡，是當時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商業勢力，同中國有密切的貿易往來。安史之亂（755-763）後，回鶻人因為助剿有功，大批進入中國中心地區，粟特商人同回鶻的關係也越加密切了。《新唐書·回鶻傳》記載，“始回鶻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殖產甚後。”九姓胡的商業活動遠達可薩汗國。哥爾頓（P.B.Golden）指出，在可薩汗國的克里米亞地區，有地方名為粟特城(Sugdaia,斯拉夫語Surazh),這裏是當時粟特商人的聚居點。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亂時，可薩人可能參加了由西域諸胡組成的柘羯軍，和回鶻軍一起進入中國的中心地區。戎昱《苦哉行》在描寫回鶻軍攻佔洛陽的情景時寫道，“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匈奴為先鋒，長鼻黃髮拳。”據張星琅先生分析，此長鼻黃髮拳者，顯為不同於回鶻的人種。回鶻同漢族和藏族，發黑直，鼻低小，眼不下凹。柘羯軍的主體是九姓胡，《冊府元龜》卷961記載康國人（撒馬爾罕）的相貌是“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直到元朝，劉祁在《北使記》中記載這一帶人的相貌時，説“其人種類甚眾，其鬚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唯見眼鼻。”可見，黃髮捲曲並不是九姓胡的典型特徵。張星琅先生認為，此長鼻黃髮最可能為居住在黑海和裏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猶太人為閃族，白膚，鼻高直，頭髮捲曲，為棕色或棕黃色，頗符合長鼻黃髮的體貌特徵。如果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柘羯軍中包括了遠在可薩汗國以北的斯拉夫人，那其中也有可能有居住在可薩境內的猶太人。 ^[1] 

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聯姻

732年，拜佔廷皇帝利奧三世主動提出與可薩汗國進行皇室聯姻。這一安排，既是對兩國在對波斯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的肯定，同時還有着迫切的現實考慮，即拜佔廷帝國急需與可薩汗國建立軍事聯盟，應對阿拉伯帝國的大舉入侵。除此之外，拜佔廷帝國更希望藉助聯姻將基督教傳播到可薩汗國，以遏制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的趨勢，防止兩國因為信仰差異變成敵國。不過，兩國雖然在732年實現聯姻，但卻未能奏效，可薩汗國最終在740年選擇猶太教作為國教，兩國的傳統邦交關係自此之後開始讓位於新興的信仰衝突。

732年確實是兩國外交關係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拜佔廷皇帝利奧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為自己的兒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選擇了可薩汗國的公主為妻。君士坦丁與可薩公主的後代，即後來的拜佔廷皇帝利奧四世(Leo IV，775-780年在位)，也因母親的民族成分而被稱為“可薩人利奧”。從這一稱謂來看，利奧三世與可薩汗國的聯姻在拜佔廷的歷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但是，從拜佔廷的傳統來看，這是一樁十分反常的聯姻。按照拜佔廷人的傳統，他們繼承了古羅馬的榮耀，擁有高貴的血統，拜佔廷皇帝及其男嗣絕不能和所謂的“蠻族”統治者締結連理。在君士坦丁與可薩公主的婚姻之前，只有一次例外，即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705-711年在位)與可薩可汗之姊的婚姻。不過，二者結合之時，查士丁尼二世已經是被廢黜的皇帝，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算違背了傳統。由此可見，利奧三世安排皇太子與可薩公主的聯姻，顯然違背了帝國傳統，其行為也因此遭到後世拜佔廷人的詰難。在對此舉的眾多責難中，最為典型和突出的要數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論帝國管理》(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他以十分嚴厲的語氣譴責了利奧三世與可薩汗國的聯姻決定，認為此舉“使羅馬帝國和他自身蒙受奇恥大辱……由於這不合禮法的褻瀆行徑，他(利奧三世)將一直遭受教會的譴責，並被永久地逐出教會”。而這樁婚姻的產物“可薩人利奧”也遭到後世拜佔廷史學家的蔑視，認為他“既非基督徒，亦非多神教徒，也不是猶太教徒，而是各種不虔誠信仰的混種”。

另一方面，這樁違背帝國傳統的聯姻的締造者利奧三世，在位期間卻表現出對帝國其他傳統的格外尊重。由他頒佈的《法律選編》，在行文中多次強調對羅馬傳統的重視。在治國實踐中，利奧三世也努力營造一種迴歸傳統的氛圍。比如，在利奧三世執政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裏，元老院已經幾乎消失在拜佔廷的文獻中；而在利奧三世統治期間，他將元老院重新帶回民眾視野，無論是在他的即位大典上，還是在其子君士坦丁的受洗儀式中，元老院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發揮了相應的作用。此外，利奧三世還特別注重在禮拜儀式中凸顯傳統因素。根據拜佔廷著名史家尼基弗魯斯(Nicephorus)的記載，利奧三世的登基儀式完全遵循傳統程序，“他從金門進入內城，接受列隊等待的民眾的歡迎；然後他抵達聖教堂，在那兒等待加冕典禮”。

既然利奧三世一向如此遵從帝國傳統，那麼他為何要在皇位繼承人的婚姻問題上公然挑戰傳統，主動為君士坦丁選擇一位外邦女子為妻呢？這樁備受矚目的聯姻，在拜佔廷和可薩汗國外交關係史上必有其極為特殊的影響和作用。考察這樁聯姻，對於瞭解8世紀初期外高加索地區的局勢，進而明瞭此後可薩汗國的歷史發展脈絡，至為關鍵。同時，8世紀中期，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這是猶太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樁聯姻則是拜佔廷帝國極力阻止此事發生的手段。通過對這樁聯姻的分析，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8世紀初期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為爭奪可薩信眾而進行的博弈。鑑於這兩點重要性，學術界廣泛注意到了這一皇室聯姻事件，但對其動機的探討卻存在不足。惠特託(Whittow)雖然分析了此次聯姻對拜佔廷宮廷服飾的影響、拜佔廷文化對可薩人的吸引力，但卻沒有對聯姻動機進行論述。在對聯姻原因有所涉及的學者中，奧斯特羅格爾斯基(Ostrogorsky)將其簡單歸因於軍事聯盟的締結。這一觀點被國內學者廣泛接受，但這種看法並不能解釋前文所述的此次聯姻的“特殊性”。鄧祿普(Dunlop)簡單提到聯姻與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之間存在聯繫，但其分析的角度僅侷限於宗教層面而忽視了其他因素，如外交傳統與軍事需要等。總體看來，關於732年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聯姻的動機，學術界仍然缺少較為全面、深入的分析。以筆者之見，皇室聯姻背後折射的是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之間敏感而搖搖欲墜的關係，利奧三世此舉實則有着諸多的利益考量。

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之間自從開始實質性接觸之後，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關係。732年的皇室聯姻，則可以鞏固兩國之間的傳統友誼。

可薩人是半遊牧民族，屬於西突厥的後裔，其統治者源自突厥的阿史那氏(中國唐代昭武九姓之一)，在6世紀由中國西部邊陲遷徙到烏克蘭平原。自552年起，可薩人開始建立鬆散的部落聯盟，實行原始的軍事民主制度。因為可薩人首領的威望來自其軍事成就，所以他們一直保持着擴張的態勢。559年，可薩人戰勝阿瓦爾人(Avars)，侵佔了後者的領土，自此在伏爾加草原立足。7世紀中期，可薩人在伏爾加河(Volga)下游和高加索北側山坡之間建立汗國，統治範圍延展至亞述海(Azov)海岸。

歷史上，可薩人曾臣服於中國皇帝，其政治理念也深受中國等級制度的影響。因而，可薩人對與中國相似的龐大帝國拜佔廷格外仰慕，深深折服於它的先進文明，也對拜佔廷皇帝充滿敬意。這種崇敬之心在史料中有所體現。比如可薩人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將軍澤別(Ziebel)，在見到拜佔廷皇帝希拉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時，“歡欣雀躍，親吻皇帝的脖子，向他行禮致敬”，“可薩士兵全體跪拜，伸直脖子，帶着敬意向皇帝行禮”，“軍官們則全部站到石頭上，以同樣的方式向皇帝行跪拜之禮”。可薩人對拜佔廷帝國的此等敬重，奠定了雙方一個多世紀友好外交關係的基礎。

通過對史料的考察，可以發現，拜佔廷與可薩汗國之間的友誼可追溯至公元626年。7世紀20年代，拜佔廷與波斯間爭奪領土和霸權的戰爭，步入了最後的決戰階段。波斯帝國一度控制了幾乎整個近東地區，而拜佔廷帝國則從622年開始進行有力反擊，逐漸奪回優勢。可薩汗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無法在這場戰爭中置身事外。可薩汗國既與拜佔廷帝國相鄰，又與波斯接壤，因此，在拜佔廷與波斯的爭霸戰中，可薩汗國成為影響戰局的重要因素。拜佔廷史學家塞奧法尼斯在其《編年史》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拜佔廷與可薩汗國的密切交往。據他記載，626年，拜佔廷皇帝希拉剋略深謀遠慮，“邀請可薩人成為他的盟友”。可薩人出於對拜佔廷帝國的敬重，開始在高加索和亞美尼亞地區與波斯人作戰，他們“攻破裏海邊的城門，大舉入侵波斯”，他們“四處遊蕩，到處俘虜波斯人，燒燬城鎮和村莊”，成為皇帝希拉剋略的有力盟友。可薩人珍惜與皇帝的友誼，從軍隊中“挑選了4萬名勇士，交給皇帝作為援軍……皇帝帶着這些勇士一起，向波斯皇帝胡斯洛(Chosroes II，590-628年在位)進軍”。

這些可薩勇士跟隨希拉剋略四處征戰，歷時一年有餘，他們的勇敢和仗義贏得了拜佔廷帝國的高度認可。塞奧法尼斯就曾稱讚可薩汗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希拉剋略的繼任者們也一直與可薩汗國保持着友好關係，可薩汗國也屢次在拜佔廷需要幫助的時候予以軍事援助。例如，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在位期間，保加利亞人成為拜佔廷帝國新的困擾，於是可薩汗國出兵，收服了第一保加利亞王國的族長，向他們每年收取貢賦。再如，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到車繩之後，為了東山再起，便去尋求可薩汗國的援助，可薩可汗不僅懷着極大的敬意和熱忱來接待他，而且將自己的姐姐塞奧多拉(Theodora)許配給他。查士丁尼二世與塞奧多拉育有一子，在重新奪回皇位後，查士丁尼二世專門派遣一支艦隊前往可薩汗國，將妻兒接回君士坦丁堡，為他們加冕，共同執掌大權。這些歷史事件見證了拜佔廷與可薩汗國友誼的延續。

除了軍事上的聯合，兩國之間的親密關係還體現在商貿領域。出於對東方商品，尤其是中國絲綢長期以來的濃厚興趣，拜佔廷帝國極力推動與絲綢相關的貿易活動。根據裴矩的《西域圖記》(成書於7世紀初)所述，當時有三條“絲綢之路”，其中“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中道“從高昌……至波斯，達於西海”。由於拜佔廷正與波斯進行戰爭，不得不捨棄中道，將獲取東方商品的希望寄託於北道，而恰好處於北道之上的可薩汗國因此與拜佔廷帝國建立起密切的商貿合作關係。彼時，黑海北部沿岸成為貿易聚集地，東方的香料、胡椒、乳香、絲綢以及其它奢侈品通過可薩汗國傳入，令拜佔廷王侯貴族趨之若鶩。在眾多商品之中，烏拉爾的黃金和中國的絲綢成為可薩汗國獲利的主要商品。現代考古學家在這一地區共出土了7至10世紀的700多件絲綢。這充分説明，這一時期外高加索地區是連接拜佔廷、中亞、中國之間極為重要的貿易樞紐，而拜佔廷帝國為了滿足對絲綢的需求，從7世紀起逐漸對可薩汗國形成貿易上的依賴。

與此同時，可薩汗國藉助其絲綢貿易中間商的優勢，努力發展國內產業，擴大了對拜佔廷帝國的出口商品範圍。考古資料表明，在克里米亞地區的可薩人手工作坊中，發現了質量上乘的首飾，它們用於出售給拜佔廷人。特別是在7世紀，隨着埃及和敍利亞相繼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拜佔廷帝國的經濟遭到重創，糧食等基本物資的供給出現嚴重問題。在這困難關頭，可薩汗國的物資幫助使拜佔廷有效地實現了經濟上的調整。據現代學者估計，在650至750年間，克里米亞地區的可薩人每年向拜佔廷帝國提供約300噸的肉製品。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7世紀時，拜佔廷與可薩汗國已經實現了軍事上的親密合作與經濟上的密切往來，雙方之間的友誼關係也已存在於統治階層的觀念和意識中。這樣看來，拜佔廷皇帝利奧三世在732年安排的這次聯姻，首先是對兩國長期以來友好關係的肯定。當然，拜佔廷帝國安排此次聯姻，還有很重要的現實考慮，因為帝國需要與可薩汗國建立軍事聯盟，應對現時危機，共同抗擊阿拉伯人。 ^[3] 

從希拉剋略到利奧三世的近百年間，阿拉伯人一直是拜佔廷帝國的夢魘。他們不斷擴張，在635至642年這短短八年的時間裏，阿拉伯人迅速吞併了拜佔廷帝國最重要的一些領土：敍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717至718年間，阿拉伯帝國更是集結了2560艘戰船和20萬陸軍，對拜佔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圍攻。面對如此勁敵，拜佔廷帝國深感僅憑一己之力的困難以及得到軍事盟友援助的重要，而可薩汗國恰是拜佔廷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從戰略地位而言，可薩汗國“橫亙在阿拉伯人的進軍路線之上”，構成阿拉伯人進入黑海的最大障礙。為了進軍歐洲內陸區域，阿拉伯人將地中海和黑海同時視為突破點。一方面，他們經西班牙半島入侵西歐；另一方面，他們試圖武力入侵高加索地區，征服可薩汗國，坐擁黑海入海口，繼而進軍東歐。於是，從642至652年，阿拉伯帝國與可薩汗國之間戰爭不斷，史稱“第一次阿拉伯—可薩戰爭”。最終，可薩汗國成為這場十年戰爭的勝利者。718年，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失敗之後，開始將更多的兵力投放到高加索戰場。從722至737年，“第二次阿拉伯—可薩戰爭”全面爆發，而這場戰爭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同期在拜佔廷帝國或者在西歐所發生的戰事。723年，3萬可薩人在亞美尼亞與阿拉伯人相遇，結果可薩人取得了勝利，阿拉伯人丟盔棄甲，一直逃到敍利亞。可薩人繼續集結軍隊，希望能夠一鼓作氣，攻入阿拉伯境內，卻被阿拉伯將軍加拉(Jarrah)率軍擊潰。此後數年內，阿拉伯人每年都對可薩汗國發動入侵戰爭，並能獲得大量俘虜和戰利品。這一境況，直到730年才有所改變。根據波斯著名歷史學家泰伯裏(Al-Tabari)的記載，在730年，可薩汗國共投入30萬士兵對抗阿拉伯人，最終大獲全勝，他們殺死了阿拉伯將軍加拉，屠殺了大部分戰俘，繳獲了大量戰利品。但在隨後不久的另一場戰役中，可薩人損失慘重，1萬人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沒。而雙方之間最大規模的戰役，發生於737年。是年，阿拉伯帝國派出15萬大軍，最終擊潰可薩軍隊，俘虜2萬户可薩百姓，並迫使可薩南遷，可薩汗國內部風聲鶴唳，哀鴻遍野。以上這些戰役，見證了“第二次阿拉伯—可薩戰爭”的慘烈。

在兩次“阿拉伯—可薩戰爭”中，尤其是在第二次戰爭中，可薩人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一方面，他們迫使阿拉伯人兩線作戰，忙於北部戰事，從而無法集中兵力進攻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可薩人成功阻擋了阿拉伯大軍進入東歐，進而拯救了基督教世界。長期以來，學術界更為關注的是718年君士坦丁堡戰役和732年普瓦提埃戰役對於挽救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意義和作用，卻對可薩人的功績有所忽視，這對可薩汗國而言顯然有失公允。

在8世紀上半葉，在面對共同的敵人——阿拉伯帝國時，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選擇了相互援助。718年，拜佔廷帝國擊潰了圍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軍隊，這為可薩汗國增添了進攻阿拉伯人的信心，他們在這一年第一次主動對阿拉伯人發起攻擊。根據史學家泰伯裏的記載，可薩人在阿拉伯帝國境內大肆屠戮穆斯林，在當地造成了嚴重破壞。但由於軍事實力的差距，最終可薩人損失慘重，被俘人數眾多，其中哈里發奧馬爾二世(Umar II)從這場戰鬥中分到的可薩戰俘就多達50名。可薩汗國的此次軍事行動，很可能是受到拜佔廷帝國的要求，藉機打擊共同的敵人，試圖解除阿拉伯人帶來的隱患。

在聯姻發生之前的五年裏，拜佔廷帝國再度面臨阿拉伯帝國的巨大威脅，甚至面臨着亡國的危機，因而有必要採取措施，強化與可薩汗國的軍事聯盟。雖然在718年，阿拉伯大軍從君士坦丁堡戰敗撤退，但其陸軍實力並未受到實質性損耗，阿拉伯人依然延續着每年對拜佔廷帝國發動入侵的傳統。726年之後，阿拉伯軍隊甚至可以輕易深入到拜佔廷帝國內陸。特別是727年，尼西亞城遭到阿拉伯人圍攻40天，給拜佔廷人帶來極大恐慌。此外，在732年，阿拉伯人還曾深入到帝國腹地阿克洛伊農(Akroinon)和帕弗拉格尼亞(Paphlagonia)。與此同時，阿拉伯人多次入侵亞美尼亞軍區(Armeniakon thema)。多方史料證實，在729至732年間，阿拉伯人佔領了查爾西安農(Charsianon)要塞，襲擊了卡帕多西亞的凱撒里亞(Kaisareia)，抓獲大批俘虜，掠奪到大量戰利品。

可見，在732年締結婚約之前，拜佔廷帝國再次深感阿拉伯帝國的強大敵意與威脅，迫切需要可薩汗國對阿拉伯人進行牽制和打擊。從這種意義上來説，聯姻相當於一種盟約，是迫切的現實需要。 ^[4]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可薩汗國在拜佔廷帝國的軍事和經濟生活中都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單從軍事和經濟角度考慮，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尊重傳統的”利奧三世會選擇如此“離經叛道”的聯姻對象。畢竟，拜佔廷皇帝完全可以通過提供國禮和貢賦等其他方式來締結軍事盟約。例如，根據塞奧發尼斯的記載，在同一時期，利奧三世正是通過提供貢賦和互通商貿的方式，與保加利亞締結同盟。因此，利奧三世選擇與可薩汗國聯姻，必然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在塞奧發尼斯的記載中，能夠發現這樣一個重要的細節：為了達成婚約，可薩公主必須受洗，成為基督徒。她需要學習“聖典”，遵照基督徒的方式生活。所謂的“聖典”，指的是基督教中的經典著作，包括聖經和其它基督教父的作品。利奧三世刻意將此作為聯姻的條件，顯然是希望能夠藉此將基督教傳播至可薩汗國。實際上，這涉及到可薩汗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即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

8世紀初期，可薩汗國正經歷着一個特殊的階段，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希望能夠在可薩汗國獲得國教的地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在740年，可薩汗國正式皈依了猶太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可薩人就曾於721年短暫地接受猶太教。這一事件導致拜佔廷帝國的政策發生巨大變動。畢竟，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之間由於信仰衝突，長期存在敵對關係，拜佔廷帝國的皇帝有義務打擊異教徒。在拜佔廷歷史上，多位皇帝例如查士丁尼、希拉剋略等都曾推行對猶太人的迫害政策，而猶太人也會相應採取反抗措施。特別是在拜佔廷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發生大規模衝突之後，少數猶太人異常興奮，一直在宣揚：拜佔廷帝國行將滅亡，猶太人將獲得它的領土。8世紀初，在拜佔廷帝國內，基督徒和猶太教徒的關係變得尤為緊張。一旦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拜佔廷帝國則有義務對其進行打壓，這樣一來，勢必將損害拜佔廷帝國與可薩汗國之間的友好關係。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在軍事方面，還是在經濟方面，拜佔廷帝國都迫切需要可薩汗國的援助。由此，拜佔廷帝國的統治者利奧三世也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在722年，他頒佈敕令，強迫帝國境內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教。實際上，這一舉措正有敲山震虎之意，皇帝希望藉此來表明他對猶太教徒的敵視態度，從而希望可薩人能夠考慮兩國之間的傳統盟友關係而拒絕接受猶太教。 ^[2] 

既然兩國關係最可能因為信仰問題而發生轉變，那麼對於拜佔廷帝國而言，想要消除這種隱患，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可薩汗國內部實現基督教的勝利，通過宗教和文化上的認同，來確保雙方關係更加緊密、更加牢固。而且，通過教會，拜佔廷帝國也能夠實現對可薩汗國的進一步控制。在721年可薩人第一次皈依猶太教之後，利奧三世開始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為此，他竭力推動基督教信仰在可薩汗國境內的傳播和建制。在與可薩汗國的毗鄰地區，如車繩，拜佔廷強調在和可薩人的日常接觸中宣揚自身的宗教和先進文化，並在克里米亞建立起一些主教區，由多魯斯(Doros)大主教管轄。嫁與利奧三世之子君士坦丁的可薩公主，很可能在可薩國時就已經用希伯來語學習了《聖經》等基督教經典。幾乎與此同時，拜佔廷帝國成功地在可薩汗國境內建立起哥特主教區。拜佔廷帝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基督教在可薩汗國內獲得主導地位。

但是，利奧三世的上述努力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在730年前後，越來越多的可薩上層人士皈依猶太教。利奧三世被迫加大宣揚基督教的力度：一方面，他強迫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在可薩境內以及毗鄰地區建立基督教堂；另一方面，即更重要的舉措是利奧三世企圖通過締結皇室聯姻，以此來進一步推動基督教在可薩汗國的傳播。在這次聯姻中，拜佔廷帝國的要求是“可薩公主必須受洗，必須學習基督教經典”，表明了利奧三世的核心目的。在利奧三世看來，可薩汗國公主皈依基督教、學習基督教經典的行為，勢必受到汗國上下的格外關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導汗國各階層的典範作用，從而加速基督教在汗國內部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可薩人皈依猶太教的勢頭。

利奧三世為了阻止往昔的親密盟友變成信仰上的敵人，被迫使用了皇室聯姻的極端舉措。然而，隨後的歷史表明，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的心意已決，利奧三世已然無法阻止這一進程。在737年，阿拉伯將軍瑪爾萬(Marwan)領導了著名的“獵狗突襲”行動，並在這次行動中徹底擊潰了可薩人，可薩可汗被迫向阿拉伯帝國遣使求和，在面對“或者皈依伊斯蘭教，或者赴死”的兩難抉擇時，可薩可汗被迫接受了伊斯蘭教。但僅僅三年後，即740年，可薩可汗不僅放棄了伊斯蘭教，而且公開宣佈皈依猶太教。由此可見，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早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利奧三世深知可薩汗國皈依基督教的難度，因此，他只能採取皇室聯姻的措施，來做最後的努力。

而雙方關係的轉折點，也的確是740年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自此以後，兩國關係開始惡化。在8世紀中後期，拜佔廷的史料中幾乎看不到可薩汗國的身影。而根據中國史料《新唐書·西域傳》的記載以及中西交通史專家蔡鴻生先生、林英教授的推論，可薩汗國在天寶十年到十四年(751-755)曾三次向唐朝納貢，以期獲得唐朝支持，增加戰勝阿拉伯人的把握。可薩汗國選擇在此期間向唐朝請求援助，或許正是因為它與拜佔廷帝國的關係已經因其皈依猶太教而惡化，只得向另一個強大的帝國尋求幫助。到9世紀時，拜佔廷與可薩汗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往昔的親密盟友甚至走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在創作於10世紀的作品《論帝國管理》中，拜佔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將可薩汗國明確歸為敵人範疇，並詳細記載瞭如何引導其它國家打擊、消滅可薩汗國。最終，960年前後，拜佔廷帝國借古羅斯人之手消滅了可薩汗國。

由此可見，可薩汗國在8世紀初開始接納猶太教，引起拜佔廷帝國的恐慌。因為拜佔廷帝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對可薩汗國甚為依賴，而皈依猶太教的可薩汗國將變成帝國的敵人。拜佔廷皇帝利奧三世迫於形勢，只能在萬般無奈之下提出聯姻，並要求可薩公主皈依基督教、學習基督教經典，希望能夠憑藉此舉力挽狂瀾，阻止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兩國雖然在732年實現聯姻，然而這一策略卻沒有取得利奧三世所期待的效果。在740年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之後，兩國長期以來的友好關係正如利奧三世所最不希望看到的那樣，由於信仰的衝突而開始惡化，最終崩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8世紀上半葉拜佔廷帝國的外交視角中，可薩汗國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在利奧三世統治期間，兩國都面臨着阿拉伯人帶來的滅頂威脅，共同的命運使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軍事上的合作更為突出。然而，可薩汗國在面對信仰的選擇時更加青睞猶太教，利奧三世為防止由此可能引發的敵對和衝突，企圖扭轉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的趨勢，實現基督教在可薩汗國境內的勝利，於是在732年安排了皇子與可薩公主之間的聯姻，此次聯姻可謂是利奧三世為在可薩汗國內宣揚基督教所做出的最後努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