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錫琛

原名錫櫄、錫椿，後改錫琛 ^[3]  。別名雪川，字雪村，筆名方可、高勞，紹興人，出身於小商人家庭。幼時入塾讀書，1906年求學於東湖通藝學堂，1909年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畢業後，任小學及師範學堂教員。 ^[2] 

1912年1月，進上海商務印書館，任《東方雜誌》編輯。 ^[4] 

1921年起，接任《婦女雜誌》主編，1922年起兼為《時事新報》編輯《現代婦女》旬刊，為上海《民國日報》編輯《婦女週刊》 ^[3]  。

1925年，因《婦女雜誌》出版“新性道德號”，提倡科學的性道德，受到誣衊和攻擊，與之論戰。被迫辭去主編職務。 ^[3] 

1926年1月初，自行創辦《新女性》雜誌。並編輯出版《婦女問題研究叢書》。被商務印書館辭退。同時任私立神州女校國文教員。 ^[3] 

1926年8月，創立開明書店。先後延聘夏丏尊、葉聖陶等主持編譯所。 ^[3]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果敢地在胡愈之起草的抗議信上簽名，抗議屠殺民眾。 ^[3] 

1929年，開明書店改為股份公司，任總務主任。創辦美成印刷公司，任協理，專事經營管理和出版工作，頗多建樹。1934年被選為總經理，使開明書店成為很有聲譽的出版機構。1935年秘密承接魯迅編校的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的排版工作，成型後運往日本印刷出版。 ^[3] 

抗日戰爭爆發，開明總店和美成印刷廠毀於戰火，決定遷赴漢口，所運機器、紙張途中遭劫，只得停業。乃回上海解決房屋訴訟等問題，並着手恢復印書業務。將紙型秘密運內地用土紙印刷並取得成功。對上海開明書店同人給予經濟接濟。1943年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十天後獲釋。 ^[3] 

抗戰時期，章錫琛組織開明書店出版大量含有抗日內容的書籍，宣傳抗日。抗戰勝利後，同葉聖陶等聽從周恩來對國統區出版工作佈局的設想，將開明書店及其出版的《中學生》雜誌一直堅持到全國解放。 ^[4] 

抗戰勝利後，應範壽康之邀，去台灣幫助接收日本在台灣總管印教科書的印刷廠，並在台灣籌設開明書店分店。不久，離台回滬。 ^[1] 

在商務印書館及開明書店工作30餘年，先後編輯並主持出版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巴金、夏丏尊等現代文學巨匠的作品在內的大批著作及翻譯作品。還冒着生命危險，公開出版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受到周恩來、魯迅等人的稱頌。 ^[1] 

1949年，去北京，被委任出版總署專員，曾草擬“著作權暫行法”及其細則。 ^[3] 

1954年，調古籍出版社任編輯、副總編輯。 ^[3] 

1957年，改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 ^[3] 

1965年退休。1957年被錯定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1969年6月6日含冤逝世。 ^[3] 

1988年平反，恢復名譽。追認他為“具有民族氣節的正直的進步知識分子”、“我國現代的著名愛國出版家”。 ^[4] 

著譯有《文學概論》（日譯本）、《文史通義選注》《馬氏文通校注》《助學辨略校注》等。 ^[1] 

章錫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實，浙江紹興人。

在創辦開明書店之前，章錫琛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了近15年的編輯。起先是協助杜亞泉編輯《東方雜誌》。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後，商務追趕潮流，革新雜誌，更換主編，章錫琛被推薦主編《婦女雜誌》，時為1919年。接手主編後的章錫琛在周建人的協助下，對《婦女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策劃出版婦女問題專號，發動讀者參加討論，雜誌面目煥然一新，發行數量從原來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萬多份。《婦女雜誌》的不俗成績，自然擴大了主編本人在社會上的影響。

1922年，章錫琛被《時事新報》邀請編輯《現代婦女》旬刊、為《民國日報》編輯《婦女週報》副刊，都可看成這種影響的折射。

1925年，《婦女雜誌》刊出“新性道德號”後遭人攻擊，商務當局插手審查雜誌清樣，章錫琛被迫提交辭呈，改任一般編輯。

鄭振鐸、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幫朋友慫恿他另創《新女性》雜誌，一方面固然是出於激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鑑於章主編《婦女雜誌》已有的影響力，認為有現實可行的號召基礎。

從《新女性》雜誌而來的開明書店，當初圖書的出版路數，多圍繞着婦女問題做選題。這是章錫琛個人知識背景和影響力的自然延伸。然而，當婦女問題作為社會熱點逐漸退出時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錫琛一定感受明顯而又深刻。

1929年12月開明書店將《新女性》主動停刊，廢刊詞説得十分清楚：“廢刊的原因很是單純，就是時代已經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則是1930年1月創刊的《中學生》。這種出版線路的及時調整，是章錫琛對出版與時代關係正確理解的結果，也是他務實心態的反映。

既以出版謀生計，務實也許只能是必然的選擇。章錫琛從不忌諱説自己是商人，謀劃合理的出版利潤，是章錫琛經營開明時一以貫之的追求目標。與章共過事同時又有相當交誼的曹聚仁，在談起開明書店的成功時，特別提起章的精明，可謂知人之論。章錫琛的精明，表現在多個方面——既有對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轉變方向出版中學生讀物，步隨大書局出版教科書，緊追古籍熱潮出版《二十五史》等，這些開明書店史上的大動作，都是基於對當時出版現實和時代潮流走向的正確判斷，因而獲得了很好的經濟回報；又有對出版細節的追求，如：力求編校質量的無差錯；重視裝幀設計的視覺美；改進標點符號的排版法等，這些看似細小卻很重要的出版環節，給人開明出版物質量過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覺。還有對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幹出版隊伍使最少的人發揮最大的效率；壓縮非生產性開支把資金用於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不廣開外地分店而多選擇書業同業代銷等，這些精打細算的管理措施，穩固雄厚了開明的經濟基礎，使之一步步邁進了大書局的行列。

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錫琛，卻有許多文人學士的朋友。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學者的家底，同氣相求的結果；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朋友們的眼中，不是那種純粹勢利之交的市儈商人。後一點，尤令章錫琛感到自豪，每每願意向人説起。當文人學士們選擇把書稿交給開明出版時，事實上就開始了彼此間的文稿買賣關係。一來一往中，作者們發現，章錫琛和他的開明書店，是一個值得信賴、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夥伴。所謂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簡單，一是善待書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誤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觀點，多善意糾正錯字舛句，這都是善待書稿的具體表現，也是對作者勞動成果的尊重。開明書店在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業界口碑流傳，世人素來公認。在對作者的稿酬方面，開明書店向來不拖欠，不隱瞞，按時寄送，如實結算，甚至有時還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維護。開明早期工作人員汪曼之曾這樣回憶：“先生本性仁慈，樂於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為等急用寧肯出賣版權一次性取款時，先生總勸他：賣掉可惜，這部書估計銷路好的，便宜了我店裏，你要多少錢，我借你……”着眼於他利的基礎上自利，贏得人緣與名聲的同時，也牢固了做大做強的發展根基。這樣的精明，長遠而大氣。

作為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被朋友們戲呼為“老闆”。從膽識上説，這個老闆堪稱能擔當，有氣魄。舉兩個例子。當初，林語堂打算編寫英文教科書，開出每月300元預支版税的高額條件，託人四處物色出版者。先聯繫的是北新書局，北新認為風險過大，不獲售，再聯繫開明，章錫琛一口答應了下來。要知道，當時開明的資金一共才四五千元，營業額也不大，書編成後是否銷得出去，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章錫琛覺得林語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嘗試。這個決斷，事實證明十分英明。據説，林語堂編寫的這套《開明英文讀本》，獲得的個人版税收入即達到30萬元之巨。可以想見其銷量之大，開明獲利之多。另一個例子是大部頭工具書《辭通》的出版。該書300萬字，作者朱起鳳以30年心血寫成，書稿的價值，得到了胡適、錢玄同等眾多學術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華書局、文明書局、羣學社等多家書局的一致認同，然而，由於書稿篇幅極大，內容專門，偏字較多，排印困難等各種原因，書局往往認為銷路有限，唯恐虧本。書稿在多家書局數進數出達10餘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書稿輾轉到開明書店時，章錫琛痛快地答應了下來，並付給作者6000元的稿費。當時，6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章曾對宋雲彬説：“朱丹九（起鳳）先生竭盡畢生精力，寫成這樣一部大著作，不但應該給他出版，也應該多送點稿費，讓先生晚年過得舒服些。”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説出這樣的話。令人欣慰的是，這部書稿經過開明書店編輯宋雲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預約1萬部，兩個月內售罄，於是又加印數萬冊，仍然供不應求。章老闆的這兩次大膽舉動，被傳為開明出版史上的佳話。

儘管章錫琛是開明書店事實上的創辦人，對於別人喊他老闆，他也不峻拒，但在開明27年的歷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經理的時間並不長。1928年開明改組股份有限公司後，章錫琛推薦杜海生出任經理，自己則擔任總務處長，專任出版事務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體弱辭職，章錫琛才被董事會推選為經理。

1937年抗戰爆發後，開明書店即內遷，章錫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後方的開明書店由範洗人長期主持，復員上海後，章錫琛向董事會竭力推薦範洗人為總經理，自己則居常務董事的位置。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其他正式場合，章錫琛總是強調，他當初並不是有意要開辦書店，而是由朋友們促成的；開明作為一種事業，它的成功，是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

一心做事業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會在乎職務之高低。他所關注的，是如何為開明引攬更多的人才，讓他們各盡其能。開明書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種，高度的凝聚力和團結的領導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錫琛功成不居的氣度，應該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