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

全書共116卷，包括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另附《國語解》1卷，記載了從907年耶律阿保機任契丹部落“夷離堇”之時起至遼天祚帝保大五年( 1125)宋、金聯合滅遼止200多年的遼朝歷史，還兼敍了遼將耶律大石所建西遼的部分歷史。 ^[5] 

《遼史》全書按紀、志、表、傳編排，是一部按傳統方法纂修的紀傳體史書。本紀和列傳是全書的主要內容。本紀是從開國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機到天皇帝耶律延禧，共九帝，計三十卷，《遼史》本紀所佔的比重，超過了金、宋二史。《遼史》本紀以內容的多少來安排卷數，太祖本紀二卷，太宗本紀二卷，世宗本紀一卷，穆宗本紀二卷，景宗本紀二卷，聖宗本紀八卷，興宗本紀三卷，道宗本紀六卷，天祚皇帝本紀四卷。 ^[6] 

進遼史表 ^[10] 

《遼史》記載的是遼朝自建立到滅亡近210年的歷史（西遼歷史過於簡略，不算入）。遼朝是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前期契丹族在中國北部、東北部以至西北部遼闊地區建立的強大王朝。

阿保機建國後。任用漢人韓延徽等，接受了漢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視史學的傳統的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遼景宗耶律賢統治時期，就以樞密使、北府宰相室昉監修國史。室昉修“實錄”二十卷，受到遼聖宗的表揚。

遼興宗耶律宗真時的史家蕭韓家奴，能堅持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有一次，遼興宗出去打獵，跟從他的人中有幾十個被熊、虎咬死咬傷，蕭韓家奴如實記載了這件事。遼興宗看到後，命令他刪去這個內容。蕭韓家奴刪去這個內容後，重新又寫上去。幾天後，遼興宗看到蕭韓家奴的記載説：“史筆當如是。”正是由於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後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遼朝受漢族文化影響很大。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的官職。從遼聖宗時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時，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注、日曆、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后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 ^[2] 

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卷。

二、金陳大任的《遼史》。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完顏璟（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党懷英、郝俁、移剌益、趙渢等十二人，最後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陳大任最後完成。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當時由於修史的所謂“義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繼承哪一朝的“帝統”問題還未解決。所以陳大任遼史也沒有經金朝批准刊行。到元修遼史時稿本已散佚無存。

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

《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

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個月時間。

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後仁宗延佑、文宗天曆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決，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

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裏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決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才最後纂修成功。當時以脱脱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於《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遊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係，都一目瞭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裏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複，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蹟亦略備”。

在《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衞志》，記載了契丹營衞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佈等；把《兵志》改為《兵衞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御帳親軍、宮衞騎軍、大首領部族軍、眾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了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

另外，《遼史》的最後有《國語解》一卷，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制、宮衞、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註釋，為閲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後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近人説《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此説不無道理。《遼史》同《宋史》一樣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概括地説，其缺點主要表現在：

《遼史》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複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卷，卷數為《宋史》的1/5，而字數卻僅47萬字，只有後者的1/10。

從帝王本紀看，遼世宗、遼穆宗、遼景宗的史料記載並不多。而遼史對遼興宗奪回實權的事情並不提及，只有在《契丹國志》和《宋史》有談及。從后妃列傳看更是史料缺乏，極為著名的述律太后、承天太后的記載都並不多，而關於遼太宗、遼世宗、遼穆宗皇后的記載更是少之又少。后妃列傳只佔了遼史全文1%左右的篇幅。

部分記事前後矛盾。如《太祖記》載：“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的同一事件卻説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

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朱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弒濟陰王；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元修遼史時，既沒有認真蒐集和考訂史料，再加上紀、志、表、傳之間相互檢對也很不夠，因此前後重複，史實錯誤、缺漏和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甚至把一件事當成兩件事，一個人當成兩個人或三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在遼史的官制記載中，北面官（契丹官員）的記錄簡單，需要《契丹國志》等作為補充；而在南面官制度的記載中，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史官照抄唐書的百官制，在遼太宗時期的授職中，遼太宗只是代石敬瑭對後晉官員封賞，其中的官職為後晉官職，並非當時的契丹官職。

在遼史中，不僅地理志、百官志的問題很大，在食貨志中亦有問題。如食貨志對遼道宗時期的錢幣記載中，明確記載“曰壽隆”，但在《契丹國志》中，對當時遼道宗的年號記載為壽昌。從傳統史學界角度看，遼道宗的祖父聖宗全名耶律隆緒，取“隆”為年號，顯然犯諱。現今出土的遼代文物中，也只發現了壽昌通寶，並無壽隆通寶。

《遼史》的缺陷雖多，但畢竟還是現存比較系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

由於耶律儼《遼實錄》和陳大任《遼史》都已失傳，元修遼史成了現存的一部比較系統、完整地記載遼的官修史書。它提供了一些研究當時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民族關係等問題的材料。例如，天祚紀反映出，當遼朝對女真的戰爭節節失敗的時候，漢族農民和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其中由安生兒、張高兒領導的起義軍多達二十萬人。又如營衞志、禮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材料。

地理志和百官志記錄了當時的地理建置和農牧區統治機構的概況。本紀、部族表、屬國表、二國外紀等部分還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歷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的參考資料。從遼史裏還可以看到，當時草原上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現了一些農業聚落和城市。特別是先後建立的上京和中京，與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從而溝通了這一廣闊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遼史》是現存一部較系統、完整地記載遼朝歷史的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它保存了《遼實錄》和《遼史》所記載的許多材料，所以其史料價值也比較高。 ^[5] 

《遼史》成書草率，所以長期以來治遼史者多首先致力於對該書的校勘和補正。有的作文 字較勘，有的則分別對地理、紀年、漢臣、方鎮、藝文等方面進行訂補。其中成績卓著者要 數清初厲鶴的《遼史拾遺》。是書全面補證《遼史》，採撩羣書，多至三百五十八種，為《遼史》紀、傳、志、表各部分補充了大量史料。雖然他引用的書籍絕大多數至今尚存，但他的著作卻為治遼史者打開了眼界，使人們不再只就《遼史》治遼史，而注意到應在羣書中搜尋。 此外，乾嘉時代的著名學者如錢大昕也在《遼史》一書的校勘、考訂方面下過功夫。清道光中葉以後，西方殖民主義者首先自東南沿海入侵，緊接着，我國從西到東漫長的北部邊疆地 區也不斷遭到蠶食。民族危機的嚴重現實迫使向來輕視實學的封建士大夫開始重視實際問題 的研究，於是，道鹹以後治邊疆史地者大為增加，“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遼、金、元， 治地理者追四夷，務為前人所不為”。史學大師王國維的《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鞋鞍考》等著作，運用近代科學方法將遼代史事的考證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者在遼史研究領域中的確取得了不少成績，歸納起來，至少可以列舉以下幾方面 一、經陳漢章、張元濟、馮家升、羅繼祖諸先生校勘，《遼史》已初步成為一部可讀之書；二、由於金毓級、羅福績、陳述諸先生在蒐集、整理遼代碑刻方面長期不 懈的努力，擴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遼朝基本歷史資料的範圍；三、傅樂煥和姚從吾先生關於遼朝捺缽文化的研究、陳述先生關於契丹世選和汗位繼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遼朝政治體制及社會文化的特點；四、近年來，史學界關於契丹部族組織、遼朝經濟、政治以及地理問題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8] 

後人對《遼史》的增補、校注，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卷，蒐集各類書籍三百餘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卷，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於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只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脱誤，但也有許多勝於後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於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脱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系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遼史》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20世紀才有較大進展。主要有：

馮家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閲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

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致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

此外，馮家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卷1期，1934年；後收入《馮家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覆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採用。

清厲鶚撰《遼史拾遺》24卷，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該書廣採博搜，徵引書籍358種，或注或補，將有關紀事繫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啓超評價説：“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卷。” ^[3]  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卷，從厲鄂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書，及其他書中整理出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清朝學者中，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充表。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進入20世紀後，學者們增補表志的著作頗豐。

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卷，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缽，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

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卷（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為主，有遺採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卷。黃任恆《遼代年表》1卷（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

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

羅繼祖《遼漢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餘人，漏略滋多”，於是採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

張亮採《補遼史交聘表》5卷（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鈎核羣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使名索引”。

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卷、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卷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家所有，悉皆標註，又補30餘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

陳漢章《遼史索隱》8卷（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採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繫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李有棠編纂了紀事本末體史書《遼史紀事本末》40卷。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佔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松之補註《三國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鑑》，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卷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徵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注。清周春撰《遼詩話》1卷，後來增補為2卷，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蹟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卷，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遼史》在元代只印了一百部，此印本今已失傳。元末明初另有翻刻本。明初修《永樂大典》所引《遼史》很可能是元至正五年的最初刻本。明代有南監本、北監本。清代有乾隆殿本、四庫本、道光殿本。本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用幾種元末明初的翻刻本殘本拼成百衲本。1974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為基礎，採用各種版本進行參校，改錯補漏，刊出新標點本。 ^[6]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蔑兒乞部人。元朝大臣。至元六年(1340)，以順帝名義廢伯顏中書右丞相職，由其父馬札兒台代之，自任知樞密院事，不久，接任中書右丞相。主修《遼史》《金史》《宋史》。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