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安縣

早在約五六千年至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深圳(寶安)原始人類已進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盛階段。深圳的原始居民在繁衍生息，成為“百越”中的“南越部”居民。

這裏依山瀕海，犀牛、大象、水鹿、獼猴、魚鱉、螺、銀杏、柑桔、荔枝等動植水產資源十分豐富，人們過着漁獵、採集、農耕的原始共產制的經濟生活。在南山、西鄉等地發現和發掘了2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量原始人使用過的石斧、石矛、石箭、網墜等漁獵工具，還在鹹頭嶺、小梅沙出土了浪花紋彩陶圈足盤，還有幾何印紋的陶器等文物，幾何印紋陶器、有肩石斧等，具有濃厚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徵的文物，這就是燦爛的史前文化。在原屬寶安縣的香港元朗廈村鄉白泥村出土了體現上古時代中國人太陽神崇拜的日月形陶器。在深圳西鄉鐵崗水庫工地及蛇口鶴地山、鹽田大梅沙、筍崗等4處古遺址中，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時期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在大梅沙村前的沙丘，採集了一件長6．8釐米、翼寬3釐米、鋒尖利，帶鋌的雙翼式箭鏃，這是深圳地區首次發現的青銅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嶺南的第三次戰爭之後，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納入秦王朝的版圖，設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個郡。當時，任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將士10餘萬人進駐。中原地區曾謫徒50萬人“與越雜處”，開發嶺南，促進了嶺南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可説是嶺南的第一次移民潮，因而深圳先民亦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寶安縣曾隸屬南海郡的番禺縣地，以往有“未有廣州先有番禺”之説。

漢高祖十一年五月，立趙佗為南越王，當時寶安為博羅縣屬。

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南海郡東南地域置東官郡，轄寶安、興寧等6個縣，範圍包括東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帶，東官郡的郡治在寶安縣的南頭城。當時的寶安縣轄地大約為如今的深圳(包括寶安縣全境)、東莞及香港全部。據史料所載，南頭城是東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政治和經濟地位均極其重要。

寶安置縣亦在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屬東官郡，因境內有座寶山，山中有銀礦。明嘉靖年間王希文撰《衞邑武坊記》雲：“言寶，得其寶者安，凡以康民也。

《新安縣誌》雲：“邑地枕山面海，周圍二百餘里，奇形勝跡不一而足，而山輝澤美、珍寶之氣聚焉。故舊郡名以寶安。”這就是寶安縣得名的由來。

自東晉咸和六年以後，經南北朝，至隋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東官郡被廢，寶安縣改屬南海郡。

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寶安縣更名東莞縣，其縣治從南頭遷移往莞城。

這時的深圳雖不再是東莞縣治，但從地區行政核心轉變為海路交通要塞。賈耽在《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一書中載：“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屯門山就是如今香港新界的青山(杯渡山)，作為唐代航海指標的屯門山，地位亦是極重要。《新唐書》載：“(廣州)有府二：綏南、番禺。有經略軍，屯門鎮兵。”一説這屯門是作為晉朝東官郡郡治的南頭，一説是香港新界的屯門。唐朝潮州刺史韓愈曾有“屯門雖雲高，變應波浪沒”的詩句。唐玄宗時，南海太守劉巨鱗，曾以屯門鎮兵討平福建海寇，可見寶安在唐朝時已是一處重要的區域和海防要地。

宋朝，寶安不但是中國南方海路貿易的重要樞紐，更是食鹽產區，縣屬東莞、歸德、黃田、官富4個鹽場，由廣東鹽課提舉司管領。南宋慶元年間，香港大嶼山島民曾發生因私制食鹽而與朝廷對抗，以謀反之罪被誅殺的事件。

轄區所產珍珠十分著名，並作為貢品，主要出產地點有南山半島的後海和大鵬半島的龍歧以及香港新界大埔附近的大步海。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嚴令貢珠，東莞知縣詹勖，親帶軍士到大埔海採珠。歷時數月，只得劣珠半斤，上書陳訴珠產已竭後，皇帝才下令在寶安地域免採。如今大鵬灣的七娘山腳下，建成了全國規模較大的東山珍珠場，所產優質珍珠，遠近聞名。

宋代末期(公元1277年)，元軍南下，益王(即端宗)和衞王由福州抵惠州甲子門。公元1278年推進至九龍碼頭湧道的宋王台小山崗上，繼而宋少帝轉移到新會崖門，被元兵包圍。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日元兵破崖山，陸秀夫負帝蹈海殉國，宋朝滅亡。後來傳聞帝骸漂泊海中，羣島飛遮，義民於是禮葬宋少帝於深圳赤灣。如今南山區太子山下赤灣宋少帝陵墓已修葺一新，豎起了《宋少帝陵墓碑記》和“崖海潛龍、赤灣延帝”的大型石碑。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宋室危亡之際，組織民眾，誓死抗戰，後兵敗被俘，被押送到深圳珠江口外的伶仃洋觀戰，目睹南宋的敗亡，文天祥感慨萬千，寫下了傳頌千古“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寶安人民為紀念文天祥，在南頭城築“信國公文氏祠”。

據《廣州府志》載：“文山祠在城內顯寧街，嘉慶丙子知縣李維榆建”。祠內正義堂中，安放文天祥的鍍金塑像。文天祥的胞弟文璧，與文山同登甲榜。宋朝曾授其户部侍郎，廣東總領兼惠州等職。”景炎中，丞相弟璧守惠州，兵至，璧以城降。”文璧往京見文天祥，擬“與兄同難”，文山公有忠孝之説，囑弟養母撫後，故弟攜家潛至東莞三都六圖黃松崗鶴仔園，荒莆築室。另一説是文天祥的從侄文應麟恥於降元“遁於東莞之東渚，遂家焉”。如今文氏後裔在寶安區的松崗、福田區的崗夏、香港新界的新田和東莞的湧頭等地，子孫繁衍，世澤流長稱為極盛”，文氏族人已有逾萬之眾。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説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寶安設立了東莞守禦千户以及大鵬守禦千户的防禦性組織，稍後設立了南頭寨，是"虎門之外衞，省會的屏藩"，成為一個龐大的軍事機構，管轄六汛，牽制範圍東到潮汕，西至上下川島，是寶安在軍事發展上的重要時期。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大鵬新城軍民與倭寇相持40余天，最後取得了勝利。這時期，在深圳寶安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歐洲殖民侵略之戰。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取得海外霸權，進行海盜式掠奪。廣東海道副使汪金宏率領軍隊及南頭鄉民進行了抵抗葡萄牙入侵者的鬥爭。早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遠東武裝船隊便闖入香港屯門，並強行登陸佔駐。史載“番夷佛郎機船隊入寇，佔據東莞縣屬屯門島及海澳海道”。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巡道汪鋐親冒風濤，號召編民，戰而克之，將葡萄牙入侵者驅逐出海，保衞了深圳及中國領土的完整。

歐洲遠征艦隊東來，西方文化東漸，倭寇與海盜入侵騷擾，民眾生活困苦，而東莞縣治太遠，鞭長莫及，管理困難。明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設立新安縣，寓“革故鼎新,轉危為安”之義，並在東莞守禦千户所的基址擴建，建立新安縣治（新安縣治遺址現為深圳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新安縣初建時，地域包括如今的深圳特區和香港區域，人口為33971人，經濟上以產鹽、植茶、香料及稻米為主。

清朝初年，為防止鄭成功及明代遺民在沿海進行的抗清活動，以及倭寇海盜的騷擾，清政府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實行大規模的“遷界”，沿海縣份內遷50裏。因新安縣有近三分之二領地被劃入遷界範圍，故又曾一度併入東莞縣。遷界之時，百姓骨肉離散，顛沛疏徙，死傷枕藉，哀鴻遍野，“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新安縣領地才全面復界，土著居民大部分遷往外地安居。清朝採取免地租、送耕牛穀物等獎勵政策，大批嶺南客家人移民，使新安縣成為客家籍人士聚居之地。深圳還是以客家籍居民為主的勞作生息的地方。

康熙十六年（公元1717年），廣東巡撫楊琳為抗禦外侮，加強海防，保衞治安，在沿海險要隘口，修建炮台、城垣、汛地等軍事設施，共126處。新安縣修築了九龍寨、大嶼山、南頭寨,赤灣左、右等六大炮台，形成了早期的珠江海防。至嘉慶23年(公元1818年)，經過多次招墾，新安縣居民已達225979名。

鴉片戰爭期間，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銷燬外國煙商鴉片237萬斤之後，與水師提督關天培，發動民眾、訓練義勇、佈防珠江口，積極做好抵抗外來侵略的準備。在《林文忠公使粵奏稿》中，林則徐曾對九龍、赤灣、虎門一帶的形勢，作了具體的描寫，蛇口赤灣左右炮台是具有實戰意義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虎門銷煙後，一批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行兇，打死當地居民林維喜。林則徐在義律拒交兇犯後，為捍衞國家主權，令水師參將賴恩爵進駐九龍灣，後雙方在九龍山附近激戰10小時。我方擊沉英國雙桅巨船和一舢板船，擊斃英侵略軍17人，並燒燬英商鴉片船多艘。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8月29日，中英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使新安縣香港島被英國佔領。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新安縣的九龍半島亦因《北京條約》而割讓給英國。光緒廿四年(公元1898年)，清政府又與英國商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如今的新界租借與英國，為期限99年。自此原來面積為3076平方公里的新安縣，其中的1055.61平方公里，被英國強佔。

1900年，孫中山先生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在香港、廣州等地活動。4月，鄭士良與廖毓坤等人進入寶安大鵬鹽田的三洲田義合小鋪，作為起義根據地。同年10月6日，義軍在三洲田馬關祭旗，宣誓起義,並提出：“劍起滅匈奴，同伸九世仇，漢人連立處，即日復神州。”的口號，義軍攻沙灣，直指深圳，並向惠陽佛子坳進軍。後因清軍重兵包圍,起義失敗，稱之為“庚子首義”。

辛亥革命後，清朝被推翻，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為避免與河南洛陽市的新安縣混淆，複稱為寶安縣，縣治亦在南頭城。

1938年10月11日，日軍南侵，在惠陽大亞灣登陸，國民黨軍不戰而潰，寶安縣城南頭失陷。寶安縣政府遷往東莞縣石馬。1938年10月，葉挺軍長作為東江游擊隊指揮，帶隊回深圳圩鴻興客棧，建立東江遊擊指揮部，宣傳組織民眾抗日。同年10月24日，曾生組織從南洋、香港回來的海員、洋務工人、華僑青年、學生及當地農民，在寶安縣坪山成立惠寶人民游擊隊。同時。中共惠陽縣工作委員會成立，曾生同志任書記，並派黃華(黃國偉)到大鵬地區發展黨組織。後黃聞、陳培、黃業等同志。建立了大鵬地區第一個黨小組。後曾生帶領東江游擊隊在葵涌、沙魚湧等地擊潰日軍。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香港相繼淪陷。東江游擊隊組織搶救留港的鄒韜奮、茅盾、胡繩、於伶、宋之的、戈寶權等學者名流、文化人士及國際友人，其後，東江縱隊活躍於惠陽、東莞、寶安、博羅一帶。1943年底，東江縱隊正式成立，在曾生司令員的帶領下，大規模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抗戰勝利後，1946年6月底，東江縱隊在深圳大鵬灣沙魚湧，乘坐美國戰艦，北撤山東煙台。

1949年10月16日寶安解放，後因深圳圩接近廣九鐵路，交通便利，人口較多，工商業亦發達，便將縣城從南頭遷往深圳圩。

1958年4月，惠陽縣劃出惠州鎮和東部地區，設立惠州市（縣級）和惠東縣。同年11月，撤銷惠州市，12月撤銷惠東縣，先後並歸惠陽縣，同時將龍崗、橫崗、坪山、大鵬、葵沙、南平等鄉從惠陽劃出歸寶安縣。

1969年深圳作為寶安縣的縣治，是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及交通的中樞。

1979年1月，廣東省決定撤消寶安縣，成立深圳市。 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將廣東省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建市之初轄深圳、南頭、松崗、龍華、葵涌、龍崗6個區。1979年10月，設立羅湖區。1980年7月，分羅湖區，成立沙頭角區。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試辦經濟特區。

1981年10月，恢復寶安縣建制，轄特區外的1577平方公里。

1993年1月，撤銷寶安縣，設立寶安、龍崗兩區。從此“寶安縣”退出歷史舞台。

寶安縣境內的方言較為複雜，傳統方言基本上可分兩種：一種屬客家方言，主要分佈在龍崗、坪山、坪地、橫崗、龍華、石巖、觀瀾、布吉、葵涌等鎮，使用人口約14萬，佔全縣户籍人口（1985 年，不含光明華僑畜牧場，下同）56%。一種屬粵方言，主要分佈在新安、福永、沙井、松崗、公明、平湖、大鵬、南澳等鎮，使用人口約11萬，佔全縣户籍人口44%。同一種方言，不同地方的口音略有差別，大鵬、南澳部分語音與西部粵方言有較大差異。所以在寶安有“東廣府、西客家、沿海是疍家”的説法。 ^[3] 

處於珠江口東南的寶安縣是廣州東莞郡的首縣, 為中外海上絲綢之路航行線路所經, 是廣州海上交通航線出珠江口後, 西線經寶安離岸後, 經過海南島東部七洲列島, 進入南海諸島, 遠及東南亞、印度洋諸國的重要節點, 也是六朝時期海上交通與貿易的重要地區。由於寶安縣為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途和關隘要塞, 寶安縣是唐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橋頭堡, 其在廣州對外貿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被認為是廣州的外港。 ^[4] 

逃港最多的寶安縣，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萬人，逃出7037人。由於大批人員外流香港，寶安縣丟荒土地20多萬畝。 ^[5] 

1978年，惠陽地區寶安縣的工農業生產總值1.27億元，佔惠陽地區的6.7%；寶安縣人口約25萬，是全區的1/21。 ^[2] 

寶安縣自1978年以來，通過大力調整農業結構和發展鄉鎮工業，五年時間，即取得了顯着的經濟成效。以1978年與1983年工農業產值的增長變化情況看，農業由6，070萬元增加到11，726.11萬元；工業由1，800.69萬元增加到11，742.61萬元；工農業總產值由7，870.69萬元增加到23，468.72萬元；工農業人平產值由351.7元增加到1，030.1元。農業產值增加93.1%，工業產值則增加5.5倍。經濟高漲，以及工業產值開始超過農業產值，標誌着城鎮人口和鄉鎮的發展變化。

寶安縣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就存在地區不平衡，因而，城鎮化也相應地存在地區差異。如西部沙田地區（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因地坦、土肥、臨海，歷來是全縣經濟發達地區，也有利於多種經營，廣深公路縱貫南北，圩鎮規模較大，西鄉、沙井、松崗三個圩鎮的非農人口均超過2000人；東部丘陵山區只有龍崗盆地較大，是交通和經濟中心，圩鎮人口超過2000人。前述四個鄉級鎮的非農業人口佔其總人口13.3%。福永和公明屬半沙田地區，觀瀾、布吉、坪山是中部或東部次一級的經濟中心，歷史上也是以交通和多種經營較發達而居全縣重要地位，僅次於上述四個鄉級鎮，1978年觀瀾，布吉、坪山三個區的工副業收入佔全縣的23.9%，圩鎮人口占全縣的18.8%。大鵬雖然位於較偏僻的東南隅半島上，但卻是寶安東南的經濟中心，福永、公明、觀瀾、布吉、坪山、大鵬六個圩鎮的非農業人口，各在1，000~2，000人間，佔該六個區總人口的85%。非農業人口規模不足1000人的圩鎮都位於地勢較崎嶇，交通不便的中、東部山區，它們是石巖、龍湖、平湖、橫崗、坪地和葵衝，這六個圩鎮的非農業人口只佔該六個區總人口的7.3%。深圳特區建設使這些圩鎮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有了很大改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