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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
鎖定
唐長孺人物生平
唐長孺早年求學
清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公曆7月4日),唐長孺生於江蘇吳江縣平望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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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長孺出身書香門第,舊學造詣深厚,早年在舊體詩方面受過系統而嚴格的訓練,所作舊體詩詞極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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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對當時西洋之“新學”略知梗概。同因家族親緣關係,得時常於劉氏“嘉業堂”讀書。尤喜文學。據其自傳(現存武漢大學檔案館,不完)及部分日記,常覽者有三:一為中國古典文學;二為“五四”以降之“新文學”;三為十七世紀以降西洋之文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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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而當時浙奉戰爭亦爆發在即,滬上戰雲密佈。唐長孺的《內亂與外交》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的。他並不認同“弱國無外交”,認為外交之失敗,根源在於內政,在於今之執政者孳孳謀取一己私利,為闢地擴軍而收括民脂民膏,“側媚於強鄰(按:指日、英、美諸國)”,軍隊“不可謂不多”,但“惟內爭之是尚,權利之是爭”,而無心“御外侮捍強敵”,所謂“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五卅血案即因之而發生。文章引徵三代秦漢史例,痛陳當時內憂外患之嚴重局面及其根源,字裏行間洋溢着飽滿的愛國熱情和深重的亡國之憂,其思維之縝密,論述之嚴謹,文筆之老到,很難想象出自一位初中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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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八年(1929年),到上海大同大學文科學習,主修法律等科目。撰寫並發表多篇古體詩詞,深受著名詩人金松岑賞識,謂其詩“幽澀似郊、島,又似永嘉四靈,亦受散原影響”。進一步接受西洋諸種新思想、新學説,其間,曾多次於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前身)旁聽呂思勉教授授課,頗受其影響,從此關注、攻習中國古代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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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與王毓瑾結婚。受當時學術風氣之影響,關注並研習西北史地、遼金史及蒙元史,間研習戲曲史等。其間,曾參加章太炎、金松岑在蘇州所辦之“國學會”。
[25]
唐長孺在章太炎、金松岑所創立的“中國國學會”會刊《國學商兑》創刊號上,首次發表詞作《解連環》,當時年僅23歲。次年8月,唐長孺又在中國國學會另一會刊《文藝捃華》第1卷第4冊上,首次發表詩作,凡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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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抗戰歲月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唐長孺任教於舅家劉氏為主要資助方的南潯中學。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開始,唐長孺相繼發表了多篇研究遼金元史的專論和譯文。抗戰軍興,潯中解散,唐長孺舉家輾轉遷至滬上,一度兼職於上海啓明書店,翻譯外國文學著作,以補苴生計。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始,唐長孺在上海聖瑪利亞女子中學謀得教職。但無論條件多麼艱苦,一直潛心治史,而以遼、金、元史為主攻方向。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間,唐長孺得以遼金元史專家身份,於而立之年任教於光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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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秋,金松岑向光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呂思勉推介唐長孺,經呂思勉薦舉,時任聖瑪利亞女子中學教員的唐長孺,受聘為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從此正式開啓了唐長孺爾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研究及教學生涯。
[22]
甫入光華大學,唐長孺即在該校南鋒社出版的學刊《南鋒》第2期發表《讀〈遼史〉札記》。當時唐長孺鑑於《遼史》“記載牴牾重複”,遂“仿照汪龍莊《〈元史〉本證》之例,對《遼史》作一點整理工作。紀傳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證”。這篇《讀〈遼史〉札記》所考,即始於《遼史·太祖本紀上》開卷敍述耶律阿保機姓名、鄉里的“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句,止於開國七年(913年)六月“軌下放所俘還,多為於骨裏所掠”條。此文前後(下至離滬赴湘的1942年),唐長孺還發表了一系列“校勘考證”《遼史》的論文,並撰寫了多篇考論宋金元史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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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年(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孤島”亦淪陷,光華滬校停辦。呂思勉、金松岑等相約攜眷歸裏,以“一片冰心”互勉,“不黜虜之網,不嗅盜泉之餌”,“不向日本鬼子低頭”。唐長孺亦決意離滬,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唐長孺正是“因呂師誠之之介,受湖南國立師範學院之聘”,歷盡艱險,間關赴湘,受聘該學院史地系任副教授。國師創校校長廖世承原為光華大學副校長兼光華附中主任,與呂思勉是多年同事、朋友,創校伊始即擬延請呂思勉為歷史系主任,呂思勉因“方為光華歷史系主任謝不應”,推測呂思勉是向廖世承推薦唐長孺的,而唐長孺就讀光華附中時,主持附中工作的正是廖世承,故唐長孺生致呂思勉書,要特筆“茂師前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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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受聘為遷至四川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講授“中國中古史”、“中國近古史”等課程。校勘、箋釋《唐書·兵志》,研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論著。撰寫《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十餘冊,較大篇幅關注經濟社會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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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唐長孺撰成《唐書兵志箋證》一稿。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晉升為國立武漢大學教授。講授“中國通史”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補訂《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撰成《中國古代行政地理》(擬題)稿本。譯著《新中國》,由啓明書店(書局)第三次印行。 五月,武漢大學回遷,唐長孺自重慶乘船趕赴上海接回家眷,從此定居於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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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建國之後
1950年,唐長孺講授“中國通史”、“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史”、“中國農民革命運動史”等課程。兼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室(後改稱中國古 代史教研室)主任。參加武漢大學高教聯、教工會;兼任武漢市高等教育聯合會編輯;武漢大學教工會學習幹事、《武漢大學教工週刊》編輯等。同時開始通讀《資本論》,細研《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撰寫有關五胡政權建立及其性質、北魏國家建立與封建化等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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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唐長孺因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思想保守”等問題被審查,一度辭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55年以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先後出版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至九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學術專著。多次發表研究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論文。唐長孺廣泛參加史學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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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生活照(2張)
唐長孺主持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有文稿都要親自過目,最後定稿尤其要親自參加。在現存《吐魯番出土文書》早期文稿檔案中,隨處可見唐長孺批改的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唐長孺對文稿審讀的認真負責,特別是最後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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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後,由於《吐魯番出土文書》初稿已經完成,整理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長孺領導陳國燦、朱雷、程喜霖三人負責最後定稿,吳震負責出版前的校對,李徵負責全部圖版的攝製。唐長孺每年寒暑假來北京,與陳、朱、程三人在一起進行最後定稿的情景。唐長孺當時眼睛已極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邊,讓陳、朱、程三人中的一人讀文稿。唐長孺負責聽,覺得釋文有問題,就讓李徵將原件取出,自己親自核對;覺得解説、註釋有問題,就口述應該如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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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晚年時期
唐長孺主要影響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
唐長孺在史學領域的最大貢獻,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959年)、《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1983年)、《山居存稿》(1989年),以及《唐書兵志箋正》(1957年)和《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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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共收論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所作。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所有重要方面,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學術,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專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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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制度研究
唐長孺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開闢了諸多新領域,或在前人基礎上提煉出新的問題,其中在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突破最為顯著。他對西晉佔田課田制、各級官僚貴族蔭族蔭客制(包括北朝蔭户制)、魏晉户調製及魏晉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勞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層面上的精當考證,主旨在於中古時代土地制度、勞役制度及其演變,主要勞動者身份及其演變,圍繞着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權,國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其演變,以及上述演變所推動、體現的中國早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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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論漢代以來自由農民封建化即客的卑微化與普遍化的背景及過程、意義,極具原創性,構成了其“魏晉封建論”的基礎。他通過分析“西晉户調製的意義”,指出在封建生產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晉時代,封建國家卻要限制封建依附者隊伍的擴大,這正是“魏晉時期作為封建社會早期的”重要特徵,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始終要保持一定數量的自耕農,此即中國封建社會的“亞洲型”特徵。他還對隋唐時期地主土地上各類直接勞動者,特別是浮客—客户的源流及其身份變化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兩税法頒佈以後客户身份合法化,“封建國家既容許土地的無限兼併,也不再阻止佃客隊伍的擴大。中國封建社會正在這一個變化過程中由前期轉入後期”。他將“客”的身份變化視為社會經濟形態演變的一個重要指徵,通過對“客”的長時段通貫考察,依託堅確的實證,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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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閥制度研究
門閥士族在政治、文化乃至社會各方面都居於統治地位,是中國中古時代特有的歷史現象。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提出了關於門閥士族的基本論點,其後的一系列論文則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和深化。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淵源於東漢選舉制度中鄉閭評議的傳統,士族階層的產生有着深厚的農村結構根源即牢固的宗族鄉里基礎。東漢末年,大姓名士主持鄉閭評議,處於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儘管曹操意欲恢復漢代的中央集權體制,但仍然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所需要的人才,三國政權的上層統治者主要選拔自大姓名士,“他們是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將“在野的名士月旦變作官府品第,核之鄉閭變成訪之中正”。然而,將大姓名士主導的選舉權收歸中央之後,卻在事實上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權,從而鞏固了門閥的統治。門閥制度業已確立之後,中正定品日益無足輕重,已成為保證士族尤其是當朝顯貴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的工具,士族的高低序列及其升降,主要取決於“當代軒冕”即現實權勢而非“冢中枯骨”即舊時門楣,門閥時代重用宗室(出鎮入輔)的政策,亦與當時的政權結構即門閥貴族聯合統治有關。唐長孺還對南北朝後期寒人的興起及其在制度層面上的反映,即在選舉制度上出現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舉制過渡的萌芽,以及在科舉制度興起的隋唐時代門閥制度之趨於消滅、門閥階層日趨衰落的過程,分別進行了專題研究。
[11]
他對門閥士族在經濟、政治上所享有法定特權的具體考證,指出北魏孝文帝採取法律形式來制定門閥序列、等級,與南朝迥異並開唐代官定士族等第的先河;指出魏晉玄學是“反映現實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論”,是服務於“統治階級”即門閥士族的政治哲學。以上研究多發前人所未發,形成了一個完備自洽的理論闡釋框架,因此唐長孺被譽為“中國大陸士族研究的奠基人”。
[11]
唐長孺文獻學
唐長孺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樣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唐書兵志箋正》一書,對舊史記載做了一系列去偽存真的鑑別工作,條分縷析,糾正了《兵志》記載中的許多疏漏和錯誤。1957年,他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1960年底,參加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擔其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北朝四史”點校小組組長。1963年,唐長孺赴京主持點校“北朝四史”。前後歷時十載,終告完成。這一點校本,既充分參考前人成果,又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他不僅根據《冊府元龜》《通典》等增補傳本《魏書·禮》《魏書·刑》二志中之脱頁、脱文,還根據同時所撰寫的校勘記,廣徵博引、按斷精審,將校勘與考訂有機結合,熔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於一爐,被海內外學術界視為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和範本”。
[18]
唐長孺敦煌-吐魯番學
新中國成立後,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羣、哈拉和卓等古墓羣進行過13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晉唐文書。唐長孺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極為重視,將《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作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始於1975年整理組成立,終於1996年最後一部圖書出版,前後經歷了22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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綴合約1800件較為完整的晉唐官私文書。1981年至1996年,陸續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餘年的古冢遺文得以公諸天下。此書被譽為出土文獻整理研究領域標誌性成果,還據此創建了“吐魯番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中古史及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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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又結合出土文書的整理,將之與中國中古史研究有機結合,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寫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唐肅代期間的伊西北庭節度使及留後》《吐魯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書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唐貞觀十四年手實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問題》《唐西州諸鄉户口賬試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吐魯番文書所見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關出土文書與十六國至唐代歷史的重要專論,與新出文書之整理一道,將中國的“敦煌—吐魯番學”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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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社會任職
唐長孺歷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等學術職務,亦曾擔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暨武漢分社副主委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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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歷史評價
- 陳寅恪: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 [20]
- 金松岑贊其詩作“幽澀似郊、島,又似永嘉四靈,亦受散原影響”。 [29]
- 田餘慶:
- 林甘泉:
- ②對唐先生在中國現代史學發展中的地位問題,我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從清末算起,中國史學的發展基本上是兩條主線,一條是實證史學,一條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但是這兩條主線在某一個時段、在某些史學家身上又有交叉疊合,這是我們理解中國近百年史學發展的一個現實。在我看來,這兩條主線在唐長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結合。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結合,使唐先生的研究進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唐先生實證史學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後,他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的文章裏並沒有引經據典,但是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的影響,使得他的視野更開闊,或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所幫助。唐先生並不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標籤和裝飾,是真正經過自己的思考融化。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較強大的生命力,無論是搞實證史學的,還是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都能從中獲益。 [9]
- 朱雷:凡研究每一論題,必廣泛蒐集和詳盡佔有資料,然後縝密考校,去偽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裏,探求歷史的真實面貌與發展演變的規律;始終注意從具體史實的考訂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展的趨向,終究達到發微闡宏的境界。 [29]
- 姜伯勤:主張求實,而力戒空疏,運用資料十分嚴謹,寧闕疑,不妄斷。行文簡潔流暢,無多言贅語。 [29]
- 張弓:
- 牟發鬆:唐先生長於考證,卻又不止於考證,更不為考證而考證,而是始終從具體史實的考證和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 [29]
- 樓勁:唐長孺先生是海內外史界公認的卓然大家,自青年至晚歲,他先後從事遼宋金元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主持北朝四史等古籍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等重要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負責中國通史及魏晉南北朝、隋唐等斷代史教材和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相關部分的編纂。凡其關注所及,精力所注,必有重大開創性成果,產生持續不斷的學術推動作用。隨着歲月推移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唐先生的這些成果歷久而彌新,不僅多被認為是各相關學科和領域的重要基石,也化入並不斷啓發了這些學科、領域的最新探索與討論。在現代中國的著名史學家中,像唐先生這樣並無其他依傍,完全憑藉自身研究成果、資料整理、人才培養、學術影響和推動作用而得海內外學人共同敬仰愛戴者,可謂少之又少;若再就其德行之高,建樹之豐,對中古史結構體系貢獻之大,於史界可臻之立德、立功、立言俱足垂之不朽而言,揆之同期諸家,蓋僅一人而已。 [1]
- 榮新江:唐長孺先生整理完成《吐魯番出土文書》,為該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唐長孺先生主要的著作和論文都是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但實際上唐先生在隋唐史領域有很高造詣,只是未及寫下來,非常可惜。 [21]
唐長孺軼事典故
唐長孺題詩三絕
1955年,陳寅恪評價唐長孺新著時説:“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唐長孺一生未見過陳寅恪,卻對其欽敬不已,在為1988年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所作詩中甚至有“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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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謙遜人格
在中國唐史學會籌備期間,要推選會長,當時大家都推唐長孺。唐長孺不肯擔任這個會長,經過反覆商量,最後唐長孺才同意,但要求會址設在西安。唐長孺一直主張唐史學會由西安唐史學者來辦,因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後妥協的結果,唐長孺做會長,西安的史念海做常務副會長,武漢大學的陳仲安和陝西師範大學的黃永年同任秘書長。1978年秋,余英時帶着美國的第一個學術代表團到北京訪問,余英時代表《劍橋中國史》的編委會請唐長孺撰寫魏晉南北朝史部分,唐長孺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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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治學嚴謹
陳國燦回憶説,唐長孺治學嚴謹。他曾為一個研究項目申報2000元經費。同事們都勸他不必太“緊張”,他卻説要花最少的錢辦更多的事,執意不增加經費。項目審批下來,相關部門審核後多批了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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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人際關係
關係 | 人物 | 簡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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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 父親 | —— | |
母親 | —— | ||
兄弟姐妹 | 姐姐 | 唐素心 | |
弟弟 | 唐仲孺 | ||
弟弟 | 唐叔孺 | ||
妻子 | 王毓瑾 | ||
子女 | 長子 | 唐鵲廬 | |
次子 | 唐剛卯 | ||
長女 | 唐珞珈 | ||
次女 | 唐小眉 |
唐長孺主要作品
唐長孺著作
作品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三聯書店 | 1955年7月第1版,1978年4月第4次印刷。 |
《唐書兵志箋正》 | 1957年10月 | |
《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 1957年12月 |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 三聯書店 | 1959年5月第1版,1978年11月第2次印刷 |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1983年5月 | |
《中國古代史講座》(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部分) | 1987年11月 |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 武漢大學出版社 | 1993年3月第1版 |
唐長孺編著
作品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魏書、北齊書、周書標點校勘》(與陳仲安合作) | 中華書局 | 1971-1974年版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期) | 內部發行 | 1979年5月版 |
《吐魯番出士文書》(1-10冊) | 1981年-1990年版(第10冊待出) | |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3冊》(修訂本) | 中華書局 | 1983年1月第2版 |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 武漢大學出版社 | 1983年10月版 |
《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隋唐五代史》 |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88年9月版 |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 武漢大學出版社 | 1990年2月版 |
唐長孺論文
作品 | 期刊 | 發表時間 |
---|---|---|
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 | 齊魯學報,第2期 | 1941年7月 |
遼史天祚紀證釋 | 史地教育特刊 | 1942年10月 |
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後記 | 武漢日報文學副刊 | 1946年12月9日、16日 |
記阻卜之異譯 | 天津大公報文史週刊 | 1947年5月16日 |
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 |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 | 1948年12月 |
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西晉田制試釋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魏晉户調製及其演變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九品中正制度試釋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魏晉雜胡考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 1955年7月 |
拓跋族的漢化過程 | 歷史教學 | 1956年第1期 |
均田制度的產生及其破壞 | 歷史研究 | 1956年第2期 |
南朝士族的衰落 | 歷史教學 | 1957年第2期 |
北魏均田制中的幾個問題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 1959年5月 |
南朝寒人的興起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 1959年5月 |
南北朝後期科舉制度的萌芽 |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 1959年5月 |
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 | 武漢大學學報 | 1959年第8期 |
關於歸義軍節度的幾種資料跋 | 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 | 1962年8月 |
試論魏末北鎮慎民暴動的性質(與黃惠賢合寫) | 歷史研究 | 1964年第1期 |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高昌郡縣行政制度 | 文物 | 1978年第6期 |
北魏沃野鎮的遷徙 | 華中師範學院學報 | 1979年第5期 |
西晉分封與宗王出鎮 | 魏晉隋唐史論集 | 1980年 |
魏晉南北朝の客と部曲 | (日)東洋史研究 | 1981年9月 |
高昌郡紀年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 1981年11月 |
隋唐客と部曲 | (日)東方學 | 1982年 |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1983年5月 |
魏晉州郡兵的設置和廢罷 |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1983年5月 |
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 |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1983年5月 |
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 |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1983年5月 |
唐代的內諸司使(上)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 1983年12月 |
唐代的內諸司使(下)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 1984年12月 |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吏役 | 江漢論壇 | 1988年第8期 |
北魏南境諸州的城民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唐代的客户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唐代色役管見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唐修憲穆敬文四朝實錄與牛李黨爭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敦煌所出郿縣尉判集中所見的唐代防丁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金初皇位繼承製度及其破壞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貞祐南遷後的河北砦寨與九公分封 | 山居存稿 | 1989年7月 |
敦煌吐魯番本書初探二編 | 1990年12月 | |
唐先天二年(713)西州軍事文書跋 | 敦煌吐魯番本書初探二編 | 1990年12月 |
《太平經》與太平道 | 鄭天挺紀念論文集 | 1990年3月 |
唐長孺後世紀念
唐長孺出版著作
2011年,八卷本《唐長孺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唐長孺文集》出版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學者緬懷了唐長孺的學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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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學術研討
2021年7月18日,武漢大學召開紀念唐長孺誕辰110週年學術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以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等學術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唐長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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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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