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24部紀傳體史書的統稱，按照各史所記朝代的先後排列，分別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計3217卷（《漢書》、《後漢書》、《魏書》和兩《唐書》有復卷，實際為3300卷），約4700萬字（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

記述的範圍，自傳説中的黃帝開始，到明末崇禎皇帝止，涵蓋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內容。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縱橫交錯，脈絡貫通，記載了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同時又以中國曆代王朝的興亡更替為框架，反映了中國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使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近四千年連貫、完整歷史記載的國家和民族。這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並值得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

點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澤東主席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誌性成果。“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在1997年談到中華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時候指出：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準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處，近代商務印書館搜求各時代的善本，編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五十年代，由國家領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值中華書局100週年大慶之際，我們特別製作了這套32開精裝本“二十四史”以饗讀者，以志紀念。

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編輯工作還得追溯至上世紀中葉。除了大批專家學者的鞠躬盡瘁外，“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還得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支持。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1958年9月，毛澤東主席指示吳晗、范文瀾同志組織標點“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吳晗、范文瀾隨即於9月13日主持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研究“前四史”點校的具體方案，並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着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10月6日，吳晗以吳晗、范文瀾兩人的名義，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彙報會議的情況。主席覆信:“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隨後，由中華書局牽頭組織，顧頡剛、聶崇岐、齊思和、宋雲彬、傅彬然、陳乃乾、章錫琛、王伯祥等先生參與，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並列入國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按照“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商定的進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書，作為國慶十週年的獻禮。但由於整理工作過於艱鉅，按計劃出版的僅有《史記》一種。“前四史”整理出版計劃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實“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時，其餘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隨之全面展開，全國重點高校的一大批歷史學者，如吳則虞、王仲犖、唐長孺、陳垣、聶崇岐、劉節、柴德賡、劉乃和、羅繼祖、鄧廣銘、馮家升、傅樂煥、翁獨健、鄭天挺等，均參與到了整理工作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陷於停頓。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總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並要求:“你們要合作，協商一下，不要重複，早一點完成。”同年5月3日，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寫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對“二十四史校點情況”、“人員的組織和分工”、“整理校點工作的辦法”、“《清史稿》的整理辦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進度，向中央作了彙報，並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開，後“二十史”陸續出版。1977年11月，點校本《宋史》面世，標誌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終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出版，突破了當時極“左”思潮所設置的文化禁錮，成為開放封存書、整理再版古籍的開端。

同時為了方便使用，中華書局曾專門組織人力，編撰各史《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更有1980年張忱石、吳樹平的《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和1996年何英芳的《清史稿紀傳人名索引》。為一般家庭考慮，以免卷帙繁多之難，1997年推出縮印本系列:“二十四史”全20冊，《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全2冊，《清史稿：附人名索引》全4冊，又有禮品裝；考慮到讀者的閲讀習慣，2000年推出簡體橫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冊。與研究相關的出版物《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1980年以來已出版了《史記探源》《元史本證》等十幾種，今後還將繼續出版，總數在百種左右。隨着“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開展，中華書局將推出一個新的配套項目——“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計劃出版30種左右。全部修訂工程完成後，中華書局還將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電子版及精編本。

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由於經歷時間較長，加上政治形勢的左右和參與點校人員變動等因素的影響，點校本各史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多年來，一些專家學者有針對性地撰寫了一批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大量考古發現及學術研究的深入對一些史書中所述史實也有所釐正，中華書局二十餘年來有意識地收集整理了不少關於點校整理本的意見和建議。本着對廣大讀者負責，促進學術進步的要求，以及維護一個良好圖書品牌，更進一步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同時也考慮到一大批能夠從事這項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務的專家學者日益減少，為了搶救性地利用老專家、老學者的工作能力，培養學術梯隊，中華書局已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工作提上日程，並正式啓動。通過全面系統的修訂整理，基本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各種問題和不足，在原有基礎上，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校勘全面、標點準確、閲讀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級版本，成為新世紀中國古籍整理事業一個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標誌性出版物。

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第一版，1959年至1977年陸續出版。中華書局還出版了80冊16開本的精裝本，80冊16開高級亞麻布面特精裝本和80冊16開羊皮灑金豪華收藏本。 ^[5] 

1997年，推出了“點校本二十四史縮印本”，縮印本用16開紙，共20冊。2000年，推出簡體橫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冊。2011年，推出點校本“二十四史”100週年局慶紀念版，32開精裝本，全241冊，鉛印排版。該版國際標準書號：9787101079869。 ^[2]  201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特推出點校本“二十四史”國慶七十週年紀念珍藏版，16開精裝，共計241冊。另附精美紀念圖冊《國史千秋》一冊，首次公開大量珍貴檔案、罕見照片，系統梳理、直觀呈現點校本“二十四史”出版歷程。該版國際標準書號：9787101140729。 ^[3]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由中華書局負責規劃和出版，自2006年修訂工程啓動以來，共計出版《史記》《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宋書》《隋書》八部史書的修訂本。修訂工程中，復旦大學承擔《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隋書》《舊唐書》《三國志》五部正史的修訂。 ^[1] 

作為看家書、品牌書，點校本“二十四史”高級別、高素質的整理隊伍以及其國家重點文化項目的身份，其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權威而有效的宣傳。中華書局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的產品維護和多層次開發，不僅滿足了不同方面、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也使得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始終受到學界重視、讀者歡迎，常銷不衰。根據近5年的銷售統計，每年平均銷售保持在6000套左右（其中《史記》累計印數已超過50萬套，《三國志》累計印數近35萬套，其他各史的累計印數從三五萬套到十幾萬套不等），年銷售碼洋1500萬元左右，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5] 

三十多年前，“二十四史”全部出齊，到2019年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時間。事實證明，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已經完全取代舊的本子，被公認為當前最好的整理本——“國史”標準本，享譽學術界、文化界，成為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標誌性成果。從它出版問世之後，各種舊版本的二十五史幾乎全被淘汰，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通行的版本。謝玉傑等在其主編的《中國歷史文獻學》中指出它有三個特點:“一、新式點校本，書前均有《出版説明》，對原書作者、內容結構等做了簡要的評述，説明點校本所採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學術界的成果，對閲讀該書具有指導意義；二、對分段、標點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當的技術處理；三、廣泛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達到了比較高的學術水平，不僅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讀本，也給專門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證本。”吉川幸次郎在《訪華餘錄——出版和書店》中評價它“可以肯定超過乾隆殿本，將成為今後研究者的標準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為學術上的曠古未有的事業，意義十分重大。” ^[5] 

點校本二十四史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誌性成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