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福

劉永福的十二世祖劉千一原是明代的一名貢生，原籍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於明朝弘治年間遷到廣西白州衙前村（今博白縣東平鎮富新村），後來逐漸務農為生。劉永福的父親劉以來和叔父劉以定遷到廣東欽州防城司屬古森峒小峯鄉（今屬廣西防城港市），兄弟倆安家後，除勤力耕稼之外，還兼作小買賣，劉以來甑酒零沽，劉以定屠豬挑售，家境漸有起色。十年間稍積餘資，便建起一座一排三間的泥磚屋。由於經濟好轉，就有能力娶妻生子。劉以來四十歲時，始娶鄰村再醮婦陳氏，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837年10月10日）生下了獨子劉永福（初名建業）。因排行老二（含陳氏與前夫之所生之子李保哥），故小名劉二，諧音劉義。 ^[10] 

劉永福幼時，叔父劉以定沾染賭博惡習，劉家經濟再度敗落，兄弟倆只得析產別居。分家後，劉永福家遷往北雞村，但又碰上土地歉收，一家人終年辛勤操勞，卻不能維持温飽。劉以來只好退田棄耕，轉營坡業，即向山裏人收購香菇，加工後拿到圩鎮上出售，賺取蠅頭微利。母親陳氏則靠替人接生，禱神祈福，得些收入貼補家用，但全家生活依舊十分困難。到劉永福八歲那年，劉以來因為香菇生意越來越難做，無法掙錢養家活口，在家居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圩的一個堂兄的勸説下，將傢俬變賣以作盤費，舉家遷往上思平福新圩，數年後又遷徙到平福河對岸的遷隆峒。十三歲以來，劉永福就在平福河上被僱為船工，回家就練習武藝。咸豐三年（1853年）秋冬之際，劉永福相繼失去母親、父親和過來投奔他們家的叔叔劉以定，劉永福兄弟變賣家產來償還父母生前債務，隨後投奔相鄰的高鳳村父親友人陸二叔家。期間曾赴越南芒街打工，後來又回高鳳村打獵或當船師。 ^[11] 

咸豐七年（1857年），兩廣地區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反清起義風起雲湧，劉永福兄弟為了謀生，投奔了欽州那良人鄭三領導的起義軍中，不久李保哥去世，劉永福的近親也就全部離開人世。劉永福在鄭三軍中三年，沒同清兵交戰，反倒在同巫必靈部起義軍的一次火併中受到重傷，差點丟了性命。咸豐十年（1860年），劉永福改投農民軍首領吳二，因待遇不好，改投王士林。劉永福在王士林部下一呆就是五年。開始待遇尚好，每人每日發白米一斤、錢20文。過了三年，待遇漸差，減為每日只發一斤米，錢沒有了。到了後來，待遇更差，已是米無一筒、衣無兩套，一日兩餐都無法保證。於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劉永福又改投到黃思宏軍中。但黃思宏不久離軍而去，軍中無米可發，每人每日只發錢18文，以致劉永福只能食粥過年。劉永福就在同治五年（1866年）率願意跟隨他的200餘人投奔當時廣西南部最大的反清勢力——延陵國領袖吳鯤（又作吳阿忠、吳亞終）。吳阿忠允許劉永福指揮他所帶來的200餘人，給他錢糧，劉永福遂在歸順州（今廣西靖西）安德北帝廟建立了黑旗軍。因屢立戰功，他被吳鯤委任為左翼先鋒。 ^[12] 

同治六年（1867年），吳鯤被清軍擊敗負傷，勢力一落千丈。劉永福決心脱離吳鯤，自立門户，在庭中設大案，燃香焚楮，昭告天地，與部眾歃血為盟，願共同戮力，永勿反悔。並用劍擊碎吳鯤所頒之左翼先鋒象牙印。此時黑旗軍中的核心成員有潘哥招、鄧阿英、陸滿金、劉鳳崗、王芝連、黃有富，黃廷揚、許義東、黃鼎邦、何得志、陸天球、黃有美、福利、劉阿齊、那珍二、黃三九、餘阿四、陸梅仙、鄧有富等20餘人，極為團結。劉永福認為越南北圻局勢混亂，越南阮朝政府無法平息，決定協助阮朝解決北圻問題，於是率部300餘人轉進越南。他們的第一個落腳點是由原為農民軍首領、後入越取得阮朝政府授予官職的鄧志雄、梁俊秀率領百餘人踞守的蘇街大墟。部將農秀業建議襲殺鄧志雄、梁俊秀，劉永福不從，隨後向阮朝“出首”，被任命為宣光團勇頭目。 ^[13]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劉永福進駐六安州，與“清地股匪”盤文義（盤文二）的白旗軍交戰。劉永福當時只有300餘人，而盤文義的軍隊超過一萬人，依靠當地老百姓的幫助，巧布竹籤陣，終於打敗了盤文義。趁着盤文義部下因為戰敗而軍心動搖的時候，劉永福設計刺殺了盤文義，除掉黑旗軍入越後的第一個對手。接着，劉永福派黑旗軍將士將六安州鄰近各處盤文義所設各級偽官陸續拿獲斬首，將那些偽官首級與盤文義的首級一同派人解呈阮朝官府，於四月被越王阮福時升他為百户。六月，劉永福認為六安州地盤太小，不利於進一步發展，便率領在六安州作戰時招收的農軍將領黃勝利、許元彬等部，着手準備攻打毗鄰雲南的商路重鎮保勝（今越南老街省）。當時，保勝被一個叫何均昌的中國人佔據，設卡收税，阮朝政府不能過問。劉永福擊敗了何均昌，何均昌派人去河陽請黃旗軍黃崇英部前來助戰。黃崇英集團也出自“延陵國”，而且人多勢眾，劉永福便派人向黃崇英卑辭求和，黃崇英遂同意劉永福駐守保勝。後來劉永福懷疑黃崇英要偷襲自己，便先發制人，攻打黃崇英。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劉永福與黃崇英戰於保勝，五月擊敗黃崇英，入駐保勝。其時清軍馮子材率部入越圍剿吳鯤，阮朝不樂見劉永福久駐保勝，請求馮子材把他帶回中國或剿滅他，但被馮子材拒絕。 ^[14]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黃崇英利用馮子材班師入關之機東山再起，阮朝官軍被打敗，劉永福於八月向阮朝請求圍剿黃崇英，越王阮福時指示：“以蠻攻蠻，一要著也，可善激用之，但野性難馴，勿使過望，轉成難制。”同意讓劉永福對付黃崇英。劉永福一是派出黑旗軍部分將士與馮子材所部清軍會剿。馮子材派部將楊瑞山、馮月亮來保勝見劉永福，邀劉永福派兵助戰，答應事成之後賞給劉永福藍翎功牌。劉永福馬上從黑旗軍中挑選精壯，編為福字前後兩營，交部將農秀業率領前去和清軍會剿。這兩營黑旗軍作戰英勇，協助馮子材攻下了黃崇英的根據地河陽。後來，馮子材果然賞給劉永福四品藍翎功牌，並給木質關防一顆。劉永福自己也率領黑旗軍的主力在興化省一帶和黃崇英作戰，並在龍魯將黃崇英打傷。隨着劉永福在越南北圻站穩腳跟，入越的廣西農民軍的幾支隊伍如楊著恩、吳鳳典、黃守忠等部先後前來投奔，特別是黃守忠部，使原來只有幾百人的黑旗軍很快擴展到2000餘人，成為越南北圻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因擊敗黃旗軍、收復湖寧、立石兩縣之功，阮朝政府命劉永福權充興化保勝防禦使。 ^[3]  當時，劉永福雖有越南官員的身份，但依然留着辮子、穿清朝衣服，只在與越南官員相見時將辮髮盤成髮髻，穿上越南官服，隨後扔在一邊。 ^[4] 

劉永福崛起之日，正值越南多難之秋，內憂外患，國無寧日。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國交趾支那殖民當局為了打通從紅河通往雲南的航路，派海軍上尉安鄴率領56名士兵（後增至100餘名武裝人員）入侵越南北圻，十月初一日攻陷重鎮河內省城（懷德府），越南守臣阮知方殉國。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炎是劉永福的上司，之前曾多次保舉劉永福升官，兩人關係較好。在得知河內失守的消息後，黃佐炎就調劉永福去抵禦安鄴。劉永福接到軍令，就率黑旗軍將士數百人兼程南下，趕到離河內城只有十里的羅城地方安營紮寨。黃佐炎所領越南官兵則後退二三里。雙方議定由黑旗軍充先鋒殺敵，而所有建築營壘、守營看更、解運糧食等事情則由越南官兵承擔。十一月初二日（12月21日），黑旗軍來挑戰，正在與越南官員陳廷肅談判的安鄴聞訊後，急忙帶20名法軍和幾名越南土兵及一門山炮出城迎戰，黑旗軍佯裝撤退，將安鄴引入自己設下埋伏的紙橋，斬安鄴及其麾下將士十多人。這是劉永福對法的第一戰，但當時阮朝已決定對法妥協，越南官員也在河內城內同法國人談判，因此越王阮福時對此役評價不高，説：“劉團誘殺安鄴，特出一辰（即其名諱“時”的避諱字）計取，若堂堂正正與之角勝，想亦難於持久。”僅擢升劉永福為副領兵官。後來法國將河內歸還越南，但同越南簽訂了《甲戌和約》，規定越南開放北圻和紅河航道，並無視中國對越宗主權，稱越南為自主獨立國家，越南外交須與法國協調，埋下了十年後中法戰爭的種子。 ^[5] 

此後，劉永福繼續履行為越剿匪的責任，他的黑旗軍也成為越南剿匪軍隊中的主力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月，他在興化等地圍剿黃崇英有功，被阮朝升為正領兵官，並正式允許黑旗軍在保勝設關收税，每年抽税銀五萬兩左右，其中三萬兩以補軍用，黑旗軍也逐漸發展到3000人。十月，阮朝調動興化、諒山、高平、宣光四路大軍進剿黃崇英，命劉永福權充三宣副提督，督率四路大軍。光緒元年（1875年）七月，黃崇英芳渡社地方被清越聯軍生擒，隨後凌遲處死。事後，經署雲貴總督岑毓英保奏，清政府賞給劉永福四品頂戴。黃崇英被剿滅後，越南政府害怕劉永福阻撓法國通航雲南，從而影響法越關係，故屢次試圖將劉永福從保勝調到海寧（今越南芒街）或太原，均未果。劉永福也不願再受越南政府調遣，曾向滇桂兩省地方官員懇請允許回國謀生，説“寧為中朝千總把總，不願作越南提鎮大員”，但都遭到拒絕。其時黃崇英餘部化整為零，繼續活動於越北山區，越南官軍無法剿滅，只能乞靈於黑旗軍及清軍，因此劉永福得以繼續以保勝為根據地發展勢力。光緒四年（1878年）冬，發生清將李揚才反叛入越之事。劉永福協剿有功，於翌年二月被越南政府實授三宣副提督，並封英勇將軍。其後劉永福仍在越北隨越南官軍剿匪，但始終未能盡剿。 ^[15] 

光緒七年（1881年），法國計劃征服越南北圻，打通紅河航道，並將越南正式變為他們的保護國。十月，中國駐法公使曾紀澤將法國即將用兵越北的消息報告清政府，引發清政府對越南問題的關注。清廷中樞要求相關督撫大員復奏對策，廣西巡撫慶裕、兩廣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雲南巡撫杜瑞聯等均奏請聯絡劉永福。清廷中樞則認為“劉永福恐未可深恃，且慮形跡太露”，對此議反應消極。在此期間，一些法國商人或軍人屢次試圖進入保勝地區，均被黑旗軍所阻，法方也在光緒七年（1881年）十一月正式照會越南政府，要求越南驅逐劉永福，否則將於來年由法國處置。在與法國關係緊張的十月，劉永福向阮朝提出回國為父母掃墓的請求。此前劉永福已提過兩次，阮朝朝廷均未答應，此次見他去意堅決，便批准其五個月的假期，劉永福便在光緒八年（1882年）正月二十一日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思平福新圩的故居，受到父老鄉親的熱烈歡迎。他此行的真實目的則是爭取清朝援助，在與廣西左江道周星譽所派宣化典史王敬邦的會談中，請求清朝粵、滇、桂三省出師二萬，援越抗法。還未等到清廷答覆，就從諒山巡撫梁輝懿所派使者那裏得知法國海軍中校李威利（李維業）兵臨河內的消息，於是趕回越南。三月初八日，河內失守，越南守臣黃耀自殺，黃佐炎急調劉永福前來禦敵，劉永福於三月十九日抵達越南山西，四月初一日在山西祭旗，準備出征。因為人手不夠以及法國深陷埃及危機，李威利同意交還河內，於是阮福時命各軍不得輕舉妄動，後又要求劉永福撤走，以便與李威利談判。五月初，在黃佐炎的勸説下，劉永福與後營盧玉珍、黃廷揚、曾際泰率兵600名回到保勝，同時安排黃守忠率黑旗軍前營1200名勇堵守河陽，左營吳鳳典帶勇500名移扎山西省的不拔縣，右營楊著恩帶勇500名調守太原城，葉成林帶前隊勇300名駐紮興化省的隴魯。此後劉永福頻頻向劉長佑、黃桂蘭等滇、桂軍政官員求援，這些官員答應“暗助”，但除了在九月由雲南布政使唐炯在木廠會晤劉永福並一次性撥付餉銀一萬兩外，並無其他實質性援助。劉永福既被越南阮朝逼迫，從清朝那裏也得不到實質性的援助，更有法國人一心要驅逐他，因而處境孤立，陷入困境。他甚至派黃守忠率兵以追剿餘匪為名，進軍十州（今越南萊州省、山羅省一帶），探察情形，以備將來抗法事業失敗，就將十州作為黑旗軍的退路。 ^[15] 

就在劉永福最困難無助的時候，清朝官員唐景崧請纓入越，欲説服劉永福重振意志，援越抗法。唐景崧先到越都富春（順化），與阮朝高官會晤，確認其無抗法決心與猜忌劉永福的態度，在光緒八年（1882年）年底呈給清廷的奏摺中強調要給劉永福接濟軍火和餉銀。光緒九年（1883年），在唐景崧準備入越會晤劉永福時，越北局勢急轉直下。法國新上台的茹費理內閣決心加快征服越南北圻的步伐，李威利在其指示下再度出兵，在二月十八日佔領南定省城。阮福時又傾向抗法，命黃佐炎積極抗戰，黃佐炎又指令劉永福出征，但劉永福因上年抗法被阻撓而不再信任阮朝，以致“六調不至”。在這種背景下，劉永福和唐景崧在三月初八日會晤於是越南山西，唐景崧於翌日向劉永福提出三策，上策是稱王越北（一説無此策），中策是進軍河內，下策是固守保勝。劉永福經過幾天思考，在三月十三日會晤唐景崧時決定選擇中策。三月十九日，受到唐景崧鼓舞的劉永福在山西再次祭旗出征，趕往河內。李威利只有數百兵力，故無論劉永福如何挑戰，都不出城應戰，靜待法國援軍。劉永福幾次打河內都無果，遂於四月初九日派黃守忠、吳鳳典、楊著恩帶兵四百人夜襲河內郊外的教堂，被教堂旁碉堡駐守的法軍擊退。但李威利卻覺得教堂被襲讓他很失面子，也不把劉永福放在眼裏，便在四月十三日帶四百餘人出城進剿黑旗軍。劉永福從城內的越南間諜那裏得知這個消息，其部將楊著恩依舊在紙橋設伏待敵。由於此次法軍人數眾多，裝備精良，故雖中伏，依然擊退黑旗軍，楊著恩犧牲。李威利更加輕視劉永福，率法軍繼續前進，在上安決村再次中伏，展開激戰，黑旗軍獲勝，追過紙橋。此役中，包括李威利在內的32名法軍陣亡（李威利被斬），52名法軍受傷，黑旗軍也付出了陣亡50人、受傷56人的代價，是為第二次紙橋大捷。越南阮朝為了表彰劉永福紙橋大捷的軍功，晉升他為三宣提督，賜正二品冠服，後又封為一等義良男。 ^[6] 

不過，清廷中樞受到李鴻章等主和派的建議影響，只是加強駐越清軍的力量，儘量迴避援越抗法，劉永福沒有得力外援，也就無法乘勝追擊，收復河內，只有唐景崧願與他並肩作戰。另一方面，侵越法軍採取雙管齊下、兩路出擊的計劃，由孤拔率領七艘艦艇和1000名士兵直搗越都順化，波滑率2000名士兵攻打黑旗軍防守的北圻各據點。前者的行動因越南國力弱小加上越王阮福時死後的政局混亂而順利實現，並簽署第一次順化條約（癸未和約），將越南正式變為法國的保護國；後者的行動則是七月十三日波滑進攻劉永福在懷德府的駐地，劉永福和唐景崧頑強抵抗，擊退法軍。十五日發洪水，沖毀黑旗軍駐地，黑旗軍被迫撤到三十里外的丹鳳縣。七月二十九日，波滑進攻丹鳳，因洪水導致火力無法充分發揮以及黑旗軍的頑強抵抗，被迫在相持三天後撤回河內。其後，劉永福移駐地勢更高的青威縣，準備伺機收復河內。此時，法軍控制順化的消息傳來，越南政府命北圻諸臣停止抗法並停止給黑旗軍發餉，聲援劉永福的駐越清軍聽説越南投降後也撤離山西，其中滇軍撤至興化，桂軍撤至北寧。黑旗軍被迫退守山西，由雲南每月助餉銀五千兩。唐景崧趁機再次向劉永福提出割據北圻稱王的建議，劉永福不從，並覺得山西難守，有意退守保勝。唐景崧遂指使黃守忠向劉永福力爭死守山西，劉永福便決意守山西，但此事也埋下了黑旗軍分裂的禍根。 ^[16] 

光緒九年（1883年）九月，中法談判因法國逼迫中國承認《甲戌和約》而陷入僵局，清政府決定執行對法強硬路線，於九月二十二日下旨撥給劉永福、唐景崧十萬兩餉銀，公開支援其抗法事業。劉永福派員回國，募兵1000人，唐景崧也請來滇軍三營1000人來守山西。此時，孤拔已率海陸大軍6000人及各種精良武器北上北圻，直撲山西。守山西的清軍滇、桂和黑旗軍雖然也有6000人，但有1000新募兵，只裝備少量新式洋槍，其他多為舊式前膛槍、抬槍等，大炮也由笨鐵鑄成，遠遜色於法軍。十一月十四日，中法戰爭第一戰——山西之戰打響，劉永福經過三天血戰，雖然暫時抵擋了法軍進攻，但判斷憑現有兵力與軍火難以守城，便留下部分黑旗軍守城掩護，率主力軍撤退。十一月二十日，黑旗軍與清軍退至興化。不久，岑毓英也率20營滇軍來援，使剛遭潰敗的黑旗軍與清軍穩住陣腳。光緒十年（1884年）正月，劉永福向法軍新司令米樂下戰書，米樂假意約定二月初二日開戰，但實際上卻轉攻桂軍駐地北寧。桂軍向滇軍求救，岑毓英派唐景崧和劉永福帶領12營4000人從興化馳援北寧，於二月初五日駐紮北寧省城外七里的安豐縣。二月初八日，廣西巡撫徐延旭的指示劉永福率兵進攻嘉林法軍，劉永福遂偕唐景崧入北寧與兩員桂軍將領趙沃、黃桂蘭籌商戰事，但四人議論不一，未有定奪。劉永福則因安豐縣無糧供應，遂將黑旗軍移於北寧城外。二月十五日，北寧之戰打響，兩萬桂軍一觸即潰，黑旗軍亦因寡不敵眾而敗走。劉永福先隨桂軍退守太原，二月二十五日法軍不戰而取太原，桂軍退至諒山一帶，劉永福則逃回興化，手下兵力還剩3700餘人。三月中旬，劉永福又隨滇軍撤出興化，並率吳鳳典等部駐守文盤州、大灘，分黃守忠所部駐守宣光。五月，宣光也落入法軍手中。 ^[17] 

當時，清廷內部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對劉永福態度消極，認為他是引發中法失和的原因所在，主張放棄乃至除掉劉永福和黑旗軍，而主戰的清流派諸臣如張之洞、張佩綸等則力主援助劉永福抗法，清廷中樞採取後者的意見，並在經過觀音橋事件和馬尾海戰後繼續與法軍作戰。光緒十年（1884年）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對法宣戰時，授予劉永福記名提督之官銜，並賞戴花翎，命他驅逐法軍，恢復越南。九月，加恩賞銀五萬餘兩，並對黑旗軍將領予以封賞褒恤。從此，劉永福開始以清朝官員的身份作戰。在此之前的八月中旬，劉永福的黑旗軍與滇軍共6000人已包圍宣光，此後不斷與法國援軍作戰。十月，唐景崧奉兩廣總督張之洞之命，率麾下景軍四營趕來宣光援助攻城；十一月，丁槐率3000滇軍增援宣光，決定劉永福率黑旗軍在左育打援，唐景崧和丁槐負責攻打宣光城。此後清軍六攻宣光不下，而法軍在擊潰東線潘鼎新所率桂軍、奪取諒山後，派3000-4000人向西增援宣光。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六、十七日，黑旗軍與法軍激戰於左育，黑旗軍潰敗，法軍也付出傷亡400多人的代價，是黑旗軍與法軍作戰中殺傷最多的一次。劉永福此前就與黃守忠有矛盾，經過左育之戰，認為黃守忠要為兵敗負責，黃守忠則率800人投奔唐景崧，另有兩千多名敗兵逃歸清軍其他部隊，而劉永福手下殘兵不過500人，黑旗軍由此分裂。 ^[17] 

光緒十一年（1885年）春，劉永福派吳鳳典、李唐、魏名高、胡崑山等部將到兩廣招兵買馬，準備在五月內新增5000人，與法國再戰。在這期間，馮子材取得鎮南關大捷，收復諒山。清廷中樞聽從李鴻章之意見，決定“乘勝即收”，與法國議和，事實上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並允許紅河通商，劉永福自然不能留在越南。四月初一日，張之洞致電唐景崧，讓吳鳳典、李唐緩募。在法國的施壓和清廷的催促下，劉永福在處理了保勝據點的善後事宜後，於五月十三日率黑旗軍及家眷進入雲南文山之南溪。五月十五日，清廷賞給劉永福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並封贈三代。其子劉成良免選本班，以知州留於雲南。 ^[17]  劉永福臨行前“忿悶痛哭”，並對挽留他的越南民眾説：“此係祖國大皇帝九次上諭催促，不可逆命……爾等期候，我入關三年，到天朝察看如何。”後來他派人對來華求援的越南興化巡撫阮光碧捎話：“洋賊未平，必不久歸。”但此後他再也沒回過越南。 ^[18] 

與此同時，安置劉永福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二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在雲貴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之洞處理劉永福安置事宜，兩人認為將劉永福安置兩廣為宜，張之洞還主張劉永福駐紮欽州、上思，劉永福表示願駐紮南寧，廣西巡撫李秉衡則擔心劉永福手下游勇在廣西與法國挑事，不願其駐紮廣西，最後張之洞決定讓他駐紮瓊州，但慈禧太后又不放心，表示“瓊州孤島，我水師不力，一旦有事，何以制之？”九月二十七日，張之洞採納唐景崧的意見，將劉永福調任廣州，並動用義捐銀數千兩，為劉永福在廣州買一區大宅以備居住。 ^[17]  在此之前，劉永福已率部於八月初四日從文山開拔，九月二十四日抵達南寧。張之洞命令他將新募的兵士遣散，只留1000餘人，分為五營（各200人）和親兵100人，稱為“福軍”。劉永福在將家眷行李安置於妻子黃氏在賓州（今廣西賓陽）的外家以後。十二月二十二日抵達廣州，翌日謁見張之洞。張之洞派孫鴻勳、陳文序經理黑旗軍營務，併為劉永福“講論書史，隨時規勸，指示禮數，通其隱情”。經過對劉永福將近一個月的考察後，張之洞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正月十九日上奏清廷，保薦劉永福可授總兵一缺。慈禧太后納奏，將廣東南澳鎮總兵李揚升開缺送部引見，劉永福補其南澳鎮總兵之缺。但因清廷又指示他暫緩赴任，所以劉永福仍在廣州，期間曾請假回博白祭祖，並在賓州與家人團聚。 ^[19] 

光緒十三年（1887年）夏，廣東碣石地方發生民眾和洋教徒的衝突，需要有威望素著的武將前往彈壓，張之洞遂奏請由於劉永福署理碣石鎮總兵，劉永福於八月初一日到任。不久，清廷又指示他入京覲見，並要求將福軍再裁三營。八月二十三日，劉永福從廣州啓程，在廣東水師提督方耀的陪同下，於上海乘“海晏”到天津，十月初二日抵達北京，初三日進宮面見光緒皇帝，十四日覲見慈禧太后，並向光緒帝辭行。十八日，劉、方二人離京，繼續在廣東任南澳鎮總兵，巡防閩粵海疆。 ^[19]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下旬，因日本出兵侵略朝鮮，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正式宣戰前夕，在軍機大臣翁同龢的推薦下，光緒帝傳旨於兩廣總督李瀚章和閩浙總督譚鍾麟，讓他督促劉永福迅速帶兵前往台灣幫辦軍務，協助台灣巡撫邵友濂防備日軍。劉永福的舊部經過一再裁撤，只剩300餘人，劉永福請求招募到3000人，恢復以前黑旗軍的規模。譚鍾麟沒有答應劉永福從容招募舊部的請求求，而是將“閩浙督飭募防廈烏合之眾，倉猝成軍”的潮勇1000人改撥給劉永福，讓他分作兩營，配發毛瑟槍500支、馬梯呢槍200支以及部分炮械，並預支4個月的軍餉，讓劉永福先行帶赴台灣。劉永福在奉命後，先趕回廣州燕塘舊居，佈置招募舊部將士4營2000人的事宜，然後趕到潮州，將改撥給他的1000潮勇帶到汕頭，一邊訓練，一邊候輪渡台。邵友濂對劉永福頗為排斥，請求將劉永福調至台南，不必來首府台北，清廷批准，於是劉永福率領一千潮勇，乘坐“威靖”“駕時”二輪船，在八月初五日抵達台南。隨後，清軍兵敗平壤，戰火蔓延至中國境內，北洋水師亦在黃海海戰中遭到很大損失，清廷欲調劉永福北上遼東，抵禦日軍，甚至還想讓劉永福直搗日本本土的長崎等地。此時邵友濂開始擔心戰火波及台灣，一面在台北會晤劉永福，對他極為禮遇，一面又挽留劉永福，並以他之名請求將劉永福留在台灣，清廷遂在九月十二日命令劉永福仍留台灣。同時，劉永福視察了基隆、滬尾和澎湖的防務，九月二十三日，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劉永福前去謁見，並提議自己帶兵防守台北，遭到唐景崧的拒絕，據説是因為他嫉妒劉永福的軍事才能，害怕劉永福在台北搶了他的風頭。九月三十日，唐景崧在彙報台灣防務的奏摺中安排劉永福防守鳳山東港至恆春一帶，即台南府南部沿海，限制劉永福的防守範圍。同年冬，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打算調劉永福北上上海防守，劉永福藉機寫信給總理衙門，訴説自己在台灣受到排擠的窘況，請求增兵增餉。但這些安排都沒有下文。 ^[20]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入侵遼東的日軍打過遼河，直逼山海關，京師震動。張之洞打算將劉永福調至京畿抵禦日軍，唐景崧同意。但不久之後，日軍軍艦出現在澎湖海域，唐景崧決意加強台南防守，於是又叫停了調劉永福北上的計劃。張之洞於二月二十三日分別致電唐景崧和劉永福，勸兩人和衷共濟，以保台大局為重。四天後，日軍佔領澎湖。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締結，其中規定中國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日本。劉永福聞訊，誓言抗日保台。五月初二日，唐景崧在台灣士紳的擁護下，成立抗日政權“台灣民主國”，自任總統，劉永福被任命為大將軍（存在爭議，參見“人物爭議-拜大將軍”目錄）。五月初九日，因台灣鎮總兵萬國本內渡，唐景崧命劉永福暫署台灣鎮總兵。劉永福遂自恆春返回台南，他上任後不久，台北即被日軍攻陷，唐景崧及其手下官員紛紛內渡，日本軍艦也出沒於台南安平海域偵察。劉永福致電閩浙總督邊寶泉請求“暗助”，邊寶泉聯絡張之洞，張之洞主張“任其自為之”，既不支援也不反對劉永福的抗日保台鬥爭。劉永福卻在不久後接到了偽託張之洞名義的電文，稱俄國已承認台灣自主，要求他堅守兩個月，援兵即可至。劉永福受此偽電鼓舞，將其公告台南，萬眾歡呼，誓死抵抗。隨後台南紳民三千餘人推戴劉永福繼任“台灣民主國”總統，被劉永福拒絕，仍以幫辦台灣軍務、南澳鎮總兵、署台灣鎮總兵的身份領導台南軍民抗戰。 ^[21]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閏五月初七日，劉永福及負責中日戰事的欽差大臣劉坤一的密使易順鼎與台南文武官吏一百餘人歃血為盟，約定劉永福為抗日保台的盟主，“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倉促，不命倭得”，也就是誓言與日本戰至台灣最後一寸土地，並規定細則十七條。與此同時，台中知府黎景嵩告急求援，劉永福召集諸官商議，易順鼎自告奮勇，請纓馳援台中，劉永福允諾，撥給三營兵力，派部將吳彭年輔佐他。然而易順鼎貪生怕死，中途變卦，劉永福便在閏五月初九日送他登船內渡。七月四日，劉永福從停泊台南的英國軍艦那裏收到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勸降信，劉永福覆信嚴斥，並誓言“親督將士，剋日進徵，恢復台北，還之我朝”。然而，抗戰局勢日益惡化，苗栗、大甲溪接連陷落，吳彭年與台灣義軍領袖吳湯興、徐驤退守台中府治所彰化。七月初八日，劉永福派王德標、劉得勝、孔憲盈、李士炳四營及旱雷營孔搏增援彰化，彰化守軍有三千餘人。翌日日本近衞師團一萬餘人來攻彰化，八卦山炮台失守，李士炳、吳湯興、吳彭年力戰陣亡，殘兵退守嘉義。日軍打過濁水溪，逼近台南，劉永福在七月初九日親赴前線，部署一切，後在謀士吳桐林的建議下，回台南坐鎮，由宿將楊泗洪統領鎮海中軍正營、後營、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和吉林炮隊共計5營到嘉義抗敵。七月中旬，楊泗洪圍攻嘉義城北三十里大莆林的日軍前鋒，七月十八日陣亡，日軍亦受重創，退回彰化，王德標趁機收復被日軍佔領的雲林。此時日軍內疾病流行，近衞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得了重病，不久死去。劉永福與日軍以濁水溪為界，對峙約一個月。 ^[22] 

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閏五月易順鼎被劉永福遣回大陸後，請求張之洞等督撫給劉永福接濟軍械，但均遭拒絕，只有張之洞手下的道員惲祖祁等為劉永福籌款。七月二十七日，易順鼎帶着先籌到的6000兩銀子來到台南，但對台灣抗日軍民無疑是杯水車薪，劉永福大失所望，兩人議論多不合拍，於是易順鼎在十天後返回大陸。易順鼎沒有獲得台灣軍民所期盼的軍械，打擊了台灣抗日軍民的鬥志，接着吳桐林也內渡求援軍餉，也是一籌莫展。此時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率約30000人增援，再加上日本收買了台南胥吏高慧等漢奸，對劉永福的底細及佈防情況瞭如指掌，台南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 ^[23]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五日，嘉義保衞戰打響，二十日被日軍近衞師團攻陷。另外兩路日軍也開始行動，一路是第二師團的混成第四旅團在八月二十二日從澎湖登陸於布袋嘴港，另一路是日軍第二師團的主力及混成第三旅團，也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從澎湖登陸於恆春東港、枋寮之間。在三路日軍進逼之下，台南岌岌可危。此時，劉永福在兒子劉成良和英國駐台南領事歐思訥的勸説下，決意內渡。歐思訥在八月二十二日將劉永福寫給樺山資紀的信交給駐紮澎湖的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鞆之助，要求日軍不得傷害百姓，也必須厚待自己和部下，以便順利內渡。高島鞆之助認為劉永福言辭傲慢，於翌日覆信拒絕，要求劉永福親來日軍大營乞降。同時，劉永福還請英國人向近衞師團遞交自己的信，要求停戰議和，然後內渡，亦遭拒絕，並同樣要求劉永福投降。劉永福被激怒，繼續抗戰。八月二十八日，日軍第二師團的主力及混成第三旅團佔領鳳山縣，混成第四旅團先後在王爺頭、曾文溪與台灣軍民激戰，到九月初二日，徐驤陣亡，王德標失蹤。易順鼎一直建議劉永福效法王保保、李定國，退入台灣內山（中央山脈）展開遊擊作戰，但此時台南彈盡糧絕，人心惶惶，劉永福便在九月初三日帶着兒子劉成良等十餘人乘坐英國商船“多利士”號內渡，翌日抵達廈門，乘客遭到日軍盤查，所幸劉永福未被發現。最後他另僱小艇，從輪船吊着落艇，才得以平安上岸。就在他來到廈門當天，日軍佔領台南府城，反割台鬥爭告一段落。 ^[23] 

劉永福內渡後，輾轉抵達廣州，兩廣總督譚鍾麟立即準備安排他的職務，考慮到南澳鎮與澎湖島對照，劉永福再回本任“恐生枝節”，遂於十月初六日請示清政府可否讓劉永福調署南韶鎮總兵。但劉永福此時已是身心俱疲，上稟稱：“九月間由台內渡，因積受瘴濕，久病未痊，懇請開缺回籍調理。”譚鍾麟查明屬實，電呈清政府請旨。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電諭：“南澳鎮總兵劉永福，著準其開缺回籍。”另命前任台灣鎮總兵萬國本補授南澳鎮總兵。日本駐華公使林董在朝報上讀到這個消息後，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追究劉永福抵抗日軍的責任，被清政府駁回。此後，劉永福就閒居欽州養病。 ^[23]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清廷要求各地將軍、督撫舉薦“老於兵事，緩急可恃”的武官以抵禦外侮，兩廣總督譚鍾麟便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敦請劉永福復出，劉永福赴廣州謁見譚鍾麟，譚鍾麟委任他為軍械局總辦，每月薪金三百兩。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劉永福辭職，隨後投入到重建黑旗軍的工作中，他回到南寧，在左右兩江各府縣招兵買馬，從一萬餘人中挑選2000餘人，組成新的黑旗軍（福字營）。在此期間，他曾兩次調停民間械鬥。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補授劉永福河南南陽鎮總兵。劉永福以自己使用粵語、不通其他省份方言為由而請求留在嶺南，得到清廷批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將他與廣東碣石鎮總兵張銘新互調。碣石鎮總兵是他在清朝出任的最後一個官職。 ^[24] 

上任後不久，劉永福就被調去廣寧剿匪，七月，因八國聯軍入侵京津，清廷號召天下勤王，署理兩廣總督德壽決定派劉永福率黑旗軍北上勤王，九月行至湖南衡州。此時廣州發生史堅如炸德壽事件，德壽急召劉永福回粵，嚴防革命黨。同年冬，劉永福移駐惠州，此時他對清政府倍感失望，有“歸隱山林，優遊泉石”之志。兩廣總督多次調他去鎮壓反清起義，他都反應消極，或應或不應。黑旗軍被一分為二，劉永福自領三營，其餘三營駐紮廣州或肇慶，逐漸脱離劉永福的管轄，劉永福便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自請解散自領的三營，從此黑旗軍不復存在。此後他不斷向兩廣總督岑春煊請求辭職，岑春煊均未允諾。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周馥署理兩廣總督後，劉永福再次請求辭職，周馥同意代奏。光緒三十四年（1907年）正月，清廷正式批准劉永福辭職。 ^[25] 

劉永福回到欽州不久，就發生革命黨人劉思裕等領導的三那人民反糖捐鬥爭，劉永福被清政府派去勸劉恩裕，最後回報勸不動。隨後，反糖捐鬥爭演變為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劉永福曾庇護起義羣眾。在防城起義和河口起義中，劉永福均表示同情和支持，河口起義的指揮部就設在劉永福的內弟黃茂蘭家。兩廣當局得知劉永福“通匪”的情況，便想借機收拾他，因此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劉永福赴上思掃墓並處理已故部將吳鳳典家中財產分配之爭的過程中，他的五名護兵被上思同知蔡其銘無故殺害。劉永福便狀告蔡其銘，但蔡其銘受到廣西巡撫（後升兩廣總督）張鳴岐的庇護，故此案久拖不決。在此期間，劉永福為了避嫌，基本暫停了與革命黨的往來。 ^[26]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消息傳到廣東，張鳴岐加緊逮捕革命黨人，劉永福為蔡其銘案的審理而身在廣州，見時局動盪，便於九月初九日潛赴香港。九月十九日，廣州光復，羣龍無首，都督胡漢民邀請劉永福出任廣東民團總長，以維持秩序、穩住局面。劉永福起初以年老推辭，其後在胡漢民一再勸告下同意出任。一個月後，他見事務繁多，大局稍定，便辭職回鄉。 ^[26] 

劉永福晚年住在欽州三宣堂，向鄉親口述回憶錄，後來整理為黃文瀾（署名“黃海安”）的《劉永福歷史草》和李健兒的《劉永福傳》。進入民國以後，他仍然關心國家命運。在聽説《俄蒙協約》締結的消息後，他在民國元年（1912年）底致電大總統袁世凱，請求北上抗俄，收復外蒙古。民國四年（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大部分條款，劉永福聽説後“憤慨填胸，白髮怒舉，面赤亮如重棗，目光如電欲射人”，致電袁世凱政府，請求帶兵抗日。 ^[26] 

民國六年（1917年）1月7日，一向健康的劉永福突然感到身體不適，知道大限將至。1月9日，他召來兒孫，口授遺言，對國內軍閥混戰、列強虎視眈眈的時局表達憂慮，要求兒孫“各宜發奮為雄，抱定強種主義，投軍報效，以竟予未了之志。倘為國用，自宜竭力馳軀，不惜以鐵血鑄山河，強大種族，以期臻於五大洲最強美之國”，如果不能獲得重用，就上書大總統“務以尊賢任能為急務，遠小人，賤貨色，嚴邊防，慎取捨，旁求山林逸才，延攬智謀健將；惜民力以裕財源，養民氣以威夷狄；集羣策羣力，以鞭笞天下”，最後強調他的遺願是“國基鞏固，國勢富強”，如果能實現就足以含笑九泉。隨後，劉永福撒手人寰，走完了八十年的傳奇人生。 ^[26] 

劉永福在歷史舞台上的主要影響體現在19世紀70—90年代中國邊疆危機時期的抗法援越和抗日保台的鬥爭中，具體來説可以歸納如下：

（以上參考資料 ^[44-45]  ）

有學者主張，在宣光之戰結束後，法軍繼續向滇軍發動進攻，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初八日在臨洮地方被劉永福指揮的黑旗軍以及岑毓英麾下的滇軍擊潰，取得了所謂“臨洮大捷”，收復十多個州縣。 ^[46]  但這種説法僅見於雲貴總督岑毓英的奏摺，劉永福本人反而回憶在臨洮沒有大規模接戰，只是法軍撤退時脱下了衣服以便游泳過河，岑毓英事後搶了這些衣服，謊報大捷。有學者認為劉永福的證詞更真實，所收復的州縣可能是從越南親法勢力那裏收復的，而非通過“臨洮大捷”擊退法軍而收復的。 ^[47]  對此，有學者回應稱因為劉、岑矛盾而導致記載出現分歧，但不能否認臨洮大捷的存在。 ^[48] 

在抗日政權“台灣民主國”創立之際，有説法稱劉永福被拜為該政權的大將軍，劉永福本人的回憶也説唐景崧曾給他送了一顆大將軍印，但未送達。但有學者指出，在唐景崧5月25日宣告台灣民主國成立的通電中，只提到自己擔任總統，而隻字未及劉永福的任職。張之洞曾致電詢問劉永福在該政權中擔任什麼職務，唐景崧回覆“劉無名目”。也就是説，唐景崧不讓劉永福擔任台灣民主國的任何職務。所謂劉永福得任台灣民主國大將軍的説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58] 

有些書籍聲稱劉永福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過，關於劉永福曾加入同盟會一事，劉永福本人及其家屬從來沒有提過，他的口述史《劉永福歷史草》以及李健兒的《劉永福傳》等都沒有談到。馮自由的《革命逸史》也未提到，故這種説法存疑。 ^[49] 

劉永福有兩處故居，一處位於防城港，光緒十二年（1886年）劉永福回國後，利用回鄉省親掃墓之機，在故地那良大坡村（中越邊境）選地擇吉日興建住宅，經過一年多的施工，住宅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冬竣工落成。 ^[8] 

另一處位於欽州，劉永福回國後定居欽州，購得板桂街莫姓舊宅，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欽州營建公館，以其在越南的官職三宣提督而命名為“三宣堂”。該址同時也是廣西欽州市博物館的所在地，陳列有《中法戰爭歷史文物展覽》等展品。 ^{[8]  [50]} 

劉氏家廟位於廣州市廣州大道北大坦地二號，是劉永福駐軍沙河時居住的寓所。廟左右兩路均闊8。5米，進深與中路同。廣州的劉氏家廟作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得到政府和廣大人民羣眾的妥善保護，以此激勵後人，進行革命歷史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 ^[59] 

劉永福墓位於廣西欽州市欽南區沙埠鎮沙寮村委老虎頭村一座山嶺上，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劉永福墓在民國時期曾被盜過數十次，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被盜過一次。2015年6月18日，再次發現被盜挖，墓碑區域基本坍塌，被挖開區域出現一個直徑約60釐米的盜洞。 ^[9] 

欽州市有永福廣場，建有劉永福雕像。 ^[51] 

廣州、欽州、防城港、台南均有以劉永福名字命名的永福路。廣州也有以劉永福名字命名的永福村。 ^[52-53] 

欽州有以劉永福名字命名的永福大橋。 ^[52] 

廣西欽州有以劉永福名字命名的永福小學。台灣台南也有有永福國小。 ^[52-53] 

2017年10月10日，劉永福紀念館在欽州開館。 ^[54] 

2018年中國郵政發行的《近代民族英雄》系列紀念郵票中包含了劉永福。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