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崇岐

先生於1903年10月9日誕生於河北薊縣（今屬天津市）馬道村一破落地主家。父親早年病故，因家貧，為節省費用，常常不吃午飯，“以書治餓”，發奮學習而忘食。他因此學習成績優異，遂連年得獎學金而讀完高中。1921年，他考入燕京大學。雖然盡力節省開支，但因生活實在困難，他不得不輟學到小學去教書，到中國地理學會去做編輯工作藉以攢錢，湊夠學費，再回燕大上學。到大學四年級時，他又囊空而不得不半工半讀到燕大新校園的島亭、花神廟、女生部去打工，所以直到1928年才大學畢業。

此時恰逢北平舉行大學生畢業會考，國文作文題為《頤和園遊記》。頤和園與在海淀的燕大校園毗鄰，在燕大未名湖畔漫步，抬頭即可望見頤和園的萬壽山和佛香閣。當時進頤和園，須購一塊大洋的門票。但先生缺錢購買，遂始終未踏入這名園。他卻僅憑豐富的歷史知識和一些見到的圖片以及去過的同學的介紹描述，竟寫出了洋洋灑灑的描述頤和園的長篇文言文而在眾多考生中獨佔鰲頭，得了第一名。其後考官得知這情況，大呼不可思議。

“不苟同，不苟立異，不為離奇之論，而以至當為歸。”這是先生對宋人洪邁學術所作的精闢論斷，也是他自己治學的深刻體驗、始終不渝的守則，而這首先體現在他對《引得》這部大型國學工具書的編纂上。

“引得”是Index的譯音，意同“索引”。中國五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文化遺產浩如煙海，古代文獻汗牛充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外學者為一字一詞一句而查找中國古文獻，十分費力。為此，1930年，哈佛燕京學社決定在燕京大學設立引得編纂處，由燕大校方主要負責人之一、歷史系主任洪業（字煨蓮）任引得編纂處處長。下有聶崇岐、李書青、田繼宗三人任編輯。1933年，洪業因教務繁重，主要是統管編纂方針，而田繼宗很快離去。李書青則專管印刷。聶先生遂被提升為這編纂處的副主任。這大型叢書的編纂重任乃全落在剛過而立之年的聶先生的身上。

先生具體負責這《引得》叢書的編纂，協助的書記員兼抄錄員有5至10人左右，但工作仍極為繁重。他還常親自作序，所作的序以史部和集部為多。如他所撰寫的《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序，便長達數萬言。他編纂各種引得，八分之七為內稿，多是他不辭辛勞，帶領處內人員編纂的，平均每年出版3種4冊。但他也重視組織外稿，如《佛藏子目引得》是文學名家許地山完成，而《道藏子目引得》則是當時尚為學生的翁獨健寫的。

先生從事這引得叢書的編纂，與其他編輯一樣，可以説是在“為他人做嫁衣裳”，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而他工作得非常認真仔細，踏踏實實。對他在工作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績，學術界都是十分讚佩的。胡適和洪業先生對聶先生從事的這項工作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編纂《引得》叢書，使先生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更能運用嚴謹的科學方法治史。洪業先生作為燕大歷史系主任對培養大有學術造就前途的學生是很有計劃的。他讓齊思和治春秋戰國史，週一良治魏晉南北朝史，馮家升治遼金史，翁獨健治元史，而讓聶先生治宋史。由於洪先生的循循善誘，聶先生在編纂《引得》叢書的同時，也刻苦鑽研宋史而取得優異成績，成為宋史專家。

聶先生治宋史的處女作是1934年發表在《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6期上的《宋史地理志考異》。當時也在燕大歷史系任教的顧頡剛與一批青年學者創立禹貢學會，進行歷史地理沿革的探討。顧先生鑑於《宋史·地理志》修纂倉促，謬誤過多，需釐定校正，就堅囑聶先生為文校正。聶先生用一年時間便完成了《宋史地理志考異》一文。該文取浙江局刻本《宋史》為底本，就其地理部分與《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治》《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相互勘校，較其異同”；又以《玉海》《文獻通考》《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太宗實錄殘卷》《東都事略》等鈔撮考索，寫成長達5萬餘言之文，對《宋史地理志》進行詳細校勘，並對諸書記載也作了必要的辨誤，凡有異者，如不能辨處，則列出存疑，以供他人蔘考。能辨識者便一一在按語中説明。此文原擬取“校正”之名，但先生出於謹慎而改作“考異”，這就表明先生為學既“不苟同，也苟立異”。該文於《禹貢半月刊》發表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反響。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增補諸史表志及考釋240種，作者多為前代著名學者，而先生此文連同先生另一大作《補宋史藝文志》也被收入。

先生治史“不苟同”，也表明他不迷信，不盲從，具有批判精神，故多有獨到之見。他撰有《宋詞科考》與《宋代制舉考略》，是考察宋代科舉制度的姊妹篇。在此兩書中，先生都強烈反對那種華而不實的學風，提倡務實精神。對於制舉，他指出：“宋人之推崇制舉，可謂至矣，譽為拔取非常之才，稱為期待傑出之士。”但“殊不知能言者未必能行，而篤行者又每不好多言。策論衡才，亦不過取言之是否成理，至能否成行，則決非幾千字所得體識。”對於詞科，他則認為，詞科注重四六句，是“遺精華而取糟粕，重技巧而忽性靈”，“每致連篇皆為故典，累牘半屬陳辭”，他這樣的評論科舉之弊是中肯的。先生作為一個樸實的歷史學者，對人民的苦難也寄予莫大的關懷。他在所著的《宋役法述》一文中，曾尖鋭指出:在封建專制社會，“官吏貪贓枉法，魚肉編氓，致民畏役如虎之例，不勝枚舉。”滿紙血淚，不忍卒讀，真可謂“苛政猛於虎矣”。以至於悲嘆：“人民遂永沉淪於昏天黑地中矣。”

先生治史還很講求要佔有豐富、準確的資料，所以他的文章多有考據而常出創見。他在所著的《宋史叢考》一書中指出：“宋政尚寬仁，文網疏闊，士大夫每就聞見所及，自軍國重事以至委巷瑣談，著於竹帛，故宋筆記之書，遠超前代。”有宋一代，由於印刷術的改善，經濟之發達，故文化空前繁榮。因出書多，可收集參考的資料也多，其中孰是孰非，孰真孰偽，就需要認真作考證。先生精於考據，《宋史·地理志考異》即是一例證，而《論宋太祖收兵權》一文也是如此。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與罷藩鎮之舉是否為一回事，世人多有不同看法。聶先生即加以詳盡考證，正確指出：宋太祖收兵權，為我國曆史一件大事，但其所收之兵權，有內外之分。內為罷宿將典禁兵，即世人所熟知的“杯酒釋兵權”是也。外為撤罷藩鎮，此種政策之完成蓋已在真宗之世。不能把兩者混淆。

先生還撰有《麟州楊氏遺聞六記》之文，文章説：“宋楊家將故事，以小説戲曲之宣傳，大河南北，幾乎婦孺皆知，稗官野史，里巷之談，固不足信；而《宋史·楊業傳》所述，又嫌略簡，難盡窺事實之曲折。年來涉獵史書，遇有關楊業祖孫父子之事，輒迻錄之，為目既久，粗有所獲。”先生注意蒐集楊家將抗遼事蹟的資料而撰此文，看來是出於反民族侵略之情懷。另外，先生還撰有《宋遼交聘考》之重要論文。詳細論述了宋遼之使節選派，國書之體制，禮物之名色，使節之接送、待遇，如此等等。在這禮儀交聘的背後，很清楚地顯露出“弱國無外交”之實質。他沉痛地寫道：“兩朝使節大致言之，宋多謙和，遼多粗獷。蓋宋以力不如人，而中華禮儀之邦，極少肯逾越法紀，自貽伊戚。遼則不然，武事雖優，而文化不競，以之使者常有桀驁之氣，少温順之風。”先生寫此文，是因國弱被侮，有所感而發的。

先生極熟稔宋史，掌握的資料豐富、詳盡。學術界譽為“活宋”。但他也注重通史之研究。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執教燕大歷史系時，除教宋史外，還開有中國職官制度史的課程。

先生不僅學識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而且崇尚品德情操。他説：做學問“既要專心，尚需清心”，“清心者就是要摒棄一切名利世俗的困擾，只有清心才能專心，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他還説：“學問是靠積累而來，只要鑽進書中一二十年，老天不會埋沒人才。”他又諄諄告誡史學工作者説：“搞好文藝是需要天才，還有理由自負，研究歷史就不是靠天才，而是靠功夫，沒有自負理由。”先生不僅這樣説，而且也這樣做。他還給自己的書齋取名為“澹寧堂”，即是以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而自勉自勵。在上世紀30年代，燕大好些歷史系的畢業生都到國外留學，得了博士學位。有些同學回國後即任教授，甚至當上了系主任，但他卻因肩負編纂引得叢書的重任，而未能出國留學。也因為如此，他直到抗戰勝利後才由講師升任副教授、教授。儘管這樣，先生都毫不計較而是始終如一，勤懇從事引得叢書的編纂和宋史等的科研。解放前，燕大教授大多被分配住在“燕南園”或“燕東園”的教授住宅區，每一教授能攜自己的家屬入住一座精緻的小洋樓。但先生卻一直住在學校南門外的一棟古老的中式庭院裏，而且先生經常穿的是中式長衫。

“疾風知勁草”，在抗日戰爭時期，先生更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北平淪陷於日寇之魔手，當時敵偽組織的北京大學多次想請先生去任教授，他都嚴詞拒絕。燕大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抗戰初期，因美日尚有邦交，燕大還能在北平開學。但1941年冬，美日開戰，燕大被迫解散。先生遂失業，生活困難，但他仍多次拒絕日偽組織的聘請。有一位大漢奸“總長”，通過別人轉告他，想給他一筆錢以示關懷，他也拒不接受。他把僅有的一點積蓄用光後，就靠變賣自己心愛的書籍來維持全家生活，後來他在中法漢學研究所找到一個工作，就靠此微薄收入，勉強餬口。

先生在日偽萬惡的嚴酷統治下，更盡力幫助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工作。如燕大學生、當時已是黨的地下工作人員的張大中同志，就常利用先生家作為秘密開會及聯絡點。1942年夏，北平偽警察局特務曾以有“通共”嫌疑問題逮捕了先生。先生毫無懼色，臨上警車時對家人説：“我如果回不來，你們就回老家種地去。”後因證據不足，日寇才釋放了先生。

抗戰勝利後，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政權又掀起內戰惡浪，致使物價不斷猛漲，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於是，愛國學生也風起雲湧，興起“抗議美軍暴行”、“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等一連串的學生運動。而燕大學生總是與北大、清華等校學生並肩作戰，走在運動的最前列。每次學生運動發生，都要採訪教授，請他們發表意見。而先生和許多教授一樣，都力表對學運的讚許。燕大眾多教授還多次發表支持學運的宣言，而這些宣言上總能看到先生的名字。

先生因長期編纂引得叢書，遂對目錄學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寫的《藝文志綜合引得》序也長達數萬言。該序敍述了我國曆代藏書概況和目錄學發展要略，比較了諸家目錄的優缺點，介紹了中國圖書分類新法，還評述了引得的編纂的方法與價值。因此當時人們稱道此序是中國古今目錄學的很優良的簡史。久任燕大歷史系主任的洪業先生很器重聶先生的學品人品。1946年，洪先生應邀去美國哈佛大學講學，後因國內燃起內戰烽火，時局動盪不安，洪先生遂滯留美國康橋哈佛而未回國。這時，洪先生也力薦聶先生去哈佛大學講授目錄學。1948年，聶先生去了美國，哈佛大學給先生的待遇十分優厚。那年冬天，北平解放在即，許多在北平的政學顯要都紛紛南逃，但先生卻嚮往光明，希望自己能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效力，毅然飛返被圍的北平城，成為當時電台的一大新聞。

但令人遺憾的是，新中國建立伊始，極“左”思潮即開始作祟。1952年，高等學校開展了“思想改造運動”，先生被迫檢查“崇美、親美”思想，受到很不公正的很粗暴的批判。他身處困境曾有輕生之念，並給家人和知友寫下了遺言。幸好此時范文瀾同志親赴他家，熱情邀請他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工作。範老如此禮賢下士，使他深受感動，重新振作，決心要為史學的發展，繼續努力工作。

先生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後，首先是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洋務運動》等書。這個編輯室僅五六人，都是原在燕大工作過的同志。為了上班方便，並可利用燕大圖書館的豐富藏書，蒐集史料，近代史所乃向北大借了兩間房，作為辦公之用。在先生的帶動下，幾年間，他們平均編輯並翻譯出上百萬字史料，成為近代史所人數最少成績最大的部門。

1958年以後，先生還兼任近代史所在城內的工具書組的組長，古籍整理小組的組員。他常常白天進城開會，擬定規劃，晚間在城外家裏工作常通宵達旦。而他個人還擔負着校點《資治通鑑》《宋史》等書的任務，同時為了培養編輯工作的接班人才，他還到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兼課，並教授中國職官制度史。

先生編纂史料不計名利，甘當無名英雄，更提攜後進。他所領導的工作書組，所整理出版的書，如《錫良遺稿》等，都是用組的名義出版的，但出版前他都要親自覆校，故出版界一直認為凡是經他簽名發出的書稿，其質量都是信得過、沒有問題的。

先生一般是白天忙於開會，晚飯後略事休息後即開始工作，往往要到黎明時分才睡覺。他覺得在夜深人靜時工作，無干擾，效果最大。他自養成這習慣，經日積月累，遂很消耗體力，病魔亦在不覺中侵入，並日益嚴重，但他為工作而無暇去醫院檢查。1962年4月17日凌晨兩點多鐘，他正伏案工作時，卻突發心肌梗塞而停止呼吸，與世長辭。

先生早年除編纂有大型的《引得》叢書出版外，還撰寫有多篇關於宋史的論文，由中華書局結集成書出版，名為《宋史叢考》。解放後，先生還念念不忘，想抽空編寫出《中國職官制度史》及《中國官制大辭典》兩書，哪知竟未遑著手，卻齎志而歿。

1.《宋史叢考》

1.《大齊傀儡傳 》,《大公報·史地週刊》1935年

2.《宋代制舉考略》,《史學年報》，1938年第2卷第5期。

3.《宋詞科考》,《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

4.《麟州楊氏遺聞六記》,《史學年報》，1939年第3卷第1期。

5.《宋遼交聘考》,《燕京學報》，1940年第27期。

6.《尹洙之年壽》,《史學年報》，1940年第3卷第2期。

7.《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燕京學報》，1941年第29期。

8.《宋趙忠簡公畫像跋》,《漢學》，1944年第1輯。

9.《北宋南北勢力之消長》,《大中》，1946年第5期。

10.《滿官漢釋》,《燕京學報》，1947年第32期。

11.《宋役法述》,《燕京學報》，1947年第33期。

12.《論宋太祖收兵權》,《燕京學報》，1948年第34期。

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6冊）（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7冊）（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7冊）（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4.《捻軍資料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

5.《劉坤一遺集》（主持），中華書局，1959年6月。

6.《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8冊）（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

7.《宋史》（點校）（合作）。

8.《資治通鑑》（點校）（合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