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

百越，又稱越族或古越人，是先秦時期分佈於我國東南地區古代民族的總稱，分佈區域主要包括現今行政區劃的蘇、浙、皖、贛、閩、粵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區。百越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織部分。百越族雖然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被分化、消融，但其諸多文化因素一直影響至今。 ^[111] 

在舊石器時代，中國這塊廣闊大地上就已經有了古人類活動遺蹟。自遠古至秦末時期，在長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即當今的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以及越南北部這一帶（局部還包括湖南、江西與安徽部分區域） ^[1]  ，世代繁衍生息着眾多族羣，這一帶越人族羣數量眾多的地帶，中原史籍稱之為“百越”，百越的諸多族羣統稱為古越族。對於“越”的得名，較常見的説法是“越”源於“鉞”（或寫作“戉”），是一種扁平穿孔石斧，開始是生產工具和武器，後來逐漸演變成很薄的象徵權力的禮器。 ^[129] 

早在商周時期，我國壯侗語族民族（包括壯、侗、布依、黎、傣、水、仫佬、毛南等民族）的共同祖先駱越人，已建立起嶺南地方政權“駱越方國”，駱越方國主要中心在今廣西南寧市武鳴區大明山南麓馬頭鎮到駱越鎮（地圖標為陸斡鎮）一帶。駱越方國地域廣大，包括廣西西江以南，廣東西南部，海南島，南海的東沙羣島、西沙羣島、中沙羣島、南沙羣島等中國島礁及相關海域，一度管理到交趾和九真。駱越方國開發嶺南和南海成績斐然，創造了繁榮的稻作文化，留下了輝煌的花山岩畫，開發了南海和海上絲綢之路，培育了聞名世界的合浦南珠等。 ^[151] 

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顯示，整個東江水系的考古調查，發現代表東江文明的古遺址，廣東省河源市138處、惠州10餘處、東莞10餘處、深圳10餘處。這些遺址表明，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時期至商周時期，這裏曾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古人類部落活動之地。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佈先民，他們大量磨製石器、燒製陶器。在龍川發現的新石器時期遺址有10多處，其中較重要的有佗城塔西村坑子裏、佛子哥、龍母坪等遺址。在和平三角山遺址，陸續發現“米字紋陶類型”文化遺存。米字紋陶是戰國中晚期越國貴族使用的器具 ^[160]  。春秋時期，廣東東江流域內曾出現過一個“縛婁古國”，管轄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羅、東莞、深圳一帶。 ^[161] 

福建的閩越族羣蓋由若干族系組成。一是本土土著閩族，即商周以來的“七閩”部落或部落聯盟，人口比例較大；二是南遷的越國王室宗族及其族眾；三是部分入閩楚人。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在閩侯縣莊邊山遺址發掘出土9座戰國晚期至漢初墓葬，其形制及隨葬品的仿青銅陶禮器、琉璃璧等都與長沙地區戰國晚期楚墓出土的相當一致，推斷其為楚人的家族墓葬，反映楚國移民進入閩越地區的歷史。此外，可能還有少數來自中原的漢族移民，但佔據主導地位的應是越國王室後裔。 ^[163] 

廈門大學林惠祥教授指出在春秋有于越，戰國有楊越，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尚有山越。其分佈地區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他把“百越”和華夏、東夷、荊吳並列為漢族四大來源。 ^[110] 

先秦古籍對南方的眾多部族，常統稱為“越”，實際上這些“越”並不是單一民族，而是南方眾多部族的統稱。《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採草藥》“諸越則桃李冬實”。在先秦古籍中，對南方沿海地區的土著民族，常統稱之為“越”。如呂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則曰越”。在此廣大區域內，實際上存在眾多部族，各有種姓，故不同地區的土著又各有異名，或稱“吳越”、或稱“閩越”、或稱“揚越”、或稱“南越”、或稱“西甌”、或稱“駱越”，等等。這些部族在先秦時期曾存在過璀璨的高度文明。近年來的考古研究實證表明，百越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1]  [6]} 

良渚古城（距今5300-4300年）(13張)

自古流存下來的文獻對有關百越記載甚少（秦始皇焚書毀了大量先秦文獻），但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考古發掘的深入，考古出土大量的陶瓷、青銅、鐵器、玉器等文物，見證了百越文明，填補了百越歷史的空白。 ^[7]  在遠古時代，古越人便創造出璀璨的高度文明，其冶鑄技術、農業、製陶、紡織及造船業等等相當發達。考古研究表明，長江以南的原生文明，比如草鞋山遺址、河姆渡遺址、良渚遺址、奇和洞遺址和縛婁國遺址等文明遺存，不亞於同時期的北方文明，甚至比同時期的北方文明更璀璨。在對百越良渚考古中發現，百越地區良渚古城規模遠遠大於同時期的北方中原黃帝城。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百越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難怪考古學家嚴文明説，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8-10]  不少學者認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了，實際上先秦文獻中往往虞、夏、商、週四代並提，虞代並不限於虞舜，據《韓非子·顯學》，虞代延續了一千餘年，推測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學文化。陳剩勇、呂琪昌等強調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頭。 ^[112] 

在古籍的記載中，古越族人可上溯至遠古時期。據宋代羅泌《路史·前紀二·天皇紀》載：“粵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古越族的首領叫“天皇氏”，為五龍之首，傳説天皇氏是舊石器時代第一代君主，其治所在浙江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台址上 ^[11]  。《易緯通卦驗補遺》：“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德”。此言天皇氏祖先與日、月、五星（七曜）合德，即其身份極為崇高。《三家注史記三皇本紀》：“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據唐代杜佑所撰寫的《通典》以及清代方浚師的《蕉軒隨錄》所説：“天皇氏是出現在三皇（後世文獻增補的“三皇”）之前的君主。” ^{[12]  [11]  [13]} 

近年有學者認為百越人是夏王朝的建立者。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語言學者金鐘就認為，中國歷史上夏朝，正是濮人北上所建立的王朝，而濮人正是某支百越人於遠古沿西南遷徙而成。比較早提出這種看法的學者是董楚平，他在《吳越文化志》這本中，列舉了十多條證據，論證是百越族北上所建立的王朝 ^[132]  。陳民鎮認為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因生存環境的惡化而北遷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國東南是華夏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 ^[113] 

歷史上，中國南方是越人的天下。越人是先秦時代諸夏文明圈對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部族的統稱。 ^[107]  古越人是淵源於中國東南的古老民族，無論是浙江地區的于越，還是福建地區的閩越，都屬於古越文化範疇。古越人創燒出了中國最早的瓷器。在以青銅兵器爭鋒的古戰場，古越人鍛造的越王劍是天下聞名的王者之器。 ^[108]  東漢之後，逐漸少見於史籍記載。總的來説，百越族羣或逐漸消融於華夏-漢族之中，或在與華夏-漢族的互動中逐漸演變為壯侗語民族。 ^[109] 

據文獻記載及考證，古越人與中原人早期的關係主要在貿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換中原的絲帛和手工產品。百越諸部族當中最早與中原交往的是地緣上較接近中原的“于越”，其之間的交往在中原古籍裏也留下了墨跡，于越（越國前身）部族在商周時期雖然沒有參加武王伐紂，但曾經北上當過周成王的賓客。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南越部族與中原也開始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吳越、楚國關係密切，交往頻繁 ^[1]  。不少人認為百越文明的開始，是在被秦始皇五十萬大軍征服之後，從中原帶來了文化、技術，當地土著“百越人”才從矇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階段一躍跨入封建社會；但是，考古學界近年來研究發現，嶺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經存在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高度文明 ^[14]  。

據對古越人分佈區考古，發現了大量的古人生活痕跡與文化遺存，時間上可遠溯至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空間上主要集中分佈在中國東南部及南部沿海一帶。較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遺址、草鞋山遺址、馬橋遺址、良渚文化遺址、奇和洞遺址、鬱南磨刀山遺址、縛婁古國遺址以及甑皮巖遺址等等。 ^{[9-10]  [15-17]} 

布洛陀信仰是壯族及其先民敬奉布洛陀為創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布洛陀已被壯學界認定為壯侗語族諸民族及其先民的人文始祖。那麼，在族源上，駱越起源於布洛陀文化產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並隨着其民族的不斷髮展而傳承下來。按此邏輯推定，布洛陀應是駱越族信奉的始祖；布洛陀文化是駱越文化之根源，二者可謂是老祖與子孫輩的關係。 ^[153] 

布洛陀文化作為一種活態文化，它有着自己的傳播場域和傳承族羣，有着韻文體、散文體等流傳載體，有着混溶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先天條件，更有世代相傳的宗教信仰觀念和祭祀儀式，是壯族傳統文化和民俗形態的母源。布洛陀文化不僅在廣西的紅水河流域、右江流域，雲南的紅河流域的壯族羣居地，黔南的南盤江、北盤江流域布依族和水族羣落的民間裏廣泛流傳，而且在越南、緬甸和泰國等地也流傳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 ^[154] 

最早信仰三山國王的主體是廣東粵東地區的百越土著居民，後來逐漸成為畲族、福佬、客家在內的粵東民眾的共同保護神 ^[155]  。如潮安碗窯、山犁、李公坑、饒平石鼓坪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國王神，每年正月都要舉行迎送三山國王神的儀式，其中潮安碗窯、山犁畲民還把三山國王神置於必須迎送的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館黎族館中，至今還陳列着一面寫着三山國王字樣的三角形紅旗。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國王的明證。從時代特點來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粵東土著民族的信仰。而當時粵東的土著民族，應是後來畲族與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國王信仰也是由畲族傳給客家的。 ^[156] 

福建最早的居民閩族人則以蛇為圖騰。秦漢以前，閩越族多生活在深山峽谷和江河湖泊之間，而毒蛇多繁殖于山野溪谷，蛇不但能傷害人畜，而且能毒死甚至吞食兇猛的野獸。因此，閩越人對蛇有很大的恐懼感，認為蛇具有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因畏懼而產生崇拜心理。閩越族的後裔疍民，至今仍然忠實地傳承着上古祖先的崇蛇遺俗，除了作為祖先崇拜外，更將其視為水上保護神。 ^[158-159] 

福建泉州一帶流行的拍胸舞，就是古閩越人蛇圖騰崇拜和儺舞的遺俗。而在民間信仰中，這樣的證據就更多了。如福建閩侯至今仍有洋裏、青竹境和蕉府行宮3座供奉蛇王的宮廟，連江品石巖蛇王廟也供奉着蛇王“蟒天洞主”。此外，南平市樟湖坂鎮的福慶堂，主祀“連”“蕭”“張”三蛇王。在樟湖蛇神崇拜的習俗中，當地人每年七夕都要舉行迎蛇賽會。 ^[164] 

嶺南地區的古百越民族後裔以好歌、能歌而著稱，山歌是其中非常獨特的民族文化 ^[99]  。從古百越族羣開始，就產生了歌圩的風俗，在每年農曆三月三舉行，值時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聚集於山坡上或田垌裏，對唱山歌，以山歌尋求配偶，或以山歌交朋結友，傳達人與人之間和諧美好的情感。 ^[157] 

今天的壯族、侗族、布依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畲族等古百越民族後裔 ^[2-5]  ，他們都有唱山歌的傳統 ^[100-103]  。嶺南地區的山歌最早見諸文獻的有西漢劉向《説苑·善説》用漢字記越音所錄春秋戰國時期的《越人歌》。經學者考證，《越人歌》為古越語，其語法結構、語音格律等均與今壯、侗語相近，當屬壯侗語各民族歌謠之源。因此可以説，嶺南地區的山歌文獻記載可追溯到周代、春秋戰國時期，實際存在可能更早。 ^[100] 

唐宋以來，有關嶺南地區山歌的記載源源不絕，比如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清人閔敍《粵述》、清人趙翼《檐曝雜記》等分別記載了“趁墟唱歌”、“羣歌”等等，其中明人鄺露《赤雅》所記“浪花歌”與清人陸祚蕃《粵西偶記》所載壯歌更為突出，前者細緻地描述了壯族“歌圩”活動的情景，後者詳盡地論及壯歌與俍歌“五言八句十二唱”（即“勒腳歌”）的結構與“腰腳韻”的藝術特色。由是可知，今日嶺南地區山歌的基本格式及其特徵，至少在明、清時代已基本定型。 ^[100]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8張)

稻作發祥（1.4萬年前）：根據近代考古學的證據，水稻就是南方的古越人最先馴化。蘇州草鞋山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有灌溉系統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連同常州圩墩、高郵龍虯莊、崑山少卿山、溧陽神墩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9]  。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很可能就是某一支“越”人所創造出來的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了稻穀、稻草和稻殼的堆積，是當時世界發現最早的稻作文化，後來在黃河流域的裴李崗遺址、賈湖遺址和長江中游流域的彭頭山遺址等地發現了更早的稻作文化。直到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考古發現水稻硅質體，將水稻馴化年代前推至最早1.4萬年前，並據此推斷廣東英德牛欄洞很可能是世界稻作發祥地。 ^[28] 

飼養家畜（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遺址還出土了家豬尤其是幼豬的骨骼，表明中國飼養家豬的歷史，也可以遠溯到七千年以前，從而斷定百越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豬的地區之一，古越族則是最早飼養家豬的一個古老族羣。

西甌、駱越先民是我國最早發明種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甌駱地區是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這是甌駱先民對中國乃至世界做出的重大貢獻。秦漢時期，甌駱的稻作農業及其文化進入了繁榮發展的新時期，其標誌是鐵製生產工具的使用以及牛犁耕的採用，並形成了以“那”為本的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150] 

史前隆安大石鏟(6張)

石制工具是人類最早使用的生產工具之一。百越的甌駱人很早就已製作石鏟，作為一種起土或翻土的農具，這在駱越人的史前或商周遺址中有較多的發現。西甌、駱越地區的大石鏟頗具特色，它主要分佈在左右江流域的丘陵或平原地帶，主要形狀為雙肩，肩部有平斜二種，器身扁平而長，有直腰、束腰二種，短柄，刃部呈弧形，石質堅硬。 ^[29] 

由於甌駱先民對稻產生敬畏，所以每年都會舉行祭祀，大石鏟是先民用來在泥地裏開溝種水稻的工具之一，所以很容易就成了祭品之一。廣西隆安大石鏟文化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源頭，它影響了河姆渡、良渚，而河姆渡、良渚又影響更為廣泛的地區。從上個世紀至今，南寧市附近的幾個縣都有石剷出土。 ^[29] 

7000年前建造的幹欄式民房樣式(14張)

居住形式與各族羣生活的自然與經濟條件有密切聯繫，百越一帶的“幹欄式房屋”可追溯至7000年以前。中國古代塞北遊牧民族多住便於遷徙的帳篷；中原諸夏部落多住窯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則住類似巢居式的“幹欄式”房子，即木（竹）結構的二層樓房，下層飼養牛、豬等家畜，上層住人，這樣可以防止南方氣候的潮濕和避開各種兇惡的野獸蟲蛇。正如《博物志》雲：“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文獻上的“巢居”，大體是指底層架空、二層住人的“幹欄式房屋”。

“幹欄式房屋”的建築遺蹟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佈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或在漢代墓葬中均有所發現。在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有7000年以上的“幹欄式房屋”遺蹟；在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的錢山漾、桐鄉羅家角、江蘇丹陽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在廣東高要茅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發現有“幹欄式房屋”遺蹟。 ^[133] 

古越人很早就懂得開採銅礦、鍊銅。並善鑄銅器，最具代表性的如青銅劍、青銅鼎、青銅編鐘、銅鼓、銅鐸（大鈴）等。銅鐸即是一種搖奏體鳴樂器，即“鐸”，青銅鑄故稱；常繫於牲口頸部，也懸掛於廟、塔的檐角之上，風吹即發聲，俗稱風鈴，也用於軍隊儀仗隊中敲擊。南粵惠州博羅縣發掘出3000年前的土產青銅鼎與青銅編鐘，反映出了古代該地“鐘鳴鼎食”之貴族氣象。 ^[16]  古越人的鑄劍技術聞名天下，吳越故地是春秋時代青銅寶劍的故鄉。干將和莫邪的故事流傳甚廣，浙江莫干山即由此得名，並有劍池遺址。因越人擅長鑄造和使用青銅劍，所以在古越族的世居地與交往地每每發現有青銅劍遺存。

越王勾踐劍(8張)

1965年在湖北出土一把越王勾踐劍，1973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一把越王州句劍。在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等傳世名劍的劍刃表面，均有着精美的菱形暗格花紋，歷經兩千四百餘年，仍然紋飾清晰精美。測定與研究後，發現了越王勾踐劍的配方成分。數據顯示，該寶劍的青銅合金主要是由銅、錫以及少量的鋁、鐵、鎳、硫組成的。雖然是同一把寶劍，可是劍的不同部位卻有着不同金屬配比，這要求金屬器物在鑄造的過程中，必須分兩次澆鑄才能使器物複合成一體，專業術語稱之為“複合金屬工藝”。

早在春秋時期前越人就已經掌握了這項技術，實在令人驚歎。至於越王勾踐劍為何歷經兩千多年還不生鏽，法國人曾提出一個大膽假説—中國古代青銅器上，存在着神秘的今人尚不知曉的人工外鍍技術，比如經過硫化處理，正是這個技術，使得青銅器的器表產生了覆蓋層，它異常堅硬而且絕不生鏽。 ^[30] 

樓船模型示意圖(13張)

閩越族善於造舟航洋，後渚出土的宋代沉船，採用水密隔艙造船技術，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位於泉州開元寺內的泉州灣古船陳列館內，有一艘1974年從泉州灣後渚港發掘的宋代沉船，這是一艘13世紀泉州造的中型遠洋貨輪，載重量達200餘噸。如今，水密隔艙造船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62]  。《淮南子·原道訓》雲：“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説的就是百越族人不善陸上之事，而善舟水（海洋文化）。

古時北方人善於騎馬，南方的越族則由於本地區山多，河流多，面向大海，而善於製作舟船，行船渡人，捕魚食用。傍水而居，依水而生，在漁獵生產生活中“陸事寡，水事重”，舟楫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們“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東海、南海航路的打通與中國東南及南方沿海的百越族的制舟行水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百越族長期生活在河流縱貫、湖泊密佈的澤國水鄉，他們“非有城郭邑里”，“水行而山處”，交通往來為舟楫，地理環境使他們與“舟”結伴。越人善於駕舟的本領從浙江河姆渡與良渚文化中出土的劃舟與木槳可見其歷史久遠。 ^[134] 

百越地區的陶器較有代表性的是印紋陶與黑陶。考古學家普遍認為，廣泛分佈於中國南方各地的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創造出來的。最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表明：這種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在時間上從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商周秦漢時期，在空間上則遍佈於中國東南地區及嶺南一帶 ^[1]  。印紋陶文化與彩繪陶文化（仰韶文化）、黑陶文化（龍山文化）構成新石器時代的三大文化系統，也成為百越族與北方民族顯著的考古文化區分。 ^[129]  先秦時期出現在中國南方的這個陶系，其特點是在陶器的表面裝飾有各種幾何圖形的花紋圖案；印紋陶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在1914-1915年廣東南海發現的實物，被視為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最具特色的陶器。江浙良渚文化的陶器黑陶，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

神人紋玉琮王(6張)

良渚文化玉器距今5300-4300年，它與東北的紅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並駕齊驅，把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發展到了最高峯。玉琮是祭祀用的大禮器之一，它與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被稱為“六器”，為古代重要禮器之一。玉琮是中國古代玉器中重要而帶有神秘色彩的禮器，既用來祭祀大地，也是權威的一種象徵。《周禮》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這也是後世“蒼天、黃土、青龍、朱雀、白虎、玄武”思想的由來。

從良渚黃琮的色彩和造型來看，恰好説明周代以璧琮祭祀天地的用玉禮制，起源於良渚時期。神人紋玉琮王，紋飾是人面與獸面的複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圖案，反映了古越人高度發達的宗教信仰體系。

最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目前僅發現於良渚反山十二號墓，為“琮王”、“鉞王”、柱形器與“權杖”冠飾四件玉器。其中“琮王”四面直槽內的八個神人獸面圖像與“鉞王”正背面的兩個神人獸面圖像，均在平面上鋪展；柱形器上的六個神人獸面圖像，為圓弧面鋪展；而“權杖”冠飾，是良渚玉器中難得一見的“滿花”器，在淺浮雕的神人獸面圖像周圍，密佈以勾連卷雲紋為特徵的陰線地紋，彼此渾然一體。 ^[31] 

在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的一件殘石鉞上，發現了幾個類似現代漢字的符號，其中最為清晰的是石器一面右上角類似“鄭”字的文字。一件餘杭南湖出土的良渚時期陶罐上，有多達12個刻畫符號，其中一隻憨態可掬的類似老虎的形象。那些陶罐上的符號，也許就是古文字的起源。 ^[32] 

2013年，經考古，發現了上古字符。在平果縣馬頭鎮“那林”地區進行考察，採集到數十塊寫滿了古文字的石板和大量石鏟、陶、瓷殘片。有文字的石板，最大的一塊長105釐米，寬55釐米，上面寫滿了數百個字符；最小的只有拇指大小，也寫了七八個字。經過一系列的考古勘探，證明甘桑石刻字符遺址是上古人類活動或居住的地方。甘桑石刻字符為了解該地區當時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及社會發展等方面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 ^[33] 

古越人有自己的語言特點，屬於膠着語。古越語是一種多音節語言。從天皇所制干支名可見三皇時代古越語之一斑。十干曰：於逢、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洋、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這些天皇時代創制的干支為多音節古越語。古越人所使用的古越語與古代北方所使用的語言相差極大，彼此不能通話。據載，漢劉向《説苑·善説》篇保存有一首“越人擁楫歌”，其歌辭同北方語言根本不同，不經翻譯，連鄰近的楚人也聽不懂。 ^{[11]  [34]} 

在“古百越語”（今壯侗語）裏可以找到讀音相近、語義相同的説法。東南漢語方言中的先喉塞音，精清讀為t、t‘和透定讀為h，是早年受壯侗語影響的不同程度的留存。這些底層現象應該是上古到中古之間先後形成的 ^[117]  。西漢劉向《説苑·善説》用漢字記越音所錄春秋戰國時期的《越人歌》。經學者考證，《越人歌》為古越語，其語法結構、語音格律等均與今壯、侗語相近，當屬壯侗語各民族歌謠之源。 ^[152] 

“姑蘇”、“無錫”、“餘杭”、“盱眙”、“餘姚”、“富春”這些地名都是古越語的地名，在吳越地區徹底漢語化後，地名卻往往能頑強地生存下來。 ^[118] 

關於古越族的來源，學術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認為越族源出於中原諸夏族，是諸夏族的後裔，即“越為禹後説”；二是認為越族是由當地原始先住民發展形成的，即“土著説”。

持“越為禹後説”者，主要以司馬遷《史記》中的《夏本紀》、《越王勾踐世家》以及《吳越春秋》、《越絕書》等歷史文獻為依據，認為越王勾踐的祖先，是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無餘的後代，之後形成分支散佈南方各地而成“百越”。

有學者根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等史籍有這樣的描述：“公元前333年（戰國時期），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越國，盡取吳越之地。”認為，自此越國人流散到南方一帶，分化成眾多的支系，故而從這個時候開始，文獻中便出現了“百越”這一個新的稱謂。不過，據科學技術的測定與考古的深入，該“百越源於越囯分化”的觀點難以信服。

研究百越族的中國學者宋蜀華認為：“勾踐的祖父夫鐔以上至夏少康庶子無餘，世系不清楚；夏少康經商至周敬王共60餘代，兩者世系相差近1000年，把越王勾踐説成是夏少康的後裔，實難信服”。此外，宋蜀華也認為夏文化和越文化截然不同，因為：“夏人活動地區從未發現過‘印紋陶文化’，而‘印紋陶’流行地區也從未發現過‘二里頭文化’”。 ^[1] 

持“土著説”者，主要以考古資料和史籍的考證為依據，認為越的世系找不出勾踐是夏少康後裔的直接證據，中原夏族和南方越族姓氏不同，彼此世系不清；諸夏族和古越族的分佈地區也明顯不同；古越族的文化特點也明顯不同於中原族羣。

對於古越人從何而來的問題，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蔣炳釗表示比較認同“土著説”，即百越族羣是由當地原始先民發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在百越各族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早在幾十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裏已有人類活動的遺蹟。萌芽於新石器時期的南方印紋陶已經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分佈在長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遺存。

考古學家將印紋陶分佈區分為寧鎮區、太湖區、贛鄱區、湖南區、嶺南區、閩台區、粵東閩南七個次文化區，這與秦漢以後百越族幾個組成部分的分佈基本吻合。這幾個文化區都曾是古代越族的世居地，這同中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分佈是一致的。 ^[35] 

據國際科學雜誌《科學》發表的“亞洲人羣遺傳多樣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萬至4萬年前，亞洲人開始從東南亞往北遷徙，逐漸遍佈整個東亞直至中亞地區，形成了如今的東亞人羣。對中國歷史而言，這意味着，古代黃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達了南方百越，在南方那裏繁衍，此後再往北遷徙進入黃河流域，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 ^{[19]  [36]} 

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上一直居於重要的地位。無論是華夏族，漢族，還是中華民族，都是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新石器時代，百越先民曾經有過一次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其突進中原的一支成為華夏族的主源之一，參與了夏朝的創建，還有可能居於民族主幹和政權主導地位。戰國秦漢，是中華民族從華夏族演進到漢族的重要時期，百越民族大規模融入華夏、漢族，成為漢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又至少有11個民族被公認為源出古代百越，佔總數的五分之一，百越後裔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 ^[119] 

百者，泛言其多；“百”是指多數、約數，不是確數。據黃現璠著《壯族通史》説：越即粵，古代粵、越通用；越與粵，古音讀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語音，越是“人”的意思。

另有觀點認為，對於“越”的得名，較常見的説法是“越”源於“鉞”（或寫作“戉”），是一種扁平穿孔石斧，開始是生產工具和武器，後來逐漸演變成很薄的象徵權力的禮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教授李錦芳認為這個説法比較可信，因為至今越族後裔壯侗語民族的語言中將斧子、板鋤（源於鉞）讀為“kwan”、“kwak”，與“越”字漢語古音接近。但對於“百越”是對“越”多個支系的泛稱這一説法，李錦芳認為是望文生義；他認為，其實“百”是中心詞“越”的詞頭，越音“bak”，是“把”的意思，“百越”即“把斧”。 ^[35]  韋昭認為百越之“百”是因越人有“百邑”而得名。 ^[37] 

古時候中原（河南一帶）人泛稱中原四方的南方部落為“蠻”、東方部落為“夷”、西方部落為“戎” ^[38-39]  、北方部落為“狄” ^[40]  ，“蠻夷戎狄”是夏、商、週三代對東南西北各方部落的稱謂。 ^[41]  秦漢史籍泛稱南方的部落為“越”，而戈壁沙漠以北的遊牧部落為“胡”（匈奴），故而北“胡”與南“越”並稱。 ^[1] 

由於古代中原部族對南方古越部族的瞭解甚少，在文字上關於對“古越族”的最早記載是“于越”，“于越”是春秋時期越國的前身，據文獻記載及考古印證，“于越”最遲在商朝前的時候就已經存在。古越族和中原諸夏族早期的往來關係主要貿易。 ^[1] 

《莊子·逍遙遊》：“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郭慶藩集釋引李楨曰：“諸越，猶雲於越。”

《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名於越（于越）。《周禮·冬官考工記》又出現“吳、粵”名稱。

《逸周書·王會解》又有“東越”、“歐人”、“于越”、“姑妹”、“且甌”、“共人”、“海陽”、“蒼梧”、“越區”、“桂國”、“損子”、“產裏”、“九菌”等名稱。

《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採草藥》“諸越則桃李冬實”。 ^[1] 

《漢書》記載：“蠻夷中，西有西甌，眾半公式（個子矮小瘦弱），南面稱王。”《百越先賢志》也載：“譯籲宋舊壤，湘漓而南，故西甌也。”

宋朝人羅泌的《路史》又具體解釋了百越的族稱有：“越常、駱越，甌越、甌皚，且甌、西甌、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蒼吾、越區、桂國、損子、產裏、海癸、九菌、稽餘、北帶、僕句、句吳（吳囯前身），是渭百越也。” ^[1] 

古籍又有記載：“越北有城廓邑里也，處溪谷之間，叢竹之中”，“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想傳不過等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夾以森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腹蛇猛獸。”從這些古籍的表述可見，百越支下的小村落多數都聚居、敬居、繞寨、遊走于山川要塞，森林叢竹之中。 ^[1] 

吳越包括于越、句吳部族，是春秋時期越國、吳國的前身（地理位置即今蘇南浙北一帶）。於公元前2032年建立越國。公元前473年傳至越王勾踐撃滅吳國後北上與當時中原諸國會盟並雄視中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42]  戰國時，勢力衰弱，公元前306年，為楚所征服；至公元前222年被秦所滅。 ^[43]  從文獻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于越部族在春秋時期前較為強大，戰國後衰落。

揚越，亦通揚粵。今長江下游的上海、江蘇、安徽局部、浙江等皆古揚州之屬；古揚州之地為越人所居，故曰揚越。關於其地理位置及範圍史料上有不同的記載：如，《史記》記載：“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之後為趙佗南越國領地”，此通南越；也有用揚越來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此通地區、越國，《呂氏春秋》：“東南為揚州，越也”；《爾雅》：“江南為揚州，越也”。主流説法是揚越位於長江中下游、江淮之間的一帶。邗越與句吳同屬揚越，句吳即是春秋吳囯的前身，邗越分佈江淮各地。

閩越部落即是閩越國的前身（今福建一帶）。因分七族，故有七閩之稱。閩越之“閩”源於圖騰崇拜，閩越部落把蛇當作是部落的圖騰；蛇在古語中又被稱為長蟲，就以蟲為義，把該地稱為閩越。閩越人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當於中原的夏商時期），已經創造出燦爛的獨具特色的——閩文化；到了周朝，形成七個大部落，史稱“七閩”。與閩越關係較密切的是附近的東南面于越，據傳在越王允常時代，于越部族有人進入閩越定居，如鑄劍能手歐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帶領助手在閩北（今松溪縣）湛盧山建爐，鑄造質量優良的寶劍；福州市的冶山和歐冶池，相傳也是歐冶子鑄劍地。

南越即今廣東一帶越人的稱謂 ^[1]  。當時廣東地區 ^[135]  政治實體較為鬆散。在秦統一嶺南的戰爭中，第一階段就很快打下廣東地區，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力 ^[45]  。廣東漢族不是簡單的來自全國各地漢族的複合體，而是以由百越融合於漢族而形成的廣府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為基礎或生長點，然後繼續融合百越後裔和其他世居廣東農村的少數民族的族體，甚至還融合了若干非蒙古利亞種族的血統，以及不斷吸納或融合全國各地入粵的漢族而形成的複雜的融合體。 ^[120] 

唐五代時期，壯族先民仍被稱為俚、僚、烏滸（烏武）等，但也出現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稱，如“西原蠻”、“黃洞蠻”、“儂洞蠻”或泛稱“洞蠻”、“洞氓”等。宋代以後，壯族族稱又有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撞”、“布土”、“土人”等稱謂。元明以後，被侮譯為“獞”，另外還有自稱壯、儂、郎、土、沙等。這些稱謂原來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時期，“壯”的稱呼已廣泛見於整個廣西和廣東西部，成為壯族最普遍的一種族稱。1952年統一稱為“僮”（音壯）。1965年改寫為“壯”。 ^[3] 

畲族部族是廣東東部的土著越人，廣東潮州鳳凰山是畲族的發源地 ^[5]  。公元7世紀初，畲族聚居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 ^[105]  。隨着漢人遷入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畲族逐漸被漢化和融合，他們在反抗封建官府的鬥爭中逐漸走向融合 ^[94-95]  。至清代，多數畲族族人已被漢化，成為客家人的構成成分之一 ^[143]  ，少數未被同化的畲民要麼退進更深的大山中，要麼被迫向別處遷移。此後贛閩粵交界區域成為客家基本住地及各地畲、客錯居的格局也因此而奠定 ^[95]  。畲民自稱“山哈”，畲語意為居住山裏的客人 ^[105]  ，所以漢族稱畲族為“客家人”，畲族稱漢族為“民家人”。 ^[144]  在晚明以前，當地是沒有“客”或“客家”這樣的族羣分類的，這個後來稱作“客家”的人羣是居住在南嶺山區的土著。 ^[131]  源於經由百越文化、畲民文化傳承而來的禹夏文化基因，是“石母”和“祖地”二位一體的象徵符號。百越和畲民族團是華夏民族的南方支系，百越是畲民族團的歷史主體，畲民族團是漢族客家民系的歷史主體。 ^[145] 

甌，古文與“區”、“漚”均相通。有專家研究，“甌”不是諸夏詞彙。古籍記載：“東南曰揚州……其譯藪，曰具區。”“區”即“漚”，指浙江境內眾多湖泊，湖泊或瀕海地方被水包圍的島嶼。在這些被水“漚”（包圍）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漚人”，即“甌人”。《山海經》中也有“甌居海中”的説法。

據專家考證，“區”則“曲”，二者同義。故山林險阻崎嶇曲折之地謂之“區”，即“甌”，居此地者，即為“甌人”。在東面江浙地區居住的越人——“漚人”是“甌”，在嶺南西部地區居住的越人——“甌人”也是“甌”，他們都是“甌越”。為以示區別，所以，習慣上稱江浙一帶的越族“甌人”為“東甌”，嶺南西部一帶的越族“甌人”為“西甌”。

東甌與西甌雖同屬百越族羣集團，但歷史命運卻大相徑庭，在融入漢族的過程中前者走的是移民模式，後者行的是本土模式。 ^[121] 

“西甌”指廣西一帶的越人 ^[1]  ，西甌越人主要分佈在柳江、紅水河流域以北的廣西區域。在距今五千年前後的傳説中的堯舜時代，廣西已出現的最早蒼梧古國，其分佈範圍包括今梧州市、賀州市、桂林市東北部、湘東南、粵西北 ^[46]  。約在戰國前後時期，在廣西地區出現了西甌、駱越兩大方國，這是嶺南地區方國的鼎盛時期。在秦統一嶺南的戰爭中，在廣西打了六年之久，並且是以“伏屍流血數十萬”的代價才能統一廣西及越南地區 ^[45]  。

駱，同雒，是山區的水田；駱人，或雒人，即耕這些田的人，駱（雒）越，則為耕這些田的越人。駱越是百越眾部落中一支以農業為主的部落，但其製作工藝技術高超，在出土的飾物、銅鼓就十分精良。早在商周時期，駱越人已建立起中國嶺南地方政權“駱越方國”，並根據中央王朝的指令，開發和管理嶺南和南海。 ^[4]  夏越是有同源關係的，即都同源於更早的駱人；而越族則是南下的夏人與其同族系的駱人融合而成的族羣。駱是越族的別稱和最早名稱，也是夏族的最早名稱。 ^[122] 

漢時，駱越人分佈在交趾、九真和合浦等郡，大抵在今廣西南寧西南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下及今廣東省雷州半島和海南省。 ^[138]  此後，在中國境內的駱越發展成為壯侗語族各民族，是中國壯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 ^[4]  。而在今中國境外的駱越則發展、流變為中南半島撣、泰、京等民族。 ^{[106]  [137]} 

又作文狼、文朗。傳説中的古國，最早見於《水經注》卷三六引《林邑記》：“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縣南有文狼究，下流徑通。”此後《通典》《太平寰宇記》等書均有記載，説法不一。越南歷史學家據中國古史記載和晚近所出越南史書，認為文郎系越南之古國，在今越南北部永富省附近。此顯系傳説，所謂“文郎國”不足憑信。 ^[139] 

甌雒國又作甌駱國。傳説中的古國。值得強調的是，越南史書中，此國多雜有傳説成分，不能作為真實歷史。如近代越南史書記載，在周朝末年有蜀人（一説蜀王子）蜀泮興兵滅文郎國，逐雄王（或作“碓王”），號安陽王，建此國。立國50年，為南越王趙佗所滅。這些都是根據中國史籍，如司馬遷《史記》的《南越列傳》所記“西甌、駱越”“甌駱”，《水經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記》所載西甌駱國的傳説等衍生而來的。 ^[140] 

壯族是古百越民族的後裔，以好歌、能歌著稱，武鳴作為駱越文化的發祥地，山歌是其中非常獨特的民族文化。武鳴山歌至今已有近千年歷史，壯家人往往三兩成羣聚在一起，唱對應答，由此形成獨特的“歌圩”。每場歌圩可聚集成千上萬的人，三天三夜都不散場。所唱山歌內容包羅萬象，極具民族特色。 ^[99] 

“歌圩”是歌海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如壯族的“歌圩”、“圩蓬”，侗族的“花炮會期”，仫佬族的“走坡節”等等。儘管叫法不同，但在形式上都是以集體對唱山歌為主，結合進行各種各樣的文娛、體育活動。據史料記載，廣西歌圩始於宋朝，到元代形成了廣西歌圩的鼎盛時期，劉三姐傳説就應當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廣西歌圩的最大共同點，是凡事都以歌表達，多數歌曲現編現唱，所有歌手都有很高的觸景生情、即編即唱本領和對答如流的技能。 ^[104] 

廣西歌圩的歷史，在《嶺外代答》《寰字記》《日詢手鏡》及一些地方誌上有所記載。《嶺外代答》甚至清楚地記載“靜江人倚蘇幕遮為聲，欽人倚人月圓”，並稱贊當時歌手的才情為“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間乃有絕佳者”。書中還對男女青年如何在對歌中產生愛情、結婚有所記述。龍州縣誌記載，每年四月間，鄉村男女指地為場，賽歌為戲，名曰歌圩，甚且鄰縣附近亦有裹糧食而來，趕圩助興，每場眾集不下千人。 ^[104] 

明代以後，明王朝代表的封建經濟力量和文化影響深入到嶺南一帶，歌圩以對歌互挑以至心許成婚的習俗，與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發生衝突，改流的土司地區曾有過禁止歌圩的事發生，但最終無法禁止。據記載，思恩知府李彥章禁歌不遂，時人作詩嘲笑之“蘭卿太守真多事，示禁花歌浪費神”。當時還流傳着一首反禁歌的山歌：“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元帥管總兵，只有知州管知縣，誰敢管我唱歌人。” ^[104] 

賽龍舟，是端午節傳統的習俗。相傳起源於古時楚國人因捨不得賢臣屈原投江死去，許多人划船追趕拯救。他們爭先恐後，追至洞庭湖時卻不見其蹤跡。之後每年五月五日人們划龍舟以紀念之。借划龍舟驅散江中之魚，以免魚吃掉屈原的身體。競渡之習，盛行於吳國、越國、楚國。其實，“龍舟競渡”早在屈原之前就已經有了。聞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説，距屈子投江千餘年前，划龍舟之習俗就已存在於江浙地區吳越水鄉一帶，目的是通過祭祀圖騰——龍，以祈求避免常見的水旱之災。 ^[79-80] 

端午節起源於江浙地區吳越部族的龍圖騰祭祀 ^[142]  ，端午節最初為古代百越地區（長江中下游及以南一帶）崇拜龍圖騰的部族舉行圖騰祭祀的節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農曆五月初五以龍舟競渡形式舉行部落圖騰祭祀的習俗。 ^[114]  　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有一種幾何印紋陶為特徵的文化遺存。該遺存的族屬，據專家推斷是一個崇拜龍的圖騰的部族——史稱百越族。他們有斷髮紋身的習俗，生活於水鄉，自比是龍的子孫。隨着龍神觀念逐漸成為炎黃子孫共同的意識後，圖騰舟也就演變成了各式各樣的龍舟，並從中產生出競渡的遊藝形式，此後漸漸形成為中國各地的傳統風俗。 ^[115]  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經融合到漢族中去了，其餘部分則演變為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因此，端午節成了全中華民族的節日。 ^[116] 

據《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稱，早在7000年前，遠古越人先民已用獨木刳成木舟，並加上木槳劃舟。《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的記載。中國古代南方水網地區人們常以舟代步，以舟為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人們在捕捉魚蝦的勞作中，攀比漁獲的多寡，休閒時又相約划船競速，寓娛樂於勞動、生產及閒暇中，這是遠古時競渡的雛形。 ^[81] 

據專家考證，進行龍舟競渡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在產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區，這正是中國南方地區的特色。在古代典籍有關龍舟起源的記載中，最早是出現在東漢。事實上，中國南方吳越一帶直到東漢時才開發。據此可以推測，端午的習俗最初可能只在長江下游吳越民族中流行，後來吳越文化逐漸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這種習俗才傳到長江上游和北方地區。 ^[81] 

《莊子·逍遙遊》中有云：“越人斷髮文身。”《史記·趙世家·正義》記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斷髮文身，即是剪短頭髮與文（紋）身。”斷髮文身“是遠古至秦朝時期古越人的生活風尚。 ^[82] 

《史記》、《漢書》都曾記載，《史記·吳世家》説太伯、仲雍居於句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83]  。《漢書·地理志》也有相同記載，但卻對斷髮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釋。可見斷髮文身是吳越族羣的鮮明標誌 ^[82] 

“契臂”，謂刻臂瀝血。是百越部落之間表示結盟所舉行的結盟儀式。《淮南子·齊俗訓》：“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高誘注：“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

商周時期，北方中原人用龜殼、牛骨來占卜，而南方的百越人則用雞骨，即用雞的頭蓋骨在火上烤，以雞頭骨受熱開裂的圖文形象來卜吉兇。

古代越族人的另一習俗，是“鑿齒”（拔牙）。在舊時文獻中，這種風俗習慣被稱作“鑿齒”、“打牙”。這是一種有意識地採用人工方法，拔除（或打、或敲）某些健康前位齒的行為，在《山海經》、《淮南子》中都有記載，《戰國策·趙策》中記有：“黑齒雕題，鰻冠林縫，大吳之國也” ^{[27]  [82]}  。

史料記載，越族中有許多支系都有喜食“蚌、蛇、魚、鱉、蛤”腥味之物等習俗。這些都是生活在沿海越人的餐中天然美食，把蟲蛇蚌蛤視為上餚。在《淮南子》與《史記》中，都提到南蠻吃蛇與貝殼類動物。《史記·貨殖列傳》中對南方越人的飲食方式進行了精闢概括：“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晉代的《博物志》也記載了南方鍾愛水產的食俗：“東南之人食水產，魚、鱉、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

據考古發現，南寧貝丘遺址距今6000-10000年，在遺址現場還留存有大量的螺殼，專家介紹，遠古時代的人們已經開始以螺肉為食物，大部分螺殼的尾部都已被敲碎，以方便他們進食，也可以此證明古越先民喜愛的“撩螺”古已有之。 ^[84]  在廣東發掘的多處文化遺址的堆積層裏，均發現有大量的“蜆蚌蛤蚶螄螺”遺骸。這些在漢字名稱中屬“蟲”字部首的貝殼類動物和蛇一樣，在中原人心目中均為“不潔”的象徵。其實這是古代南北居住環境、食物供應鏈以及飲食文化的差異。一個族羣的飲食習俗，是與他們的居住環境與食物鏈供應分不開的，這些貝殼之類動物，現代的名詞叫“海鮮”。

中國一向視中原文化之外的吳、楚為夷狄。司馬遷將周邊民族的始祖幾乎無一例外地追溯到了中國古代的聖王賢君，若不是聖王賢君，也必定是聖王賢君的傅佐。吳國作為“夷狄”，除表現在其“斷髮文身”等社會習俗上，還表現在其作為一個民族鮮明特徵的語言上，這可以從吳國君主的名字、吳國的國號上獲得線索。周章至夫差時期共21王才是真正的吳國世系。吳王名字中的這些讀音，無疑透露出了有別於中原語音的古吳語信息。中原式名僅見於壽夢（乘）以後，這是吳國與中原交往的結果。吳國國名也是多音節的詞語，中原人將之簡化成“吳”，從而很容易與今山西南部的虞（吳）國混淆。在各國爭霸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以及虞國早期的歷史被嫁接到了江南的句吳身上。通過對吳王夷式名與吳國國號的分析可以推測，吳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上也與中原諸侯截然不同，當然族羣也就不同。句吳是江南的土著，與周王室無關，對句吳而言，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只能是春秋爭霸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附會。在走向文明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與中原諸侯爭霸的過程中，作為“夷狄”的句吳，將自己的祖先附會成中原聖王的苗裔，對內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對外則能逐漸贏得中原諸侯的認同。但直到夫差與中原諸侯在黃池會盟時，仍然被視作“夷”，因“夷德輕”而遭到中原諸侯的輕視。 ^[125]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屠睢率50萬大軍分五路，平均一路10萬，一路攻取東甌和閩越（浙江、福建），兩路攻南越（廣東），其餘兩路攻西甌（廣西）。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置了閩中郡。在秦統一嶺南的戰爭中，第一階段就很快打下廣東地區，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力。而在廣西則打了六年之久，並且是以“伏屍流血數十萬”的代價才能統一廣西及越南地區 ^[45]  。秦軍南伐嶺南之初即佔領番禺一帶的廣東地區並留軍駐守，另外30萬秦軍西赴廣西地區與當地的百越作戰，主將屠睢之後中伏身亡。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囂為主將和趙佗繼續進攻廣西地區的西甌、駱越各部落，同年完成平定嶺南的大業，整個嶺南由此劃入了秦朝的版圖 ^[85]  。秦始皇將嶺南地區設“桂林、象、南海”3個郡。

秦末漢初，浙江南部出現了“東甌國”、福建出現了“閩越國”，嶺南的趙佗則建立了“南越國”並統一了嶺南地區。但最終分別於公元前112-111年被漢武帝徵滅，其地改為漢朝的郡縣；此後，“百越”這個名稱就不見於史載南。方大多數民族因為是農業民族，對土地有很強的依賴性，所以反映在民族關係上，發生戰爭只在鎮壓與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一般不以激烈的矛盾衝突體現，相對來説大的政治事件較少。范曄沒有專門為百越族後裔立傳，而是將之放在南蠻中交待，這是因為百越民族的後裔到了東漢時期，除了駱越之外，絕大部分已經融入漢族。 ^[126]  東南沿海的古越族，分佈在江、浙、閩、廣東中部的部分先後融入漢族，而分佈在廣西、海南、滇南的部分，則分化成壯、傣、水、侗、布依、黎、毛南、仡佬等民族的重要族源。 ^[141] 

自秦對越戰爭將百越併入秦朝版圖後，秦始皇將百越劃分成數郡，並予劃置入九州。到了漢朝，整個百越地區，即吳越、東甌、閩越、南越、西甌、雒越在分野中都劃歸於九州中的揚州。東漢未年將嶺南的越地改置交州，到了晉朝重新將嶺南的越地劃屬九州中的揚州，南漢後又將嶺南的越地劃屬交州。此後百越地區長期置於揚州與交州州域。 ^{[12]  [86-87]  [88-92]} 

從考古人類學上考察百越融入“中華一體”的歷史進程，需要同時考慮越人“漢化”和漢人“越化”兩條線索。 ^[127]  秦朝的統一，使過去的華夏族與吳、越、巴、蜀、楚人相融合，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在兩漢期間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128]  秦漢之後，“百越”人大多數已在長期的歷史時期中逐漸與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融合，形成了許多支族。從民族歷史變化來看，除了少數百越後裔“遁逃山谷”，演變出唐宋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化外，絕大多數百越人羣在長期、全面漢化的過程中融合成為當地漢民，與漢唐以來南遷的中原北方漢民共同構成東南漢民文化體系。 ^[129] 

廣東中部的珠三角地區在先秦時期仍然為大海 ^[44]  ，因此廣東的百越族主要分佈在西部和東部地區，西部的百越族演化為廣東的壯族 ^{[2]  [93]}  ，東部的百越族演化為畲族 ^[5]  ，後來畲族又和南遷漢人融合為今天的客家人。 ^{[94-95]  [143]}  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來自北方，大部分人的祖先則是閩浙贛粵等省的土著。一些遺傳學家調查了我國２４個民族、７４個羣體的免疫球蛋白分佈，得出了中華民族分別起源於古代兩個不同羣體的假説。這兩個羣體大致以北緯３０度為界，南北兩大地區的漢族之間的差異遠大於與同一區域內少數民族的差異。北緯３０度以南的漢族主要來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雖然對南方漢族文化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但在人數上並不佔主體地位，客家也不例外。 ^[131]  至於台灣各族人民與百越的關係，其一，通過DNA比對證實，漢族閩南人具有古越族人基因；其二，在台灣世居的少數民族高山族大部分應來源於東夷；其三，古越族為台灣另一個少數民族平埔族來源之一。 ^[129] 

據發表在英國《生物醫學中心進化生物學》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證實：遍及兩大洋的南島居民，直接源於中國大陸的壯侗語族少數民族 ^{[4]  [96]}  。整個澳泰族羣發源於大約三萬年前的百越沿海一帶。而在大約一萬年前，南島諸族羣的祖先離開北部灣的南粵沿岸，沿着越南的海岸向南遷徙。大約3000年前，印度尼西亞的馬來族羣開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處探索。 ^[96] 

古越人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在衣着方面，古越人及其後裔今海南島黎族等南方少數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在飲食方面，古越人“飯稻羹魚”，是栽種稻穀（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創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幹欄式”住房的創造者，今天的壯族、毛南族、水族仍然居住在傳統“幹欄式”住房。 ^{[3]  [97-98]} 

百越具有獨特的文化習俗與發明創造，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也受到其周圍古文化、特別是中原文化的影響，從而日益匯入於光輝燦爛的中古文化之中，為締造中國的歷史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