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鄭天挺生於北京。 ^{[6]  [2]}  其父鄭叔忱，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歷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翰林院侍讀、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提調等職。 ^[7]  母陸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其父去世。次年，其母去世。 ^[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鄭天挺8歲的時候入北京閩學堂讀書， ^[8]  但因班中人少，故而停辦。 ^[1]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

宣統元年（1909年），鄭天挺入閩學堂高小部，宣統三年（1911年）入順天高等學堂一年級，秋，因武昌起義停辦。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民國五年（1916年），鄭天挺離校在家自學家藏的歷史古籍。民國六年（1917年），鄭天挺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中國文學系）。 ^[9]  週末到貴州學者姚華家中聽講文章、金石文字。鄭天挺勤奮學習，晚上除要完成學業外，還閲讀《史記》《資治通鑑》等書。

民國八年（1919年）5月，鄭天挺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11月間，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州強行登陸，殺害中國人，鄭天挺組織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宣傳、募款，抗議日本暴行。並用“攫日”筆名撰文發表於《閩潮週刊》。翌年春，參加福建學生在北京組織的S·R（Social　Reformation）學會。

民國九年（1920年）鄭天挺在北京大學畢業。 ^[10]  不久應聘為廈門大學國文教授。民國十年（1921年）春，任廈門大學文史地科教師兼圖書部主任。同年夏，辭職返京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專研古文字學。

民國十一年（1922年），鄭天挺加入北大“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明清檔案整理工作，奠定日後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同年曾任“法權討論會”“秘書上辦事”，曾任教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同時兼職於北京法政大學、市立一中等校。冬，在中國法權討論委員會（籌備收回帝國主義在中國領事裁判權機構）任秘書，並撰寫《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一書，次年出版。

民國十三年（1924年）後，鄭天挺歷任北京大學預科講師、浙江省民政廳秘書、廣東省建設委員會秘書、教育部秘書等職。民國十七年（1928年）任浙江大學秘書兼文理學院文科講師。

民國十九年（1930年）任教育部秘書，同年11月回北大任教，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講師兼校長室秘書。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天挺任副所長。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兼秘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講授古地理學、校勘學。 ^[11]  編《古地理學講義》，撰寫《杭世駿<三國志>補註》、《趙一清<三國志>補註》及《張穆<殷齋集>稿本》等論文。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後，開始講授魏晉南北朝史。 ^[11]  還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史。先後著有《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多爾袞與九王爺》《墨勒根王考》《清世祖入關前奏章程式》等書，開始研究清史。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天挺留校苦撐殘局，妥善安置師生疏散後隻身南下。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先後撰寫《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圖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一組文章。為紀念明清史學家孟森先生，曾寫《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1939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長。 ^[12]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兼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天挺仍任北大歷史系教授，還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負責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檔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鄭天挺多次參加傅作義召開的會議，要求保衞北平。同年5月，文管會接收北大，鄭天挺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校長，兼史學系主任，其他仍任原職。1951年，鄭天挺到中南地區、江西泰和縣參加土改。

1952年院系調整，鄭天挺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國史研究室主任。在南開期間，鄭天挺創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點《明史》。 ^[12] 

1961年夏，鄭天挺任歷史系主任。後參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編選，任歷史組副組長，主編了《中國通史參考資料》8冊（與翦伯贊合編）及《史學名著選讀》6冊。1962年，鄭天挺還應中央黨校邀請，為學員講授清史，並著《清史簡述》。

1963年8月，鄭天挺任南開大學副校長。9月，鄭天挺到中華書局主持標校《明史》，多次應邀到中央檔案館作有關“清史研究與檔案”和“清代史上的乾隆時期”的報告。

1979年，鄭天挺受教育部委託主辦“明清史進修班”，主編《明清史資料》。同時還彙編其文史論著43篇《探微集》，並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工作。 ^[12] 

1980年起，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主席團執行主席，天津市政協會議副主席。 ^[6]  還以81歲高齡參加中國共產黨。發起召開明清史國際討論會，所撰寫的《清代的幕府》論文，深受與會者好評。

1981年，鄭天挺辭去南開大學副校長職務，改任顧問。南開大學為其舉辦執教60年慶祝會，對鄭天挺60年執教業績予以高度評價。天挺為第三、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政協天津市委員會副主席，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1981年12月14日，天挺參加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終因積勞成疾，17日住院治療，20日中午逝世，終年82歲。 ^[12]  （根據《清史探微》之《鄭天挺先生學術年表》所述，鄭天挺12月20日自京開全國人代會後即患感冒，回京不及一週而病逝。 ^[13]  ）

民國八年（1919年）鄭天挺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及“五四”後的進步活動。民國十一年（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時，又在中國法權討論會擔任秘書。他曾利用該會的檔案資料，在會長張耀曾指導下，撰寫了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設立領事裁判權的罪行。次年以該會名義公開出版，獲得社會上好評。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鄭天挺以北大負責人身分親赴警察局交涉，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學生，並把他們接出監獄。“七七”事變時，北平淪陷，鄭天挺不畏敵人強暴，保護師生安全離校，於是年12月與其他教授輾轉至長沙臨時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受到師生歡迎。

20世紀30年代，鄭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學校秘書長。講授《文論》《古地理學》《校勘學》《魏晉南北朝史》《中國近三百年史》等課程，並撰寫《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墨勒根王考》《多爾袞與九王爺》等清史及校勘學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時飲譽史壇。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開始兼任西南聯大總務長。在此期間，他先後開設《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等課程，並結合西南地區邊疆研究，發表了《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歷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論文，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針對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而製造的“滿洲獨立論”，他寫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1943）、《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的變遷》（1942）、《清史語解》（1943）等，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滿、蒙、漢三族的血統，在入關前就和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入關後滿、漢兩族文化互相調融，相互影響，關係日益密切。他指出，“近世強以滿洲為地名，以統關外三省，更以之名國，於史無據，最為謬妄。” 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謬説成功地維護中國國土完整。他後來將這些論文輯為《清史探微》一書，於1946年在重慶出版，得到國內外史學界的重視。抗戰勝利後，鄭天挺為北大的覆校工作竭盡全力。這時他仍擔任史學系教授、系主任，並任秘書長，還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鄭天挺任北大校務委員、史學系主任、秘書長，並主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兩書出版。

1952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在南開大學期間，他先後講授《明清史》《明史專題》《清史專題》《史料學》《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幾門課程，並創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點《明史》，歷十數寒暑。

1961年夏，鄭天挺任教育部歷史教材編寫組副組長，與翦伯贊共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八冊；主編《史學名著選讀》六冊，並擔任清史資料的分冊主編。

1979年受教育部委託，開辦明清史進修班，主編《明清史資料》作為教材。1980年出版了他的學術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簡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來撰寫的《關於徐一夔〈織工對〉》《清入關前滿族的社會性質》《關於絲綢之路》等論文共四十三篇。

1980年，鄭天挺在天津主持召開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宣讀了《清代的幕府》論文。同年，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鄭天挺被選為常務理事、主席團成員，並任執行主席。鄭天挺在晚年還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國務院學位委負會歷史組負責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等。

鄭天挺教授治學嚴謹，精於比證。早年受老師黃侃、劉師培等的治學方法的影響較大。主張研究歷史應從客觀事實出發，學習歷史的目的在於求真、求用，認為只有更多地佔有資料，才有説服力。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史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為明清內閣檔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外在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音韻學、歷史地理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也有突出的貢獻。

《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簡述》《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合編）、《史學名著選讀》（主編）等。 ^[15] 

《杭世駿“三國志補註”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發羌之地望與對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 ^[15] 

在西南聯大的日子，鄭天挺不時會去書肆或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逛逛，每購得圖書必記錄在冊，“飯後至大街散步，購安南文《三字經》一冊”。有時會制定計劃督促自己讀書，分史書和雜書，每天讀何書、讀幾頁云云；有時也會任性讀書，書買回來在幾天之內便讀完。理髮等位時也帶着《明史紀事本末》一冊，“且候且讀”，但也常因睡前嗜讀而睡眠不足，“餘就寢往往讀書一二小時，此最惡習。知而不能改”。暑假中，他想借閲史學系閲覽室的善本閲讀，但又擔心因戰亂而保存難周，“躊躇再四而不能決”。 ^[16]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清華大學舉行第六屆留美公費生選拔，時任西南聯大總務長、北京大學秘書長的鄭天挺被聘為考試委員會、研究論文評閲委員會委員。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初夏某日上午，何炳棣在歷史系辦公室遇到鄭天挺，被問及留美明清史考試情況。何炳棣謙虛地説，只能打四五十分。“他説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聽了這話我內心才千肯萬定，我今番考取了！” ^[17]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10日，清華研究生蔣相澤到鄭天挺家中，就雍正對政治制度之改革問題向其求教。“餘在班上講雍正時代之重要屢矣，意欲北大學生中有人注意之，竟無人，去年何炳棣來談，餘述及此，炳棣甚興奮，而以考取留美治西洋史，不能兼顧，再三向餘言必須有人切實注意之，炳棣與鵬毓相稔，以為或又勸其作之，亦未然，今相澤來請，允之。”不難看出，鄭天挺起初是屬意何炳棣來做這個題目的，以學術水平衡量，他也是不二人選。何炳棣因留美無法兼顧，則鵬毓也可，誰知都不能遂意。雖然對相澤主動上門求教，鄭天挺也“允之”，但畢竟不是第一人選了。鄭天挺説何炳棣“留美治西洋史”，實際何炳棣一生都沒離開中國史，終成一代史學泰斗。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