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

光緒十九年（1893年）11月15日，范文瀾出生。他出身於世代讀書的家庭。5歲至13歲入私塾並受教於父，范文瀾自小精讀四書五經等古典著作，尤其愛讀《禮記》、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還瞞着塾師和家長，偷閲中國曆代小説。

14歲入縣高等小學堂，宣統元年（1909年）入上海浦東中學堂（今浦東中學新建教學樓命名為“文瀾樓”以示紀念），一年後轉杭州安定中學堂至民國元年（1912年）畢業。

中學時代，范文瀾課外喜歡讀翻譯小説《魯濱遜漂流記》等，以及《國粹學報》上章炳麟的文章。 ^[5]  通過少年時讀《國粹學報》等書刊，接受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愛國愛種”的政治主張，擁護辛亥革命。

民國二年（1913年），范文瀾進北京大學文預科，民國三年（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文本國學班。

民國六年（1917年）於北京大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曾任蔡元培私人秘書。 ^[1] 

民國七年（1918年），經許壽裳介紹，到瀋陽高等師範學堂任教。從民國九年（1920年）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先後在河南省衞輝一中，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任教。民國十一年（1922年）任天津南開學校國文教員，後兼南開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史、文論名著和國學要略。

民國十四年（1925年），應顧頡剛之約，范文瀾加入文化團體樸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龍講疏》一書，是范文瀾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博得梁啓超等人的好評。同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參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遊行。此後，開始閲讀宣傳新思潮的書刊， ^[8]  並改寫白話文。

民國十五年（1926年），范文瀾開始閲讀布哈林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瞭解。 ^[8]  秋，在天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出版了《羣經概論》。

民國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會見李大釗。范文瀾常在課堂上講共產主義，天津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於是年5月離開天津到北京。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范文瀾隨即失掉黨的組織關係。但他仍參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等進步組織。 ^[8]  秋，開始在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校）、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校任講師。最忙時每週上課30小時以上。這時，范文瀾與個別黨員以及黨所領導的團體——教聯、左聯、互救會發生聯繫。

民國十九年（1930年）9月，閻錫山派兵查抄范文瀾住宅，搜出《紅旗》等書報文件，指為共產黨而逮捕，經人營救獲釋。暑假後，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11月，周樹人（魯迅）至北京，在范文瀾家中與左聯等團體的代表會談。

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龍講疏》改為《文心雕龍注》，於1936年出版。從范文瀾早年三部學術著作看出，他文學、經學、史學都很精通。 ^[1]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出任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該院院長。授課之餘，勤奮著述，數年間出版了《諸子略義》《水經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正史考略》《羣經概論》等書。其中《文心雕龍注》一書，徵證詳核，考據精審，究極微旨，為一時名著。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暑假後，范文瀾又被當局逮捕，經蔡元培等人營救獲釋。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范文瀾在中法大學任教。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范文瀾在河南大學任教 ^[1]  ，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黨的領導下，范文瀾創辦抗戰講習班，親自上課，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30日（農曆1937年臘月二十九日），范文瀾帶領服務團抵達舞陽縣一個小村莊。這時恰逢過年，服務團連夜組織學員畫漫畫、寫標語，向村民宣傳抗日道理；隨後又在附近村莊舉辦識字班，編唱通俗易懂的《抗日三字經》。范文瀾帶領學員們教唱抗日救國歌曲，演出抗日話劇。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開封淪陷，范文瀾隨河南大學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與黨取得聯繫，在遂平創辦抗日訓練班，又隨新四軍在信陽一帶開闢游擊區，又在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於桐柏山中。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日軍加緊對信陽、桐柏一帶的侵犯。為保證范文瀾安全，中共鄂豫邊區黨委決定范文瀾從信陽回到確山縣竹溝鎮，隨同黨委機關一同行動。是年9月，在竹溝鎮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月，范文瀾到達延安，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開始撰寫《中國通史》，以“為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當時擬定“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作為準繩。上冊（上古到五代）於1941年出版，中冊（宋遼到清中葉）於1942年出版，下冊只完成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部分，題名為《中國近代史》上冊，於1946年出版。而上、中冊合稱《中國通史簡編》。 ^[1]  5月，范文瀾發表《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首次運用階級鬥爭學説考察商代社會，表明他開始將唯物史觀運用於史學探索，實現了學術思想向唯物史觀的重要轉變。

民國三十年（1941年），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 ^[3]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發表《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2月，范文瀾調離延安後，於4月到達晉冀魯豫邊區，歷任北方大學校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晉冀魯豫邊區文聯理事長、華北人民政府委員等職。在此期間，范文瀾繼續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范文瀾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同年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即《中國通史簡編》的下冊），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過程和時代特徵，高度評價了人民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歷史功績。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將北方大學與晉察冀邊區的華北聯大合併，建立了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范文瀾為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 ^[5]  8月，范文瀾被任命為中原大學校長，雖先後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視事，但一直和學校領導機構保持着聯繫，具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影響力。他為中原大學兩週年所寫紀念文章中祝願學校“在現有基礎上，加速地充實並提高”，“建立起一個新型的正規大學”，具有重要指導意義。1949年，范文瀾隨華北大學遷至北京。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代表會議籌備會。9月，由該會推選，作為社會科學界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 

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為所長。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為會長，范文瀾為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 ^[1] 

1952年起，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一書，至1965年先後出版了遠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冊。和郭沫若、吳玉章、翦伯贊、呂振羽等一道，為繁榮中國歷史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是史學界德高望重的領導者之一。

1954年起，先後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此外，還擔任過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理事和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6年，范文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5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9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69年7月29日逝世於北京，享年76歲。 ^[25] 

范文瀾組織研究室人員佟冬、尹達、葉蠖生、金燦然、唐國慶等人着手編撰。具體分工為：范文瀾任第一編；佟冬、尹達、范文瀾任第二編；葉蠖生、金燦然、唐國慶、范文瀾任第三編。這種集體合作並非易事，領銜者需要具備相當的資歷和權威。范文瀾此時雖然已在主流學界有一定聲望，但畢竟到延安未久，歷史研究室資歷較老的楊紹萱，謝華就拒絕參與。 ^[11] 

范文瀾充分展現了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8月至民國三十年（1941年）底撰成約60萬字的書稿，民國三十年（1941年）5月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上冊，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出版中冊。出版後風行一時，廣受歡迎，十年間先後有8種版本刊佈。 ^[9]  此書出版時題署“中國歷史研究會編”，實際上“是由范文瀾獨立寫成，學術界也公認為他的代表作。” ^[10] 

此後，范文瀾對於通史的寫作樂於聽取學界意見，孜孜以求其學術的完善，這也是範著通史能夠為學界所公認的緣由之一。范文瀾將修訂《中國通史簡編》（後實際上為重寫）作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人員為班底，於1950年5月率先創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這一國家級史學機構，並在所內設立“通史簡編組“以全力從事《中國通史簡編》之修訂。他自己也無疑將工作重心放在修訂《中國通史簡編》上，除此之外，他還要求所內同仁“深入鑽研“，要為“古代史、少數民族史、世界史、蘇聯史“等方面的研究作準備。

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表達對范文瀾繼續撰寫通史的支持。范文瀾非常興奮，在病中仍以堅強的毅力着手安排，計劃五年內完成全書。他為撰寫《中國通史》可謂嘔心瀝血，但是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書“緒言“和第一編（戰國以前）之修訂。1957年6月完成第二編（秦漢至隋統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編（隋唐五代十國部分），總計約110萬字。出版時雖題為“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但實際上並非簡單“修訂“的意義，而是重新撰寫，1978年再版時書名改題為《中國通史》。 ^[11] 

在編著過程中，范文瀾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運用辯證法和唯物論，重新認識傳統經史典籍。《中國通史簡編》客觀描述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揭示歷史發展規律，深入分析歷史上各個時代的特點和歷史人物的功過得失，提出近代中國的命運，是孕育於明清時期的多種社會矛盾和因素演變的必然結果。該書系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通史著作，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成果。

范文瀾極其重視論述各個歷史時期的特點和社會結構。如論述“周初大封建”，建立較大侯國，降服許多小國，含有統一天下於周王的意義，顯然是一個進步。強迫奴隸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分封與宗法制度密切結合，以周王為中心，形成一層一層的宗法等級關係。而其真實的社會物質基礎，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根據唯物史觀原理，在階級社會中，造成社會變化的原因，是各個時期的政治勢力、政治主張、階級或階層間利益的鬥爭，而其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社會物質生產的變化和不同集團間經濟利益的推動。按照這種理論和方法考察歷史，對於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有重大的意義。貫穿範著全書的正是這一指導思想，書中以階級關係和經濟領域變動來解釋社會變遷有許多成功的例子。 ^[21] 

對於三國鼎立的局勢，除了論述東漢末年社會混亂情勢下三大政治集團的角逐外，范文瀾又從經濟的角度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一個重要論點是“從經濟方面説來，三國分立也是東漢末年社會大破壞的自然產物”。其理由是：原來黃河流域是經濟最發達的中心地區，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區。“這個偉大強盛的中心地區首先帶動了長江上下游地區（益、荊、揚）的經濟逐步前進。”西漢中期，楚越地方還被稱為：地廣人稀、刀耕水耨，無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這就是説，江淮以南經濟落後，剝削者還不能積累起千金。到了東漢時期，大地主豪強到處出現，説明經濟已有發展，足以產生大的剝削者。”范文瀾根據經濟、民族、文化等層面綜合考察，對偏安一隅的東晉南朝共三百年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積極作用也給予頗高評價。“東晉時期，北方漢族人大量南遷，長江流域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逐漸接近黃河流域未遭破壞時的經濟水平，文化的興盛，更遠遠超過當時的北方。南朝文化為隋唐統一時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礎。” ^[21] 

范文瀾注重多層面反映歷史真實。首先是論述各朝代重要制度的創立衍變。制度的沿革是歷史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對於反映歷史人物的行為、社會階段的特徵，對於認識各個朝代階級的、經濟的、文化的狀況和中國歷史走過的道路，以及總結興衰治亂教訓，都有很大關係。《中國通史簡編》還多角度地展示促進和影響中華民族歷史發展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水利工程、中外關係和文化交流，漢族地區社會結構和不同階層的作用、民族活動、文化心理等。 ^[21] 

范文瀾注重編著多民族共同的歷史。書中記載各民族的歷史有兩項極為突出：一是對於少數民族在歷史上作了出色貢獻的人物，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燾、周武帝宇文邕、吐蕃棄宗弄贊普（松贊干布）等對本民族和整個中國歷史作出的貢獻，都予以詳細記載和高度評價。二是在第三編中設立了“吐蕃國”、“回紇國”、“南詔國”三個專章，以9萬字的篇幅來記述隋唐時期三個周邊民族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這在通史著作中確實有首創的意義。 ^[21] 

《中國通史簡編》中范文瀾評價歷史人物目光犀利，嚴格地從歷史條件出發，善於透闢地、辯證地分析問題。著者還注重運用比較方法評價人物，如書中對盛唐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學術思想淵源和風格不同的比較，對韓愈和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風格和地位不同的比較，都極具深度而有説服力。書中這類成功之處甚多，對於治史者更好地掌握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無疑大有裨益。 ^[21] 

范文瀾撰成的《中國近代史》書稿“太平天國革命”一章的“引言”和前三節，在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4月25—30日連載，隨後延安新華書店印出單行本《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解放戰爭時期，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一版再版，范文瀾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述，成為廣大幹部官兵和廣大羣眾汲取歷史上革命經驗教訓的精神食糧。20世紀50年代，范文瀾對太平天國運動作了進一步的探索，論述了太平天國革命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失敗的原因及其性質等有關問題；在《中國近代史》第7版中，又對原來的《太平天國革命》一章作了增訂，加上了“太平天國時期的世界形勢”一節；在論述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時，范文瀾從理論上進一步闡述了這次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出版時，在《解放日報》已發表的部分書稿的基礎上，又發表了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太平革命的餘波、反革命破壞下的中國社會三節，五十年代又撰寫了“太平天國時期的世界形勢”，從而比較完整的反映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歷史。其科學價值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27] 

首先，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分量較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專史。1955年定稿的《中國近代史》（上冊）第三章“太平天國革命”包括了太平革命爆發的原因、經過、結果、失敗的原因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全部論述渾然一體，在《中國近代史》中成為完整的一章，抽出來自成為一本部頭較小的太平天國通史。作為一部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范文瀾首先正確地説明了太平革命的性質。一反封建統治者稱太平軍為“長毛”、“發逆”的反動説教，他對太平革命志士予以高度的讚揚。 ^[27] 

其次，範著《太平天國革命史》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及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近代史的科學論斷作為理論指導。除運用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有關論斷外，更重要的是范文瀾自覺的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去具體分析太平革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建的科學的結論。還注重從革命戰略的高度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27] 

再次，全書資料翔實，立論正確。據統計，範著《太平天國革命史》共引用資料18種，理論方面有馬克思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及《資本論》；外文資料有（英）呤利《太平天國外記》《揚子江日記》《英公使給太平天國的信》《英洛勃斯克給香港日報的通信》（英）吳士禮《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瑞典人韓山文的《太平天國起義記》；所用太平天國領導人的第一手材料有《李秀成自述》《賴文光供詞》《洪大全供詞》，還有《陳玉成致馬融合等諭》《陳玉成致扶王陳得才等書》；清朝方面人物的材料有曾國藩的四道奏摺、張德堅的《賊情彙編》、祁錦藻的《賊情訪聞記》及向榮的《奏報太平軍情》；後人著述有容閎的《西學東漸記》《太平天國野史》《太平軍紀事》。當年所選用的絕大多數史料是可信的，建立在多方面的可信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和毛澤東有關太平革命及中國革命的科學論斷，范文瀾對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做出了科學的論述。 ^[27] 

范文瀾早期的經學觀點，傾向古文經學。他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出版的《羣經概論》，是他全面論述經學的著作，由十三章組成，依次為經名數及正義、周易、尚書、詩、周禮、樂、儀禮、禮記、春秋及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也就是説，該書“概論”的內容是《十三經注疏》中的“十三經”。旁徵博引是《羣經概論》的一大特徵，反映了范文瀾對經學史和各家觀點的嫺熟。

在今古文兩家有爭議的地方，范文瀾大都表明自己支持古文家的觀點。如對於《周禮》，今文家認為是偽書，該書設立專節“周禮不偽證”，引用汪中、陳澧、陳漢章、黃侃等人的觀點和論證，否定今文家的看法。最後説：“讀陳先生此文，可知春秋時諸侯雖不能共秉《周禮》，而典制之遵用者，自《左傳》一書觀之，已多至六十證，《周禮》之非偽書，的然無疑矣。” ^[12]  對於今文家攻擊的《左傳》，他引《史記》、《漢書》有關《左傳》的記述和評論，表達自己的看法：“案《史》《漢》之言，昭明若此，謂左氏不傳《春秋》，特漢博士嫉妒道真之辭耳。” ^[13]  范文瀾徵引了劉逢祿否定《左傳》的觀點，接着又引述章太炎對劉逢祿進行駁斥的文字，並發表自己的看法：“章氏所云，駁詰明快，足以張左氏學者之目。”“劉歆、桓譚、王充三説，皆足正當時俗儒妄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謬。” ^[14]  他對章太炎駁斥劉逢祿的文章非常贊成，説“章氏駁劉説極是”，“案章説甚辯，足以塞劉氏之口。” ^[15]  在《儀禮》篇數問題上，他批評今文家皮錫瑞武斷：“皮錫瑞《三禮通論》力主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之説，可謂武斷。” ^[16] 

對於晚清今文家力攻《逸禮》，他持反對態度。他説：“清儒邵懿辰力攻《逸禮》，以為偽作。丁晏辨之曰：‘位西謂逸禮不足信，過矣！當依草廬吳氏別存逸經為允。’至斥逸禮為劉歆誣偽，頗嫌臆斷，且逸禮古經，漢初魯共王得於孔壁，河間獻王得於淹中，朝事儀見於《大戴禮》，學禮見於賈誼書，皆遠在劉歆以前，未可指為歆贗作也。”“皮錫瑞輩稱逸禮即非偽造，亦必孔子刪棄之餘，殆未必然也。” ^[17] 

當然，他對今文家的觀點並不一概排斥，他對皮錫瑞的經學成果就很重視和尊重，有時還專節介紹皮錫瑞的觀點，如第九章的第十八節，標題是“皮錫瑞説存三統”，第十九節的標題為“皮錫瑞説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對皮錫瑞合理的觀點，他也予以肯定，如他説“皮氏論《大戴》次序合於禮運説甚精當。”“皮氏力主王制為今文大宗，其説甚是。” ^[18]  對皮錫瑞比較正確的論斷，書中也予以引述，如在第七章的第六節“儀禮讀法”，他贊成皮錫瑞的看法：“皮錫瑞《三禮通論》謂‘《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 ^[19] 

《羣經概論》側重於論，主要論述十三經的一些基本問題，包括各經的名稱、作者、卷（篇）數、傳授過程、各經的性質，並對歷史上關於該經長期聚訟不休的焦點進行辨析，其中包含大量的經學學術史的知識，反映了范文瀾深厚的經學造詣。《羣經概論》既是經學入門書，是進一步研究經學的基礎，同時它還是包含了經學認識最新成果的著作。就形式而言，它屬於舊式的純粹的學術史著作，不僅文字古雅，而且治學方法採用的也是漢學家的考據路數。范文瀾到延安後，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對經學進行了重新認識。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延安新哲學年會請他講演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演講稿發表在延安的學術刊物《中國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篇幅雖然不大，卻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中國經學演變的脈絡，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經學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論述。與《羣經概論》相比，這篇演講完全是另一種風格的經學史著作。 ^[20] 

《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的字數近3萬字，由五部分組成，即前有“緒言”，最後是“總結”，中間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漢學系——孔子到唐；第二部分宋學系（道學、理學、心學）——唐到清；第三部分新漢學系——清到“五四”。緒言談了六個內容：經是什麼？經是怎樣產生的？經講些什麼？經與經學，經學史的分段，經學發展的規律。三部分正文基本是依歷史時代梳理經學史，從孔子到唐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經學的範疇為漢學系。從唐到清是第二個階段，此階段經學的範疇為宋學系。從清到“五四”運動，是第三個階段，其特徵表現為新漢學。對每個階段，范文瀾按照經學的變化，又劃分若干小段，單獨標目，間或按照問題進行標目，目的是把該階段經學的演變線索和特點講清楚。 ^[20] 

范文瀾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經學演變過程的梳理是極其精到的，擺脱了今、古文家派的狹隘觀念，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經學研究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這個演講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作的，在體現鮮明的時代特點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侷限性。 ^[20] 

1958年7月，毛澤東主席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標點“前四史”工作。二人接到組織整理“二十四史”的任務後，於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開了一個小規模的工作會議。蔡美彪在《“二十四史”校點緣起存件》一文中對這次會議記載：“范文瀾時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會議在該所會議室舉行。”這次會議的與會人員也許自己都沒有想到，正是這次整理點校“二十四史”工作召開的首次會議，開啓了標點、整理“二十四史”二十餘年的漫漫長路，而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在中國學術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在於確定了點校“前四史”的具體方案，並對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也進行了研究。會議最終決定由中華書局制訂規劃方案，着手組織人力開展工作。 ^[26] 

同年10月6日，吳晗、范文瀾專門致信毛澤東主席彙報工作情況，他們在信中説：“關於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並佈置，決定於明年10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週年獻禮，其餘二十一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標點本為便於閲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現將會議記錄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澤東覆信：“範、吳同志：來信收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此後，“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學術界、出版界的配合下，逐步推進，歷盡坎坷，歷時20餘年，先後有近200人蔘與其中，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標點、整理工作，為世人提供了一部新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系統完整科學規範的現代整理本，這部“二十四史”，成為海內外通行的現代標準本。 ^[26] 

范文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就是他在長期關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並且他較早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史學研究，完成其人生中最重要的兩部著作。隨着時間的推移，范文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漢本位到民族融合。在初版《中國通史簡編》中，范文瀾以漢民族本位來敍述民族關係，對異族入侵則着重寫人民羣眾的英勇抵抗。在修訂本中，他運用階級分析法論述歷史上的民族關係時指出，民族之間的壓迫、戰爭，“本質只是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壓迫別一個民族，主要是壓迫別一個民族的勞動人民”，罪魁禍首是各民族的統治階級。他認為，中國的歷史“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男女勞動人民長期共同創造的成果”。

二是“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在初版《中國通史簡編》中，范文瀾明確人民是歷史記載的主體。新中國成立後，范文瀾開始將勞動人民與生產力、生產關係聯繫起來，他指出，生產力是歷史的推動力，勞動人民是生產工具和人力的創造者。他肯定了勞動人民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提出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

三是階級鬥爭學説的運用。在初版《中國通史簡編》中，范文瀾運用階級鬥爭學説分析歷史事件，在修訂本中他運用階級鬥爭學説分析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方法，指出：“不僅要分析各個階級相互間的關係，同時還得分析各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同時，范文瀾反對階級鬥爭理論的教條化，“如果只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

1963年，范文瀾為《紅旗》等單位再次講經學，形成文章《經學講演錄》。該文依然保持了深入淺出的行文風格。與延安時期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相比，此文對經學的論述，心態比較平和，在某些地方更加深化了。《經學講演錄》談了四個問題：一、經的開始；二、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三、宋學；四、明清的經學。這四個問題，基本上反映了范文瀾對經學發展史的分期認識。“經的開始”指經學的初期發展階段，從周朝到西漢末。“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在他看來是經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從西漢後期開始就變成今、古文之爭，這一斗爭直到唐朝告一結束”。“宋學”代表了經學的一個時代，但它並非專指宋代的經學。它在唐朝已開始醖釀了，直到明末，但最盛時則在宋朝。明清經學是經學的最後一個階段。“清代的經學可以稱之為漢學”。范文瀾列的這四個題目，點出了經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將它們連起來，具有經學通史的性質。可見，此文仍然具有“通”的特點。

解放戰爭時期，范文瀾出任北方大學校長和華北大學副校長，同時兼任歷史研究室主任，選拔優秀學員作為研究生，培養歷史研究人才。范文瀾以其自身的學術生涯和治學之道，寄望青年茁壯成長。他教誨大家，做學問一定要坐得下來，要懂得“十年寒窗苦”的道理。灌輸“坐冷板凳、吃冷豬肉”的“二冷”精神，潛心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坐冷板凳、吃冷豬肉”，是一種借喻。

范文瀾堅持發揚中國經學家、史學家言必有據的嚴謹治學態度，反對鄙視那種空疏淺薄的學風。他指導研究生進行歷史研究，從整理檔案原始資料入手。他告誡：從檔案中搜求資料如披沙揀金，這是研究工作“從根做起”的重要一步。歷史學與哲學不同，是一門實學。歷史研究要“務實”。

范文瀾同南京大學蒙元史專家韓儒林教授等史學界學者組成民族歷史研究代表團，到內蒙古考察。在此期間兩人一起交流切磋治學體會。考察結束後，韓儒林送范文瀾一副對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范文瀾生前一直把這副對聯掛在書房裏作為座右銘。這副格言對聯鮮明獨到，生動形象地概括了范文瀾畢生的治學風格，以及對青年後學的殷殷期盼。

新中國成立後，范文瀾入住王府井東廠衚衕胡適的宅院。但他對這一切看得很淡。近代史所的同事對他從未稱過職務，均稱“範老”。被譽為有“長者之風”，而沒有“長官之氣”。他平日生活極為儉樸。著作稿酬放在出版社，到年底作為黨費全部上交。有時走親訪友，都是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他生活的樂趣全部在寫作之中。為了專心致志地寫書，他辭去了研究所的行政領導職務。

老師：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

朋友：傅斯年、金毓黻

妻子：戴冠芳，浙江寧波人，長范文瀾一歲。

兒子：範元綬。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全書達3萬字。本書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著作。民國三十年（1941年），該書第1版，從原始社會到清代中葉，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以後，作者對本書重新改寫，分冊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冊，寫到隋唐五代。終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寫計劃。本書是范文瀾史學研究的代表作。 ^[1] 

《中國近代史》（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第1版），全書7萬字。本書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時所寫。該書所敍內容的時限跨度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對抗瓜分野心的義和團反帝運動的61年間。

范文瀾等編《捻軍》（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1版），全書6萬字。本書是有關捻軍的一部大型資料專輯。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一部分，由范文瀾，翦伯贊、聶崇岐、林樹惠、王其榘共同編著。

《中國通史》（第一、二、三、四冊），范文瀾故去後，第五、六、七、八、九、十冊由蔡美彪等編撰完成。

此外，還有《歷史考略》《羣經概論》《水經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范文瀾史學論文集》《關於中國歷史的若干問題》等。 ^[2] 

范文瀾紹興故居位於勝利西路500號龍山賓館院內，這裏是范文瀾的祖居，他就在這裏出生長大。故居原為三進院落，如今只保留下正堂和東西廂房。 ^[4] 

2003年12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紀念范文瀾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衝及、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和著名學者何茲全、林甘泉、龔書鐸、李文海、張海鵬、彭明等以及范文瀾同志的親屬代表共100多人蔘加了會議。 ^[28] 

2013年11月15日，紀念范文瀾誕辰120週年學術活動在浙江紹興舉行。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