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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紀澤
(清朝後期官員、外交家)
鎖定
曾紀澤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受洋務運動影響,力學英語,研究西方科學文化,被譽為“學貫中西”。光緒三年(1877年),以承襲爵位入京,進一步瞭解外國情況。光緒六年(1880年),兼充出使俄國大臣,往聖彼得堡談判改訂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的《裏瓦機亞條約》。於次年2月24日簽訂中俄《伊犁條約》,在界務和商務方面爭回部分主權。光緒九年(1883年)至十年(1884年),在巴黎就法國侵略越南問題與法政府談判,並建議清廷積極備戰,堅決抵抗,反對在天津簽訂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離英回國前,在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對中國內政外交和列強對華政策的觀點。該文後經人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題作《中國先睡後醒論》。回國後,先後任兵部右侍郎幫辦海軍事務,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管庫大臣等職位。
[61]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三日(1890年4月12日),曾紀澤在北京台基廠寓邸中病逝,享年51歲。
[62]
- 別 名
- 曾惠敏
- 字
- 劼剛
- 號
- 夢瞻
- 所處時代
- 清朝
- 民族族羣
- 漢族
- 出生地
- 湘鄉縣荷塘
- 出生日期
- 1839年12月7日
- 逝世日期
- 1890年4月12日
- 主要成就
- 收回伊犁,出使英法俄
- 主要作品
- 《曾惠敏公遺集》等
- 本 名
- 曾紀澤
- 官 職
- 户部左侍郎、總署大臣等
- 爵 位
- 一等毅勇侯
- 諡 號
- 惠敏
曾紀澤人物生平
曾紀澤早年經歷
1839年(道光十九年)12月7日,曾紀澤生於荷葉黃金堂,為曾國藩的次子(若不計曾紀第,則為長子
[8-9]
)。曾紀澤自幼受嚴格教育,通經史,工詩文,並精算術 ;後因受洋務運動影響,復力學英語,研究西方科學文化。故識者常以“學貫中西”譽之。
曾紀澤使臣生涯
1878年(光緒四年),派充出使英國、法國大臣,在英辦理訂造船炮事宜,補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少卿。
[14]
出使前,於9月24日(八月二十八日)得到接見,指出:“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説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
[11]
[15]
在出使任內,曾紀澤深入瞭解各國曆史、國情,研究國際公法,考察西歐諸國工、商業及社會情況。又將使館由租賃改為自建,親自負責圖書、器物購置,使得使館的規模既不失大國風度,亦不流於奢靡。駐外嚴於操遠,節約公費,摒棄貪劣,倡導廉潔之風,為外國人所敬重。
1880年(光緒六年)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並作為欽差大臣,與沙俄談判修改崇厚擅訂的《里瓦幾亞條約》。
[17]
曾紀澤抵達俄國後,與俄外交大臣格爾斯(Nikolai Karlowitsch de Giers)及俄駐華公使布策(Eugene de Butzow)等艱苦談判。
1881年2月24日(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簽訂,成功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處領土。
[19]
6月14日,曾紀澤遷宗人府府丞,8月5日清廷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之職。
[20]
8月19日,完成《中俄改訂條約》的換約。
[21]
1882年1月27日(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領旨續任駐英法俄三國公使三年。
[20]
5月3日,抗議法軍侵佔河內,5月6日進一步要求法軍退出河內。5月31日法國外交部做出法越之事無須中國過問的回覆,曾紀澤又於6月14日予以駁斥,稱其“乃無根之言”。12月4日,會晤英國外相,謀求調停中法越南衝突。
[21]
1883年(光緒九年),受命開始與英國商談鴉片釐税並徵事宜。中法戰爭爆發後,曾紀澤不斷抗議法政府挑釁。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與法人爭辨,始終不撓。又疏籌“備禦六策”。
[22]
雖在病中,猶堅守崗位,進行鬥爭。
1885年(光緒十一年),鎮南關大捷後,曾紀澤着眼於中法國力的客觀差距,改變主戰的觀點,電請清廷議和以儘快體面地結束中法戰爭。
[25]
6月,清廷令曾紀澤卸任出使英俄國大臣之職,回京供職,而以劉瑞芬代之。
[26]
交接前,曾紀澤繼續履職,在英國訂造“致遠”、“靖遠”艦,
[27]
並於7月18日與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沙爾斯伯利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簽訂《中英煙台條約續增專條》,議定洋藥税釐並徵條約,規定凡鴉片運抵中國口岸,每百斤須完納進口税30兩及厘金(最多80兩),此後於中國內地行銷不再徵收任何捐税
[3]
;此舉為清政府每年增加煙税白銀數百萬兩。
[28]
曾紀澤自強求富
1886年(光緒十二年),奉命先後正式交卸出使英國大臣、出使俄國大臣之職
[29]
,並於同年底回國,途中曾謁見德皇威廉一世等人。同年12月11日抵京,於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海署)幫辦海軍事務,協助李鴻章創辦北洋水師,旋為兵部侍郎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譯署)。在譯署,他堅決反對葡萄牙割佔拱北地區,獲成。同時,仍在海署幫辦海軍事務,曾會同李鴻章等制訂《北洋海軍章程》,併為海軍經費問題嘔心瀝血。
[21]
[30]
1887年(光緒十三年)1月,曾紀澤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在英國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
[21]
2月15日,調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31]
6月12日,至同文館考試六部保送出國遊歷的人員。
[21]
1889年(光緒十五年)1月30日,再次以海署名義上奏,駁斥停建津通線鐵路的論調,指出鐵路對於國防、河運、商貨、礦產、行旅等的益處;後經張之洞主張,改為興建蘆漢鐵路。他還推動北洋派員參加當年3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保護行海船隻萬國會”的成立大會。3月30日,受命管理同文館事務,任內改善教學秩序。8月31日,兼署吏部左侍郎。
[31]
[21]
曾紀澤英年早逝
曾紀澤主要影響
曾紀澤收回伊犁
參見主詞條:《中俄伊犁條約》
《中俄改訂條約》漢文簽署本原件(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7張)
1880年(光緒六年)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與沙俄談判修改崇約。
[17]
他高度重視伊犁的重要性,並在對俄談判前對“分界、通商、償款”三個方面作了權衡,認為: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種是要“長守不渝”的,即分界;一種是可以“隨時修改”的,即通商。所以對分界“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方面,“則宜從權應允”。
[33]
1880年7月,曾紀澤到達沙俄首都聖彼得堡,受到沙俄政府冷遇,甚至被質問談判資格(崇厚為頭等出使大臣、擁有全權,而曾紀澤為二等出使大臣,當時也沒有全權)。曾紀澤駁斥説:根據西洋公法,無論頭等二等,縱使都稱全權,但也都不能違背國家之意專擅行事,訂約必須國家批准;崇厚專擅行事,違背中國國法,也不合國際公例,所以不能承認。談判得以開始後,曾紀澤爭取主動,提出事先擬好的改訂新約要點。俄方對相關要求十分不滿,多次以終止聖彼得堡談判甚至發動戰爭相威脅。曾紀澤針對沙俄戰爭訛詐,表示:“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鄂(俄)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十數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
[33]
曾紀澤與格爾斯、布策等俄方代表,“往返詰難數十萬言”。
[33]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終於在1881年2月24日(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達成《中俄改訂條約》。與崇厚所籤條約比較,雖然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仍為沙俄強行割去,並且對俄賠款增至九百萬盧布,但取得如下成果: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均予收回,面積達2萬餘平方公里;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濟活動諸條款;廢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侵犯中國內河主權等規定。
[19]
成功改約使曾紀澤廣受讚譽,但他自己卻在書信《復陳俊臣中丞》中表示:“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為稍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責。來書亦引為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愧耳。”
[33]
曾紀澤英法外交
除對俄外交外,曾紀澤在對英法外交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績。《煙台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和左宗棠均曾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商談增加鴉片釐税,未果,談判事宜交曾紀澤。
[34]
曾紀澤運用對鴉片貿易的國際輿論譴責以及1880年美國與中國訂約絕不以鴉片為貿易品等情事,使中英兩國於1885年
[3]
達成《煙台條約續增專條》,規定:洋藥(即鴉片)進口關税仍為一擔30兩,但厘金增為80兩,兩者共合110兩。
[4]
[35]
此舉為清政府每年增加煙税白銀數百萬兩。
[21]
[28]
此外,曾紀澤還參與了英國強佔緬甸、法國侵犯越南等問題的對外交涉,以及向英國訂造“致遠”、“靖遠”等艦事務
[27]
。他關心外交諸事,如駐外領事部署,何地當設,何地宜緩,何地不應設,都隨時向譯署提出建議;又如,他改進駐外公使與國內聯繫電報通訊的辦法。出使英法後,他還長期關注朝鮮問題,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有關朝鮮釋放法國傳教士問題、巨文島事件以及朝俄密約等問題的交涉。
[36]
曾紀澤體認西方
在歐洲期間,曾紀澤善於觀察和總結,多角度體認西方:他與萬國公法會友屠愛師一起研究國際公法;從勒色樸斯那裏瞭解擬議中的巴拿馬運河工程;到“倫敦大書院輿地會”聆聽學術報告;同牛津漢學教授理雅各討論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等等。他特別注意西方國家“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甚至從英國的用地規劃和城市建設中,聯繫到西方社會的政治理念,得出了這樣的感慨:“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可謂愛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園,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苟簡遷就之意。”他指出:“與民同樂,則民不怨。”
[37]
曾紀澤歷史評價
曾紀澤外交總評
曾紀澤一生成就以外交為主,尤因《中俄改訂條約》而廣受稱讚。對此約,英國駐俄國公使德佛欏評論道:“中國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從未做過的事——把業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出來了。”
[38-39]
法國駐俄公使商西、法國籍軍官日意格也就此表達讚歎。
[39]
左宗棠也評價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40]
曾紀澤努力學習國際政治與外交知識,尤其是能夠運用國際法,同時又有深厚文化底藴,能言善辯,個人品質上又果斷勇敢,具備外交家的素質和風度:這些是其長處,也成為他成功的因素。
[21]
由於欠缺系統的外交教育,曾紀澤的外交思想也有其侷限性,深邃性不足,帶有傳統儒學的慣性,
[21]
對外交的作用過於誇大;在一些具體的外交活動上,曾紀澤也有言辭不當等的失誤。
[41]
再有,曾紀澤按中英既有共識簽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雖然為清廷增加了收入,卻也設定了清廷對鴉片徵税的上限,並使中國進一步喪失了關税主權。
[34]
至於被認為成功之作的《中俄改訂條約》,對中國也仍然是不平等條約,其部分的成功則是與當時相對有利的政治、軍事形勢分不開的。
[38]
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就伊犁談判評論道:“崇厚擅定俄約,誤國甚矣。紀澤繼之,抗議改正。其時國勢猶足自申焉。”
[5]
蔡東藩在《清史演義》中也説:“或謂吳之爭嗣,何裨大局?俄許改約,全恃曾襲侯口舌之力,於左無與?……外交以兵力為後盾,微左公之預籌戰備,隱攝強俄,雖如曾襲侯之善於應對,能折衝樽俎乎?”
[42]
瑕不掩瑜,曾紀澤兼具學習西方的開放思想和抵禦外侮的愛國思想,在近代中國成功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國家權益,推動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發展,也抨擊了抨擊了西方強權外交、提高了中國聲譽,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41]
曾紀澤名人評價
左宗棠(清代名臣):竊見出使英俄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承襲一等毅勇侯曾紀澤,博通經史,體用兼賅,於泰西各國情形,瞭如指掌。奉旨出使,於交涉事件隨時執中,寬而有制。內則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違親;外仍慎與國外交之義,志殷補袞。當其隨任時久,與文武豪俊相結納,鑑別詳審,均有以得其心。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肅海防而戢羣族囂凌之氣。現在兩江督篆需才甚殷,張之洞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紀澤也。(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八日《遵旨保舉人才折》)
[43]
李鴻章(晚清名臣):①該侍郎受任於危難之際,力為其難,竟能廢已定之成約,折無厭之要求,易危為平,卒歸於好。不惟界務商務保全實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關,尤非淺鮮。②力持正論,法人畏避其鋒,至不敢復與議事,一時海內傳誦,翕然以為正論之歸。③······至今歲入款二百萬兩,且使洋藥釐重價昂,吸食漸少,暗消隱患。④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卻顧,情溢於言,其忠愛之誠,臨危不改,實為國之藎臣。(於曾紀澤去世後,分別評論其中俄伊犁談判、中法越南談判、中英鴉片釐税談判以及籌商朝鮮事宜等事)
[21]
俞樾(清代學者):①文正公薨、惠敏公嗣,又繼之以雄才偉略,為國家宣佈德意,奮揚威稜,談笑樽俎之間,折衝萬里之外,將天之鐘美於曾氏乎,乃天之篤祜我聖清也。②公合中學西學而成一家之學,宜其所樹立者大也。(《曾惠敏墓誌銘》)
[44]
嚴復(晚清、民國思想家):①門第意氣太重,天分亦不高。②喜為輕藐鄙夷之事。③天分極低,又復偷懦憚事,於使事模稜而已,無裨益。(《郭嵩燾日記》)
[45]
丁韙良(同文館總教習):①他相貌平平,身體柔弱,然性格剛毅,智力超常。②曾英語口語流暢,但不合語法,閲讀、寫作總有困難。但他知道的那一點英語使他在社交活動中大佔優勢(而社交是外交活動的一半),並使他成為中國派駐外國首都最有才幹的使者。③曾侯爺作為政治家,無論在海外代表他的國家,還是在國內參政議事,都表現出中國人最好的素質——謹慎、忍耐與堅強。④在英國,他成功地增進了業已良好的關係。在法國,他在艱難的形勢下維護了國家尊嚴。在俄國,他受益於遣人的錯誤,大勝而歸。他不高興被人提醒他差點兒攤上了崇厚的命運。九年之後,他回到北京,成為現代中國派遣的最成功的外交官。一個好的跡象是,政府任命他在總理衙門任職,表現出願意得益於他的經歷;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他推動改革的努力是多麼的徒勞。
[46]
譚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閲歷而得。(《報貝元徽》)
[47]
蕭一山(近現代歷史學家):①曾紀澤是我國當時最瞭解國際形勢的外交家。②對使俄換約“不矜不伐,操心慮患”的態度,真不愧為曾文正公之子。(《清史大綱》)
唐振常(現代歷史學家):從一種意義上説,奕訢、李鴻章以至於駐外使臣郭嵩燾、曾紀澤、張蔭桓等,是我國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們都不是職業外交家。……如郭嵩燾、曾紀澤、張蔭桓三人,可算有眼光、有成就的外交家,……曾紀澤出使英、法,兼使俄,修訂中俄條約有成,赫然一功。回國後,儘管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為時不長;而分別參與和法、英的有關談判,實是臨時性質,本職工作實在內政上轉來轉去。……因此,可以這麼説,清末,有了第一代外交家,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職業外交家。
[60]
曾紀澤軼事典故
曾紀澤譜寫國歌
思來想去,曾紀澤開始着手譜制一首曲子,想把它作為“國調”。曾紀澤和其夫人劉氏皆通音律,在夫人的幫助下,這首“國調”很快就完成了。曾紀澤把這首曲子叫做《華祝歌》,歌詞部分原文是: “一統舊江山,亞細亞文明古國四千年!最可嘆:猶太、印度與波蘭,亡國恨,談之心寒!”
[48]
據考證,該歌曾作為國歌在1884年倫敦世界衞生博覽會上演奏。
[49]
在《華祝歌》之前,曾紀澤還曾請德裔英國作曲家本聶狄克(Sir Julius Benedict,1804-1885)協助完成《普天樂》一曲,並於1882年將相關信息發表在英國雜誌上。據薛福成記載,1887年英國外交部曾詢取“中國國樂樂譜”,劉瑞芬交予曾紀澤所作的《普天樂》的樂譜,或即此曲。《普天樂》也被研究者廖輔叔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國歌。
[49]
曾紀澤中國睡獅
1887年1月,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了曾紀澤用英文寫就的、闡述對中國內政外交和列強對華政策觀點的文章《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後醒論》
[50]
),是中國近代早期少見的一篇外交專論
[1]
,其中指出外來的侵略適足以“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中國的“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對民族振興滿懷信心。但曾紀澤並沒有將中國描寫為“睡獅”。
[51]
到了1898年,在澳門發行的《知新報》裏一篇題為《日人大澤龍論中國情勢》的日文文章裏,曾紀澤的説法被描述成了“曾紀澤嘗比支那於眠獅”。1899年,梁啓超在《動物談》一文中又將曾紀澤提到的先睡後醒轉成了“睡獅”一詞,“中國睡獅説”逐漸流傳。實則無論曾紀澤還是後來傳言甚廣的拿破崙都沒有這種説法。
[50]
[52]
曾紀澤人際關係
表叔:彭毓橘
弟弟:曾紀鴻
兒子:曾廣銓(1870年生),兵部員外郎,曾紀澤養子,曾紀鴻三子,官至外務部左丞;曾廣銘(1871年生),出生六個月後夭折;曾廣鑾(1873年生),督察院左副督御史,襲封侯爵;曾廣鍚(1879年生),八歲殤逝。
[53-54]
[21]
孫女:曾寶蓀
曾紀澤主要作品
曾紀澤撰有《佩府韻求古篇》《説文重文本部考》《羣經臆説》等,
[56]
光緒十九年(1893年),江南製造總局彙編刊印其奏疏6卷、文集5卷、詩集4卷、出使日記2卷,後輯為《曾惠敏公遺集》行世;點校後更名《曾紀澤集》,由嶽麓書社出版。
此外,嶽麓書社還曾於1999年出版《曾紀澤日記》上、中、下3卷。
[16]
曾紀澤後世紀念
曾紀澤墓於2010年在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雷鋒鎮牌樓壩村桃子灣被發現,當時墓葬已遭破壞。墓坐東朝西,呈半環形佈局,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原由墓冢、墓圍、墓碑、拜台、石闕、神道、石像生組羣、墓廬、龜背石石碑等構成,規模宏大。其中墓冢為糯米混瓷澆築,其餘建築均為花崗石材質。
[58]
該墓葬對研究曾紀澤生平及其家族變遷,研究晚清湖湘歷史,以及晚清時期的喪葬制度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
[58]
曾紀澤史料索引
曾紀澤藝術形象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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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傳二百三十三》:光緒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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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傳二百三十三》:及至俄,日與俄外部及駐華公使布策等反覆辨論,凡數十萬言,十閲月而議始定。崇厚原約,僅得伊犁之半,巖險屬俄如故。紀澤爭回南境之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後伊犁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得與喀什噶爾、阿克蘇諸城通行無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條文,亦多所釐正焉。
- 20.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傳二百三十三》:七年,遷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滿,留任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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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傳二百三十三》:明年,還朝,轉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户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
- 31. 李恩涵.《外交家曾紀澤》.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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