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思和

齊思和在南開中學時經常寫一些關於歷史的文章，引起了范文瀾先生的注意，在范文瀾的鼓勵下，齊思和在南開中學畢業之後就報考了南開大學的歷史系。

也是由範老教，讀了一年之後，範老對齊思和説：“你這麼喜歡唸書，不如到北京去，天津畢竟是一個商業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裏的名師多。”

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齊思和就報考了燕京歷史系的二年級。齊思和剛到燕京大學的時候，燕京大學的名氣並不大，但是已經頗受重視。當時燕京大學剛剛從北京城內盔甲廠舊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麗的校園內彙集了大量的名師。創辦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世界的大學，洪業先生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來，在他看來，現代化的中國首先要有現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歷史的，自然把歷史看成是現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國的模式，帶着自己的期望，在燕京開始改造歷史系，延請了大量的名師。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師不過陳垣先生一個人而已，之後顧頡剛、容庚等人都陸續地來到了燕京。

齊思和進入燕京大學的那一年，哈佛大學也正在中國尋找合作者，由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的基金會出錢，在中國創辦一個漢學中心，最後這個機會被司徒雷登和洪業先生爭取過來，獲得了那批資金的五分之四，組成了一個漢學機構，這就是哈佛燕京學社。資金則由燕京來管，具體負責人是一個美國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見舉足輕重。

齊思和是第一個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學生。當時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薦一個人到哈佛去學習，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獎學金。哈佛要求這個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別的學校去物色這樣的人選。齊思和一進入燕京就顯示了自己的史學根基，當時顧頡剛先生在燕京講授“中國上古史研究”，齊思和非常喜歡這門課。齊思和回憶顧先生上課的時候常常旁徵博引，見解新穎，學生都特別歡迎。顧先生上課，每堂課都要寫滿三個黑板。每遇到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不同他的學術觀點，顧先生必定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各抒己見，開展討論，藉此來啓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齊思和聽了顧先生的課，在大學期間就寫了《與顧頡剛師論易系傳觀象制器書》那文章。1929年，燕大歷史系籌辦《史學年報》，編輯《史學年報》的任務竟然落到了齊思和這個“外來户”的身上。

齊思和擔任《史學年報》的主編一共三年，一直到他畢業。他畢業的時候，他的同學在《燕大年刊》上為他的畢業照片題詞説：“於學無所不窺，上自羣經諸子，下至康、梁、胡、顧；每讀一書必有新奇問題發現，尤精於考證學、史學方法、兩漢歷史。”

可能是這個原因，洪業先生看重他，把他作為去哈佛留學的人選。可齊思和開始並不想去，因為齊思和當時的興趣在中國史方面，他自己説：“四年的工夫在中國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績來，到美國我去做什麼呢。做中國史。那裏沒有書，教授也不如中國。”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認為齊思和能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他勸告齊思和説：“你應該去，不光是能夠保證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保證這個人選落在燕京大學，而且對於你個人也有好處，到美國去，看看他們的研究方法，可以開闊你的眼界。”

讓齊思和感到犯難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國之後學什麼，學中國史，好像在那裏沒有什麼可學的。洪業先生又建議齊思和：“你到那裏去就學他們最擅長的學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國史研究的重鎮，所謂“明星教授”雲集。洪先生建議齊思和到那裏去學美國史，齊思和當時還不太情願：“美國史那麼短。”洪先生説：“雖然美國曆史比較短，但是他們研究得比較深，你可以學習他們研究的方法，回來之後用這種新方法研究中國史，對於中國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齊思和到了哈佛之後，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因為不單關係到自己的學業，還關乎到學校。所以到了之後一頭扎進了圖書館，開始了“三點一線”的生活。齊思和的苦工沒有白費，在哈佛，就連當時以嚴格要求著稱的施萊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對齊思和刮目相看，給了齊思和的論文很高的評價。這樣過了四年，拿到博士學位，而且也瞭解了當時國際學術界的趨勢。

齊思和學成回國之後，就任北師大歷史系的教授，齊思和説：“我一直在私立學校學習，我想到國立學校去教書，瞭解一下那裏的情況。”齊思和帶回來的是一個新的學科，聽齊思和説當時在美國真正學美國史的包括他在內就只有兩個人，另外一位是皮明舉先生，後來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學者皮錫瑞的後代。當時齊思和除了在北師大專職任教之外，還在北大、清華和燕京同時兼課。

齊思和在北大開的是史學理論和世界現代史。史學理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門新學科，很受重視，齊思和利用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方法樹立了自己獨特的一種學風，即研究中國的也研究外國的，形成了“比較史學”的學術特點。齊思和回國的第二年，胡適曾經打算把齊思和聘請到北大專職任教，跟齊思和談了之後，齊思和也希望到北大去。齊思和在北師大辭職，決定接受北大的邀請，但是緊接着“七七事變”就爆發了，因為齊璧亭（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校長）跟隨學校搬到了大後方，齊思和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顧在天津的母親，又不願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學校裏教書，所以就回到了燕京執教，北大沒有去成。直到1952年，齊思和才到了北大。

齊思和重回燕京的時候，從琉璃廠旁的一個衚衕搬到燕京，從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衚衕住，後來就一直住在燕南園56號。珍珠港事變以後就搬出了燕京，為了謀生，齊思和和一批不願意和日本人發生關係的教授都去了中國大學教書。

1946年，燕京覆校，又是洪業先生策劃的，當時洪先生在城裏新開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聯絡的中心，不停地研究覆校的方案。那一年，齊思和全家都回到了燕京，搬進了燕南園51號，當時是燕南園最大的房子，因為齊思和的藏書比較多，而且當時還是人文學院的院長。1949年，學校開始調整房子，從1949年到1952年的幾年裏，齊思和全家在燕南園搬來搬去，最後在燕南園66號定居下來。那個院子，曾經是冰心住的。

齊思和著“周代錫命禮考”，即首先舉西方封建制中臣服禮、宣誓效忠禮等，以與之對照，説明二者之相似。“孟子井田説辯”，則應用西方莊園制度，説明井田雖然是孟子的理想，當亦有所依據，並非完全憑空杜撰。他1935年在哈佛寫的博士論文，“春秋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主要講封土製、國家形態、經濟社會狀況等，頗有後來布洛赫《封建社會》一書之氣勢。在該書中西封建之比較中，齊思和説，中西封建制度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如宗教，中國就沒有西歐那樣強有力的天主教會，不過西方天主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羅馬教廷統治下的中央集權組織、永久和平理念等，亦與封建制不合，經過多年的調整，教會始得適應於封建。而中國的宗教則並不構成對封建之妨礙，政治統治和宗教祭祀之職，統一於王、公、卿大夫之一身，故其權力更為強大；關於再分封，則中國的宗法制度既是一個祖先祭祀制，也是再分封制，如此使整個帝國轉化成為一個大家族。而歐洲的再分封制則領主來源多種多樣，雖然有長子繼承製，可是其他次子則多得到修道院生活。所以中國的封建制比之西歐的封建制更有系統，組織更完善。

齊思和於1936年在北平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的《史學概論講義》，是一部融會中西史學的大著，尤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還寫過不少有關論文。早在1929年，他就寫出“先秦歷史哲學管窺”，用西方歷史哲學之方法，勾勒出中國先秦豐富的歷史哲學內容。他比較中西史學，以為中國古代史學最為發達，廣博豐富、包羅萬象，二十四史是知識的海洋，文化的總彙；而歐洲的史學，直到18世紀，仍然是以政治、軍事史為主，19世紀方才有了經濟、文化等內容。到了現代，中國史學就落後了，所以要吸收西史之長，改造國史。他在論述晚清學術時曾説，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乃是一政治運動，政治運動過去，其書已經無人問津。可是漢學家，還在那裏批駁康梁，以顯示其方法的細密，其實這一派的學説在中國早已過去了。又説，晚清中國之翻譯運動，嚴復譯《天演論》等，林琴南譯小説，均是學術名著，所以在社會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是世界史的翻譯，只是一些教科書，沒有一本著作，只略知西洋的史事，而不知西洋的史學，只有教育作用，而無學術價值。這些意見，注意。而只有會通，才能提出如此深刻的意見來。

齊思和晚年寫成“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後來有人對該文提出意見，即西遷地點的確切位置問題。但齊思和此文本意，在於證明歐洲史上的匈人即匈奴。這是先生又一會通之作。他計劃寫一部民族大遷徙的歷史，從中國匈奴的西遷一直寫到日耳曼人的遷徙。而匈奴人的遷徙，在此最為重要。先生認為，北匈奴的活動，中國有許多的記載，而匈奴進入歐洲的活動，見於羅馬歷史家的記載，中西文獻的記載是互相銜接的。可是許多西方學者不承認匈人即匈奴，實為割斷歷史。他的努力，就在於要證明中西記載之連接，證明中西曆史之相互影響。因晚年體弱多病未能實現。

主編《史學年報》、《燕京學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中的《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世界通史》第一卷、《外國曆史小叢書》。主要著作有《中國史探研》、《中國和拜佔廷帝國的關係》、《西洋現代史》（英文）、《世界中世紀講義》，合編有《中外歷史年表》、《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整理有《籌邊夷務始末》（道光朝）、《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譯有《中世紀初期的西歐》（合作）、《中世紀晚斯的西歐》（合作）、《新史學》等。

重要論著有《黃帝的制器故事》《五行説之起源》。1938年前後，他着重研究戰國史，作《戰國制度考》，最早提出戰國變法始於魏。在《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中，提出《孫子》為戰國時代產物，並提出《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為兩種書，後為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漢簡所證實。之後，又完成了《戰國策著作時代考》《戰國策著者高誘事蹟考》。他研究西周史時，先後發表了《西周地理考》《毛詩名考》《周代錫名禮考》和《西周時代之政治思想》等論著。

有《魏源與晚清學風》，指出魏源是晚清學術運動的啓蒙大師，被譽為魏源研究的里程碑。1951年，應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范文瀾的邀請，參加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編輯工作，先後完成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部分，標點整理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編輯了《黃爵滋許乃濟奏議合刊》。同時發表了多篇論文。在世界史方面，著作有《西洋現代史·提綱與文件》（英文專著），還編著了30萬字的《世界中世紀史講義》，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並發表了《英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過程》《西歐中世紀的莊園制度》等多篇論文。1961年，應吳晗的邀請，任《世界歷史小叢書》副主編，為該叢書做了大量的編審工作。

齊思和精通英、法、德、俄等多種外文，齊思和主要從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英國史、美國史、史學理論、先秦史、中國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等的教學與研究。著有《中國史探研》《世界中世紀史講義》《史學概論講義》等，主編《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世界通史》（古代史卷），編譯有文獻資料集《中世紀初期的西歐》和《中世紀晚期的西歐》，譯有《新史學》，合編《中外歷史年表》等。

父親：齊璧亭（1884—1968年），曾於日本廣島師範留學。 ^[7] 

母親：付玉珊。 ^[7] 

妻子：王秀華，1928年與齊思和結婚。 ^[7] 

女兒：齊文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