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達

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字畫。十四歲開始習畫，從蘇州老畫師李濤(醉石)學習繪畫，從趙時棢(叔孺)學習古書畫鑑定知識。稍後，又入當時海上著名書法畫家、鑑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書畫與鑑賞能力日進，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鑑古書畫聞名於江南。一九三七年協助上海市博物館辦理“上海市文獻展覽”中的古書畫徵集、檢選、陳列之工作，受葉恭綽先生之託撰寫《古書畫提要目錄》。

著有《古書畫鑑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古書畫過眼要錄》、《重編清宮舊藏書畫目》等。晚年鑑考之餘，重拾畫筆，創作山水，筆致秀潤，意趣幽深。擅古典詩詞。歷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2012年2月23日上午8時38分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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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達，字孚尹，號李庵，又號心遠生、晚號蠖叟，浙江海寧人，1911年7月7日生於上海。

其父徐堯臣經營絲綢生意，雖為商賈，卻性情儒雅，喜好文墨書畫，閒暇時熱衷於收藏，凡過眼名家書畫，只要相中了，便會不惜重金購進收藏。自小就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徐邦達耳濡目染便也喜歡上了字畫。據徐邦達生前自述：“父親看我喜歡，就在我14歲的時候為我請了當時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濤）、趙叔孺（趙時棢）等先生，教我詩詞歌賦及繪畫。又入上海著名書法家、畫家、鑑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學習書畫鑑賞。後來慢慢地對書畫鑑賞就有了一些認識，自己也開始買書畫，及給別人鑑定字畫。”

徐邦達家境殷實、交友廣泛，更因家庭氛圍的影響，自然不免由創作而入書畫鑑別與收藏之道。儘管弱冠即從李濤、吳湖帆這樣書、畫、鑑三者皆長的一流收藏家，徐邦達買到的第一張畫卻是贗品。那時他年方18歲，由於師承“婁東”，因此也偏愛清初“婁東”領袖王原祁的畫，於是當他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畫作時就不由動了心，經過仔細辨別，認定它是真跡，便以二十兩黃金的價格買下了，但是，此畫後來經權威專家鑑定為贗品，用他自己的話説“二十兩黃金買了個贗品，教訓深刻”，至晚年也常常提起這件事以為笑談。

從18歲買下第一張畫始，徐邦達在此後的80餘年裏，為國家鑑考、收購、徵集傳世名跡接近4萬件。起步時的一次走眼，並沒有影響他終成一言九鼎的國家級書畫“掌眼人”。而在徐邦達古代書畫鑑別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或許當屬他識別出真偽《富春山居圖》，那距離他買進那件王原祁的偽作才不過5年而已。

1933年，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餘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後又運至南京。當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抓住機會去庫房觀摩，在那裏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兩幅畫上都有乾隆御筆分別題説其真偽。然而，經過徐邦達的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御筆題説是假的那張《無用師卷》實際卻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説是真的那張《子明卷》卻是假的，這一説法推翻了清朝宮廷的定論，還黃大痴傑作以真面目。

而今，這真偽兩卷《富春山居圖》都存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無用師卷》與藏於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剩山圖》舊為吳湖帆所藏，作為吳門愛徒的徐邦達或許曾仔細觀摩、體會過圖上大痴的筆意。

1937年夏，當時的上海博物館舉辦《上海市文獻展覽》。徐邦達應博物館的董事長、收藏家葉恭綽先生之邀，協助這一展覽的古書畫徵集、檢選和陳列工作。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書畫鑑別的開端。展覽之後，葉恭綽又延聘徐邦達撰寫了《上海市文獻展覽古書畫提要目錄》。惜哉，徐邦達的這部處女作成書後即交付葉恭綽，彼時恰逢“八一三”事變，葉恭綽倉皇離滬避難，在途中將書稿佚失了。

至上世紀40年代，徐邦達的畫藝已然名噪江南，並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之後，還被聘為上海美術館籌備處的顧問，並在此期間，於滬上舉辦了第一場個人畫展。

上世紀40年代末，徐邦達從上海市區遷居嘉定縣城。在那裏，他進行了大量的山水畫及詩詞創作，而其鑑賞水準也隨之精進。回憶此間生活，他曾道：“與畫友孫祖勃君朝夕過從，討論藝事，最為歡洽。”與此同時，凝聚徐邦達一生心血的《古書畫過眼要錄》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編撰的，而那時的徐邦達並沒有想到這部書會延續一生。

1949年，徐邦達和好友張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不久之後，張珩便被調去了北京。張珩與當時的中央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熟識，徐邦達與鄭振鐸的交往也正是始於在張珩上海寓所的一次會面。張珩到了北京之後，更是向鄭振鐸力薦徐邦達，於是鄭振鐸就把徐邦達也調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處做業務秘書，主要工作則是收集、鑑定古書畫。

徐邦達生前口述：“我從上海來北京的時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畫，當時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團城。因為那個時候剛剛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畫都讓國民黨給帶走了，所以我們就要把散落在民間的那些字畫一點點地收上來。”自那時起，徐邦達的鑑別與收藏行為就與國家力量的支持分不開了。他曾透露過他徵集書畫的秘訣：“因為解放前我就經常到各收藏家家裏去看東西，所以誰家有什麼東西心裏大概有個數。因此到了1953年的時候，差不多收上來約3700多件東西，這裏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動員他們捐了，能獻的獻了，實在不行的就只好買了。”

連做夢都離不開古代書畫的徐邦達，在那一時期鑑定並徵集到數千件古書畫作品。此後這批古代書畫都被交撥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併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古書畫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礎上，其“故宮博物院繪畫館”才得以正式成立。

從1983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開始對全國各地所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全面系統的鑑定。鑑定組由7人組成，謝稚柳任組長，組員名單中，徐邦達赫然在列，其他則為啓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前後歷時8年，行程數萬裏，共鑑定了8萬餘件中國古代書畫，編成《中國古代書畫目錄》。今天，留存在大陸的絕大部分中國古代書畫只要一查《目錄》就能知曉其傳世狀況。

徐邦達參與的這一古代書畫鑑定工作，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書畫普查，前兩次分別在北宋宣和年間和清乾嘉年間，留下了研究傳世古代書畫必不可缺的參考文獻《宣和畫譜》與《石渠寶笈》。書畫鑑定小組的工作也堪與歷史上的前兩次比肩，成為後人所參考的重要文獻，由此可見徐邦達及其同仁謝稚柳等對古代書畫鑑別的功力。

徐邦達因書畫之緣而鑑定，因鑑定而每日裏與書畫耳鬢廝磨。對於古蹟名作，更有摹以亂真的本領。現存加拿大的奚岡《松溪高逸圖》摹本是他18歲時所臨，現存新加坡的張中《芙蓉鴛鴦圖》摹本是他24歲時所臨。晚年鑑考之餘，重拾畫筆，創作山水，筆致秀潤，意趣幽深。擅古典詩詞。於書畫鑑定之外，他更是以著述記錄心得，有《古書畫鑑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古書畫過眼要錄》、《重編清宮舊藏書畫目》等著作。

為徐邦達的古代書畫鑑別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給他一個雅號——“徐半尺”。據説，這個雅號得名於一次，有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徐邦達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説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號。而他的弟子説，其實更應稱呼他為“徐一寸”，因為書畫卷往往展開寸許，徐邦達便已知真偽。

徐邦達90多歲時寫了一幅“實事求是”，掛在書房的牆上以自勉，這四個字也是他鑑定原則的寫照。

1946年入中華美術會，任上海市分會理事，同時受聘為重建上海市美術館的籌委會顧問 。1949年，被騁為上海市文管會顧問。1950年，經國家文物局鄭振鐸局長推薦，調至文物局文物處工作。1953年後，轉至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書畫鑑定研究工作至今。 現任故宮研究室研究員，中央文物鑑定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博物館學會名譽理事 。

長於中國美術史及古代書畫鑑定，兼擅山水畫、書法。幾十年來，徐邦達先生飽覽清宮所藏曆代書畫珍品及國內外公私收藏不可勝計。1978年起，受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之邀，與啓功、謝稚柳、劉九庵等先生組成全國書畫巡迴鑑定專家組，甄別、評騭國內各省、市、自治區文博單位所藏曆代書畫作品，歷時八年，成《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多卷，為我國古書畫研究和博物館建設事業做出傑出貢獻。80年代以後，多次出訪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考察海外流失中國書畫並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取得多項學術成果。

解放前夕，原故宮藏品95%被押運台灣，而一部分古書畫卷冊，則被溥儀帶到東北，後又散落民間。為儘快豐富故宮博物院繪畫館的收藏，徐邦達經常往返於外地與北京琉璃廠之間，廣泛徵集。

1981年春，他作為“中國明清繪畫展覽”代表團的代表出訪澳大利亞，並作《中國明代三大畫家研究》的專題報告。1984年徐邦達應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邀請，參加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詩書畫”學術研究會，並訪問美國、加拿大各大博物館，參與鑑定了其中部分中國古畫藏品。1991年3月，徐邦達應台灣新生代基金會邀請赴台訪問，成為大陸文博界訪台第一人。

徐邦達出身於書畫收藏之家，受環境的薰陶，自幼喜愛詩詞書畫。他從蘇州畫家李醉石學畫山水，同時又從趙叔儒學古書畫鑑別，後又入書、畫、鑑三者皆長的吳湖帆門下。他學過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蘇軾、米芾和明代的董其昌，其後泛學無宗。

明代徐渭題畫詩謂：“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説徐邦達的書法，不可忽視的是他還是一個畫家。

觀徐邦達自成一家的行書，給人以峻拔崎嶇、汪洋恣肆的美感。

妻子滕芳女士是中國老一輩的話劇演員，曾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舞戀》、《誰是第三者》等影片中擔任角色。

細讀徐邦達的書法，所散發出來的精神氣質與文化涵養，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徐先生是一位真正繼承中國傳統的文化人，但又不拘泥於舊的禮數，作為跟隨他近四十年的學生，我們到他家就像回家一樣，他在做學問或看書的時候，我們就在旁邊，他忙完之後我們再談，他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感覺。”——徐邦達弟子、著名鑑定家、書畫家蕭平

“我們是從事藝術品拍賣的，我們體會最深的是，徐老的鑑定是最受市場認可的，因為他絕不會為利益而趨利避害，在這方面，徐老是一個楷模。”——北京匡時拍賣總經理董國強

“隨着鑑定“五老”的全部離去，藝術拍賣品市場將呼喚更多專業鑑定團隊的出現，依賴於權威和專家的個人眼力和聲望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後將不會再出現某個專家説了就算的局面。”——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王鳳海則

在業內，徐邦達老先生被稱為“徐半尺”。據徐老的學生著名鑑定家王連起説，這個名號準確地説是從1991年開始傳播開來的，那年徐邦達老先生到台灣為博物館做書畫鑑定，因徐先生書畫鑑定能力極高，可謂火眼金睛，往往被鑑定的書畫作品剛剛展開半尺，徐老便已辨出真偽，由此得了“徐半尺”的名號。

徐邦達出身於書畫收藏之家，受環境的薰陶，自幼喜愛詩詞書畫。18歲時他從蘇州畫家李醉石學畫山水，同時又從趙叔儒學古書畫鑑別，後又入書、畫、鑑三者皆長的吳湖帆門下。所以，他自青年時期始，在鑑定書法的同時，亦不忽視對文獻記載的傳記與流派的研究，而尤其重視書畫作品的風格與形式。對風格形式的把握，除去視覺記憶之外，他主要是下苦功認真臨摹。他説：“要臨得像，非一點一畫地看，細捉摸不可。臨摹一遍，真比欣賞一百遍還要記得清楚，搞得明白。”徐邦達的書法初學柳公權，稍後為了鍛鍊鑑別能力而臨摹百家，學習的範圍十分廣泛。從早年臨畫所題的款識看，徐邦達的各體書法均頗得古人神韻。他學過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蘇軾、米芾和明代的張宏，其後泛學無宗，40歲以後因埋頭於書畫鑑定工作，書畫成了業餘愛好。但因自書詩詞和鑑畫題跋的需要，徐邦達一直注重於行書的練習和創作，終於在六七十歲時，形成了清潤秀雅、韻味獨具的自家風格。

明代徐渭題畫詩謂：“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徐邦達不僅書法好，不可忽視的是他還是一個畫家。無論在創作觀念還是藝術風格，乃至具體的用筆、結字、章法、用墨上，“畫家書法”都給“書家書法”許多新的啓示。總體上看，畫家書法比書家書法多了一層“畫意”。這種“畫意”並不等於畫，它是在書法創作中透露出的一種“畫”的氣息。所以説筆墨到了徐邦達的手裏，這種氣息自然也會脱手而出。

觀徐邦達自成一家的行書，給人以峻拔崎嶇、汪洋恣肆的美感。他作書舒緩而有節律，運筆以靜制動，不倉促緊迫，不弱也不霸，沉穩自若。他的行書筆墨酣暢淋漓，結體自然舒展，粗壯如牛健步，細密如龍蛇逶迤，線條疏密相間，行中帶草，體圓用方，極盡筆法變化。其結體以蘇東坡、米襄陽為主，取蘇字之態濃意遠、米字之盡秀極妍。他上溯李北海以厚其氣，下參董其昌以暢其韻，再輔以過目不下數萬件書法名跡的滋養，終使作品透溢出一種博大深遠的氣勢和韻味無窮的神采。由於作品中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和人文積澱的人格氣質，更使徐邦達的書法在風格上與其他書家拉開了距離。

徐邦達歷經七十多年的探索，積多年的體悟和實踐，在出入米芾並廣取博收集大成後逐漸形成了自家體制。其書體以行為主而略雜草法，結字取法米芾，又汰去米氏誇張、故作姿態的習氣，務求圓潤婉轉，又加之畫家的優勢，使他的作品墨色清新秀潤，線條富有彈性而質感強，觀之大有“方寸天地見宇宙，筆走龍蛇寫春秋”之氣勢。

藝術追求的本質在於向無限發展，進入廣闊的審美空間，形成想像藝術，在有法與無法、師古而不泥古中創造新意。徐邦達正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他如今作書，風格更趨於秀中帶蒼，雅中含渾，心手雙暢，進退裕如，可謂已達到嫺雅而超逸的境界。

細讀徐邦達的書法，回顧他在創作上所走過的道路，可以讓人感覺到他在藝術實踐中的冷靜與自信。或許來自性格的必然，或許來自傳統的影響，或許來自清醒的審美判斷……不管是哪一種原因，其結果都顯示出他的藝術修養。在我看來，徐邦達書法中所透露出的傳統文人畫家的風格情趣最讓人稱道，所散發出來的精神氣質與文化涵養，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文物、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故宮博物院有個徐邦達，人送雅號“徐半尺”。意思是説他獨具慧眼，鑑定書畫時，常於畫軸展開半尺之際，已辨出真偽，故海內外奉他“華夏辨畫第一人”之美譽。中央電視台曾以“國寶”為名，為他攝製專題片。從此，“國寶”之稱不脛而走。這個被稱作“國寶”的老人，為了保護國寶不遺餘力，數十年如一日，因而又被人稱為“國寶護神”。

徐先生一生著述甚豐，迄今已付印的著作有《古書畫鑑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中國繪畫史圖錄》等，還有一部啓動於四十年代末，經過數十年邊撰寫、邊修改、邊出版的《古書畫過眼要錄》，累計一百六七十萬字。這部著作是帶有總結性的鑑考記錄，資料翔實，包含大陸及散落海內外的中國古書畫珍品，有鑑有評。

徐邦達祖籍浙江海寧，1911年出生在一個富殷的商人之家，家中富藏古書畫。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成長，他天性中有了一分對書畫的親近。還在少年時代，就開始浸淫於家藏的書畫之中。

其父徐堯臣，雖為商賈，卻性情儒雅，喜好文墨書畫，在做絲綢生意之餘，凡過眼名家書畫，只要相中了，便會不惜重金購進收藏。

徐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應該感謝開通的父親。自古商賈，總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計錙銖，早早接過祖上的家業。但徐堯臣卻非如此。當他發現兒子對書畫的痴迷和超常的稟賦，就聘請了頗有名氣的“婁東派”後勁畫家李濤(醉石)來教兒子學習山水畫。

初學伊始，徐邦達就係統地臨摹了歷代山水聖手名作。同時，他又師從趙時桐先生學古書畫鑑別，久而久之，他對各家運筆技法的揣摩鑑別，皆有心得。為博採眾長，他又入書、畫、鑑三者皆長的吳湖帆先生門下，也曾師從馮超然、陳定山諸名家。

自浸淫丹青起，徐邦達就是創作與鑑別學齊頭並進的。這是他的特殊點，也是他高於單一書畫家的地方。

徐先生畫名日隆。當年與他一同寓居上海的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人，時常一起雅聚，論書品畫，探討切磋。

經年之後，徐先生在回憶當年情景時寫道：“那時我們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靜的小樓中，其中有一間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尋丈，壁飾諸友合作的長幅雜畫，不時邀集斯文朋友，對坐其中，吟詩作畫，以消長日。那時經常見面的藝術界朋友有楊清馨、鄭午昌、張碧寒、王紀幹、陳定山……”

如今鑑別書畫一言九鼎的徐先生，當年第一次實踐鑑別就栽了跟頭。

18歲那年，他看上了一幅據説出自王原祁手筆的畫。王原祁與王時敏、王鑑、王翬並稱“四王”，位列清初六大家。徐先生一向偏好四王的畫，他細細審辨良久，終以20兩黃金的價格購下。可後經明眼人鑑別，他重金換回的竟是贗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館舉辦《上海市文獻展覽》。徐邦達應邀協助這一展覽的古書畫徵集、檢選、陳列工作。這是他正式涉足鑑別的開始。

展覽之後，博物館的董事長、收藏家葉恭綽先生，又延聘徐邦達撰寫了《上海市文獻展覽古書畫提要目錄》。痛惜的是，徐先生的這部處女作因為“八·一三”事變，葉先生匆忙離滬而不幸佚失。

四十年代，徐先生的畫藝已名噪江南。抗戰勝利後，他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此後一年，他又應聘為上海美術館籌備處的顧問。這期間，徐邦達在滬舉辦了自己第一個畫展。

四十年代末，徐邦達遷居嘉定縣城。在這裏，他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畫及詩詞，鑑賞水準也隨之提高。回憶此間生活，他説：“與畫友孫祖勃君朝夕過從，討論藝事，最為歡洽。”

《古書畫過眼要錄》正是從這時開始編撰的。當然，此時的徐邦達並沒有想到這部書會延續一生。

新中國成立，徐邦達與大收藏家、鑑定家張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為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後調至北京就任中央文物局文物處業務秘書。從此，開始了以收集、鑑定古書畫文物為主的生涯。

1953年秋，徐邦達赴故宮博物院參與繪畫館的籌建。

新中國初創時的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書畫卷冊就更微乎其微了。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書畫卷冊被溥儀帶到東北，大部分散落民間；其餘九成以上在解放前夕運去了台灣。

擺在徐邦達等人面前的是如何才能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儘快豐富起來。為此，他跋山涉水奔波於各地，悉心察訪。任何一點信息、一點線索，他都不放過。

北京琉璃廠，是徐先生經常光顧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來此徘徊，無意間竟在寶古齋發現了《水村圖》的線索。店老闆告訴他，前天有個來自東北通化市郊縣大栗子溝的老者，到店裏稱其家藏有許多珍稀古書畫，並開有一個單子，其中就有《水村圖》。

老闆見老者灰頭土腦一副鄉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對古書畫價值也有些懵懂，就沒把這當回事。説給老相識徐邦達聽，也只是聊博一笑。誰知説者無心，聽者有意。徐邦達仔細看了單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圖》勾住了。

他記下單子的主人姓王，立即與東北的文物機構聯繫，點名要《水村圖》，請他們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溝收購。去者是個書畫鑑定的門外漢，花了200元，購得一帖有趙孟頫署名的卷冊。

徐先生展開那購回的卷冊，簡直哭笑不得。趙孟頫的山水畫，採用的是幹筆勾皴的方法，姿態縱橫，軼出舊軌，此卷雖墨色斑駁，年代久遠，但絕非出自趙氏之手。為了《水村圖》真跡，徐先生找到一位熟識的文物商，委託他去東北收購《水村圖》。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溝，與王姓老者消磨了許多時日，交上朋友。閒聊中文物商得知原委，原來那位收購員是以官方身份出現的，王氏怕露了底被國家無償徵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了他。文物商憑藉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買下《水村圖》帶回北京，徐邦達仔細鑑別後，認定是趙孟頫的真跡，遂説服文物局領導，加價二成，將卷冊購回，由國家收藏。 ^[2] 

五十年代，徐邦達聽北京琉璃廠經營書畫文物的靳伯聲説，曾任國民黨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鄭洞國，率部起義時，曾將一些價值極高的書畫珍品，藏在一個小皮箱中。皮箱中的珍品就是溥儀當年從紫禁城帶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臨摹的《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萬歲通天”是武則天的一個年號。據史載：武則天曾傳問晉代大書法家、一代書聖王羲之後人王方慶有無王羲之手跡，王方慶遂向宮進帖10卷。此外，還有五代後唐畫家胡環的《卓歇圖》，五代傑出書法家楊凝式的《夏熱帖》，元代著名畫家王蒙的《太白山圖》卷等共5件。

民國成立十數年後，溥儀預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為久居之所。他請來宮中遺老，對宮中所藏文物字畫清點核查，打上宣統御覽之印，悄悄將其中1200餘件書畫卷冊，帶出紫禁城。先是藏於溥傑家，後又帶到日本人卵翼下的偽“滿洲國”“都城”——長春。

1945年春夏之交，蘇聯紅軍攻入東北，溥儀倉皇出逃，“宮中”一片混亂，許多文物字畫就此散落民間，不知去向。

翌年，國民黨軍進駐東北。鄭洞國來到長春，他很喜歡字畫，於是請來靳伯聲為其代為收購。靳於此間為鄭購了不少珍品。

為了徵集書畫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達，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極有價值的線索。他開始追蹤探訪，得知1948年10月，鄭洞國率部起義前，裝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終帶在身邊。直到起義與解放軍接洽時，才將皮箱交給負責接收的解放軍部隊。當時説是代管，但事後再無人提及此事。徐邦達瞭解到這些情況，立即通過有關人士查訪當年負責接收的部隊，終於在那個部隊存放文件的保險櫃中，找到了那隻皮箱。

可打開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兩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達並未就此罷手，而是千方百計窮究線索，幾經輾轉，終於又找到了另兩件。

就這樣，短短數年，徐邦達不辭辛苦，悉心查訪，經發掘和搶救，繪畫館就彙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九十年代以來，許多文物被送上了拍賣市場。徐先生對此憂心忡忡，他擔心文物珍品通過這一渠道流出國門。因而，他不顧年事已高，總是傾盡全力保護着國寶，不使它們流出國門。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極其珍視的、流失民間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濤的墨竹《高呼與可》要上市拍賣，便四處遊説，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問題要見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她想讓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説自己沒有什麼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談談購買《高呼與可》的意義。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來把國事看得比家事重，卻故意開玩笑説：“我不談。第一，我不是故宮人；第二，我不是徐邦達，不懂書畫鑑定。要談，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談。”徐先生默不作聲回自己卧室就寢了。

躺在牀上的徐先生，卻無法閤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門，一邊敲一邊説，“我睡不着，我想明天還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時不要談住房的事了，談《高呼與可》的事。你給故宮做件好事，我謝謝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環主席處，徐先生進門就談購買《高呼與可》的事，他説：“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困難得多，但仍撥出鉅款將‘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李瑞環當即表示《高呼與可》應該由國家購買。

從李瑞環那兒出來，徐先生異常興奮，拉着夫人説：“走，到崑崙飯店上海茶館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應該由故宮請客。”

這個被稱為“國寶護神”的老人，為國鑑考、收購、徵集傳世名跡不下三四萬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畫作和仿真的古書畫，幾乎沒有古董文物。談到這一點，老人這樣回答：“作為鑑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個人收藏家。”

這個姓了“公”的鑑定家，“文革”結束從幹校重返紫禁城，丟下鋤頭首先想到的還是利用有生之年，多為國家鑑考徵集古書畫作品。這時的徐先生已屆古稀，可他不顧年邁，不辭勞苦帶領楊新(現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國80%以上的省、市、區的博物館、文管會、文物商店，對所藏古書畫進行了一次綜合考察。

此次考察車馬勞頓，耗時五六年，行程數萬裏，鑑定書畫作品約四萬件左右，對一個古稀老人來説，確實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島博物館的次等文物堆中，發現了國家級珍品唐代臨摹的懷素《食魚帖》；在雲南博物館的參考品中發現了宋代畫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圖》中軸，元代“四大家”之一黃公望的《雪夜訪戴圖》等稀世畫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識之，這些稀世國寶的命運恐怕不是至今還壓在箱底就是被隨意處理了。

1991年4月3日，台灣清韻藝術中心，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徐邦達畫展在這裏開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畫令台島書畫界為之傾倒。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副院長江兆申以及其他書畫界知名人士紛紛觀看了畫展。

令人感慨的是，此次畫展距徐先生第一次畫展，竟相隔了50年——半個世紀。

徐先生畫展在台灣引起轟動的消息傳至內地，許多人都盼着能一睹他筆下風光。

1997年7月6日，徐邦達書畫展在南京金陵藝術館開幕，書畫界終於可以大飽眼福了。

前來參加開幕式的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以及書畫界人士都大吃一驚，這麼精彩的藝術，以往竟然不知。平日裏，大家只知老先生是享譽海內外、一言九鼎的大鑒定家，卻不知他也是丹青聖手和詩人。展覽中的書法作品以及畫中題款大都為老先生自己的詩作。

徐邦達因書畫之緣而鑑定，因鑑定而每日裏與書畫耳鬢廝磨。他做了國家的鑑定師，為了集中精力，為國家收集、鑑別大量的書畫名跡，這個當年名噪江南的畫家，數十年來未曾動筆創作書畫。令人遺憾之餘又非常感動。直到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學生、至交的一再慫恿下，徐先生才重拾畫筆，人們也才有幸欣賞他的書畫藝術。

對於古蹟名作，徐先生還具有摹以亂真的本領，這是他30歲以前的事了。現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岡《松溪高逸圖》是他18歲時所臨，現存新加坡的張中《芙蓉鴛鴦圖》是他24歲時所臨。這兩幅畫作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風塵，那陳舊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覺真跡一般毫無二致。

徐先生的書法，同他的繪畫一樣，博採眾長，舒緩而有節律，不弱不霸，沉穩自若。他的書法，典雅中和間透着清勁俊逸，如他的畫，也如他的人。

已過米壽的老先生，從事書畫創作和鑑別研究，已有70多個春秋，成就卓著，聲名遠播海內外。然而，他卻常説：“鑑賞古蹟也罷，創作書畫也罷，越深入就越覺難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很多，我還沒有學好呢!”

多麼可愛又可敬的老人，面對着他，時光彷彿倒流了許多年。他彷彿就是滿腹經綸而隱逸山林的名士，又像是虛懷若谷而抱負深遠的仕者。這就是他——“國寶護神”徐邦達。

代表作品

作者作品(40張)

著有：《古書畫鑑定概況》、《古書畫偽訛考辨》、《古書畫過眼要錄》、《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中國繪畫史圖錄》、《重編清宮舊藏書畫目》、《改編歷代流傳繪畫年表》、《古書畫偽訛考辨續編》等。曾於1981年赴澳大利亞、1985年赴美國講學 。

徐邦達晚年還為中外及大陸與港台的文博交流做出了積極貢獻，成為大陸文博界訪台第一人。

徐邦達集1：古書畫鑑定概論

徐邦達集2: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1)

徐邦達集3: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2)

徐邦達集4: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3)

徐邦達集5：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1）

徐邦達集6：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2）

徐邦達集7：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3） 紫禁城出版社(2005.10----2006.02出版)

《古書畫偽訛考辨》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11

《中國繪畫史圖錄》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1

《古書畫鑑定概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0.01

《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 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10

《珍寶鑑別指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2.12

《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3

《重訂清故宮舊藏書畫錄》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7.08 ^[3] 

徐邦達與謝稚柳、啓功並稱書畫鑑定三大家，是藝術史界的學術泰斗，享譽海內外的書畫鑑定家和著名的書畫家。

他的一生更是貫穿於新中國的文物和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全國各大博物館藏字畫的一級品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字畫的一、二、三級品及參考品全部經過徐邦達的鑑定。

徐邦達把書畫視為一生的摯愛，把鑑定視為技術和品格的考驗。他常言“鑑定是一門科學，要實事求是”，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希望他指假為真，他皆斷然拒絕。

落日的餘暉從窗紗間篩過，歲月在他臉龐刻下的痕跡愈漸淡去，眼眸宛如孩童般清澈。這是2010年，再過幾日，7月7日，就是他的百歲壽誕。

喜慶的時刻還未來臨，鮮花早已堆滿整間屋子，徐邦達靜靜地躺着。“邦達，你要過100歲生日啦！”他的夫人滕芳不時俯下身來，親吻他的額頭。徐邦達卻只能用目光追隨她，後因呼吸系統手術，他失去了言語和行動的自由。

每一個房間都掛有徐邦達的書畫，手書“寧靜致遠”舒緩衝淡，如同一生的寫照。書房內畫卷鋪陳，書案上厚厚的呢氈上毛筆墨痕宛然，彷彿主人剛剛還在潑墨揮毫，談古論今。

《高呼與可》、《出師頌》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而這些絕代佳作，正是因為徐邦達的慧眼，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

1950年，徐邦達被調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國家文物局）任文物處業務秘書。這個時期，經徐邦達等專家鑑定留下來的數千件古書畫作品，後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成為該院古書畫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國初創時，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儘快豐富起來，徐邦達與同事踏訪全國80%以上的縣城。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畫作傳世甚少，僅存的幾幅畫卷皆為皇室收藏，《水村圖》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達無意間發現了《水村圖》的線索，並一直查到東北一個叫做大栗子溝的地方，他委託當地文物機構代為買下，確認無誤後由國家購回並收藏。就這樣，在短短數年間徐邦達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書畫。

“文革”期間，徐邦達總結多年來從事古書畫鑑定的經驗體會，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書畫鑑定概論》的初稿。“文革”結束後，徐邦達重返故宮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為國家鑑考徵集古書畫作品。1983年，國務院委託國家文物局甄別各地文博單位所收藏的歷代書畫，徐邦達等人歷時數年完成這項重任，並承擔培養後學之責。20世紀80年代以後，徐邦達多次出訪歐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國書畫並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將徐邦達稱為中國藝術的“國寶”：他將文獻考據與圖像有機結合起來，系統地建立了古代書畫的鑑定標尺，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而更重要的是，徐邦達是將古書畫鑑定與研究科學結合的第一人，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研究者和古書畫鑑定家，這兩者是互為表裏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説。

在中國古文物的鑑定當中，古書畫是公認最難的一門。“即便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也還未能找到一種鑑定書畫作品、萬無一失的科學手段，只能依靠傳統方法，憑藉鑑賞家的經驗和眼力。”李文儒説。

20世紀30年代，徐邦達發現乾隆皇帝曾經御筆親題為真品的《富春山居圖》實為贗品。《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的一幅名作。乾隆年間，一幅《富春山居圖》被收藏進宮，乾隆對此畫大加歎賞，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後來真畫進了宮，乾隆覺得顏面無光，便在真畫上題字示偽，故意顛倒是非。20世紀30年代，徐邦達看到了這兩幅《富春山居圖》，經過仔細考證，他推翻了定論，還歷史以真實面目。這樣的發現還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圖》、黃公望的《雪夜訪戴圖》、元王淵桃竹錦雞圖軸都是他在故紙堆中尋到的寶貝。

作為傳統鑑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達有着一雙“賞鑑家的慧眼”。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有人認為這種非凡的記憶力是天賦，可他自己認為“只在用心”。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爛熟於心，才有古書畫作品過目不忘，鑑定時的得心應手。

徐邦達把古書畫的鑑定析為“鑑”與“考”兩個概念。“鑑”即是通過眾多的作品相互比較，進行目力檢測，推知真偽。“對於大量存世的明清時代的書畫，目鑑尤為重要。但要達到目鑑的準確性，鑑賞者非見之眾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説。但是，對於時代較遠或是某些難於明瞭的書畫，需要廣為蒐集有關文獻和其他旁證材料，詳加審訂考據，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聞強識，每對一件疑難作品進行考據時，爬羅剔抉，條分縷析，其所論所斷，使人折服。”楊新説。

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70歲時,一次徐邦達在看兩個手卷時,只從裝手卷的兩個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畫是董其昌的作品,題目、內容,幾十年前在哪兒見過,如數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華先生在幫徐邦達整理《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時,無論哪部古手卷後的題跋和某位畫家的某張畫,只要將題跋和題的人的名字組合起來,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畫或元代某人的畫。

甚至有的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説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以致人們送給他一個“徐半尺”的雅號。一次,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達雖不善言辭,但話題一涉及書畫便滔滔不絕。歷代知名書畫家年譜、名作、筆法風格等早就爛熟於心中。徐邦達的淵博學識彷彿一部中國古代書畫史盡在胸襟。凡經他鑑定的作品,總是旁徵博引,一一列出依據。一次徐邦達在南京金陵飯店,有人拿來一嵌在鏡框中的扇面,請他鑑定。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為已巳年張宏。凝神片刻,徐邦達説:“這是張君度(張宏字君度)畫的,此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壽的畫家,活了90多歲,生活在明萬曆至清康熙年間,跨兩個朝代。《明畫錄》説他‘工山水,筆意古拙,墨法濕潤’。”

“鑑定是一門科學。”徐邦達常説。在他看來，書畫鑑定不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實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希望他指假為真，換取暴利，他皆斷然拒絕，“現在藝術品市場上魚龍混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鑑定家、研究者缺乏實事求是的品格和堅持真理的精神，在這一點上，徐邦達尤其值得我們學習。”李文儒説。

據滕芳回憶，“我們常説愛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達對藝術是愛到入骨兩百分，甚至連做夢都離不開字畫。”

20世紀80年代，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許多古書畫佳品被送進了拍賣行。徐邦達對此憂心忡忡，擔心文物珍品通過拍賣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間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濤的《高呼與可》要上市拍賣，便四處遊説，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希望政府能為他們的“斗室”想想辦法。徐邦達得知，對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託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辦法收購《高呼與可》。”

第二天，徐邦達進門就談購買《高呼與可》的事：“新中國初期，國家經濟比現在困難得多，但仍撥出鉅款將‘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現在我們更有能力搶救文物。”李瑞環當即表示《高呼與可》應該由國家購買，徐邦達的一顆心才終於落到了肚子裏，出了門他拉着滕芳興奮地説：“我替故宮謝謝你了！”

“徐邦達總是説，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徐邦達。他這句話是發自肺腑，為新中國鞠躬盡瘁，他一往而情深。”滕芳説，“今天，在他的生命將要走到一百歲這個高峯時，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1982年6月5日，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畫鑑定的權威專家徐邦達先生驅車來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鑑定書畫。他對每件書畫藏品都看得非常認真、仔細，惟恐漏掉一幀佳作。當女保管員從庫房裏取出一幅用報紙包裹的畫時，他輕輕地打開一看，見是一幀殘損得十分厲害的絹畫；稍一不留神，手碰着就會碎裂。

徐邦達小心翼翼地慢慢展開，驀然興奮而驚喜地叫道：“啊！這是元代著名畫家王淵的畫，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很少。”他有點不放心，生怕看走了眼，又仔細審視這幅畫的內容、筆法、墨色、題跋、圖章、質地，翻來覆去，端詳了一遍又一遍，最後肯定地説：“是王淵的畫，這是國寶，連故宮博物院也很少有。我建議，現在立即封存起來，從此不要再讓任何人看了，因為年陳月久，質地太酥脆了，看一次就會損壞一次。請速派人送故宮博物院揭裱、裝幀！”在場的人都被徐邦達的情緒所感染而激動、欣喜，也為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和高超的鑑定技藝所傾倒。商店的工作人員介紹説：“這幅畫是70年代中後期從民間收購得來的，因為損壞嚴重，沒有認真鑑定和引起重視，未把它列為珍品，進行揭裱保護。今天經徐先生鑑定是王淵的精品，我們一定要列為特藏，悉心保護。”

沉寂多年的元代繪畫珍品終於重見天日。王淵，字若水，號澹軒，杭州人，從小受教於趙孟頫，他的山水師從北宋郭熙，人物師從唐人筆法，花鳥則師從五代黃荃，又善於融會貫通，自闢蹊徑。這幅元王淵桃竹錦雞圖軸意境深幽，筆力沉穩，桃竹用雙筆勾成，湖石用皴擦而成，雖未加一點顏色，卻滿幅墨分五彩，天機溢發，光彩照人。作者在繪製中將山水畫、花鳥畫融為一體；既有工筆畫的精緻，又有寫意畫的氣韻，顯示了深厚的藝術功力。畫面右下部的題款為：“至正三年冬臘錢塘若水為仲華良友畫。”此畫現已列為山西省博物館的特藏品，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 ^[1] 

昨天上午8點38分，中國著名書畫鑑定大家徐邦達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徐邦達與已去世的謝稚柳、啓功並稱中國書畫鑑定三大家，享譽海內外。昨天，故宮博物院發佈訃告稱，徐邦達先生的逝世，是中國博物館界的巨大損失，也是我國藝術界特別是書畫鑑定界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

徐邦達1911年7月生於上海，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常務委員、杭州西泠印社顧問和九三學社社員。徐邦達集鑑定家、收藏家、書法家、畫家、詩人、詞家於一身，尤其專長於中國美術史和古代書畫鑑定，他看過的清宮所藏曆代書畫珍品和國內外博物館和私人的收藏，無法計數。20世紀80年代，國務院委託國家文物局，組織全國文物鑑定組赴各地文博單位甄別歷代書畫，徐邦達先生與謝稚柳、啓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等先生歷時8年，完成了這一重任。

徐邦達最受人稱道的功績，則是他為故宮博物院“回收”的珍藏：新中國成立前夕，故宮藏品95%被運往台灣，少部分古書畫卷冊則被溥儀帶到東北，後來又散落民間。為了儘快豐富故宮博物院繪畫館的收藏，徐邦達跑遍了大半個中國，收集到無數件古書畫珍品，使故宮繪畫館藏品初具規模。

在書畫鑑定方面，徐邦達還有個厲害的雅號“徐半尺”———鑑定書畫時，徐邦達經常無需仔細看完整張畫，而是在畫軸才展開半尺之際，就可以説出真偽，被海內外奉為“華夏辨畫第一人”。同時，作為中國藝術史界“鑑定學派”的一代宗師，徐邦達將傳統鑑定方法與現代考古學手段相結合，為書畫鑑定建立了可傳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論。

昨天，雅昌藝術網採訪了徐邦達先生遺孀騰芳，她説徐老走得很安靜。“他這一生跟任何人都沒有心結。在為人，做事上，我非常尊敬他，真的很佩服他。”匡時拍賣董事長董國強也在微博上讚道：“徐邦達先生不會因人情，更不會為了錢為假畫題跋。所以，他對作品的鑑定意見最為市場所認可，經他題跋的作品也為買家所信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