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保留下來的古籍（包含傳抄和刻印），數量龐大。據不完全統計，現存的古籍約有八萬種左右。清代乾隆時官修的 《四庫全書》 所收至清初為止的古籍就有一萬多種，十八萬卷。古籍的下限，一般斷至辛亥革命（1911），但近來有下延的趨勢，少數由清代進入中華民國時期的著作也歸入了古籍。古籍的分類，傳統的分法是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下面再分門類，每類下面再分小類。現代則採用文學、語言、歷史、哲學、科技和綜合參考等新的分類法。

為了便於現代人以及後代的閲讀、研究，古籍整理便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它要求對古籍進行審定、校勘、標點、分段、 註釋、 今譯等專門工作。 影印和索引（也稱“引得”、“通檢”）工作，也屬於古籍整理的範圍。影印工作要求考證版本、檢查漫漶，配補描修等。索引工作要求編制人名、地名、書名和各種語詞、術語等的索引，以便於對古籍的檢索。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版界、學術界就開始重視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經過整理的古籍，如亞東圖書館的標點本古典小説 (《紅樓夢》、《水滸》等 )，商務印書館的 《國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上海雜誌公司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等。商務印書館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它出版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庫珍本叢書》等，使許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於世，至今尚為學術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則有哈佛燕京學社的“引得”和中法學會的“通檢”，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承並發展了過去古籍整理的優良傳統，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據1988年統計，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種左右。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集合全國的專家學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齊燕銘任組長），制訂了長期的規劃，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軌。“文化大革命”期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壞，中斷10年之久。

1981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當前要認真抓一下，先把領導班子組織起來，把措施落實下來”。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恢復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組”（李一氓任組長），制訂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簡稱“九年規劃”）。隨之各省市也根據自有的條件相繼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分別制訂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華書局一直擔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務，同時，各地還相繼成立了專業古籍出版社（名稱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稱為書社，如齊魯書社、嶽麓書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開展。

整理古籍，需要專門的知識和專門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專業的審稿和編輯人員。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個幾十年陸續不斷的領導班子，保護連續的核心力量”；“從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識基礎好，而且要有興趣”。這對於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編輯來説，同樣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個勝任的古籍編輯，第一要具備必要的基礎知識，練好基本功；第二要有從事這項工作的興趣與事業心。二者不可缺一。

經過整理和編輯加工的古籍，有兩種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標點本、點校本、箋校本、新注本、選注本等；今譯和索引也屬於排印本。

影印本：分線裝和平、精裝兩種形式。過去的影印本，大都採用線裝，保持中國古書古雅的特色；但當代的趨勢，要求影印的古書採用平裝、精裝的形式，這樣價格可以低廉，又便於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斷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斷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與影印古籍，一般説各不相涉。但是過去商務印書館創造了在一部叢書內排印與影印並舉的格式，這就是古籍愛好者所熟悉的《叢書集成》（初集）。它收錄一百種叢書，去其重複，有的排印（加黑點斷句），有的影印。這個例子説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體例就行了。20世紀30年代的出版界，在這方面的創造性是應該肯定的。

標點、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項工作，這就是將古籍加上新式標點，分出段落。標點中又分加專名線與不加專名線兩種。專名線指人名、地名，也包括書名。加有專名線的標點本，比不加專名線的要高一個層次，因為判斷一個人、地、書名該不該加專名線，需要較高的學識水平。從當前的古籍出版物來看，有直排與橫排兩種形式，採用橫排形式的大都不加專名線，書名線則用尖角號(《　》)標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選好底本、配補缺頁、殘頁，描修或換字、補字，這幾項都是學術性與技術性密切結合的工作。影印書也常發生錯誤，原因主要出於學術性注意不夠。

古書的文字比較艱深難讀，特別是對於青少年，古書更是難以讀懂。為了祖國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延續，發揚光大，所以今譯也是當前古籍整理應該重視的工作。過去古詩方面的今譯較多，散文方面的今譯幾乎沒有，現在這種局面已經有所改變。當然今譯要求做到準確、優美，達到信達雅的標準，難度也是相當大的。

索引是研究與使用古書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所以也應視作古籍整理的一個組成部分。日本和美國的漢學家有專門的研究人員，從事中國古籍索引的編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績。中國近年也開始重視古籍索引的編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書的書後，篇幅大的則可以單行。古籍索引的檢索，一般採用筆劃方法和四角號碼方法。

“九年規劃”曾將部分近代和現代人對於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對專書、專人、專題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範圍，如《中國天文學史》、《中國通史》等。這是就廣義的古籍整理而言。

2022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印發《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對全國古籍工作重點方向、重點任務和重點工程項目作出規劃部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