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園

上世紀20年代，司徒雷登初任燕京大學校長，在北京西郊明代勺園（明代畫家米萬鍾故居）和清代淑春園（乾隆賜予和珅的皇家園林之一）舊址基礎上，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園林式校園——燕園。

燕南園因位於燕園的南部而得名，是燕園建成初期燕大專門為教師打造的住宅區，佔地48畝，按照當時燕大所有中外教師住宅的編號順序，燕南園的住宅被定為51號到66號（後來增加了50號）。

燕京大學是有名的“高薪養師”學府，為給教授、學者們提供一流的條件，燕南園的建設可謂不惜工本。與教學區和辦公區那飛檐斗拱的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不同，燕南園取的是美國城郊庭院別墅的模式，除泥石磚瓦取自當地，其他建材多由國外運來。門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紅松，精美的門把手全由黃銅製成，房間裏鋪設打蠟地板，屋角有典雅的壁爐，衞生間裏冷熱水分路供應，每座住宅還有獨立的鍋爐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門前屋後有一個寬敞的庭院，花草繁茂。

燕南園“小洋樓”之豪華當時名貫京城，此後幾十年內都鮮有教師住房可與之媲美。如今，各地高校教師住宅樓紛紛拔地而起，飽經風霜的燕南園早已風流不在。如今，在燕南園那些小樓的門口，還能看到當年掛上的黑底白字的門牌，無言笑對歲月滄桑。

從燕南園西北部的上坡進入園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66號樓，這座小樓位於燕南一隅，格外幽靜。樓旁矗立着兩座“花匠碑”，是乾隆年間圓明園幾位總管所立，圓明園被焚後移至此處，似乎守衞着居住在這裏的代代“園丁”。

1926年冰心留美歸來，被母校燕京大學聘為國文系助教。1929年2月，吳文藻也從美國回來並被清華、燕大聘為教師，熱戀多年的兩人6月份舉行婚禮，司徒雷登擔任證婚人，並把60號小樓分給這對新婚夫婦居住（後門牌號碼調整為66號）。

難怪冰心稱吳文藻為“書呆子”，進了新房，這位一家之主什麼也不管，只請木匠在一樓書房的北牆做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其餘室內佈置及庭院整修，全交給講求生活情趣的冰心操持。

冰心在院子裏種植了許多丁香花，花開時節她把吳文藻叫出來，“書呆子”人站在丁香樹前，魂兒還在書房裏，“應酬似的”問妻子“這是什麼花？”冰心有意捉弄他，笑答“香丁”，吳文藻點了點頭説：“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據説66號樓的客廳當時是燕大的“期刊閲覽室”，那裏有一張半圓形雕花紅木桌，夫婦二人訂了許多報紙和學術刊物放在上面，差不多每星期都更新，吸引不少朋友和學生前來一睹為快。 冰心對婚後曾經住過近10年的地方充滿感情，在她寫過的文章裏不只一次提到燕南園。可惜亂世之中，好景不長。1937年，北平淪陷，冰心夫婦在戰火中飄泊四方，於1946年7月才重返故園，悲傷地發現，小樓仍在，而冰心手植的丁香、紫藤、紅月季、白玫瑰都已香消玉殞；樓裏更是面目全非，吳文藻臨走時藏在閣樓上的幾十盒筆記和教材全部不見了……

原來，“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闖進了隸屬於美國教會的燕大，大肆劫掠。燕南園66號被日本憲兵佔領，吳文藻的書房，竟成了拷問教授們的審訊室！

冰心含淚離開了燕南園，從此沒有在這裏居住。

66號又先後迎來了幾位新主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學家朱光潛。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電視主持人阿憶回憶起高中時他常和同學到北大玩，一次途經燕南園，見一位身材矮小的老者，靜靜坐在青石板上。看到他們走近，老人拄起枴杖，慢慢繞到燕南園殘垣之後，隔牆遞過一枝盛開的花朵。直到考上北大，阿憶才知道，那遞花的老人，是朱光潛！

也許，只有一位將美學思考浸透整個生命的、可愛的人，才會這樣不須情由地，將手中的小花，遞給陌生的路人。阿憶寫到：“直到今天，我一直偏執而迷信地認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類精神之樹的果實，是一代宗師無言的暗示。在即將熄滅生命之火的歲月裏，先生不斷越過隔牆，把曠世的風範吹進晚輩們的心靈中。”

56號：力學泰斗周培源的“周家花園” ^[1] 

新中國成立後，燕大覆校，1952年院系大調整時又被併入北京大學，大批著名學者紛紛調進北大，並大多入住燕南園。燕南園先後迎來北大4位校長，8位副校長，20多位學部委員、科學院院士。當時有句很流行的話：“知名學者不一定住燕南園，住燕南園的一定是知名學者。”還有個年輕學生曾口出“狂言”：“奮鬥二十年，走進燕南園。”可見燕南園當時在人們心中神聖的地位。

此間最熱鬧的院落，要屬燕南園東部的56號，這裏的主人是當時的北大校長周培源。周培源早年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愛因斯坦的學生。他是中國力學界毫無疑問的泰斗，是世界公認的流體力學“四巨頭”之一，兩彈一星的元勳幾乎十有八九是他的門生。

在以人文學者薈萃而著稱的燕南園裏，周培源是為數寥寥的理工科大師，可他卻是個比文學家還浪漫的性情中人。周培源特別愛花，56號門前繁櫻如雪，人稱“周家花園”。“花園”的大門從來都是對各路客人敞開的，無論領導教授還是普通學生皆可“破門而入”。

周家“陰盛陽衰”，四個女兒加一個老伴，唯他一個男人，所以他稱家中有“五朵金花”。他右耳失聰，説話時習慣放大嗓門，據説他每天都要到老伴屋裏請安，大聲宣泄愛心：“60多年我只愛過你一個人，你對我最好，我愛你！”日日如此，持之經年。

説到周培源的夫人，那是從清華園到燕園都出名的美人，而周培源直到老年還風度翩翩，雙目炯炯，也是引人注目的“帥哥”。直到數十年後，曹禺還對周培源的女兒説：“當年，你媽媽可真是個美人，你爸爸也真叫瀟灑。那時，只要他們出門，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就追着看。”

63號：往事，並不如煙 ^[1] 

有人説，燕南園是由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締造的，燕南園63號，便是那一代學人坎坷命運的集中體現。發生在這裏的往事，一言難盡，這沉寂的院落中，凝結着一個時代的刻骨傷痛。

63號院，曾居住過新中國第一任北大校長、經濟學家馬寅初。馬寅初這個人，本身就是個傳奇。他曾怒斥“四大家族”，被蔣介石逮捕監禁；曾化裝成廚師坐船投奔共產黨解放區；擔任北大校長後，每逢演講開頭的問候總是“弟兄們！”……最值得銘記的是，他提出了“計劃生育”，改變了全中國幾代人的命運。

1957年4月25日，馬寅初在燕南園63號接見《文匯報》記者，發表了他的“新人口論”，認為“必須有計劃生育和控制人口。”在那個“人多力量大”的年代，這一論斷無疑是平地驚雷，立刻招來全面圍攻，“大字報”從校長辦公室一直貼到63號馬寅初的牀頭。

馬寅初毫不退縮：“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説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

馬寅初沒有投降，也沒有“戰死”，他秉承真理，堅持到了最後。1979年，97歲的馬寅初得以平反，1982年3月，“計劃生育”被定為我國基本國策，5月10日，馬寅初在北京醫院辭世，享年100歲。

20世紀60年代，馬寅初被迫辭職搬離後，燕南園63號還有一段特殊經歷：文化大革命期間，臭名昭著的造反派頭頭聶元梓將這裏作為自己的辦公地點，並在這裏接待了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一時間，63號院門庭若市，眾多陰謀出自這個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國造成一場又一場的空前災難。

文革後63號成為大雜院，哲學家湯用彤的兒子湯一玄説：“也許是因為63號的經歷太坎坷了吧，現在誰也不願住在那兒了。”

十年動亂間，燕南園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窩”，那些昔日為人們所崇敬的學者們備受折磨：批鬥、遊街、遭毒打、關牛棚……1966年，住在50號的北大圖書館館長、歷史系教授向達在“改造”中活活勞累至死，無人搭救；國際知名的光譜學家饒毓泰於1968年10月在51號自盡；兩個月後，歷史學家翦伯贊和夫人在64號雙雙服安眠藥身亡……

57號：馮友蘭與宗璞的“三松堂” ^[1] 

順着燕南園東部的小徑一直向南走到盡頭，是57號。與別處不同，這裏頗具中國傳統色彩，兩尊石獅守着的小小院門，關而不鎖，輕輕一推便可進入。這便是馮友蘭生前居住的“三松堂”，他畢生著作，幾乎都寫於此，晚年整理為《三松堂全集》。

“三松堂”這一雅號，取自園內三株松樹，如馮友蘭的女兒、作家宗璞在文章中寫到：“三棵樹中的兩棵高大穩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過房頂後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別緻，都似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條平伸作傘狀，使人感到親切……”

如今，那“枝條平伸作傘狀”的第三株已經枯萎，僅餘半截木樁。2003年，這裏又種上了一棵幼松，“三松”的景觀得以恢復。

馮友蘭，是20世紀中國屈指可數的幾位建立了自己哲學體系的哲學家，在學界地位崇高。但在那個學術不能獨立的年代，馮友蘭走過的道路十分坎坷。文革伊始，57號慘遭抄家，馮友蘭剛做完前列腺手術，出院第二天便被勒令參加批鬥大會，身上還掛着尿瓶子。接着，一些“工人階級”住户紛紛受命擠進燕南園，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享受同等待遇，57號院最多的時候竟住了6户人家。

馮友蘭承受不住巨大壓力，為求生存，身為儒學大師，卻寫了許多“批孔”文章迎合江青等人。晚年他對此深感悔恨，“四人幫”倒台後，馮友蘭以85歲的高齡，在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歷時10年，以口述方式完成共7冊、總字數達150萬字的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徹底推翻文革中被迫發佈的違心謬論，以嘔心瀝血之作洗刷恥辱，為世人欽佩。

1989年，馮友蘭的身體狀況日漸下降，經常住院。他對宗璞説：“我現在是有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定稿 完成。11月26日，哲學家馮友蘭從容停止了他的思想。

現在，宗璞獨居的57號小院，不時有陌生後輩慕名來訪。患有眼疾的她儘管看不清來人，卻也熱情接待，允許人們隨意參觀。

十年浩劫之後，燕南園繁華殆盡。園中“口”字形的小徑因挖掘“備戰地道”而變成“日”字形，原來一棟一户的格局也被打破，湧進許多新住户，園中也建起了簡陋骯髒的公共廁所。

至於燕南園的大師們，多已仙逝，花園無人料理，如今野草侵幽徑，令人倍感淒涼。近些年，師生們常説起，所幸燕南園還有三位90歲以上的長者“壓陣”：61號的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65號的法學家芮沐，62號的文學史家、詩人林庚。孰料去年10月，林庚先生突然駕鶴西去，不足1月，85歲的語言學家林燾先生也隨之仙逝，永遠離開了居住半生的52號，而2011年3月20日凌晨四時，法學泰斗芮沐先生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逝世，享年103歲。2013年10月22日下午14時50分，燕南園的最後一位泰斗，侯仁之先生離開了我們。10月25日至27日，在北大百週年紀念講堂舉行侯仁之先生追悼會，儀式很簡單，根據先生生前遺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

燕南園今後將做何用，尚未有定論。有人建議仍然安排優秀的學者入住此園，將燕南園的傳統保存下去。比如55號院，這裏曾經的主人是經濟學家陳岱孫，門前還立有他的全身銅像。不久前，北大校方將55號翻修一新，在門前草坪裝上了精緻的地燈，迎接她的新主人——華人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與之毗鄰的56號經整修後，成為北大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藝術學系教授葉朗在這裏定期舉辦美學文化沙龍；王力故居的燕南園60號，成為北大工學院辦公室……

燕南園，還在為這所百年名校的學術事業貢獻着力量，可歷經太多創傷的她，恐怕再也不能重現半個世紀前那空前的燦爛輝煌。不能忘卻的是，無數先哲的風骨，在這裏長存。他們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構成了一種恆久的魅力，然後融入燕南園的每一處風物、每一絲氣息……

燕南園，是北大當之無愧的象徵，是一個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園。

園北存清乾隆年間石碑2座。主要作為燕大外籍教師的住宅，按照當時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編號順序，燕南園的住宅被定為51號到66號，這一編號從燕大到北大，一直沒有變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門口，還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門牌。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擴大校園，燕南園西牆的北端向外延伸，於是又有了一個新的宅院，編號為50號。

燕南園的建築以“洋式”為主，多為兩層小樓，附帶一個小花園。室內裝飾業具有典型的西洋風格：鋪設木地板，樓梯設在屋內，屋裏有供冬天採暖的壁爐，上下兩層樓各有獨立的衞生間。 ^[1] 

燕南園是燕大時期修建的教工住宅區。燕南園內原有從51號到66號16棟房屋，1949年後又加建了50號平房。這些房屋大都是西式建築風格的獨棟房屋，與燕園內其他中式建築風格很不一樣。這些房屋均有庭院，建築精良，紅松窗框，黃銅門把手，不少建材運自國外；房屋內有壁爐，鋪木地板，有冷熱水分路供應的衞生間，地下室還有供暖的鍋爐房。

每棟別墅都有獨立的小花園，在學者們的經營下各具特色，爭奇鬥豔，成為當時的一樁雅事。宗璞《霞落燕園》曾深情地追憶燕南園往日的景象：“每棟房屋各有特點。五十六號遍植櫻花，春來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戲稱之為周家花園。五十四號有大樹桃花，從樓上倚窗而望，幾乎可以伸手攀折。六十一號的藤蘿架依房屋形勢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漸高起，直上樓台。”許多年後，這一傳統仍然保持着。

1952年，燕大併入北大，一些知名學者移居燕南園。這裏先後迎來了4位北大校長，8位副校長，20多位學部委員、院士。自那時起，燕園裏就流傳着一句話：知名學者不一定住燕南園，但住在燕南園的一定是知名學者。

在這裏，大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完成了煌煌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書稿，馮友蘭先生對面的房子就是語言學界鼎鼎有名的王力先生的住所。冰心、朱光潛、翦伯贊、雷潔瓊、林庚、湯用彤、陳岱孫、江澤涵、馬寅初、侯仁之等等國寶級的大師都曾經是燕南園的主人。這些著作等身的大家很多都飽經滄桑。比如王力先生，在“文革”最黑暗的日子裏，稍見光明就在燕南園偷偷地寫書，還曾傷感地對夫人説，這些書稿可能只能作為遺稿了。但王力先生沒有料到，他還是等到了撥雲見日的好時代。改革開放後，他將稿費所得數萬元捐獻給學校，誕生了語言學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王力語言學獎”。

燕南園的這些樸素院落，曾經是羣星薈萃的地方，曾經是北大的靈魂所在。2018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20週年，一位校友這樣寫道：“燕南園依舊籠罩在康德宣講燦爛星空的神聖光照之中，北京大學由蔡元培開創的人文傳統沒有中斷，燕南園海棠依舊。燕南園，是北大當之無愧的象徵，是一個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園。”

在燕南園入口處，聳立着兩座被龜馱着的石碑，據説是乾隆年間的物件，是從圓明園移來的，人稱“花匠碑”。 ^[2] 

2023年12月，北京大學燕南園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文化遺產保護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