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

曾國荃於清宣宗道光四年八月二十日（1824年10月12日） ^[68]  出生在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湖南雙峯） ^[2]  。曾氏祖籍衡陽，至清初遷居湘鄉荷塘都之大界裏，逐漸定籍於此。曾氏五兄弟中，曾國荃排行第四，比長兄曾國藩小十三歲。因在家族中排行第九，故被曾國藩稱為九弟。 ^{[67]  [71]}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十六歲的曾國荃跟着父親曾麟書到京師，居住在曾國藩租住的棉花六條衚衕路北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閏三月，曾麟書離京回湘。曾國荃留京肄業，曾國藩親自為之授課。 ^[67]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荃離開京師回原籍，曾國藩送他到蘆溝橋，贈詩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國潢生庚辰歲，曾國華生壬午歲，曾國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別代指三人，詩讚曾國荃才俊特出於兄弟幾人之上。 ^[65] 

曾國荃生性高傲，有史書稱他“少年奇氣，倜儻不羣”。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國荃以府試第一人入縣學。咸豐二年（1852年），被錄取為貢生 ^[75]  。同年，曾國藩奉詔在湖南辦團練，以防範太平軍，曾國荃一度隨從，為其謀劃“治兵三十二策”，多被採擇。據説，當該部練勇與提標兵鬨鬧毆鬥時，曾國藩感嘆道：“三十二策中只有一策未用，竟至如此。”因此器重曾國荃。 ^[74] 

咸豐五年（1855年），曾國荃秋闈告捷，考中舉人，與兄曾國潢、曾國華在鄉邑舉辦團練。次年（1856年），他準備入京參加會試，行抵長沙，因戰亂道阻未果，只得報捐同知銜。是時，正值太平天國極盛期，江西大部為其所佔，領湘軍在江西作戰的曾國藩，作戰不利，被太平軍圍困南昌周圍的狹小地區，處境十分險惡。曾國荃念乃兄之急，適逢特詔起用的吉安知府黃冕向其商討防剿之策，於是慨然道：“方吾兄戰利，吾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義當往赴，君但能治餉，吾當自立一軍赴國家急。”黃冕向湖南巡撫駱秉章申請，檄令曾國荃招募兵勇3000人，合周鳳山部，共6000人，往攻吉安，故其軍號“吉字營”，是為曾國荃正式領軍與太平軍作戰之始。 ^[74] 

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荃因父喪回籍。夏，周鳳山被太平軍擊潰，導致士氣低落，曾國荃遂於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撫耆齡的保奏下，得到起用。臨行，曾國藩“反覆訓誡（曾國荃）以和輯營伍，聯絡官紳”，以及“攻戰之法”。曾國荃加緊部置合圍吉安，曾在吉水三曲灘擊敗石達開援軍。咸豐八年（1858年）初，因功升同知，賞頂戴花翎。後升知府，加道員銜。八月，對吉安發起水陸合攻，太平軍御守不支，被迫突圍撤離，吉安遂為曾國荃軍奪取。至此，太平軍在江西的重要據點失陷殆盡。曾國荃將所部裁遣僅留千餘人，由自己統領趕赴曾國藩建昌大營。年底，三河鎮之戰爆發，湘軍悍將李續賓所部被太平軍殲滅，隨營參與軍務的曾國荃之兄曾國華亦在此役中斃命，曾國藩為此痛苦不堪。曾國荃藉故回籍，將擄掠所得的大量錢物運送至家。次年（1859年）四月返抵曾國藩撫州大營，所部除千餘舊勇外，皆為新募。自此，其軍完全脱離湖南巡撫的指揮，成為曾國藩的嫡系部隊。 ^[74] 

咸豐九年（1859年）下半年，湖北巡撫胡林翼與曾國藩籌劃部署對太平軍控制的重鎮安慶的圍攻之役，最後確定由曾國藩部任由宿松、石牌進取安慶的主力。但因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率重兵援救太湖，集中兵力對付此援軍成為湘軍的當務之急，需有一統一指揮前線各軍的主將。此任胡林翼屬意於其部下的滿籍將領多隆阿，但又顧慮曾氏兄弟持異，遂與之反覆磋商。曾氏兄弟與多隆阿嫌隙頗深，但礙於胡林翼的私人情面，也不能不為軍務大局計議，表示同意。曾國荃致函胡林翼，稱讚多隆阿“忠勇絕倫”自己願意“為之下”，以和睦諸將。胡林翼覽後大喜，謂“能如此，國之福也”，於是奏請以多隆阿總統諸軍。不過，曾氏兄弟一直把目光盯在圍城取城的“首功”目標上，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曾國荃便率軍移扎安慶集賢關。外圍打援任務，則由別部擔任。 ^[74] 

自咸豐八年（1858年）清軍江南大營徹底覆沒之後，鎮壓太平軍全賴湘軍一身，曾國藩得以出任兩江總督兼領欽差大臣，亟酬“展布”之志。但太平軍發動第二次西征，軍事形勢“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曾國藩一度困守祁門，幾陷絕境。湖北後方也連連吃緊，胡林翼幾欲撤安慶之圍以回援湖北。曾氏兄弟堅意不動，認定“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親臨前線指揮的曾國荃決心不惜血本，力守安慶壕牆。在湘軍的頑抗下，陳玉成軍幾度進退，終未能有效地解救安慶，其精鋭劉蹌琳部全軍覆沒，軍事形勢急轉直下。因被湘軍圍困日久，安慶城內軍火糧餉極為緊張，曾國荃抓住時機，分兵兩路，一面抗擊援軍，一面加緊開挖地道，以炸藥轟城。同時，還在舊壕之後層層開挖新壕。雖然陳玉成軍和安慶城內的太平軍互相配合，浴血奮戰，但終未能突破湘軍的工事。 ^[74] 

據時人記述，當時太平軍“人持束草，蜂擁而至，擲草填壕，頃刻即滿”，曾國荃軍則“開炮轟擊，每炮決血衢一道”，但太平軍“進如故，前者僵仆，後者乘之……死無算而進不已”，一晝夜間，曾國荃軍竟用“火藥十七萬斤，鉛子五十萬斤”。可見雙方激戰之情況。到咸豐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國荃軍轟倒安慶北門城牆，越壕進城，太平軍將士已飢困得不能舉刀槍，主將葉芸來以下一萬六千人全部遇害。曾國荃縱容其軍在城中大肆燒殺淫掠，以至“男子髫齕以上皆死”，“婦女萬餘俱為兵掠出”，湘軍所掠財物“不可勝計”，“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以盡”。“湘軍奪下安慶，使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喪失了上游的一道重要門户和防衞屏障。 ^[74] 

安慶之戰，曾國荃又為湘軍立了一大功。安慶的陷落，為進攻天京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清廷以曾國荃“智勇兼施”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賞穿黃馬褂，賞“偉勇巴圖魯”名號。隨後攻克無為州（今安徽無為縣），取太平天國糧倉運漕鎮，因功賞頭品頂戴。 ^[56]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國荃被授為浙江按察使。二月，升江蘇布政使。因上海方面乞援，曾國藩本擬派曾國荃當援滬主帥，而曾國荃貪戀攻取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江蘇南京）的首功，同時也顧慮援滬“恐歸他人調遣，不能盡合機宜，從違兩難”，遂以“願任其難”作為託辭。五月初，曾國荃在清軍未按原計劃出師前，率軍急進，連下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太平府、東梁山、金柱關、蕪湖、江寧鎮、大勝關、秣陵關等地，會同湘軍彭玉麟部水師直逼，進扎天京城下雨花台。曾國荃的急功遽進，在湘軍內部輿論大譁，連曾國藩對此也極為憂慮，屢戒其謹慎行事，退扎待機。但曾國荃卻認為：“舍老巢勿攻，浪戰無益，逼城足以致敵。雖危，事有可為。”絲毫沒有退兵的念頭。曾國藩只好一面籌調打援之師配合，一面為曾國荃擴軍，使其軍陸續增至五萬之眾。 ^[74]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曾國荃被補授為浙江巡撫，仍留攻天京。是年夏間，太平軍堅固設防的九袱洲亦被湘軍攻下，天京與下游聯繫的唯一通路和糧道斷絕，更陷於孤危之境。曾國荃採取軍事進攻和政治瓦解雙管齊下的辦法，但其軍也面臨嚴重困難，一是瘟疫流行，再是餉需供不應求，鬧餉爭食事件不斷髮生，搶劫擄掠之風亦愈演愈烈，曾國荃“憂惶無計”，但竭力堅持。而從全局來看，太平天國方面明顯處於劣勢，天京孤城已難有回天之力。曾國荃極力杜絕其他軍隊染指，先後拒絕李鴻章部及白齊文的“常勝軍”的支援，一手包攬攻城。 ^[74]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五月，曾國荃軍先後攻下太平軍在鐘山上設防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奪踞形勝，遂在“天堡城”至太平門的龍脖子山上，層層排列大炮，向城內晝夜轟擊。同時又將大量柴草堆得齊城之高，掩護在城下開挖地道，以裝藥爆破。待一切準備就緒，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正午，曾國荃下令點火，隨着一聲震天巨響，太平門附近的城牆被炸塌二十餘丈，湘軍衝進城去，天京陷落。 ^[74] 

曾國荃領兵入城劫掠，擒獲洪仁達、李秀成等大小將臣三千人，並縱兵焚燒搶掠多日，吞沒大量太平天國財寶，大火七日不熄（具體內容參見“人物爭議”目錄）。 ^{[57]  [57]} 

攻下天京後，曾國荃因功被賞加太子少保銜，封一等威毅伯，賜雙眼花翎。 ^[3]  但他並沒有青雲直上，反倒受到官紳的非議和清廷的追究。攻陷天京當天，按照曾國藩事先的安排，曾國荃與楊載福、彭玉麟聯銜八百里馳奏報捷，隨即受到清廷的嚴厲指責，抓住“大勢粗定，遽回老營”一事橫加罪名。究其原因，一是因為當時朝廷財政困難，都指望奪取太平天國的國庫來救濟，而他卻報告洪秀全聖庫已經沒有金銀，拒繳所得窯金；二則是他謊報洪秀全之子洪天貴已死，其實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們得以脱身。未免招禍，曾國藩在試探出清廷的態度後，遂於八月二十七日專折代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養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5]  [6]  [58]} 

曾國荃本就蔑視清廷，心懷不滿，得知自己被迫隱退後，遂於大庭廣眾之中將自己的憤懣之情公開發泄出來，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為了消解曾國荃內心的不平之氣，待其四十一歲生日當日，曾國藩不僅專門指派能説會道的趙烈文前往勸慰，還親自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 ^[58] 

曾國荃因為“功高多謗”，遂稱病開缺回籍。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被起用為山西巡撫，他託病不就。次年正月，調湖北巡撫。三月抵武昌視事。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奉命幫辦湖北軍務，移師襄陽，組織“新湘軍”鎮壓捻軍任化邦、賴文光部，但敗多勝少。 ^[55]  及至同治六年（1867年）春，曾國荃所部彭毓橘軍在蘄水被殲，其“新湘軍”全部覆沒。是年十月，曾國荃稱病退職，數年間寂寂無聞。 ^[74] 

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國荃奉旨進京陛見。抵京之時，適逢同治帝駕崩，光緒帝即位之初。 ^[74]  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見奏對後，曾國荃被啓用為陝西巡撫，五日後改任河東河道總督，治理黃泛，平穩水患。 ^{[28]  [32]} 

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接替因病乞休的鮑源深任山西巡撫 ^[29]  。他因病請求開缺，直到次年才蒞任 ^[30-31]  。正好遇到“丁戌奇荒”，災荒綿延數省。曾國荃力行賑濟，在朝廷給予的救助外，還向各省借貸，呼籲各界人士捐款協助賑災，先後得到賑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萬石，全活饑民六百萬。災後，他減輕徭役，節省民費。當時的荒政，“山西為各省之冠”。民眾感其恩德，為立生祠。 ^{[18]  [32]}  在光緒六年（1880年）的上諭中，清廷評價：曾國荃向來辦事認真。山西迭被旱災，該撫籌辦賑撫善後諸務，尤能不遺餘力，俾地方得以乂安。現在時事多艱，朝廷方深倚任。 ^[36] 

光緒四年（1878年）八月，曾國荃奏請按照兩江的規定嚴格禁止山西栽種罌粟，如有發現，即刻將其地產充公。 ^[33]  中俄關於新疆問題進行談判時，曾國荃曾密奏籌邊策略，以做到有備無患。 ^[35] 

光緒六年（1880年）三月，曾國荃以舊疾復發為由告假並請開缺，清廷給假調養，並優詔挽留 ^[37]  。不久後又召他進京 ^[38]  。六月，因中俄關系緊張，故命其赴山海關督辦防務，節制統帶劉連捷、宋慶等部 ^[39]  。曾國荃力疾督防，得到清廷褒獎 ^[40]  。後因中俄改訂條約議成而罷。 ^[74]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補授陝甘總督兼兵部尚書銜 ^[41]  ，但他因病連連告假，獲准歸家調理病勢 ^[42]  。 ^[38] 

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十四日，署任兩廣總督 ^[43]  。當時中法因越南問題衝突日劇，戰爭迫在眉睫。兩廣地處前沿，而曾國荃消積備戰，持“此時釁端不可開，和好不可失”觀點，主張“粵軍不明作橫海揚戈之舉，但隱示勒兵觀釁之形”。 ^[74] 

光緒九年（1883年）七月，卸任兩廣總督，赴京陛見。他抵京後，慈禧太后“垂詢法越事甚久”。十一月十九日，恩賜“紫禁城內騎馬”。 ^{[38]  [44]} 

光緒十年（1884年）正月四日，署任禮部尚書，十六日後，調署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45]  。不久後實授兩江總督職 ^[49]  。是年夏間，曾國荃受命為全權大臣，抵上海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談判。他在會談中表現得頗為軟弱和笨拙，自己則以“舌戰非其所長”來塞責。當時身處局外的李鴻章建議他不要以廷旨為限，應該相機行事，總要答應給法國賠款。曾國荃聽從此議，擅自答應給法國方面“撫卹”銀五十萬兩（合三百五十萬法郎）。巴德諾以為數太少斥為由，稱之為“笑柄”；清廷則對曾國荃嚴旨申斥。談判以失敗告終。 ^[74] 

不久後，中法戰爭爆發，法軍入侵沿海，朝中關於是和是戰爭論不下。曾國荃整治長江及海上防務，同時利用“上海關係諸國商務”這一條件，以鎮靜處事，避免法軍的直接攻擊。朝廷自中樞派文臣分赴沿海各省會辦軍務，福建的疆臣難以掌握兵權。曾國荃進言“權不能分”，朝廷也因他是宿將，特加倚重。隨後，朝廷命曾國荃派兵艦援助台灣，他允諾遣五部前往，實際上只派去了三部，因此受道問責，最後以“革職留任”處置。而派去的兵艦也沒有到達台灣，其中的兩部折返到兩浙海域，參與鎮海戰役有功。中法旋即議和，戰事平息。 ^[49] 

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進行京察，因曾國荃素有勳勞，故僅對他“開復處分”。光緒十四年（1888年），派兵平定合肥西鄉劉文弼會眾起義 ^[56]  。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歸政於光緒帝，推恩加授曾國荃為太子太保。 ^[48] 

曾國荃治理兩江共六年，《清史稿》稱其“總攬宏綱，不苛細故”，能夠使得軍民之間相安無事。 ^[47] 

光緒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59]  （1890年11月13日 ^[68]  ）未時 ^[76]  ，曾國荃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病逝，終年六十七歲。清廷贈其為太傅，賜金為他治喪，命江寧將軍特往致祭，特賜諡號為“忠襄”；允許曾國荃入祀北京昭忠祠、賢良祠，並在湖南原籍、江蘇省城為其建立專祠祭祀。 ^{[4]  [4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經江西巡撫瑞良奏請，清廷以劉坤一、曾國荃“保衞江西，功績昭著”為由，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專祠，列入祀典。 ^[11] 

曾國荃作戰善於運用戰略戰術。他征戰一生，在大小戰役中或綜觀全局，徐圖進取，或運用奇兵，出奇制勝，或圍點打援，不戰而屈人之兵，或收降俘虜，以毒攻毒。其主要軍事活動如下：

曾國荃從政期間積極探索，在傳承前人吏治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獨特的吏治思想。 ^[50] 

在曾國荃任山西巡撫期間，華北、華東、西北九省發生了罕見的災荒（時稱“丁丑奇荒”）。當時晉地久旱無雨，赤地千里。山西省1600萬居民中就死亡500萬人，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

曾國荃多方措款、籌糧，辦理救災度荒事宜竭盡全力。光緒三年（1877年）他起程奔赴山西之際，清政府已經下令：允許各省開設捐局。所以，曾國荃到山西時，手裏已經拿上了户部發放的兩千張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籌措款項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項賑災政策，不能不説與曾國荃有關 ^[7]  。當年8月，同樣遭受災荒的河南、山西兩省，得到的賑災救濟是不一樣的。山西其時已經得到了二十萬兩賑銀、未藉京餉和漕折銀十四萬七千餘兩救濟銀兩。同時，朝廷又把八萬多石糧食給了山西，給河南的僅僅是四萬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萬兩賑銀、未藉京餉和漕折銀十四萬七千餘兩之外，山西還得到李鴻章籌措的十萬兩銀子。之後，朝廷又撥了二十萬兩賑銀，而且又明確：七成歸山西，三成歸河南。幾天之後，不知通過何種渠道，清政府認識到河南的災情也一樣厲害，而給山西的賑銀似乎還不足以體恤民艱，所以就改為原有的二十萬兩賑銀不再分配，全部劃給山西，另外追加二十萬兩撥給河南。 ^[8]  當地百姓對曾國荃感恩戴德，曾專門修建生祠，以紀念他。

曾國荃在署理兩廣、兩江總督時，整頓海防，增添輪船、水雷等新式武器，擴建機器局，創辦水師學堂。 ^[50] 

光緒五年（1879年），曾國荃兩次上奏朝廷，請示建立書局，重修《山西通志》 ^[34]  ，獲准後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設館聘人，展開工作。曾國荃離任後，幾任巡撫對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付梓 ^[9]  。

同治初年，出於對王氏守遺經書屋本《船山遺書》所收王夫之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的不滿，以及為推崇鄉賢，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並用禮教重新聚攏士人的目的，曾國荃與兄長曾國藩共同刊刻金陵本《船山遺書》。該版《船山遺書》是王夫之逝世後出版的第一部帶全集性的，影響最大的著作彙編。 ^[77] 

郭嵩燾：“官保見解氣度，涵納萬有，聲望又冠絕當時，雖有桀驁橫肆之才，亦皆俯首聽命。” ^[26] 

翁同龢：

李鴻章：“易名兼胡、左兩公，十六言天語殊褒，恩數更驚棠棣並；傷逝與彭、楊一歲，二三子輩流向盡，英才尤痛竹林賢。” ^[50] 

易順鼎：“幹國失三賢，哭大司馬（彭玉麟）少司農（曾紀澤）才數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為一人。” ^[52] 

趙爾巽等：

朱孔彰：“中興撥亂，忠襄之勳爛焉。” ^[50]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湘鄉曾忠襄公國荃，攻克粵賊偽都，勳名喧赫，人所共知，其識見卓越，亦非常人所能及。” ^[20] 

汪國垣：“昔年曾忠襄公以功勳重臣，曾署禮尚。” ^[19] 

曾國荃字子植，字沅甫（他自己有時寫作“元甫”），號叔純，故時人稱“曾沅甫”“曾叔純”。曾國荃字子植，又字沅甫，比曾國藩小十三歲，在曾氏兄弟中排行第四，在族中大排行則是第九，所以曾國藩在家書中常稱他為“九弟”“植弟”“沅弟”或“沅甫九弟” ^[23]  “老沅”。 ^[1] 

曾國荃在攻安慶，陷天京的過程中多次採取挖壕築壘的戰略，實行長圍久困之策，以此取勝，因此有了“曾鐵桶”的外號。他位加保傅，所以也被稱為“宮保” ^[26]  。死後諡號“忠襄”，後世稱“曾忠襄” ^[20]  。

曾國荃在政治軍事上得志，家庭生活卻給他造成煩惱。家室二位夫人，婚後多年仍無子嗣。二位夫人在家供奉菩薩，日夜香火不斷，虔誠信佛，並常常叨唸，要丈夫信佛求子，經常外出求佛。曾國荃隨行，車來車往每年出入於名寺古剎，久而久之，他也潛移默化，信仰佛教了。

恰在這時，江南名剎岐山寺（今福建閩侯）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恩賜。因禍得福，重新修復火災後的寺院，光緒欽賜寺名“岐山萬壽仁瑞寺”並賜鎮山寶物三件，撥府庫金銀若干，半副鸞駕，一路浩浩蕩蕩由北京運往岐山，並曉喻沿途百官，夾道迎送，詣旨：“着兩江總督曾國荃具體督辦。”曾氏喜不自勝，隨攜夫人共同前往進香，一路來到了岐山仁瑞寺。後應岐山主持高僧之邀，為新落成的“大雄寶殿”題寫了匾額。曾總督時值春風得意，年輕氣盛且寫得一手好字，所以這塊牌匾，入木三分，剛勁有力。揭彩掛匾之日博得百官、地方豪紳以及眾僧和香客們的喝彩聲。傳説他的所作所為感動了佛祖，後來這位總督，果然子孫旺盛，但其顯赫的地位卻不能世代相傳了 ^[6]  。

曾國荃與彭玉麟在湘軍中分別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們在曾國藩的領導下，非但沒有和衷共濟，反而還產生了嫌隙，給曾國藩造成過巨大的苦惱 ^[10]  。究其原因，是因為以剛直著稱的彭玉麟發現曾國荃部綱紀廢弛，還抓住了曾國荃兩名吸鴉片的戰將。曾國藩是彭玉麟恩師，但彭玉麟卻不顧師生情誼，毅然提筆三次彈劾曾國荃，致使曾國藩大怒，寫信給他責問自己弟弟到底哪裏得罪了他。

《萇楚齋四筆》的作者劉聲木根據晚清“清流派”的要員張佩綸的回憶記述道：曾國荃平太平天國起義時，已“深惡泰西各國”，但鑑於其“兵強”，而不敢輕意妄動。他曾告誡自己親近的人説：“如果要與西人開戰，有十六字的箴言，你需要謹記：‘先到先敗，後到後敗，同到同敗，不到不敗。’”光緒年間，曾國荃與張佩綸談到咸豐、同治年間的用兵之事，稱自己曾對曾國藩説：“等到粵賊（指太平軍）平後，先打捻子（捻軍），後打回子，再打鬼子（指西人）。”但被曾國藩勸止。曾國荃誇言：“如果按照我説的去辦，怎麼會有左某（左宗棠）、李某（李鴻章）的名分官位。”張佩綸力勸：“如今捻、回雖已平息，尚有鬼子，世叔（對曾國荃的敬稱）立功還不遲。”曾國荃卻回答：“只有這一件事，我不願再辦。”張佩綸乘機詢問那十六字箴言是否是他自己説的。曾國荃笑着問張佩綸從何人處聽來的，張佩綸實情相告。曾國荃聽後，也只是戲稱此人怎麼能泄漏天機，一笑而罷。 ^[21] 

在安慶之戰中，光是攻破太平軍在集賢關內和菱湖兩岸的營壘的一月內，曾國荃及其所部湘軍便殺死了上萬太平軍。戰爭的激烈、殘酷，超過了湘軍以往參加的任何戰鬥。除在戰場上殺戮外，湘軍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軍集體屠殺，屠戮之慘狀，連性格蠻狠、兇殘的曾國荃手腳都感到癱軟，表示打完這一仗後，他要回家做鄉農了。

安慶城破後，城內太平軍無力抵抗，主將葉芸來等16000餘官兵投降。湘軍佔領安慶後，曾國荃命令將投降的太平軍分成100人一批，輪流叫他們進屋領路費，進屋後便由刀斧手捆綁起來，從後門押出去砍頭，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殺完1萬多人。從此，曾國荃也得了一個“剃頭匠”的綽號。

老師：劉崐，任湖南學政、湖南巡撫時與曾國荃常有來往，有師生之誼。 ^[75] 

友人：郭嵩燾 ^[75]  、翁同龢 ^[76]  等

曾國荃的遺著有《威毅伯印略》、《曾威毅伯手札》1卷、《曾國荃信札》等，長沙人蕭榮爵將其著作結集為《曾忠襄公全集》，內含奏議32卷，書札22卷，批牘5卷，文集2卷，附年譜4卷。 ^[59]  嶽麓書社2006年出版有《曾國荃全集》6冊。 ^[51] 

其參與編撰（或領銜）的作品數種，現列出如下：

曾國荃工古文詞，流傳下來的詩詞、聯語、題銘共48篇。 ^[50]  《湘潭歷代楹聯選》還收錄有曾國荃作楹聯《挽塔齊布》、《挽左宗棠》（兩聯）、《挽彭玉麟》、《題故居》（兩聯）、《自題》（三聯）、《贈趙烈文》、《贈崑山一兄》。 ^[27] 

曾國荃善書法，其楷書有顏家（顏真卿）法則，其兄曾國藩曾對曾國荃的楷書“愛之不忍釋手”，承認自己“楷書不如沅弟（曾國荃）”。 ^[50]  近人馬宗霍《霎嶽樓筆談》評價：“忠襄專意率更，腕空筆實，方整中有疏密之美，書學雖不及文正，書才或謂過之。” ^[61]  傳世書跡甚多，以楷書居多，嚴整端正、蒼勁有力，有碑派書法的神采。 ^{[25]  [53]} 

（部分書跡參考資料 ^{[24-25]  [60]}  ）

曾國荃及部下湘軍因在平定天國中嗜殺成性、侵吞財寶的行為，招致後世的猛烈抨擊。據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記述，自己的九叔每克一城，必令放假三日，任憑兵勇燒殺搶掠姦淫，而大發橫財之後則必回籍購置田產起蓋大屋。其為人復張揚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惡名遠揚。 ^{[5]  [58]} 

待到湘軍入天京城後，在曾國荃縱容下，對太平天國有深刻仇恨的湘軍大肆殺載天京軍民，到處挖掘窯藏，掠奪財寶。城破後，湘軍搶劫天京10餘日。開始搶劫的目標是諸王王府，後逐户搶劫市民百姓。再後來則是挖地拆屋，掘垃開墓。在劫財過程中，不僅殺死財產的主人，而且相互爭搶火併。當時整個天京城都是湘軍忙着搜尋財物，大街上擠滿肩挑手提，結隊成羣搶劫而歸的湘軍士兵。一些不敢參加搶劫的文員，就出錢爭購士兵搶來的髒物。曾國荃個人在此過程中所得金銀細軟、稀世珍寶盈筐滿箱，難計其數，據説“於此中獲資數千萬”，其貪婪殘暴之名於是遍聞天下。民間流傳曾國荃的吉字營湘軍擄掠的金銀如海、財貨如山，一時間，長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滿載這些財寶駛向湖南。 ^[66]  清末學者王闓運在《湘軍志》中認為“江南資貨，盡入曾軍”。 ^[54] 

受曾國藩委託前來天京的幕僚趙烈文，自天京攻破之日便直接請曾國荃出面，制止殺掠，加強防衞，別讓太平軍要人逃走，但曾國荃拒不接受。結果由於湘軍破城後競相燒殺淫掠，炸開的豁口無人把守，幼天王等千餘人竟得以脱身。後來，湘軍之間更是互相爭掠、火併。趙烈文親擬條文，讓曾國荃簽字，他僅同意部分條文，簽署佈告，禁殺良民、禁掠婦女。就是這個命令，也遭到了湘軍大部分將領的反對。 ^[66] 

據蕭一山稱，攻破天京後，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曾集體勸進曾國藩，欲仿陳橋兵變故事，擁立其為帝。 ^[58] 

為了掩蓋他們搶掠的罪跡，曾國基以下將官攻進城去，一面殺人，搶劫，一面四處放火，焚燒房屋。初次入城，太平軍與敵進行了頑強的決鬥。當守軍及城內官民感到必死無疑時，也放火自焚，並焚燒房屋財產，打算與城俱焚。但在抵抗者被屠殺殆盡後，湘軍為了銷燬髒證，開始放火焚城。大火自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六日（7月19日）燒到六月十四日（7月27日），因為天降大雨，才慢慢熄滅。經過殺、掠、焚燒，使這座六朝古都變成了一片丘墟。以致於曾國藩等人都不打算在這裏置兩江總督署，準備移署於揚州。可見南京被湘軍破壞得何等嚴重。 ^[66]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剛被送至雨花台大營，曾國荃就企圖將之殺害，理由是“恐有獻俘等事，將益朝廷驕也”。 ^[58] 

由於曾國荃把湘軍搶劫進貢給他的銀錢回鄉搶購田產，使輿論沸揚，稱之為“老饕”。清政府知道了這一情況，以嚴厲的態度和口吻警告曾國荃等人不可驟勝而驕，並追問天京“貯金”與幼天王的下落。經曾國藩極力辯駁，婉轉對抗，這才使曾國荃等得以保全。 ^{[58]  [66]} 

在清末民初文學家黃小配創作的小説《宦海升沉錄》 ^[16]  、現當代作家高陽的小説《胡雪巖》 ^[15]  及當代作家唐浩明長篇歷史小説《曾國藩》 ^[14]  中均有出場。

《清實錄》咸豐、同治、光緒朝部分

《清史列傳》

《清史稿》卷413《曾國荃傳》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