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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福時
鎖定
阮福時(越南語:Nguyễn Phúc Thì,1829年-1883年),原名阮福洪任(Nguyễn Phúc Hồng Nhậm),越南阮朝第4任君主(1847年—1883年在位),年號嗣德(Tự Đức),因此通稱“嗣德帝”。
- 出生日期
- 明命十年八月二十五日(1829年9月22日)
- 逝世日期
- 嗣德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1883年7月19日)
- 主要作品
- 《嗣德聖制字學解義歌》、《御製越史總詠集》等
- 廟 號
- 成祖→翼宗
- 諡 號
- 繼天亨運至誠達孝體健敦仁謙恭明略睿文英皇帝
- 陵 墓
- 謙陵(嗣德陵)
阮福時人物生平
阮福時早年生涯
阮福時生於阮聖祖明命十年(1829)八月二十五日,父為阮福綿宗(後來的阮憲祖阮福暶,即紹治帝),母為範氏姮(後來的儀天章皇后,即慈裕太后)。他即位前的名字為阮福洪任,是阮福綿宗的次子,有異母兄阮福洪保。紹治帝即位後,阮福時出居私邸(善慶堂),紹治三年(1843)正月被冊封為福綏公,並迎娶刑部尚書武春謹之女武氏緣。
[1]
據後來阮福時所撰的具有自傳性質的《謙宮記》碑文記載,他出生時,母親身體虛弱,卧牀數月,而保姆未能妥善照顧自己,雖然自三歲起就由母親親自撫養,但從此就體質孱弱。紹治七年(1847)六月,阮福時忽然出痘,生命垂危,直到八月才勉強恢復。由於他“氣血弱,身體常瘦”,所以沒有生育能力,終其一生,膝下無一兒半女。
[2]
阮福時自幼受到母親範氏的嚴格教育,挑選師傅教他讀書,並要求他一言一行都符合禮度,不許他嬉遊,阮福時每天早晨去學習,中午回來,如果遺忘或懈怠,就會遭到範氏的責罵,如果沒有熟讀所學內容,就會讓他熟讀為止,否則就算面前有戲劇也不許觀看。在範氏的嚴厲教導下,阮福時對四書五經和詩賦韻律爛熟於胸。相比而言,阮福時的兄弟們有的不愛學習,有的年幼無知,只有阮福時一枝獨秀,能在紹治帝面前出口成章,因此得到紹治帝的青睞。不過,阮福時又嫌他的師傅們都只是老秀才,學問不精,“僅堪訓蒙而已”,甚至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於是轉而對騎射感興趣。據説阮福時射箭功夫極佳,“屢能命中”,紹治帝亦對此十分欣賞,常讓阮福時侍射,並讓他任意挑選御用弓矢。
[2]
阮福時繼位受封
當時,阮朝效仿清朝不立太子,從原則上來説,皇位當歸屬長子安豐公阮福洪保。洪保不僅年長,而且身體健康、儀表堂堂,並於紹治五年(1845)生下兒子。阮福時(洪任)不僅體質孱弱、無法生育,而且還性格內向,“寡言多羞”,遇到除了至親以外的宗室或大臣也極少寒暄,作態如同一個命婦,因此在朝中缺乏人脈。
[3]
不過,阮福時的優勢在於其母範氏健在,備受紹治帝寵愛,後又位居貴妃,成為事實上的後宮之主,而洪保早年喪母;此外,阮福時飽讀詩書,勤奮好學,也頗得紹治帝的歡心。據記載,紹治二年(1842)紹治帝北巡河內、接受清朝冊封之際,本來打算讓阮福時留京監國,而這一般認為是儲君的信號,因太皇太后(順天高皇后陳氏璫)的反對而讓洪保留京監國,阮福時隨自己北巡。
[4]
紹治五年(1845),洪保生子,紹治帝大喜曰:“五代同堂,天家臻此美福,自古希聞。”命內閣破例支給皇長孫俸祿。
[5]
不過紹治帝又讚揚清朝乾隆帝禪位於嘉慶帝是“以賢不以次,合堯舜之道而兼禹啓之傳”,因此他對選擇皇儲的態度可謂曖昧不定。
[6]
紹治七年(1847)八月,紹治帝終於病倒。九月十七日秘密召見重臣張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維浹,宣佈將傳位於皇次子福綏公洪任,並且任命這四人為輔政大臣。
[7]
十天後,紹治帝駕崩,張登桂等宣讀遺詔,洪任乃依聖祖明命帝所定製度,選取“時”字作為自己繼位後的新名字(此後阮朝諱時為辰),十月三日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正式即皇帝位,並改明年為嗣德元年,是為嗣德帝。
[8]
嗣德帝繼位後,還需要舉行“邦交大禮”,即接受清朝冊封為“越南國王”。之前阮朝嘉隆、明命、紹治三帝都是前往越南故都河內舉行“邦交大禮”。嗣德元年(1848),山興宣總督阮登楷、河寧總督尊室弼以維護國體、節省經費為由,奏請將“邦交大禮”舉行地點移至京師(順化),嗣德帝採納其議,向清廷請求在順化舉行冊封儀式,得到道光帝恩准。嗣德二年(1849)七月二十二日,在冊封使廣西按察使勞崇光的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書,獲冊封為“越南國王”,他也是最後一位接受中國冊封的越南君主。
[9]
嗣德帝繼位後的顧命四大臣中,張登桂號稱“顧命良臣”,身兼八銜,權傾朝野。他與阮知方不睦,在嗣德三年(1850)把阮知方支去南圻充當經略大使,而武文解、林維浹又是張登桂的黨羽,所以掌權的實際上只有張登桂一人。嗣德五年(1852)十二月,張登桂等三名輔政大臣提出還政,嗣德帝批准其請求,開始獨立處理政務,儘管如此,張登桂仍在朝中發揮着無可比擬的影響力,直到嗣德十八年(1865)去世為止。
[10]
嗣德帝以次子繼位,“外朝皆以為疑”,甚至舉行登極大典之際,有不少官員不肯排班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按劍押班,説:“先帝彌留,預定儲副,我等奉詔尊扶,有不奉詔者,自有典憲!”於是眾官才排班羅拜。
[11]
最不滿的當屬嗣德帝的長兄阮福洪保,他於嗣德四年(1851)欲叛逃海外,被抓回圈禁。嗣德七年(1854)正月,洪保因再次謀反事泄而自縊。洪保曾企圖勾結天主教徒和法國傳教士,但傳教士不願捲入其中。儘管如此,嗣德帝認為天主教徒就是洪保的同黨,所以加深了對天主教的敵視。從嗣德四年(1851)開始,嗣德帝下達一連串禁教令,升級了對天主教的迫害,誅殺法國傳教士多人,從而提供了法國入侵越南的口實。
[12]
阮福時法國入侵
嗣德帝治下的越南,國計民生已大不如前。嗣德帝剛繼位時,工部左參知張國用就指出“民間財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
[13]
嗣德五年(1852)三月,嗣德帝亦對“錢荒兵缺”的局面憂心忡忡,令諸臣商量對策。
[14]
加之自然災害頻仍,北圻連年堤潰洪災,導致民不聊生,變亂四起。嗣德三年(1850),嗣德帝鑑於“頻年饑荒,民窮為艱”,下令釋放乂安作亂的130餘名百姓。
[15]
嗣德七年(1854),鎮守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稱後黎朝皇族的黎維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適的輔佐下起兵,騷擾山西、河內、北寧一帶,叛亂雖很快被平定,但北圻地區從此陷入了長期的混亂中。
[16]
在越南國內如此凋敝紊亂的情況下,法國以阮朝迫害天主教為由,糾合同樣有傳教士死於越南的西班牙,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
嗣德十一年(1858)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搭乘14艘軍艦來到越南沱灢(今峴港)的法西聯軍3000餘人(法軍約2500餘人,西班牙軍約450餘人)在越南守軍回覆最後通牒的期限過後,炮擊沱灢,拉開了法越戰爭及越南近代史的序幕。隨後法西聯軍登陸,佔據安海、奠海等多處要塞,越軍統帥黎廷理陣亡,順化岌岌可危。嗣德帝改派阮知方為廣南軍次總統,領兵抵抗法軍,阮知方確立以守為戰的戰略方針,築蓮池屯要塞,設伏出擊,多次取勝,法西聯軍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因此法軍統帥黎峨在嗣德十二年(1859)初率主力部隊轉進南圻,於正月十六日攻陷南圻重鎮嘉定(今胡志明市),定邊護督武維寧自殺殉國。當時,英法組成聯軍入侵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所以佔領嘉定不久後,法軍主力就調去中國戰場,留下800人駐守嘉定附近之右平堡。南圻天主教徒紛紛響應法軍,“多有乘勢嚇擾平民,又或結夥為洋守禦及探報者”,法軍得以在此立足。
[17]
嗣德十二年(1859)六月,法國出於緩兵之計,提出議和,張登桂、潘清簡等重臣也主張“戰不如和”、“罷兵息民”,於是嗣德帝同意與法國議和。法國提出開港通商和傳教自由,不為阮朝所接受,到嗣德十三年(1860)春,和議破裂,越軍試圖收復嘉定,但未能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法軍艦30艘、士兵萬餘人全力進攻南圻。嗣德十四年(1861)正月,法軍攻破嘉定大屯及暫省(臨時首府),越軍統帥阮知方受傷,嗣德帝改任阮伯儀為統帥。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儀與法國議和,法國又提出了割地賠款的要求,嗣德帝反對,於是法軍於十一月攻取邊和。嗣德帝又起復阮知方來代替阮伯儀,但已無濟於事,法軍於嗣德十五年(1862)二月攻取永隆,南圻即將全境陷落。與此同時,法國傳教士潘勒林慫恿天主教徒謝文奉從香港回到北圻,自稱後黎朝皇族黎維奉,糾合數萬人造反,法軍下士杜瓦爾潛入造反隊伍中加以指揮煽動。嗣德帝鑑於後院失火,被迫派潘清簡、林維浹同法國議和,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九日(6月5日)與法國、西班牙籤訂《壬戌和約》(第一次西貢條約),規定越南割讓南圻東部三省(嘉定、邊和、定祥)及崑崙島給法國,並向法國、西班牙賠款400萬銀元,還有開放通商口岸、天主教傳教自由、最惠國待遇等條款。從此,越南被迫打開了國門,並走上了殖民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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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阮福時內外交困
阮朝與法國締約後,嗣德帝召還南圻前線的阮知方,又任命他為西北軍次總統,讓他馬不停蹄地奔赴北圻,鎮壓日益蔓延的謝文奉等“土匪”的叛亂。另一方面,嗣德帝對《壬戌和約》十分不滿,尤其是割讓土地和承認“邪教”(天主教)更令他痛心疾首,想法設法贖回南圻三省,於是在嗣德十六年(1863)五月派潘清簡、範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國,直接向法皇拿破崙三世交涉。法國起初答應有條件歸還,與潘清簡草簽新約,然後卻又反悔,嗣德十八年(1865)正月正式接管南圻三省,嗣德帝束手無策,只能屈服。
[18]
嗣德十七年(1864),阮朝與法國簽訂《壬戌和約》的消息傳開,在越南引發軒然大波。當年科舉考試,各地考場發生“鬧場”事件,士子們羣情激憤,上書呼籲將天主教徒和洋人斬盡殺絕,並以“主辱臣死”之義要求與法國決一死戰,同時將矛頭對準潘清簡等人,稱他們在交涉中已被法國收買、與天主教徒狼狽為奸,要求將其明正典刑,否則拒絕應舉。嗣德帝對首唱者處以杖刑,並將未能成功曉諭士子的一些省份的督學罷官。
[20]
與此同時,嗣德帝的堂弟阮福洪槢憤於《壬戌和約》之喪權辱國,上書請領兵殺盡天主教徒,嗣德帝斥其“躁妄”,不予理會,其後洪槢欲起兵清君側,誅殺負責對法交涉的潘清簡、陳踐誠等人,並屠戮天主教徒,但沒敢行動,到嗣德十七年(1864)十二月事泄問斬,改從母姓稱武槢,同黨阮文院等凌遲處死,數名宗室成員捲入其中並被處死。
[21]
據法國傳教士的報告,大部分官員都同情洪槢,支持嗣德帝的只有四、五名主和派重臣。
[22]
經過一連串內外變故後,嗣德帝的健康狀況也遭到沉重打擊。自嗣德十八年(1865)起,他因體弱多病而連續八年不親自祭祀。
[23]
後來他在《謙宮記》中寫道:“回思當日,羽檄交馳,機務填委,日夜寢饋失節,如痴如醉,至今驚魂猶未定,而羸疾日更加甚,又不幸卒遭急病,絕而復甦,於是頭運(暈)目眩、腳軟腹滯,諸虛症悉見,祭祀不能親,政不能勤。”於是他開始考慮身後之事,為自己選擇“萬年基”,營建陵墓。
[24]
督建官員阮文質待下苛刻,服役軍民苦不堪言,編造歌謠曰:“萬年是何萬年,城築士兵骨,壕挖人民血。”
[25]
段徵(又作段有徵,明命帝之子從善公阮福綿審的女婿)、段直兄弟唆使營建陵墓的民夫、士兵去攻打皇宮,弒殺嗣德帝,迎立阮福洪保之子丁導(阮福膺導)繼位。他們以禁軍將領尊室菊為內應,嗣德十九年(1866)八月初八日率千餘人兵分三路打進皇宮午門,侍衞胡威、阮盛等拼命抵抗,及時關閉內廷左右廂門。段徵等佔據太和殿,用轎子載着丁導入宮,準備將他扶上皇位,轎子在半路上被胡威喝退,胡威又指着陵墓工所士兵説:“汝等甘從逆乎?”於是人心大亂,胡威趁機將段直刺倒,緊接着援軍趕來,逮捕段徵等人,平息叛亂。事後,尊室菊服毒自殺,段徵、段直等十三人凌遲梟首,丁導及其母、妻、子、女皆處以絞刑。
[26]
當時,法國不再援助北圻亂黨,北圻局勢亦趨於穩定,阮知方在段徵之變不久後班師回朝,切諫修陵之事,並請下詔罪己,嗣德帝拒絕下罪己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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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發生在首都的謀反事件外,南圻局面也日益惡化,法國索要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到嗣德二十年(1867)七月出兵佔領,經略大臣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淪陷。
[18]
阮福時北圻亂局
嗣德帝接受清朝冊封后,清朝南方就爆發了以太平天國為首的一系列民變,中越貢路不通,兩國關係受阻。隨着清朝平定南方民變,嗣德帝於嗣德二十一年(1868)重新派遣如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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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遭到清軍圍剿的兩廣民變勢力紛紛湧入越南北圻沿邊諸省及紅河流域,嘯聚一方,攻城略地,佔山為王,主要有“延陵國”領袖吳鯤(吳亞終)及其分化出來的黃崇英之黃旗軍、劉永福之黑旗軍、盤文二(盤文義)之白旗軍,此外還有蘇國漢(蘇四)、陸之平、李亞生等匪幫。越南北兵怯懦不能戰,南兵又水土不服,根本不是這些“清地股匪”的對手,總督段壽、副提督阮曰成等多名文武大員相繼陣亡。在恢復對清關係之際,嗣德帝向清廷乞師會剿,得到同意。嗣德二十二年(1869),廣西提督馮子材率三十一營出鎮南關剿匪,平定吳鯤,此後清軍屢次來北圻剿匪,直至中法戰爭為止。
[29]
另一方面,阮朝在嗣德二十年(1867)招安劉永福,利用他來對付其他“股匪”,劉永福先消滅了白旗軍,接着打敗了黃旗軍,壟斷了紅河上游的關税,成為北圻最強大的勢力。嗣德帝初授劉永福百户、千户等低級武職,嗣德二十六年(1873)擢為保勝(今老街)防禦使。
[30]
此外於嗣德二十三年(1870)任命黃佐炎為諒平寧太統督軍務大臣,與清軍及劉永福合作剿匪,嗣德二十五年(1872)七月命阮知方再赴北圻,充宣察董飭大臣,負責調度指揮北圻剿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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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圻匪亂未靖之際,法國勢力又從南圻伸向北圻。法國商人塗普義試圖開闢從紅河通往中國雲南的航路,在嗣德二十五年(1872)十月藉口為清朝雲南提督馬如龍運送軍火,乘坐掛着中國龍旗的兩艘蒸汽船、一艘炮艦、一艘帆船強行從東京灣駛入紅河,不顧越南當局的反對,穿越北圻抵達雲南。嗣德二十六年(1873),從雲南回到河內的塗普義得寸進尺,又改換法國國旗,欲通過紅河向雲南運鹽,遭到越南方面的堅決阻止,嗣德帝請法屬交趾支那(南圻)總督遊悲黎干預,遊悲黎趁機染指北圻,便派海軍上尉安鄴前往北圻,名為召還塗普義,實際上卻是強迫阮知方向法國開放北圻。阮知方拒絕,安鄴率100餘名武裝人員於九月三十日攻佔北圻首府河內,阮知方戰敗負傷,絕食殉國。十月,安鄴又在越南天主教徒的內應下奪取海陽、寧平、南定諸省,並同黃旗軍相勾結。劉永福聞訊,率黑旗軍馳援河內,斬安鄴於紙橋。法國派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順化和北圻善後,同意交還河內等城池,嗣德帝決定同法國妥協,令劉永福罷兵,等法國人撤離北圻後,又於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同法國締結《甲戌和約》(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除了規定越南開放北圻和紅河外,還聲明“大南國大皇帝系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同時又規定越南如果要與他國建交,必須事先通報法國,法國有權幫助越南平息內外變亂,並派遣“欽使”駐紮順化。從此不僅北圻門户洞開,越南也在事實上淪為法國的保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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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最令嗣德帝頭疼的不是法國,而是北部的文紳運動。《壬戌和約》之後,天主教徒公開活動,越南國內的“良道”(良民和道民,“道民”即天主教徒)衝突日益嚴重。安鄴侵入北圻後,北部各省天主教羣起響應,引發文紳階級的不滿。安鄴被殺後,北部文紳們開始大規模報復天主教徒,尤以乂安為最。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乂安文紳在秀才陳瑨、鄧如梅的領導下,號召“平西(法國)殺左(“左道”,即天主教徒)”,土匪陳光浣、張光首、阮輝琠也與之合流,他們屠殺上萬天主教徒,佔據河靜省城,聲勢頗為浩大。嗣德帝被迫借師助剿,在法國海軍的援助下,終於在九月鎮壓了此次文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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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福時憂患而終
與法國締結《甲戌和約》、鎮壓北部的文紳運動後,黃旗軍領袖黃崇英於嗣德二十八年(1875)七月被清越聯軍生擒處死,北圻局勢隨之暫時平靜,但仍有不少零星匪幫繼續活動。當年十月,海陽商政管理阮有度提出北圻三大難,即危害農業的“堤政”問題、造成匪患的“流民”問題、法國覬覦紅河通航及上游開礦的“商政”問題。
[34]
終嗣德一朝,也未能解決這些問題、恢復北圻的安寧秩序,從而給法國以干預北圻的可乘之機。
《甲戌和約》之後,嗣德帝雖然實行對法協調路線,但並未將本國視為法國保護國,依舊向中國稱臣納貢,請中國出兵剿匪,並試圖擴大外交,牽制法國。法國起初採取維持越南現狀的方針,到嗣德三十三年(1880),法國終於決心對北圻採取積極政策,落實對越南的所謂保護權。嗣德三十四年(1881)八、九月間,法國逼迫越南驅逐“違約阻商”的劉永福,否則法國將於明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要求駐紮保勝的劉永福遠離紅河商路,劉永福不應。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法國派海軍中校李威利率500士兵遠征北圻,企圖消滅劉永福,在河內遭到河寧總督黃耀的抵抗,三月初八日,李威利攻破河內,黃耀殉國,此時法國陷入埃及危機中,指令李威利不得輕舉妄動,李威利遂於五月將河內歸還越南,但藉口黑旗軍尚在而滯留北圻。
[32]
三月,嗣德帝看到三宣(指北圻山西、興化、宣光三省)季冊兵有7500餘人,嘆息道:“如此數多,豈不足辦?但不盡心耳。有臣如此,可嘆也!”
[35]
李威利入侵北圻、佔領河內後,嗣德帝就決定向清朝告急求援。清廷早已關注法國在北圻的動向,不能對法國侵略中國南疆門户坐視不管,在接到李威利佔領河內的消息後,命令清軍以剿匪為名進駐越南北圻各省,同時北洋大臣李鴻章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展開談判。嗣德帝歡迎清軍,指示北圻官員説:“清兵如來,我為東道,應隨宜款接,探察要得體,毋失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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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應李鴻章要求,派範慎遹、阮述赴天津參與談判。不過入越清軍並未發揮明顯作用,中法談判也陷入僵局。嗣德三十六年(1883)二月,得到700援兵的李威利在重據河內之後,攻佔南定省城,清朝官員唐景崧勸説劉永福出兵抗法,四月十三日,劉永福斬李威利於河內紙橋,法國決定報復越南,派海軍少將孤拔領兵直搗順化。
[37]
在法軍來到順化之前,嗣德帝的人生就走到盡頭。從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下旬開始,嗣德帝身體狀況不斷惡化,飽受背癰和噩夢折磨。他夢見阮福洪保、丁導等人抓他的背,為此在皇家寺院天姥寺舉行懺悔法會,並邀請洪保倖存的一個女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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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德帝收養了三個侄子膺禛(育德帝)、膺豉(同慶帝)、膺登(建福帝)為養子,膺登最聰明,也最受嗣德帝寵愛,而長子膺禛則不成器。儘管如此,嗣德帝鑑於洪保的悲劇和時局的艱難,在最後關頭決定傳位於長子膺禛。六月十四日,嗣德帝召見大臣陳踐誠、阮文祥、尊室説,親傳遺詔,稱:“膺禛固是久學長成,正名亦久,但微有目疾,秘而不宣,久恐不明,性頗好淫,亦大不善,而國有長君,當此辰艱,舍此將何以哉?朕萬歲以後,其以皇子瑞國公膺禛繼大統,即皇帝位。”任命陳踐誠為輔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説為同輔政大臣,並且要求廟號不得稱“祖”。六月十六日,嗣德帝撒手人寰。死後廟號成祖(建福帝繼位後改為“翼宗”),諡號繼天亨運至誠達孝體健敦仁謙恭明略睿文英皇帝,葬于謙陵。
[39]
嗣德帝對後事的安排並未達到共濟時艱的目的,在他死後兩年時間裏,阮朝更換了五位皇帝,而越南也徹底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阮福時為政舉措
阮福時政治
- 完備典章
嗣德八年(1855),紹治年間所修的《大南會典》修成,嗣德帝接着命令整理其事例,於嗣德二十一年(1868)刊行了《欽定大南會典事例》,標誌着阮朝官僚體制的完備。
[40]
- 整頓吏治
嗣德朝的政治主要特點是因循守舊,官僚機構龐大臃腫,各衙門遇事互相推諉,慣於欺上瞞下,行政效率很低。嗣德帝抱怨道:“向來凡有重事,事交僉議,屢遲延不決,聞諸臣互相推諉緘默,止得三五羣坐,交頭附耳,相與細説,及大臣問之,則以難為對,惟待人先倡,從而附會之,畫記而退,何其閒甚,以致緊務或竟日不決,或連日不成。”
[41]
貪污腐敗之風也日益盛行,北圻“土匪”公然以“殺盡貪官污吏”相號召。
[42]
面對日益嚴重的官場亂象,嗣德帝除了屢次對百官下諭戒飭、向全國下詔求賢、調整奏諮文書流程等隔靴搔癢的措施外,並無整頓吏治的有效辦法。
[43]
- 體制改革
法國入侵越南以後,嗣德帝對官僚體制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他效仿清朝總理衙門,設置處理洋務的“商舶大臣”,以適應開港通商的局面。
[44]
但是商舶大臣並無獨立權限,需要與原有的中樞機構機密院會商,構築起“院舶體制”。
[45]
不過,嗣德帝並未對政治展開進一步的變革。越南已有像阮長祚這樣的先覺者提出學習西方、改革內政,潘清簡、範富庶等一批出使外國的大臣也呼籲實行改革,嗣德帝對於這些改革建議並非一概屏斥,但由於朝臣因循守舊及財力不足等原因,這些建議均未能得到落實。
[43]
阮福時經濟
- 財税改革
嗣德年間,財政拮据,尤其是經歷了法越戰爭,阮朝還揹負鉅額賠款,北圻又長年處於戰亂中,所以嗣德帝不得不想方設法開發財源。法越戰爭後,嗣德帝出台了囚犯贖罪的條例以及士民捐官的條例,又陸續解除各類礦禁以課税,但收效不大。
[25]
最重大的舉措是於嗣德十八年(1865)決定弛民間鴉片之禁,徵收鴉片税,每年可徵收302200貫。
[46]
此舉遭到潘清簡、武仲平、阮知方、黃佐炎等眾多大臣反對,連慈裕太后都認為不宜,但嗣德帝除了禁止士大夫吸食鴉片外,依然堅持徵鴉片税。
[47]
嗣德二十八年(1875),嗣德帝鑑於北部(河靜省以北)私田多而課税輕的狀況,下令統一全國税率,將南部地區的税制(上等田每畝徵40升、中等田每畝徵30升、下等田每畝徵20升)推行於河靜以北各省。之前北部各省私田税率分別為上等田26升、中等田20升、下等田13升,公田則分別為80、56、33升,此舉引發北部各省怨聲載道,北寧布政使潘廷評請求收回成命,但被駁回。
[48]
- 對外貿易
在對外貿易方面,嗣德帝即位之初,停止瞭如東(派官員去廣東)、如西(派官員去南洋)採辦貨物之舉,所需貨物由華商包辦。
[49]
開港以後,嗣德帝逐漸恢復如東、如西。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正式解除阮朝開國以來的海禁政策,允許越南人出洋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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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福時軍事
- 軍事改革
嗣德年間,阮朝的軍事狀況每況愈下,武器陳舊,兵額不足,士氣低落。法越戰爭前,越軍仍以“棍槍”這種冷兵器為主,每隊50人只有5人拿着舊式鳥槍,全年只有一次演習射擊。
[51]
百姓爭相逃避兵役,如南圻“民生沃饒之區,遊惰成風,不樂居兵”“有田產之家,如聞缺兵,攜眷逃之鄰境”。
[52]
法越戰爭對陣法軍之際,越軍“怯敵成風,遇敵即走”。
[53]
嗣德帝對於這些狀況並無有效措施,甚至到了嗣德三十四年(1881),嗣德帝還在申定操演與現實嚴重脱節的“象馬陣法”。
[54]
法越戰爭後,嗣德帝亦嘗試將越南軍隊進行近代化改造,尤其重視蒸汽船的導入。此前越南在明命年間雖製造過蒸汽船,但早已破敗。嗣德帝在嗣德十六年(1863)就派黃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國人學習蒸汽船的製造,三年後又派20名工匠去嘉定的法國造船廠學習。此外,從嗣德十八年(1865)到嗣德二十五年(1872),越南陸續購入了四艘蒸汽船,嗣德帝賜名“敏妥”、“順捷”、“騰輝”、“遠通”。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又從法國獲贈5艘蒸汽船,嗣德帝賜名“利載”、“利濟”、“利達”、“利用”、“利泛”,並御製《利船記》以紀念。這些蒸汽船在嗣德年間常用於剿滅海盜,此外也用於如東、如西等業務。
[55]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讀到香港新聞日報上所載的強國之法(造船、鑄炮、學話、練兵),決意施行,並以“學話”(學習外國語言)優先。
[56]
嗣德末年,嗣德帝又試圖藉助清朝來派人到西方各國留學,並請清朝派人到越南傳授鑄炮、造船技術,或越南人去清朝學習。不久後,嗣德帝就去世,法國也控制了順化,嗣德帝的軍事改革計劃徹底落空。
[57]
- 設山防衙
嗣德年間,越南北部匪患嚴重,阮朝官軍無力鎮壓,除了乞師清軍、招安黑旗軍外,嗣德帝決定給當地土豪以兵權。於是從嗣德二十八年(1875)起,陸續在北部各省設置山防衙,任用出身當地的高官為山防使,命他們屯田自衞。山防衙體制在改善匪患上並無顯著效果,但在咸宜元年(1885)後的抗法運動(勤王運動)中卻發揮重要作用。
[58]
阮福時文化
- 弘揚儒學
嗣德帝是阮朝最為博學的一位皇帝,他常常秉燭夜讀,學問修養堪稱阮朝歷代皇帝之最。他在位期間,極為重視儒學,積極推進學術文化的發展。為了將儒學和漢字進一步普及民間,他本人在晚年時曾寫了兩部教學及學術的著作,分別為《嗣德聖制論語釋義歌》及《嗣德聖制字學解義歌》。編成時,適值法國入侵,阮朝無暇付梓刻印。至成泰十年(1898)才刻印頒行。兩書是阮朝後期官方的標準漢越字典,當中的注音為當時越南學界的標準音。
嗣德帝還重視向民間推廣儒家倫理道德,法越戰爭進行中的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命令制定朝堂皇親部署軍營相見相遇及鄉飲酒、男女婚娶諸禮。
[59]
嗣德帝借鑑清朝宣講聖諭的活動,於嗣德十五年(1862)御製《聖諭訓迪十條》(敦人命、正心術、務本業、尚節儉、厚風俗、訓子弟、崇正學、戒淫慝、慎法守、廣善行)。此時阮朝已被迫解禁天主教,嗣德帝擔心越南人民紛紛信仰天主教,決定讓各村社的鄉紳講訓條,“以感化多少定賞格”,從而抵制天主教的滲透。
[60]
嗣德二十四年(1870)又將《訓迪十條演義歌》譯為喃字以便普及民間,翌年六月刊行,要求上至皇親百官,下至諸社村民人手一本。嗣德帝還打算大張旗鼓地宣講,但因考慮到天主教解禁而只令收藏。
[61]
- 修編書籍
嗣德帝熱衷修書,他任內修成的最負盛名的書籍是《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該書編纂工作從嗣德九年(1856)開始,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修成。編纂期間,嗣德帝親抓實幹,他效仿清朝乾隆帝親加批註,除了在御批文字中對事件和人物作出認定或評價外,還幹了兩件事:一是授意和裁定凡例,一是給這部書劃分編寫的歷史時期。
除此之外,嗣德年間還編修了《欽定大寶鑑》、《欽定字典分類》、《大南文苑》、《大越文選》、《熙朝文選》、《大南一統志》等,不過這些書多數都未能在他任內完成或刊行。
- 整頓教育
嗣德帝在科舉考試中增開雅士科和吉士科,選拔有文采的人出來做官。法越戰爭後,嗣德帝認為“國子監賢士所關,近因海疆有事,教學不專,何以成材得人”,於是下令讓“學行純備”之人充任國子監教師,淘汰怠惰之人,增補品學兼優者入讀。
[62]
針對當時有錢人為了通過“課試”(朝廷每年四月和十月給各學堂學生開設的考試,通過考試者可以免除賦役)而競相行賄考官的不良風氣,嗣德帝在嗣德三十年(1877)申定“士子考課法”,命令嚴格落實。
[63]
- 對天主教
阮朝自明命以來,視天主教(越南稱“爺蘇教”、“道教”)為邪教、左道,嚴加禁止,嗣德帝也不例外。他認為“爺蘇之説,尤為無理,甚至男女混淆,行同禽獸”
[64]
,加之阮福洪保曾與天主教徒往來,因此嗣德帝在位初年加強禁教力度,處死多名傳教士,引發法越戰爭,天主教徒紛紛協助法軍。《壬戌和約》後,天主教解禁,天主教徒(道民)公開活動,與其他越南官民(良民)之間的衝突日甚,到嗣德二十七年(1874)爆發了反洋教的文紳運動。嗣德帝將其鎮壓下去後,允許將“良民”改稱“平民”,“道民”、“莠民”改稱“教民”,標榜一視同仁,調解雙方糾紛,徹底改變了天主教政策。
[65]
阮福時外交
- 對中國
嗣德帝在位時期,越南阮朝仍然保持着與中國清朝的宗藩關係。即位之初,嗣德帝依例派刑部右參知裴樻等赴北京告哀請封,同時準備北巡河內,完成“邦交大禮”(冊封儀式)。嗣德元年(1848),越南山興宣總督阮登楷、河寧總督尊室弼提議向清朝請求世襲國號、停止冊封,或移至首都順化舉行冊封儀式,嗣德帝不許,阮登楷再上一折,其理由有:一、河內是“安南”故都,阮朝和“安南”是不同的國家,故不宜在河內行禮;二、順化離河內太遠,“千里巡幸,不無意外之虞”;三、取消北巡可以節省經費、紓解民力。阮登楷預計清朝必定答應,並説“倘清果以道路之難,又將聽我永膺世祚、停其冊封,則國體益尊、民生久利,尤為計之得也”。嗣德帝採納了在順化冊封的主張,以河內宮殿年久失修及“主少國疑、不敢擅離國都”為由向清朝請求在順化冊封。
[66-67]
道光帝恩准其請,嗣德帝聞訊大喜,對覆命的裴樻等人説:“一接國書,他已聽允,這系交鄰大義,尤於國體有光。”於是給使臣升一級官並厚加賞賜。
[68]
嗣德二年(1849)七月,嗣德帝在順化接受清朝冊封為“越南國王”。嗣德三年(1850)三月,嗣德帝得知清朝道光帝駕崩的消息,輟朝五日,這也是阮朝皇帝唯一一次主動為清朝皇帝舉哀。
[69]
嗣德五年(1852),越南貢期又至,嗣德帝派範芝香等出使清朝,恰逢清朝爆發太平天國起義,這個使團也在清朝滯留三年才得以回國,此後中越朝貢關係中斷十餘年。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預備派黃善長等赴北京朝貢,清朝以“兩廣未靖”為由拒絕。直到嗣德二十一年(1868),嗣德帝所派的黎峻為首的使團才得以進入鎮南關,恢復朝貢。嗣德二十七年(1874)。越法簽署《甲戌和約》,雖然強調了越南的“自主之權”,但又聲明“若從前有與何外國相交,往來通使,今應仍舊,不可變異”,所以即使法國人頗有微詞,嗣德帝仍舊堅持四年一次朝貢中國,直到他去世。
[32]
除了朝貢外,嗣德帝還屢次向清朝乞師剿匪。雖然清朝土匪和民變勢力湧入越南的現象早已有之,但在嗣德年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阮朝官軍不堪一擊,疲於奔命,嗣德帝遂頻頻求援於清廷。嗣德二十一年(1868),在恢復朝貢的同時,嗣德帝命使臣向廣西巡撫蘇鳳文呈遞請求清兵助剿的諮文,清廷予以批准,於是在嗣德二十二年(1869)派廣西提督馮子材率三十一營出鎮南關剿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平定了“延陵國”領袖吳鯤。餘黨黃崇英及其所率黃旗軍繼續擾亂北圻,嗣德帝又向清朝求援,清軍乃於嗣德二十四年(1871)、嗣德二十八年(1875)兩次出關圍剿黃旗軍,終於擒殺黃崇英。嗣德三十一年(1878),清將李揚才自稱越南李朝皇室後裔,率部入越向阮朝討回“祖業”,嗣德帝破天荒地親自撰寫上給清朝皇帝、皇太后的告急奏文,翌年馮子材領兵出關,剿滅李揚才。此後仍有陸之平、李亞生、覃四娣等中國匪幫繼續活躍於北圻,清軍又應邀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底出關剿匪,此後清軍留在北圻,直至中法戰爭。
[29]
嗣德帝並非樂見清軍出入北圻,但無奈他手下的大臣和士兵太無能,所以嗣德帝對負責剿匪的黃佐炎、尊室説批評道:“遠求清兵,系由爾等遲久,不能同心悉力辦清,故不得已出此下策!”
[70]
除了請求清軍助剿以外,嗣德帝還利用接受阮朝招安的劉永福來對付其他匪幫。
嗣德帝長期將對清關係限定於朝貢和剿匪,無意讓清朝介入越法關係。嗣德帝認為:“夫以大清尊(宗)國,而亦不能自強,則其他尚可言哉!”
[71]
因此他在為贖回南圻的問題而備受折磨之際,也沒有請求清朝的援助,甚至根本沒向清朝通報。清朝也是以天津教案為契機,命廣西太平知府徐延旭調查越南情況及越法關係,才瞭解到越南將南圻割讓法國。而嗣德帝則是到了嗣德三十一年(1878)上奏清廷請求剿滅李揚才時才透露了南圻失陷。法國第一次入侵北圻後,越法簽訂了《甲戌和約》,嗣德帝也沒有及時上報清廷。法國雖然通報清廷,但清廷自顧不暇,除了聲明越南本系中國屬國(被法方誤譯為“越南曾經是中國屬國”)並繼續幫越南剿匪外,並沒有其他動作。
[72]
嗣德三十四年(1881),法國宣佈要落實對越保護權並再次遠征北圻,阮朝才出現了聯清抗法的意向,朝臣們注意到清朝正在與日本就琉球問題展開交涉,故判斷清朝也會為同為藩屬國的越南而盡力與法國交涉。
[73]
與此同時,清廷也從駐法公使曾紀澤那裏得知法國圖謀北圻的情報,認為“越南積弱已甚,為中國藩籬計,實不能以度外置之”
[74]
,開始真正關注越南問題,輪船招商局廣州分局道員唐廷庚奉命去越南與嗣德帝接洽。十二月,唐廷庚抵達順化,嗣德帝以“恐招外人疑忌”為由拒絕接見,由協辦大學士阮文祥負責接待,並向唐廷庚提出三條請求——允許越南派使常駐北京以便聯絡各國、清朝為越南遣使各國提供方便、清朝保護劉永福。
[75]
翌年春,李威利入侵北圻,嗣德帝數次向唐廷庚及兩廣總督曾國荃告急求援,清廷決定一面以剿匪為名派兵進駐北圻各省,一面命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談判,談判結果是以紅河為界劃分中法在北圻的勢力範圍。嗣德三十六年(1883),嗣德帝應李鴻章的邀請,派範慎遹、阮述赴天津參與談判,同時向李鴻章請求通過清朝學習西方技術以自強、請清朝協助越南與西方各國締約以牽制法國、請清朝出兵進駐順化以抵禦法軍。
[76]
清朝本來就認為越南不如朝鮮重要,加上《甲戌和約》讓清朝在中法交涉中處於被動地位,清朝亦對擅自締約的越南耿耿於懷,李鴻章指出:“法國於同治十三年與越南所定約款,越王並不先行奏聞,其受法所餌,樂為自主之國,不願為中國統屬,居心實不可問……今為法人所逼,始效秦庭之哭,求助上國,是何異子弟欺瞞家長,將祖業自行斷送與人,事後乞憐家長,請為攘奪,其情殊堪痛恨!”
[77]
李鴻章又認為“目下南、北洋兵船尚未練成,斷斷無可遠派,且法國水師擅長,實非中國兵船所能制勝”,因此只派軍艦在南海“遙作聲勢”,事實上拒絕了嗣德帝的求援。
[78]
統領入越清軍的廣西布政使徐延旭也採取消極方針,聲稱因《甲戌和約》的緣故,中國只能“暗助”越南,嗣德帝直到病重之際都讓人説服徐延旭積極行動,但徐延旭還是回到了中國境內的龍州。總之,嗣德帝聯清抗法的意圖落空,導致法國佔領順化、吞併越南,只是此時嗣德帝已不在人世。
[79]
- 對法國
嗣德帝的對法(初譯“富浪沙”,1883年與中國接軌,改稱“法”)政策可以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即位到嗣德十五年(1862),嗣德帝比前代更加嚴格地執行鎖國和禁教政策,多名傳教士被殺。嗣德九年(1856)十二月,法皇拿破崙三世(越南稱“那坡離翁”)派到東南亞的孟狄納累使團來到沱灢,向越南提出了建交、通商、傳教等要求,遭到拒絕,使團在開炮示威後離開。嗣德帝加緊捕殺傳教士,其中有西班牙(越南稱“衣坡儒”)傳教士遇害。於是法國糾合西班牙,於嗣德十一年(1858)入侵越南,引發了長達四年的法越戰爭。法軍攻擊順化不成,南下奪取南圻重鎮嘉定,嗣德帝命百官密奏籌洋方略,大致可分為四派:一是固守議和派,如張登桂、潘清簡等人;二是和守相機而動派,認為有時也可以攻為守,如武德濡、範清等人;三是主和派,是些尋找理由“專言和”者,如黎止信、尊室常;四是主戰派,提出各種分析和方略,“專言攻守”,如陳文為、胡士訓等。嗣德帝贊同固守議和派主張,於是兩次與法國和談,但都破裂,南圻四省也相繼淪陷。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潘清簡、林維浹去嘉定議和。起初嗣德帝有意模仿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贖回廣州之舉來贖回南圻,並要求“土地決不可許,邪教(天主教)決不可公行”,結果潘清簡等簽訂《壬戌和約》(第一次西貢條約),不僅規定越南向法西兩國賠償400萬銀元、開放沱灢、巴叻、廣安三港,也答應將嘉定、邊和、定祥三省割讓法國,允許天主教傳教自由。
[18]
第二階段是嗣德十五年(1862)至嗣德二十六年(1873),嗣德帝的對法外交聚焦於收回南圻的問題,為此他派潘清簡到巴黎直接與法國政府交涉,法國答應有條件歸還南圻三省,也派駐暹羅領事何巴理來順化謁見嗣德帝並商討新約。但越法雙方對新約都不滿意,談判遂歸於流產。除了派潘清簡談判外,嗣德帝還採取暗中支持南圻抗法勢力的策略,希望讓法國知難而退。南圻淪陷後,百姓推軍官張定為“平西大元帥”,領導義兵抗法,廷臣請求敕諭其勿輕舉妄動,嗣德帝駁斥道:“人心如此,亦圖回之一助,豈有屑屑誡諭之理!”後來法國要求越南抓捕抗法領袖武維揚(千户揚),嗣德帝卻命令暗中庇護,留作後用。
[80]
此外,嗣德帝還採納機密院主張,試圖將南圻人民抗法的消息傳播於各國報紙上,以向法國施加輿論壓力。
[81]
這一切舉措都無濟於事,法國在嗣德二十年(1867)進佔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經略大臣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淪陷。嗣德二十三年(1870),嗣德帝聽説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拿破崙三世被俘的消息後,認為“有機可乘”,於是效仿“漢文服尉佗、匈奴”之法,讓商舶大臣以“仁心發為仁言”,修書弔慰交趾支那總督,並勸他歸還南圻,回救本國。總督除了感謝弔慰外,沒有其他表示,此時北圻遭遇清匪入侵,阮朝無暇進一步考慮南圻問題。
[82]
第三階段是嗣德二十六年(1873)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因法國商人塗普義欲強行通過紅河進入雲南,嗣德帝一面派陳廷肅、阮仲合赴北圻交涉,一面派黎峻、阮文祥赴南圻請交趾支那總督遊悲黎調停,遊悲黎趁機染指北圻,派海軍上尉安鄴以調停為名侵略北圻,卻被劉永福所殺,是為北圻變故。嗣德帝認為“劉團誘殺安業,特出自一辰計取,若堂堂正正與之角勝,想亦難於持久”,於是決定撤回黑旗軍,並同法國妥協。
[83]
法國此時派交趾支那司法官霍道生來順化及北圻善後,同意交還被安鄴佔據的河內,嗣德帝對霍道生頗為信任,認為他“有心為我”
[84]
,在法國歸還城池後,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黎峻、阮文祥在嘉定與遊悲黎簽訂了《甲戌和約》(第二次西貢條約),六月又締結了《越法商約》。除了開放北圻與紅河以及進一步擴大法國商權外,還規定越南與外國締結條約之前必須告知法國,法國派駐欽使(辦理公使)駐紮順化,越南已在事實上淪為法國的保護國。此後,嗣德帝採取對法協調路線,他在法國海軍援助下鎮壓了乂安的文紳運動,又從法國獲贈各種槍炮彈藥和蒸汽船,並在法國指導下建立海關和港口管理制度,還派阮增阭、阮誠意出使法國,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但另一方面,嗣德帝與暹羅及更多歐美國家建交、擴大越南外交空間的嘗試,則遭法國阻撓而失敗。
[18]
第四階段是嗣德三十四年(1881)至嗣德三十六年(1883)。此時,法國改變了維持越南現狀的方針,決定對北圻採取積極政策,落實所謂保護權。嗣德三十四年(1881)秋,法國駐順化欽使黎那告知越南《甲戌和約》中“雖無保護明文,而意義已涵”,交趾支那總督黎眉警告如果越南不能驅逐劉永福,法國將於翌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試圖讓劉永福離開保勝而未果。果然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就發生了李威利入侵北圻的事態。面對蠻橫的法國人,他痛嘆道:“將以一和字,始終誤我邪!”
[85]
於是決心對法採取強硬政策,聯清抗法。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李威利被劉永福擊斃,嗣德帝聞訊大喜,在加封劉永福為三宣提督的同時,拒絕把李威利等人屍體還給法國。
[86]
法國為報復越南,派海軍少將孤拔領兵直搗順化,孤拔抵達前,嗣德帝即已去世。
- 對柬埔寨
柬埔寨(越南稱“高蠻”)在明命年間曾為阮朝領土,紹治年間變成屬國(同時稱臣於暹羅),約定三年一貢。嗣德四年(1851)、嗣德七年(1854)、嗣德十年(1857)柬埔寨按期朝貢,嗣德帝應柬埔寨請求,歸還戰利品佛經,但拒絕歸還烏門、七山、巴川、堅江等土地。嗣德帝命曾打敗柬埔寨的阮知方鎮守南圻,亦令柬埔寨“感畏威德”。
[87]
嗣德十二年(1859),柬埔寨國王安東(詫螉敦)遣使進賀慈裕太后五十大壽,阮知方請加賞柬埔寨王母以懷柔,被嗣德帝拒絕。
[88]
翌年,柬埔寨以擒拿佔族叛亂領袖為名入侵南圻,與法國人勾結,不久安東去世,柬埔寨發生內亂,但騷擾仍然不斷。法越戰爭期間,法國曾提出柬埔寨不再向越南朝貢的議和條件,廷臣反對,嗣德帝認為法國非要如此也只能答應,不過要求法國保證柬埔寨不得入侵越南。
[89]
後來《壬戌和約》中無此條款,但嗣德十六年(1863)法國就強迫柬埔寨成為其保護國,柬埔寨與越南的宗藩關係就此終結,阮朝的屬國只剩下西原的水舍、火舍。
- 對暹羅
越南與暹羅在明命年間因對老撾、柬埔寨的爭奪而交惡。法越戰爭後,嗣德帝試圖與暹羅復交,但又希望暹羅先提出請求。
[90]
直到嗣德三十一年(1878),暹羅以送還越南鎮寧府官員為契機致書請尋舊好,嗣德帝遂派阮協報聘於暹羅。
[91]
其後暹羅欲遣使答謝越南,卻被法國阻撓,只好僱傭法國人將禮物送給嗣德帝,嗣德帝修書回覆。
[92]
- 對其他西方國家
嗣德初年,對所有西方國家採取排斥政策。嗣德三年(1850),美國(越南稱“麻離根”)船抵達沱灢,請求通商,遭到拒絕。
[93]
法越戰爭後,嗣德帝逐漸開始考慮與更多西方國家建交以制衡法國,如嗣德二十五年(1872),德國駐香港領事請求與越南修好,嗣德帝派阮政去香港報聘,並將購買的德國蒸汽船命名為“遠通”,表達通好各國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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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德國的政策是把法國的注意力引到東方,所以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對法協調路線,並未與越南建交。兩年後的《甲戌和約》中,規定越南與其他國家締約必須事先通知法國,越南的外交因而受到制約,僅在嗣德三十二年(1879)同西班牙籤訂商約,而西班牙迫於法國壓力,也只是讓駐華公使兼任駐越公使。
[95]
後來嗣德帝希望藉助清朝來聯絡西方國家,但未能實現。
阮福時人物評價
- 阮朝官方評價:帝聰明仁孝,愛民好士,兢兢業業,勵精政事,三十六年常如一日。即位之初,郊祭必親,十餘年後,積憂成病,每命恭代,然猶勉行初獻禮或先自瞻拜,心常歉然如不祭也。事皇太后,篤恭子道,每日一朝至恭,則整躬屏氣,長跪請安。既又談論書史或古今人物事蹟,或漏下四五刻未嘗少懈。萬機之暇,多作詩文,落筆成章,不假思索,汪洋浩瀚,滔滔不竭,其評説辨難,皆足以剖析疑惑,垂示勸懲。嘗厭士習卑陋,拘於故套,屢更試法,申定教條,正科之外,又開宏詞科、雅士科、淹博科,士有一藝一能,獎拔簡眷尤至。由是螢窗芸案,爭自濯磨,文章為之一變焉。臨朝拱默,不言人過失。士夫有罪,多寬假之,重者亦但嚴禁俟審,不輕置之刑。尤勤恤民隱,暑雨農功,辰辰諮問,蠲租減税,無歲無之。自法人之來也,三四年間,國貧於師,加以北邊連兵,勞費事機,遂齟齬焉。迨和議定,連失南境,每遣使求贖地,而未之遂,居嘗不樂,嘗曰:“故疆未復,朕他日不敢入世室。”悲惋形於言語,至於如此。於是設山防、設海防,置管田、置屯田,又立平準、開商政,孜孜汲汲,欲致富強,而奉行之下,未有以稱塞者。宮中無他好,辰出弋遊,或三五日一命駕,羣臣多以為言,帝亦自咎。然憂病煩鬱,非此不舒,故藉以遣懷,而機務亦未嘗稍懈廢也。嗚呼!以帝之天資聖學,好文守成,使當隆運,成康、文景何足云乎? [99]
- 唐景崧(清朝官員):①觀其大概,官不成官,民不成民,則其君可知也,實不足以立國,一目洞然,不必窮詰。②該君臣昏愚委靡,戰守絕無經營,即議和亦無條理……阮福時家庭構釁,苟活自娛,內亂將興,勝於外侮。 [100]
- 胡志明:自從辛亥年後,洋人來犯、與我惹事/可是皇上朝廷,冥頑不化、自以為是/今我國亡家殘,也因這些、昏君庸官。 [104]
- 陳輝燎(越南左翼學者):①嗣德皇帝對人民憤激的輿論卻充耳不聞,舉棋不定……實質上已經做了投降的準備,就是説與敵人(指法國)簽訂和約。②他們(指嗣德帝為首的阮朝皇室)企圖與外來的侵略者勾結起來鎮壓國內的敵人,但結果適得其反,國內敵人並沒有被鎮壓倒,反而使外來的侵略者有隙可乘,插手干涉,終於釀成亡國慘禍。歷史將世世代代地譴責他們。 [106]
阮福時軼事典故
阮福時自幼聰穎
嗣德帝剛會説話,就握炭頻畫於牆壁,看到的人感到驚異,便問他在幹什麼,他回答:“寫‘狀’字。“即狀元的狀。有一次,紹治帝讓諸子回答自己名字的含義,嗣德帝根據自己所學的訓詁知識回答道:“洪為重大,任為負荷。”紹治帝微笑着打趣道:“重負者何?樵薪耶?”
[108]
阮福時詩歌外交
嗣德帝酷愛作詩,史載他“萬機之暇,多作詩文,落筆成章,不假思索”。
[99]
他曾“敕諸地方察舉婦人能詩文者充教內庭”,以便後宮婦女能夠陪他作詩。
[109]
他甚至將寫詩融入治國理政之中,久旱降雨就作喜雨詩,期待勝仗就作望捷詩,乃至大臣議事、出使及將士作戰,他都會賦詩下賜,以示鼓勵。嗣德帝還將詩歌運用於外交場合,他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賦詩讚美李鴻章,以期他能幫助越南,託唐廷庚轉交:
天相中朝壽老成,拳拳憂愛壯猶宏。
柔懷島國扶文教,頏頡曾公播令名。
海潤惠覃千里浹,嵩高神降兩賢生。
李鴻章則以“及時自強、歸誠天朝、誤訂法約”之意次韻回覆:
山河表裏本天成,寄語賢王建樹宏。
阮福時好讀史書
嗣德帝非常愛讀史書,他對中國歷史瞭如指掌,有一次嗣德帝讀《明史》,發現松江府有諂媚魏忠賢者建德馨祠,便下令將宮中表德殿德馨樓改為明德樓。
[111]
他在訓諭中總是引經據典,對各種中國歷史人物信手拈來,要求文臣學習趙廣漢、諸葛亮、裴度等人,武臣學習趙充國、馮奉世、郭子儀、李光弼、曹彬等人,宗室學習漢代東平王劉蒼、宋代濮王趙允讓等人,自己則以漢文帝、宋仁宗為榜樣。法越戰爭後,嗣德帝專門印發唐書中李泌、裴度、李絳三名中興名臣的傳記,讓一品至四品官員30人一本,號召羣臣向他們學習。
[112]
他還兩次將乾隆御批通鑑下發全國各個學堂,要求士子認真學習。
[113-114]
嗣德帝不止關注中國史,也重視本國史。他對士子“惟知有北朝(指中國)之史,本國之史鮮或過而問焉”的狀況表示擔憂,因此才決定編修《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他不僅親自批註,還御製《越史總詠集》並予以刊行。
[115]
但總體而言,嗣德帝更多引用的還是中國史。
阮福時欲開世博
嗣德十九年(1866),法國召開萬國博覽會(越南稱“鬥巧場”),邀請越南參加。嗣德帝也想搞一個世博會,對大臣們説:“我亦開場,要洋人齊赴呈能,有益否?”大臣回奏:“西俗以機巧自誇,又有意東往。我若招之,恐各國同來,多有不便。”嗣德帝予以採納。
[116]
阮福時拒入宗廟
嗣德年間,法國吞併南圻全境,嗣德帝欲贖回而未果,《甲戌和約》的締約等於徹底承認了法國對南圻的佔領。嗣德帝乃於嗣德二十九年(1876)以“故疆未還”而下詔罪己,並稱“朕不幸齎志以歿,雖臣庶有不忍斥,援例祔從世室,則朕有罪人,不應污玷其列,苟強為之,魂魄亦不甚安矣。宜黜別之,勿加尊諡,以示萬世人君有過之大戒,使朕得與有過之臣分謗共恥,是朕之志也”。嗣德帝本欲“佈告天下,鹹使聞知”,經羣臣反覆勸諫,才沒有將此罪己詔公開。
[117]
阮福時議改國號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打算將國號由“大南”改為“大興”或“大化”。機密院大臣認為:“興字雖美,而稽之事寔則未賅;化字既兼本始,又合南音,想為妥善。惟當今多事,人心易搖,儻一違之,俗見訛言,恐莫能遏,請俟事簡後行。”嗣德帝採納,最終未改國號。
[118]
阮福時嗣德與鶴
相傳,清朝皇帝曾贈送嗣德帝一隻仙鶴,嗣德帝如獲至寶,寵愛無比,在其脖子上貼上“天子鶴”的標籤。有一天,“天子鶴”逃出御花園,闖入民宅,被民宅的狗咬死。嗣德帝龍顏大怒,欲處死民宅主人。有一個叫範丹桂的御史作詩勸諫曰:“鶴不能言,犬不識字。鶴入民院,犬忠於主。鳥獸鬥爭,幽明何與?犬吠鶴死,罪歸於主;鶴啄犬死,將何律處?”嗣德帝悔悟,赦免了民宅主人。
[119]
阮福時親屬成員
關係 | 稱號 | 姓名 | 備註 | |
父母 | 父親 | 憲祖章皇帝 | ||
母親 | 儀天章皇后 | 徽號慈裕太后 | ||
妻妾 | 正妻 | 儷天英皇后 | 又名武氏諧,嗣德帝任內升至皇貴妃,1882年因微事降為忠妃 | |
後宮 | 一階善妃 | 阮氏錦 | 同慶帝養母 | |
一階學妃 | 阮氏香 | 建福帝養母 | ||
三階敏嬪 | 黎氏 | 初封三階慎嬪,晉封二階恭妃,1879年降為三階敏嬪 | ||
三階禮嬪 | 女詩人,嗣德帝死後仿天寶白頭宮女遺聞,著《幸蜀歌》記當時亂局 | |||
三階端嬪 | 張氏 | |||
四階儉嬪 | 裴氏 | |||
五階嫺嬪 | 潘氏 | |||
五階靜嬪 | ||||
五階謹嬪 | 阮良氏 | |||
五階信嬪 | 阮清氏 | |||
六階婕妤 | 阮員氏 | |||
六階婕妤 | 陳氏 | |||
七階貴人 | 阮善氏 | |||
八階美人 | 阮廷氏 | |||
八階美人 | 阮和氏 | |||
八階美人 | 範氏韶 | |||
九階才人 | 阮若氏 | |||
養子 | 恭宗惠皇帝 | 即育德帝,瑞太王阮福洪依之子,封瑞國公 | ||
景宗純皇帝 | 原名膺豉,即同慶帝,堅太王阮福洪侅之子,封堅江郡公 | |||
簡宗毅皇帝 | 原名膺登,即建福帝,堅太王阮福洪侅之子 |
阮福時個人作品
嗣德帝創作的詩文集和各種書共計103部。
[120]
包括《嗣德御製文集》68冊,《御製越史總詠集》10卷、《嗣德御製詩》初集20卷、二集15卷、三集20卷,此外還有喃字著作如《嗣德聖制論語釋義歌》、《嗣德聖制字學解義歌》等。
阮福時陵寢墓地
嗣德帝去世後葬于謙陵(嗣德陵),位於順化市水春社上坡村。陵中所有建築物和景觀都帶“謙”字,如自謙門、鳴謙堂、和謙殿、流謙湖、衝謙榭等。嗣德帝解釋道:“吾何取之謙乎哉?……夫謙者,敬也,讓也,有而不居,屈己下物者也。以予之蒙恥負罪如此,讓莫大焉,屈莫甚焉,有何才能功德而不居乎?”再加上修築謙陵時雷震和謙殿以及段徵之變等“天譴人怒”,因此他“不得不謙也”。
[121]
阮福時影視形象
- 《平西大元帥》(2013年越南電視劇),國南飾
- 《鳳扣》(2020年越南電視劇),武明凱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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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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