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

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在與清政府簽署了《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以後調整對華政策，即由軍事進攻逐步轉向依據條約以“和平”手段來攫取中國經濟利益為重點。與此同時，清朝中央政府內部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一直由堅持對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導作用。所以在鴉片戰爭後最初6年裏，清朝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種“相安無事”的局面。但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間又出現了新的爭端，關係再度惡化。 ^[11] 

此次導致中英形成爭端的第一個問題是英人廣州入城之爭。英方對華提出這個問題最早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十月，參加中英《虎門條約》談判的英方全權代表璞鼎查向清朝負責談判事務的欽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清廷允許已經居住在廣州城外的英國商民入居城內。英方提出這一要求的依據是中英《南京條約》第二款，但實際上，該條約所載條文內容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邑”。 ^[7]  從上述中文條款看，清廷同意人居城邑的是英國駐華領事，而普通的英國移民只能居住於中國五處港口，沒有入居城內的權利。顯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條約》的條款，以此爭取額外的利益。清廷當然知道英方的用意。是年底，恰好為清朝向英國繳納最後一筆鴉片戰爭賠款，按照中英《南京條約》規定，中國交清賠款後，英國應將其佔領的浙江舟山羣島歸還中國。德庇時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條約》為藉口，將入居廣州城與歸還舟山聯繫到一起，聲稱如不允許英人入居廣州城，英國就不歸還舟山羣島。 ^[8]  兩廣總督耆英通過暗中活動，承諾兩年後讓英人進城，從而再次取得英方對其處境的“理解”，同意“暫緩入城”。但清廷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被迫做出進一步的讓步，同意在翌年四月中英簽署的英軍《退還舟山條約》中正式寫明：“進粵城之議中國大憲奉皇帝諭旨，可以經久相關，方為妥協等因。……故議定，一俟時行愈臻妥協，再準英人入城；然此一款，斷不可廢止矣”。 ^[9]  這一條款第一次肯定了英國人的入城權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國新加坡總督文翰接任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上任後，照會接替耆英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要求清延按先期承諾允准英人入城。但徐廣縉不顧前此耆英的許諾，對英人入城要求給予拒絕。英方唯恐強行入城難以獲得實際利益，並可能釀成激烈衝突，而當時又忙於歐洲戰爭，一時難以抽出大規模兵力來華組織新的戰爭，遂決定採取遷回策略，暫時擱置入城要求，去爭取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英方聲稱，“兩國之間將來無論發生任何對中國不利的事件，其過失都在中國政府方面。” ^[10]  不諳時事的徐廣縉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戰略構想，將其在入城問題上的暫時退卻錯誤地視為自己的一次重大勝利。道光帝還下令將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撫、道台官員擁有的外事處理權一併移交給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道光帝對徐廣縉、葉名琛的獎賞和國家外事權向廣東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徐廣縉等素有虛驕意識的清朝官員的盲目排外的情緒，減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彈性，表現出清朝的對外政策又從緩和為主急劇向強硬轉變。英方迂迴戰略的實施和清朝對外政策重新轉為盲目強硬，預示着中英之間的對抗將更為激烈。 ^[11] 

咸豐四年（1854）三月英國駐華公使包令會同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一起來到廣州求與督葉名琛會見談判“修約”。所謂“修約”，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英國公使帶頭提出這一要求的“依據”是，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黃埔條約》第三十五款中有“日後大法蘭西皇上若有應行更易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用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 ^[13]  的規定，另在同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中亦有類似條文。英方認為，雖中英《南京條約》《虎門條約》中沒有這樣的字樣，但英國援引《虎門條約》中規定的清朝將來“設有新恩施及各國，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片面最惠國待遇），認為英國可以自動獲得這一權利。英方憑藉這一“依據”，認為到咸豐四年中英《南京條約》已經簽署12年，“理應進行修改”。 ^[16] 

這是英國製造的又一個侵略藉口，因為雖然《虎門條約》中有“一體均沾”條款，但《虎門條約》系通商條約，此規定定為兩國通商時給予英方的一種特殊經濟待遇，果修易協定過程中，清朝又給了對方新的優惠，英國據此向中國提出同樣的要求，似有不平等條約的法理遵循。而《南京條約》屬於雙邊政治性和約，非一般性的通商條約，並且無修改約定，所以英方要求按“十二年修改”原則重修《南京條約》，是明顯站不住腳的。本來，當中英簽署的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和隨後的《虎門條約》正式生效後，英方已經獲得了期待已久的進入中國通商口岸開展商業貿易的特權，中國的商品市場在事實上已被英國打開。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輸華商貨年度總值已由道光二十二年的969581英鎊增加到2394827英鎊。然而，從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國對華商品輸出的勢頭就開始由逐年上升轉為漸次下降。到咸豐四年（1854），英國輸華商品額幾乎只有1843年十七分之十。 ^[14]  這種狀況大大出乎英方的預料，當時英國每年輸往印度的商貨總值約為900萬英鎊，而中國人口高於印度3倍，所以英國人估計，年輸華商品額應是輸往印度商貨值的2倍至3倍。英國打開中國商品市場的“這一光輝燦爛的夢幻怎麼就變成了如此“貧瘠的現實’呢？” ^[15] 

英國工商業團體就此進行調查研究，最終得出三點原因：第一，是由於英國大量向中國傾銷印度鴉片，使中國大部分白銀為鴉片所吸收，導致中國缺乏購買其他工業品的支付能力；第二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來商品仍具有特別強大的抵制作用；第三是英方不顧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向中國輸入了諸如鋼琴、刀叉廚具等商品，這些商品因沒有消費市場，造成了大量積壓。從英國資本家的角度來説，第一個原因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放棄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英國就失去了一項難以替代的財源，所以不僅不能放棄，而且還要使之合法化；第三個原因是英國商品輸出的品種選擇問題，自身就能調整，雖然容易解決，但對扭轉整體貿易形勢影響不大；因此，英國方面認為改變中英貿易形勢的核心是解決第二個原因，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通過“修約”來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所以，在包令等人所提出的四項修約要求中，把擴大開放中國商品市場一項放在了突出位置。 ^[16] 

幾乎就在中國朝野上下相慶廣州反入城鬥爭“勝利”的同時，英國即開始謀劃向清朝提出新的更為苛刻的要求。道光三十年冬，廣西爆發了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列強認為這是加緊從中國攫取利益的大好時機。起義的迅速發展，加上起義者信奉的拜上帝教的教義部分來自西方的基督教，使西方殖民者產生了繞開剛上台即持更為強硬外交路線的清朝咸豐帝和政府利用與起義者的“合作”來獲取經濟利益的幻想。於是，西方殖民者便推遲了向清廷提出要求，全力開闢各種渠道對太平軍進行滲透，以爭取太平軍的“合作”。1853年4月和12月英國公使文翰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分別乘兵艦訪問過天京。西方列強與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階段，還不曾找到侵略中國的走狗，而太平天國革命方興未艾，也不得不採取等待一些時候的政策，偽裝中立，以與太平天國周旋。至咸豐四年（1854），西方殖民者在歷經數次活動毫無收效之後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根本“不能從太平軍的勝利中撈到什麼油水”。 ^[12]  這樣，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又回過頭來再向清廷提出他們蓄謀已久的侵略要求。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廣東民間排外活動時有發生。當時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葉名琛採取默許態度，對一切外國的投訴均置之不理。

1853年至1856年間，爆發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與沙俄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1855年9月8日：英法聯軍在圍攻349日後佔領塞瓦斯托波爾。俄軍戰敗。1856年3月30日：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撒丁王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簽署巴黎條約，正式結束克里米亞戰爭。奧地利交還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宗主權予奧斯曼帝國。俄羅斯放棄所有佔領地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域被保證，黑海內不得駐軍。沙俄戰敗，因而轉向東方發展，企圖用侵略中國來彌補損失。英、法獲勝得以調出較多的兵力轉向中國。美國則積極向外擴張，採取與英、法勾結侵略中國的政策。

1857年，印度發生民族大起義，失敗後印度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看到英國在東方的成功，法國也開始謀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

咸豐六年（1856年）10月，英殖民主義者利用“亞羅號事件”製造戰爭藉口。“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船，曾為了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國當局註冊，但是已過期。10月8日，廣東水師在“亞羅號”上逮捕幾名海盜和有嫌疑的水手，按道理這純系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干。但是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在英國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亞羅號”是英國船，捏造中國兵曾侮辱懸掛在船上的英國國旗，要求送還被捕者，賠禮道歉。葉名琛據理力爭，態度強硬，而且不賠償、不道歉，只答應放人。1856年10月23日，英軍開始行動，三天之內，連佔虎門口內各炮台。27日，英艦炮轟廣州城。29日，英軍攻入城內，搶掠廣州督署後退出。12月，洋行夷館被毀，盡成灰燼。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遭劫。1857年1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後因兵力不足，為等待援軍而退出珠江內河。 ^[1] 

為了擴大侵略戰爭，英國政府於咸豐七年（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總督額爾金為全權代表，率領一支海陸軍來到中國；同時向法國政府提出聯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國正以“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向清政府交涉。

咸豐三年（1853）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1814-1856）非法潛入我國廣西西林縣，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結當地官府和土豪，欺壓人民，強姦婦女，無惡不作。並縱容包庇教徒馬子農、林八等無故在鄉間起釁，進行搶擄姦淫，肇事多起。他們作惡多端，而又逍遙法外長達3年之久，激起當地人民極大憤慨，上控省大吏。六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29日），新任西林知縣張鳴鳳根據村民控呈，調查據實後，將馬賴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歸案，依法判處馬賴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餘分別論罪處罰。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即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府，為了進一步取得天主教的支持，鞏固軍事獨裁及擴大資產階級的海外權益，遂抓住這個事件，藉口挑起侵華戰爭。八月二十九日，法國通知英國政府，準備派一支法國遠征軍到中國。次年聯合英國出兵侵華。 ^[6]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過程可拆分為“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與“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是從1856年戰爭爆發到1858年聯軍抵達天津附近海域為止簽訂《天津條約》，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是從1858年爆發第一次大沽口戰役到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為止。

1856年，英國藉口廣東水師在廣州黃埔捕捉中國船“亞羅”號上的海盜，派兵進攻廣州。法國藉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被殺，亦出兵入侵中國。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軍五千六百餘人（其中法軍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結，準備大舉進攻。美國公使列威廉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也到達香港，與英、法合謀侵華。12月12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葉名琛發出以10日為限的通牒。此時，清政府正全力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加上“餉糈艱難”，對外國侵略者採取“息兵為要”的方針。葉名琛忠實執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戰守。12月28日，英法聯軍炮擊廣州，並登陸攻城。都統來存、千總鄧安邦等率兵頑強抵禦，次日失守。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投降，並在以巴夏禮為首的“聯軍委員會”的監督下繼續擔任原職，供敵驅使。葉名琛被俘，後解往印度加爾各答 ^[2]  。侵略軍佔領廣州期間，當地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侵略鬥爭。廣州附近義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集合數萬人，禦侮殺敵。香港、澳門等地區的愛國志士也紛紛罷工，以示抗議。

1858年3月，四國公使同往上海。兩江總督何桂清要求他們返回廣東。四國公使卻決定集結軍艦，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達白河口。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六日內指派全權大臣談判。俄、美的照會還表示願意充當“調停人”。咸豐帝一面命令清軍在天津、大沽設防，一面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並把希望寄託在俄、美公使的所謂“調停”上。英、法侵略者並無談判誠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緊軍事準備。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台，駐守各炮台的清軍奮起還擊，與敵鏖戰。但譚廷襄等毫無鬥志，棄守逃亡，加以炮台設施陳陋，孤立無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聯軍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並揚言要進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嚇下，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中英天津條約》共五十六款，附約一款；《中法天津條約》共四十二款，附約六款。主要內容是：

①公使常駐北京；

②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後定為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

③外籍傳教士得以入內地自由傳教；

④外人得以入內地遊歷、通商；

⑤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

⑥修改税則，減輕商船噸税；

⑦對英賠款銀四百萬兩，對法賠款銀二百萬兩。

此外，俄、美公使還利用“調停人”身份，以狡詐手段，分別於13日、18日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款、中美《天津條約》三十款，攫取了除賠款外與英、法所得幾乎一樣的侵略特權。中俄《天津條約》第九款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以前未經定明邊界”，“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以便日後解決，從而為沙俄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埋下了伏筆。同年，沙皇俄國以武力迫使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璦琿條約》。

《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撤離天津，沿海陸續南下。咸豐帝對條約內容感到憂恐，令桂良等在上海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換約。11月，桂良等與英、法、美代表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海關對進出口貨物照時價百抽五徵税；洋貨運銷內地，只納2.5%子口税，免徵一切內地税；聘用英國人幫辦海關税務。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大沽炮台(11張)

英、法政府遠不滿足從《天津條約》攫取的種種特權，蓄意利用換約之機再次挑起戰爭。1859年6月，在拒絕桂良提出的在滬換約的建議後，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華若翰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大沽口外，企圖以武力威懾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清政府以大沽設防，命直隸總督恆福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北塘登陸，經天津去北京換約，隨員不得超過二十人，並不得攜帶武器。英、法公使斷然拒絕清政府的安排，堅持以艦隊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大沽一帶防務，自1858年英、法艦隊撤走後，清政府即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負責。6月25日，英海軍司令賀布親率12艘軍艦從攔江沙開往海口，下午3時賀佈下令英法聯軍進攻大沽炮台。清軍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英勇抵抗，發炮反擊，戰鬥異常激烈。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士卒，先後陣亡。由於清軍火力充分，戰術得當，擊沉擊傷敵艦10艘，斃傷敵軍近500人，重傷英艦隊司令何伯，英法聯軍慘遭失敗，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清軍唯一一次的勝利。

同年8月，美國公使華若翰偽裝友好，由北塘進京，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已在北京換約。

英法聯軍進攻大沽慘敗的消息傳到歐洲，英、法統治階級內部一片戰爭喧囂，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復”，“佔領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國主義當局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一萬五千餘人，法軍約七千人，擴大侵華戰爭。4月，英法聯軍佔領舟山。5、6月，英侵略軍佔大連灣，法侵略軍佔煙台，封鎖渤海灣，並以此作為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俄國公使伊格納季耶夫和美國公使華若翰也於7月趕到渤海灣，再次以“調停人”為名，配合英、法侵華戰爭。清政府在大沽戰役獲勝後，幻想就此與英、法帝國主義罷兵言和。當英、法軍艦逼臨大沽海口時，咸豐帝還諭示僧格林沁、恆福不可“仍存先戰後和”之意，以免“兵連禍結，迄無了期”，“總須以撫局為要”，並派恆福與英、法使者談判。前敵統帥僧格林沁則以為敵軍不善陸戰，因而專守大沽，盡棄北塘防務，給敵以可乘之機。伊格納季耶夫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

1860年8月1日，英法聯軍18000人，由北塘登陸，進佔天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陸協同進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軍在直隸提督樂善指揮下，英勇抗擊。但清政府本無抗戰決心，咸豐帝命令僧格林沁離營撤退。清軍遂逃離大沽，經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軍長驅直入，24日佔領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議和。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賠款以及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清政府予以拒絕，談判破裂。侵略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

清政府再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張家灣議和。由於雙方爭執不下，談判再次破裂，並擄去英國派往負責洽談停火之談判代表巴夏禮和士兵等39人。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軍攻陷通州。21日，清軍與英法聯軍在八里橋展開激戰，統帥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軍全軍覆沒。9月22日咸豐帝等則以北狩為名攜皇后、懿貴妃等離京逃往熱河避暑山莊。10月6日，英法聯軍包抄了駐紮在德勝門和安定門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晚上9時許，法軍準備侵入圓明園，遭到首領太監任亮率領的二十多個太監的拼命抵抗。 ^[17] 

10月7日上午，法國軍隊闖進圓明園，開始了瘋狂地搶劫，下午到達的英國士兵也加入了搶劫的行列，圓明園內最珍貴的東西被洗劫一空。時人贅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紀略》中記載，圓明園“御內陳設珍寶、書籍、字畫，御用服物，盡被蒐括全空”。英國首席談判代表額爾金把洗劫圓明園的責任推卸給法軍，他在《額爾金勳爵的信件和日記》中描述了圓明園被搶掠的慘象：“劫掠和蹂躪這樣一個地方，已夠壞了，但更壞得多的是破毀。原來總值一百萬鎊的財產，我敢説五萬鎊也不值了。法國兵用盡一切方法撕毀最美麗的絲綢，打碎碧玉飾物和瓷器等等。”

然而，侵略者並未到此為止。根據法國人皮埃爾·馬蒂埃的《從巴黎到八里橋》、埃利松的《翻譯官手記》和帕呂的《遠征中國紀行》等資料記載，10月7日下午，英法聯軍開始放火，圓明園大宮門外朝房被焚燒，時值西北風起，火勢越發旺盛。10月9日，英法聯軍撤出圓明園後，清軍才將大火撲滅，此次大火連續燒了三天。11月8日（農曆九月二十五日），內務府大臣明善、內務府總管王春慶兩人親往圓明園詳查情況，根據隨後奏報的《明善奏查得圓明園內外被搶被焚情形折》記載，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聯軍焚燒了圓明園的九洲清晏各殿、長春仙館、上下天光、山高水長、同樂園、大東門等處。

1860年10月17日，英國人額爾金以清政府“不講道義，不顧國際法”將抓獲的18名英法“僑民”虐待致死為藉口，發誓要焚燬圓明園，“作為對中國皇帝背信棄義的懲罰”。10月18日，額爾金下令火燒圓明園。於是，英國米啓爾中將率領3500名英軍蜂擁而入，圓明園第二次遭受大火。這次大火，火勢猛烈，給圓明園帶來極大損失。英軍步兵中校沃爾斯利在《1860年對華戰爭錄》回憶錄中説，到了10月19日晚上，圓明園只剩下斷壁殘垣。 ^[17] 

英法聯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50天，京郊皇家園林如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暢春園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訢為全權大臣議和，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聯軍洗劫和燒燬了圓明園和靜宜園。圓明園大火持續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監和宮女葬身火海。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對此給予強烈譴責，稱之為“兩個強盜的勝利”。 ^[3] 

10月24日、25日，英法聯軍以焚燬紫禁城作為威脅，迫使恭親王奕訢分別與額爾金、葛羅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忙於對付外來殖民者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造成了北方邊疆防備空虛。俄國乘虛而入，加緊蠶食和非法佔領黑龍江流域和巴爾喀什湖以南的許多戰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尋找機會，想用條約的形式把所佔領的中國領土固定下來。1856年，英法聯軍進攻廣州，派普提雅廷為公使，與清政府談判邊界問題。1858年5月，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強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俄國割佔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時，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作兩國共管。

俄國駐中國公使伊格納切夫以“調停有功”為藉口，提出了新的領土要求。14日，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俄國，增開喀什噶爾為商埠，並在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館。同時，俄國還將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邊界走向強加給中國。1864年，俄國強迫清政府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最大的獲利者。

圓明園被焚燬（1860年時期）(15張)

1860年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別與額爾金、葛羅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有：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英、法招募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退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資產。法方還擅自在中文約本上增加：“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賠償英、法軍費各增至八百萬兩，卹金英國五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

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開始撤離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1858年5月，英法聯軍侵佔大沽炮台，並以進攻北京作為威脅。6月23日，迫使清政府與英、法、俄、美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主要內容：公使進駐北京；開放牛莊、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外國商船可以自由駛入長江一帶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到內地遊歷經商；外國傳教士可以到內地自由傳教；中國對英、法兩國賠款600萬兩白銀。1860年10月，英法侵略軍佔領北京。侵略者以焚燬皇宮作為威脅，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續增的條款包括：開天津為商埠；割九龍司地方給英國；准許外國人在中國買賣人口；將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財產發還，法國傳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買田地，建造教堂；對英、法兩國賠款各增至800萬兩白銀。

1856年，趁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俄國公使普提雅廷與清政府談判邊界問題。1858年5月，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之際，以武力強迫清廷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清政府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國，並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作中俄共管。另一方面，俄國伺機介入調停，普提雅廷先於英法美三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1860年（咸豐十年）沙俄利用英法侵華聯軍攻佔北京的軍事壓力，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由清欽差大臣奕訢與俄國駐華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簽訂。共十五款。主要內容為：

（1）將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強行劃歸俄國；

（2）規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賓達巴哈起經齋桑卓爾、特穆爾圖卓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清朝常駐卡倫等處”為界，根據這一規定，於1864年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齋桑卓爾南北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給俄國；

（3）開放喀什噶爾（今喀什市）為商埠；

（4）俄國在庫倫（今外蒙古烏蘭巴托）、喀什噶爾設立領事官。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開始撤離北京。俄國新任駐華公使伊格那季耶夫以“調停有功”為由，提出了新的領土要求。14日，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同時，俄國還將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邊界走向強加給中國，把歷來屬於中國的山河湖泊和設在中國境內的卡倫指為分界標誌，為更多地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條約。根據1864年，俄國強迫清政府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土地。

俄國獲得的土地總共15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三個法國的面積，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最大的獲利者。 ^[4] 

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曆時四年多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人民和愛國官兵保家衞國，英勇抗敵，給予侵略者沉重的打擊。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戰爭以中國失敗而告終。

1857年，英法聯軍進攻廣州，當時的清政府忙於鎮壓太平天國，沒有太多的精力關注此次戰役。導致廣州淪陷。1858年4月，英法聯軍北上，挑起了第一次大沽口戰役，清政府還是沒有給與足夠重視，加上裝備落後，導致慘敗。等到了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口戰役，清政府給與了重視，僧格林沁親自負責指揮海防，加上英法聯軍有些輕敵，僅派12艘軍艦來犯，經過激烈的戰鬥後，清軍打退了聯軍的進攻，保衞了大沽口。

從第二次大沽口戰役來看，英法聯軍由於是臨時組建，長途跋涉，所以並不是堅不可摧。可是清政府忙於和太平軍作戰，加上麻痹大意。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廣州淪陷和第一次大沽口戰役的失利。

1860年8月，英法聯軍重新組織了1萬8千人，先攻佔了天津。1860年9月，英法聯軍8000多人進犯北京。清軍統帥僧格林沁率領3萬人在八里橋附近，與英法聯軍展開激戰。這是一場冷兵器為主的軍隊，和一個當時已經先進裝備的軍隊之間的對話。結果，清軍慘敗，3萬清軍傷亡過半，英軍死2人，傷29人，法軍死3人，傷18人。這是一場令人嘆息的戰鬥，清軍雖有火器，但是基本沒用，全是騎兵步兵拿着冷兵器，向對方的槍炮陣地發起的自殺式衝鋒。

不客氣地説，這完全是當時清政府的昏庸無能造成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過去20年了。清政府早領教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軍隊的厲害，但是清軍基本還是原地踏步，沒有提升裝備，也沒有改進訓練。3萬蒙滿精兵，就這樣被稀裏糊塗地派上了戰場，被敵軍當成活靶子打。

當時清兵入關的時候，依靠的是李自成進攻北京和滿蒙騎兵打敗了擁有火器的明軍。當時的滿八旗，蒙八旗和漢八旗（多為明朝的流民和逃犯組成），還是有很強的戰鬥力的。

在成吉思汗的時代，蒙古騎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強弓，到了皇太極時代，滿蒙騎兵可以使用120斤強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時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而到了咸豐年間，很多接近內地的盟旗已經以耕地為主，而這次徵調的蒙古騎兵實際上都是各個王公手下的農牧民，根本不是脱產的正規軍，這些蒙古人和馬都沒有受過訓練，乘馬上了戰場甚至會因為巨大的爆炸聲而受驚。

同樣，由於蒙古草原長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傳播，普通蒙古人的騎射本領已經下降到了驚人的程度，多數牧民只能使用拉力為20-30斤的弱弓，既沒有射程，也沒有穿透力，更加沒有射速。

另一部分“精鋭”則因為距離文明更近而改用火槍，欠缺訓練的現實，使得他們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驚人的程度，因此，當他們面對印度錫克騎兵時，除了憑藉優異的馬術逃跑之外，完全沒有可稱道之處。説白了，清軍的火槍隊，只是“看起來很美”，由於缺乏正規的訓練，上了戰場基本就是花架子，沒法和對方的正規軍相抗衡。

在八里橋之戰，清軍慘敗。3萬清軍騎兵傷亡過半。當8月12日的戰鬥結束後，方圓幾公里的戰場上，到處都是清軍騎兵的屍體，軍官們指着地上強壯的屍體説，他們只是缺乏正當的操練。

其實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和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清軍武器裝備的落後。後來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清政府還是盲目地以天朝自居，除了鎮壓國內起義之外，根本沒有重視去縮小和世界軍事強國的差距。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際，中國還是封建王朝統治之下的冷兵器時代，雖然那時候中國已經有了大炮，但是其射程，擁有的數量都遠遠在西方列強之下。另外，當時英法軍隊已經裝備了世界先進的單發膛擊發槍，後膛火炮，便於淺水航行的蒸汽式戰艦。而清軍依然是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差不多：大刀配合鳥槍，抬槍，弓箭，前膛火炮和帆船。炮台都是露天式的，根本經不起炮轟。

清軍損失慘重的八里橋之戰，僧格林沁在奏摺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倘該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 ^[5]  清軍指揮官僧格林沁完全不知道對方槍炮的厲害，把3萬多清軍精鋭送進了敵軍的火力網。然而僧格林沁見大事不妙，則臨陣逃脱。三萬清軍損失過半，卻僅僅殺死敵軍不到10個人，武器裝備上的差距顯而易見。

它使中國損失了更多的主權和領土，中國喪失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北京條約還為沙皇俄羅斯更多地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條件。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清朝統治者投靠外國侵略者，開始成為他們的附庸與工具，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佔領京城，火燒圓明園，對中國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分化，部分滿清統治者痛定思痛，決定“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而開始了“洋務運動”，迎來了迴光返照的同治中興。外國公使駐京加強了對清政府的影響和控制。

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得以騰出手來鎮壓太平天國，勉強維持了其統治。《北京條約》剛一簽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認真“履行條約”，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2年1月，清政府對太平天國運動確立了“借師助剿”的方針，引用外國軍隊來幫助其鎮壓內亂。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清政府的統治得以繼續維持。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國侵略者屈服，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陷得更深了。但是，廣大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他們在英法聯軍所到之處，奮起進行保衞祖國的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經濟上，外國侵略勢力擴張到中國沿海各省，並伸向中國內地，方便了列強傾銷商品，掠奪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使中國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性衝擊。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鴉片貿易合法化、華工出國及允許外國人前往內地傳教，都使中國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喪失大片領土。割讓給英國的九龍半島只是彈丸之地，而割讓給沙俄的領土則前後達150萬平方公里之巨，奠定了後來中華民國的版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