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才

李揚才，中國廣東省廉州府靈山縣人（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靈山縣）人。少年得中武童，長大後投入清軍，曾在江南參與鎮壓太平軍，後轉戰兩粵征剿各地的農民起義軍，並隨軍出關赴越平定“土匪”黃崇英，積功被保薦到遇缺儘先題奏總兵俊勇巴圖魯提督銜。光緒二年（1876年）三月，委署潯州協副將。赴任剛一年半，即因潯州協實缺副將達三歸任，飭令李揚才交卸，遂丟掉了職務。

光緒四年（1878年）三月，李揚才赴桂林謁見廣西巡撫楊重雅，冀求謀職。但楊重雅由於聽信統領廣西防軍的候補道趙沃的讒言，拒不接受李揚才的請求，甚至還對出言羞辱他，只諮令赴廣東差遣。結果“州縣陵辱，撫道挾詐”，謀職卻毫無希望，只得怏怏回籍。

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有很多農民軍及天地會等勢力湧入越南北部。李揚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遂以奉命招撫入越農民軍首領葉成林為名，將田產房屋變賣，與曾在廣西兵營相識的鐘萬新等人密謀反叛入越。由鍾萬新先行入越去聯絡爭取各路農民軍的響應和支持，李揚才則在靈山縣屬的林坪一帶招募勇丁，令應募者先自備軍資口糧，約定齊集廣西龍州點名發餉。除此之外，李揚才還派人前往越南北圻各地進行仔細的偵查，自從光緒四年（1878年）五月以後，越南北部忽然出現大批自稱中國官方委派之人越境進入，“又有管帶劉蔣花，自稱潯州協鎮李揚才委訪機密事，遍往河內、山西、北寧、興化諸省，尋復徑回”。 ^[1] 

光緒四年（1878年）八月二十二日，李揚才攜帶家眷，從靈山縣九龍圩率領千餘人起程，旗幟號衣仍用李揚才從前在廣西帶兵時的常勝營字樣，並在黃旗上大書“順成王”。八月二十四日，李揚才率眾從欽州過廣西，由遷隆土忠州一帶，沿邊西竄。因為這時趙沃已聞訊調兵扼防憑祥等出關入越的道路，李揚才遂率眾入土思州境，經海淵進入越南。

一自起事之始，李揚才就給自己的行動塗上一層與其他農民軍不同的政治色彩。他自稱是已亡國六百多年之久的越南李朝的後裔，此次入越，不是像其他農民軍那樣各據一方，佔山為王，而是聲稱要向阮朝索回祖業，重建李氏王朝的統治。為此，他曾分別致函兩廣督撫、將軍等官員，除自陳戰功和訴説沒有官職以後的苦狀外，還強調：“越南國系伊祖業，被黎、阮各姓次第篡立。今阮王懦弱無道，激變子民，勾結外匪，蹂躪各鄉，人民流散，並侵犯廣東之欽州、廣西之龍州、太平府各屬邊境。現雖克復各處城池，奏設邊防，以遏賊竄。然安南逆匪一日不靖，則邊防一日難撤，不無老師靡餉之虞。伊系越南宗室，欲復舊業，即舉兵十數萬，帶同失所饑民，徑取取越南。如安南底定，不特龍州各處邊境無用防守，即饑民猶可安插從此中外靖安，一舉而數備焉。更得安南山河全歸一統，仍然按例上貢，無敢稍有故違，諮請代奏。” ^[2]  出關入越後，李揚才“即以越南國系其祖業，欲復故物，並以干支紀年，妄書‘奉天承運’字樣，其偽印撰刻‘奉天承運’、‘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十二字，用黃紙繕發告示，曉諭越南官民改裝易服” ^[3]  ，頗有成就一番事業的氣象。由於李揚才稱王太急，目標太大，所以很快就成為中越兩國政府追剿的目標。

李揚才的突然反叛入越，並宣言要奪取越王江山，給腐敗無能的阮氏朝廷帶來極大的震動。越王阮福時急忙向清政府告急求援。當時中國是越南的宗主國，有扶助屬國的義務，故遂由清政府代剿李揚才。其實，早在事發之始，清政府便擔心“越南地方凋敝，何堪復遭蹂晌？此次李揚才突然起事，恐該國兵力，難資備禦。……越南世守藩封，且為南服屏蔽，茲以中國武員無端生事，實屬不成事體，若不早為剿平，誠恐別招窺伺，所關匪細。”遂於光緒四年（1878年）十月傳旨命廣西巡撫楊重雅、廣西提督馮子材“迅即調派官兵跟蹤追捕，務將該犯擒獲懲治，毋令深入蔓延。” ^[4]  既而接到越南國王的告急上表後，清政府又令廣東、雲南兩省官軍協助追剿。

之前在光緒四年（1878年）八月二十八日，當李揚才率眾竄至海淵等地時，趙沃聞訊即率廣西邊防軍前往追剿，又添募1600人，分別編為八營，陸續出關援剿。九月初八日，李揚才奪踞諒山對岸的驅驢。初十日，趙沃部下副將黨敏宣督帶親兵及各營勇亦馳抵文淵州。接着，黨敏宣派都司田福志管帶鎮柳中營三哨、親兵營兩哨，由間道馳援諒山。初十日，李揚才率隊突至諒山城邊，架梯而上，卻被守城的越南官軍擊敗，退回驅驢。十一日，李揚才又率隊渡河攻打諒山，正在緊急之時，恰好田福志趕到諒山城外。田福志馬上揮隊奮勇攻擊，槍炮並施，李揚才遭到兩面夾攻，抵敵不住，只得狼狽退回驅驢，添築堡壘，以拒追兵。九月十三日，黨敏宣率大隊人馬追到，派鎮柳後營副將劉應高率隊駐紮驅驢後十餘里，抄李揚才之後，田福志由諒山過河攻其前，都司謝洲、黃忠立、千總黨代光分攻其左右，自督親兵營都司黃宗訓由後路繼進，於是日黎明一齊出隊進攻驅驢。李揚才分兵迎拒，被清兵攻破營壘，斃傷多人，只得放棄驅驢，退據祿平州所轄之牛墟、峝卜等處。九月十四、五日，劉應高率兵跟蹤追至牛墟，李揚才慌忙率大隊前來迎敵。劉應高偵知李揚才親臨督陣，峝卜必定空虛，遂密報黨敏宣派黃忠立率領兵勇襲取峝卜，李揚才不能兼顧前後，只得且戰且走，又敗於坑威、唐甲，最後退到長慶府治之屯梅才站住了腳。李揚才喘過氣後，又分兵佔踞坑橫、谷隆等處，並派鍾萬新率兵二千去襲取太原，但被越南總督北圻軍務黃佐炎命劉永福率黑旗軍將鍾萬新打敗。

李揚才見太原久攻不下，又率兵轉攻北寧。他們結筏渡河，擊敗前來迎戰的越南守軍，俘虜將領二人，炮斃大象一隻，擄獲一隻，奪踞南岸舊壘。黃佐炎看到情勢緊急，馳書向清軍求援，黨敏宣由諒山抽撥兩營繞赴北寧會合越南官兵將領李揚才擊退。李揚才率眾退入龍黯，進屯香洧，旋襲破越將胡領兵營壘及咘下等屯，聲勢復熾。

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初六日，黨敏宣率兵攻克李揚才部下踞守的州咘，十一月十五日又在板琴對面山洞中擒獲李揚才的部將李四，解赴龍州趙沃軍營審辦。但是，在隨之而來的新街之戰中，黨敏宣被李揚才打得大敗。關於此役，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二十七日，同文館學生沈鐸翻譯上海二月十七日新報載越南東京來信稱：“去冬李逆揚才率黨出關，廣西趙道台即檄調總兵黨敏宣督兵追剿，追至東京之太原府所屬地方，扎定營寨，將欲攻擊，被李逆暗遣心腹之人到營，誘出兵丁數百名叛歸逆壘。彼時黨總兵見軍心搖動，不敢交鋒即迅速馳書趙道台，請添三營兵勇往助。三營兵至，甫經對敵，又為李逆所敗，幸而李逆未及窮追，故未至大失。黨總兵收隊整軍，恐上憲見責，負咎不小，轉報稱奉命追剿逆賊，我軍步步為營，先雖小挫，旋獲全勝，追殺李逆，窮奔狂竄，諒已膽寒，從此不能如前之猖厥云云……。新報主人云：曏者剿辦發逆（太平天國），大抵皆諱敗為勝，以至勢成燎原，幾不可制。茲黨總戎亦蹈前轍，吾不知其可矣。” ^[5]  後來，黨敏宣向劉永福求救，才把佔據新街的李揚才部屬打敗趕走。

馮子材接到清廷關於追剿李揚才的命令後，於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從廣西提督駐轅地柳州起程，十二月十七日馳抵龍州，即準趙沃將原防關內外軍勇及文武員並造冊移交，於十八日接統；略加整頓後，即於二十八日率領二十六營清軍自龍州廳城率隊起行，光緒五年（1879年）正月初一出鎮南關鎮壓李揚才之亂。

得知馮子材出關後，李揚才將鍾萬新等將由買市、新街退回東園，與主力會合，進踞太原省轄之左丁、左大一帶，以避清軍的鋭氣。並聯絡河陽的覃四娣，欲取宣光，向十州發展。但馮子材行動更快，他派副將吳天興與參將劉敬各統所部五營，由山陽繞出宣光，以截左丁、左大逆竄之路，又令總兵陳朝綱督率五營，由北洑直逼東園，撥兵從旁抄剿，以分敵勢，另派參將楊逢春五營，由波頓、野市暗赴左丁截擊，並飭越南官軍會合夾擊。自己則自北寧起程，率主力赴太原督戰，一戰而攻克左鸞、左丁、左大，收復河渭總、冷市等處。隨即督軍前進，於二月二十九日次第攻拔板旺、板落兩處。自三月初三至初六日，又將板戈、那瀚、叫旺、左寧、邱瓜等處收復。李揚才節節敗退至者巖，準備做困獸之鬥，固守頑抗。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初三日，馮子材集齊清軍各將，對者巖發動總攻擊。戰鬥在初四黎明開始，經過一場激戰，將李揚才全軍殲滅，斬首近九百，俘獲三百餘，李揚才所設丞相、軍師、元帥等大小頭自及家屬族黨27名均被生擒，只被李揚才帶着幾名心腹逃脱。馮子材得知李揚才仍在太原省轄境山谷竄匿的消息後，遂招募越南土人五百名配入清軍各營，分頭引兵入山嚴行搜拿，終於在光緒五年（1879年）九月初三日將李揚才生擒。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80年1月8日），李揚才被處決於廣西省城桂林，並傳首越南地方，懸竿示眾。 ^[9] 

李揚才事件雖然是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叛亂，但卻對北圻局勢及中、越、法三方關係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對中越關係而言，中國透過平定李揚才之亂而樹立了在越南的地位和威望，越南則重拾對“天朝”的信心，開始把抵制法國侵略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本來在太平天國之後，大批“土匪”湧入越南北圻，成為越南的燙手山芋，故不得已請求清軍出兵入越剿匪，自1869年以來至李揚才之亂，已有三批清軍入越剿匪，這並非越南所心甘情願，嗣德帝曾為此責備黃佐炎説：“遠求清兵，系爾等遲久，不能同心悉力辦清，故不得已出此下策！” ^[6]  故越南並沒有聯中抗法的企圖，不願中國涉入越法關係中。但是李揚才之亂則使情況發生變化，嗣德帝看到馮子材所率清軍的實力，出關三個月即剿滅橫行霸道的李揚才，因此轉而親近中國，當時清廷命馮子材在平息叛亂後撤回中國境內，嗣德帝立刻上書兩廣總督，稱“馮大人奏準凱還，忍以末了之責付之，下國勢難獨辦。且承貴大人照顧，屢派往探，如今次之吳迪文者，想亦欲明中外情勢，以恢助弱字小之國，不特為邊氓也”。 ^[7]  於是馮子材留清兵五營分別駐紮在太原、諒山及高平一帶待命。其後嗣德帝更是極力密切與中國的聯繫，試圖藉助中國力量來對抗法國。

法國則一直覬覦北圻，曾在1873年挑起北圻變故，而中國則是法國吞併北圻乃至整個越南的障礙，特別是經此李揚才事件後，清軍的進駐威脅了法國在北圻的利益，而越南求救中國的行為違背了第二次《西貢條約》，為法國所不容，故使法國人對李揚才事件耿耿於懷。1879年法國駐河內領事對馮子材與黃佐炎大軍會山北一事質問越南河內省臣陳廷肅、阮有度，要求呈報相關消息。陳、阮二人竟下令山北及鄰省“凡有關事體預諮該省，俾該領知悉，以免疑訝。”嗣德帝譴責陳、阮二人有失國格，説：“非關他事，何可一一諮報？甚不合，不善。” ^[8]  這只是李揚才事件之後的一個開端，此後法國的陰謀越來越彰顯，使中、法、越三國圍繞北圻的關係愈發緊張，終於引發了1883年的北圻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