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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
鎖定
葉恭綽(1881年11月24日-1968年9月16日),字裕甫(又作玉甫、玉虎、玉父、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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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譽虎,號遐庵,晚年別署矩園,室名“宣室”。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祖籍浙江餘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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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學者、書畫家、社會活動家、收藏鑑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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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生於書香門第,清末中舉人,曾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後留學日本。191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兼鐵路總局局長。後任中央銀行董事。1920年至1922年任交通總長,被視為舊交通系的骨幹。任內促建交通大學,並被選為校長。1923年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長,翌年又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1927年後歷任關税特別委員會委員、國學館館長等職。1929年參與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創辦《詞學季刊》。同年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香港組織發起中國文化協進會。1942年移居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滬返穗,1948年再次移居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委,第三、四屆全國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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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畫院院長等職。1968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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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人物生平
葉恭綽名族出身
葉恭綽於清朝光緒七年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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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時出生在北京城內米市衚衕,其祖父葉衍蘭當時在京官拜軍機章京。葉恭綽籍貫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其先祖葉夢得定居浙江餘姚,故餘姚為祖籍。到乾隆年間,葉恭綽的六世祖葉謙亨才入廣東為官,遂遷籍於番禺。因此,葉氏屬於“捕屬”人,即由外省落籍廣東者。因為這個緣故,後來葉恭綽遇到廣東人、浙江人、北京人,均稱“老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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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氏家學淵源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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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稱“番禺人文之盛,素著東南,而潘氏、葉氏尤為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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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秉承家學淵源,熏習有自,少年時即向名師授業。當列強入侵,國難頻仍,少年葉恭綽便關心時務,“醉心”新學,志在“經世”,養成“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兼好採訪詢問”,探討問題的習慣,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於詩詞、文章,則屬家傳,更是不在話下。
葉恭綽求學時期
葉恭綽涉足交通
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葉恭綽兼兩湖師範學堂之普通中學教員。同年捐官為通判。是冬,清廷創設郵傳部,任職郵傳部文案處,後任路政司科長、主事、郎中等職,曾致力於從比利時商人手中贖回京漢鐵路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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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與津浦鐵路舞弊案有關,被停職候傳四個月。同年12月,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復辟帝制,葉恭綽任大典籌備處會辦。
[3]
時任交通部次長的葉恭綽(2張)
民國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將原北京郵電學校、交通傳習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合併,組建交通大學。葉恭綽以交通總長兼校長,至5月辭校長兼職。同年12月,葉恭綽任梁士詒內閣交通總長。梁內閣受奉系的張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緝的皖系軍閥政客,極力抑制直系首領吳佩孚,並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膠濟鐵路改為中日合辦,遭到直系的吳佩孚極力反對,引發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奉系失敗,葉恭綽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職,被迫流亡日本。
[3]
居神户期間,閲讀了不少的日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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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南下北上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葉恭綽前往廣州,孫中山任其為大元帥府財政部長,又兼理廣東財政廳廳長,未幾辭兼職。同年7月,因建設部長林森未到任,由葉恭綽任建設部代部長,併為統一廣東財政委員。後任廣東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1月,受孫中山委派前往東北,與張作霖洽商討伐直系事宜。12月,任廣州大本營財政委員會委員。
[3]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葉恭綽兼廣州政府鹽務督辦。8月,任中央銀行董事。9月,去財政部部長職。10月,去鹽務督辦兼職。曾奉孫中山指示,北上從事“孫、段、張三角反直同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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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任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交通總長。
[3]
葉恭綽專心文藝
葉恭綽晚年時期
1953年10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4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參與制定《常用字分類簡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等職。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中央普通話普及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制定《漢語拼音方案》。
[3]
他還是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曾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二、三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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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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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主要影響
葉恭綽教育
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八年(1919年),葉恭綽先後遊歷了日本和歐美各國,考察了這些國家的文化教育及政治經濟狀況,認為“瞻彼外國大學之功用,誠有足令人興奮者”。他認識到學校的任務一方面是培養人才,一方面要“精研學術”,“盡力致用”。只有把這兩方面緊密結合起來,才是“工業學府之天職”。他反對學非所用,主張學以致用。他認為“中國理論中之教育與職業不合,以後欲圖發展,非職業與教育充分相聯不生效力”,“中國教育往往與實用不符,前此學生於進取之途不無稍誤。今此種觀念雖已銷滅,但教授之法仍有不合於世界潮流及實際應用者”。
[12]
葉恭綽是一位交通救國論者,但他對教育卻十分重視。葉恭綽認為“吾國欲生存發達,必有賴於下列諸條件,即統一完成,行政完整,軍備緊縮,教育普及,實業發達是也”,並進而指出“國家實力之展拓,以交通之發達為基,而一切事業之設施,尤以人才之適用為先着,是交通與教育二者,倚伏相同,關係至密”。“近年以來,我國交通事業迄無發展,深求其故,實由專門人才缺乏,不敷應用。而專門人才之所以缺乏,則實由現有各學校學制之不能統一。學制不能統一,即教授不能適應,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適如實際上之需要”。他認為“似此情形,自非妥籌良策,改弦更張,不足以資整理而圖進步”。
[12]
因此,民國九年(1920年)8月,葉恭綽首次出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後,即以“交通要政,亟需專材”為由,着手改組部屬學校。交通部當時有部屬學校四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葉恭綽提出“以南洋為中堅”合併成一所學校,首次定名為交通大學。唐山工業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北京學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簡稱交大滬校)。
[12]
籌備改組初步規劃後,葉恭綽委派交通部次長徐世章“籌辦交通大學事宜”,沈琪、陸夢熊、凌鴻勳、關賡麟等十四人幫同籌辦,並於民國十年(1921年)初組成交通大學籌備處開始辦公。2月,葉恭綽將呈報批准的交大籌備處所擬《交通大學大綱》予以公佈,共14章38節。該大綱對定名、校址、經費、學制、學程、董事會、校長、主任和教職員之任用、校長和主任之責權、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事務處等分章逐節作了規定。《交通大學大綱》第6章還規定董事會董事的資格,交大籌備處據此推舉葉恭綽與嚴修、唐文治、陸夢熊、關賡麟、凌鴻勳等十七人為董事,組成交通大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規定教育方針、核定學科與規章、籌劃經費、監督財政、推舉校長等,這既是學校領導體制上第一次實行董事會制,校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又是葉恭綽的“久遠之圖,宜免受政潮之影響”。3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議上,選舉葉恭綽為校長。
[12]
葉恭綽長校之初,主張針對交通事業的需要,設置學科,培養人才。他為此精心籌備,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暨法國巴黎大學均有接洽,擬雙方合作,改進中國之工程教育,並由雙方各出鉅款,以為實行之準備。後來,這些打算及措施,均因政潮的影響及大學的重新改組而未能實行。
[12]
葉恭綽在辦學實踐中深深認識到:“我國實業之不發達,由於處境使然者半,由於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實業學校之不能盡學術上之貢獻,為充分之援助,亦不無多少之關係。”“歐美各國實業之振興,多由國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試驗所及各學會之協助,故能新理層出,利用日宏,其重視研究之精神,幾引為工業學府之天職。環顧我國,瞠乎其後,則比較完善之大學,詎能放棄責任,自封故步。”所以在大學組成之初,他就有創設研究院的打算,把研究學術,服務於社會,看成是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葉恭綽的這種培養人才與研究學術相結合的辦學思想,正是當時國外教育發展新趨向在國內教育界的反映,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急需提高質量的內在要求。
[12]
葉恭綽長校期間,倡導交通救國,為交大的改組並校和排除各種困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對學校辦學思想的轉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教研結合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學校對學科和課程設置作了調整和充實,仿照國外教育對學校學科及其內容進行了仔細釐定。設有經濟部、理工部、專門部及特別班,另設預科,為大學各科之預備。為了培養專門人才,在每一學科中,分設門類是這一時期學科設置的特點。他還加強理化基礎,提高課程程度。增加設計類課程,加大設計能力的培養訓練。課程設置愈趨完善,使學生負擔異常沉重,學生四年要專習四十餘門課程。同時因為科目過於繁雜,課程間的銜接與配合難以合理,影響了教學計劃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隨着葉恭綽教研結合辦學思想的初步確定,教學制度也開始相應發生了變化,教學環節與教學管理日趨完善,“求實學、務實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展,形成了嚴格的教學管理及樸實的學風。在教學上以工程教育見長,保留、繼承和發展了本校的特色。這些為上海交通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成為近代理工科大學初步奠定了基礎。這段時期科學研究活動開始興起,師生共同開展學術研究,有的進行實驗測試,藉以輔助實業;有的編寫各類專著;有的撰文推廣科學技術;學術交流及學術演講活動也蓬勃開展,為中國高等學校進行科研工作開創了一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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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交通
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清廷創設郵傳部,調充文案處文案,從此之後,葉恭綽便與中國新興的交通建設事業結下了數十年的因緣。截至清亡,葉恭綽已經歷升為該部鐵路總局局長。民國建立,改設交通部,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繼任交通部次長、署交通總長、交通總長。從而成為北洋政府時代“交通系”之主要骨幹。葉恭綽在北洋政壇浮沉期間,頗有一些事情值得稱述。
早在民國初年,葉恭綽為籌劃設立全國鐵路總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業亟需蓄艾儲才,遂於民國六年創設各路扶輪學校,兩年後更創立交通大學三校,民國九年設立各路職工學校,廣延專門人才。同時,陸續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留學,從此奠定了近代中國交通教育的基礎。
至於收回鐵路路權,葉恭綽更是功不可沒。清末民初,全國各大鐵路幹線多由外資所建成,當時收贖各路及借款締約,葉恭綽幾乎無役不從,侃侃折衝,焦唇殫慮。而歷年鐵路外交中的失策,葉恭綽補苴罅漏,為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尤其是民國九年乘機收回中東鐵路主權一役,決勝運籌,充分展現了葉氏機警果決的辦事能力。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當即電令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國赴粵往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税務督辦。雖然時間只有一年餘,葉恭綽就奉孫中山之命北返,以聯絡張作霖、段祺瑞,而消失於南方政壇,但因其曾任北洋政府要員,此舉便足令不明真相的時人咋舌。其實,孫中山在民國初年任全國鐵路督辦時,已對葉恭綽的“交通救國論”及其工作能力深所賞識,知道他與北洋政客並非一路,方才有此一舉,並不僅僅是因為兩人乃廣東同鄉之故。
葉恭綽文物
- 文物收藏思想
葉恭綽性喜收藏古籍和文物。他的鑑藏愛好得自家傳,收藏、審美趣味深受祖父葉衍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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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葉恭綽進行的藝術收藏不再是純私人性質的賞玩,而是將書畫文物作為歷史文獻看待。葉恭綽將藝術品的創作者與藏家進行對比,認為藏家以“精神、勞力、資財”進行“搜求、購置、藏護”,甚至比創作者更為辛苦,獲取藏品之後的“觀賞、效法、誇耀”是徒勞無益的愚行;他還將傳統的收藏行為與保存文物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認為收藏“實則保存傳統文物,凡人民皆應有所事”。他認為:“我國人對於古物之收藏,其動機多由於玩賞,而非研究,故古物之出土,往往不詳其時地及四周狀況,致一切連屬關係之痕跡,末由追求,價值因之頓減,此實為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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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收藏品
葉恭綽的收藏包羅廣泛。他繼承了葉衍蘭收藏的六分之一左右,包括明趙左《雪竇山圖卷》、清張見陽《仿米山水小卷》與羅聘《鬼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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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年後也花了大量財力,收藏稀世珍寶,如西周毛公鼎、晉王羲之《曹娥碑》等;收藏了大量鄉鎮專志、清人詞集、清人傳記、名僧翰墨、文物圖錄,如清人詞集有5000餘種,《全清詞鈔》有319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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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藏品類型主要分為五類:
因藏書豐富,葉恭綽與李盛鐸、傅增湘、羅振玉並稱“民國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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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將地理類藏書等906種3245冊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珍藏的文物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有關文化機構收藏。如《鴨頭丸帖》歸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吉林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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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他及家人曾於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後三次將所藏書畫、織繡、銘刻類文物20件捐獻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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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藝術
葉恭綽除早年致力於交通事業外,生平於藝術、書畫、詩詞、文物鑑藏無不精通。他致力藝術運動五十餘年,至老不倦,是中國現代書畫大師,20世紀著名文人、收藏家,重要的美術活動家和組織者。
- 書法
葉恭綽作品(14張)
隨着視野開闊,葉恭綽中年以後逐漸認識到帖學書法必成復興之勢,故將注意力再次轉向帖學,作書多以行草面目示人。他鐘情於宋黃庭堅草法,並以此確立了自己的方向,由於常年文化之積澱和學養之侵襲,使其草書發生了質的飛躍。總體而言,葉恭綽的草書在繼承“二王”傳統之上,將褚遂良、趙孟頫與北朝碑刻相結合,以黃庭堅體勢加以舒展,最終形成了一種體勢雄肆、碑帖兼容的行草書風,此風既有碑之穩健,又有帖之靈動,於厚實凝重中充滿了放縱的自信,書作中時現碑派之險筆,並輔之以清新雋永的書卷之氣,使其書格遠超於常人之上,一派古典新生之風采。對於其書法,畫家黃苗子曾回憶道,葉恭綽在“六七十歲以後,更是得心應手,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特別是二尺以上的大字,寫得神采飛揚,氣勢飽滿;一直到八十多歲,寫小字還是手不發抖,通篇精力充沛,結構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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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葉恭綽因其在書法上的卓著貢獻而成為帖學復興的重要人物,他出身政界,富收藏,善交友,勤著述,諸多身份和優勢把他的書法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和同時期帖學名家相比,葉恭綽書法在格調上較沈尹默更高雅,在筆法上比溥心畬更為隨意,在氣勢上精悍過於白蕉,所以其書風可雄瞻二十世紀帖學書壇。因此,當鄭孝胥投向偽滿後,遂有論書者遂將葉恭綽推為國內書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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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
葉恭綽的畫多繪竹梅松蘭,尤善畫竹,多取元人神韻,秀勁雋上,直抒胸臆。畫就輒題詩詞。全國性美術展覽及書、畫團體無不參加。
- 詩詞
葉恭綽是卓有影響的人物。他兼擅文學、書畫、收藏,精於賞鑑,詞學業績尤勝。他的詞學淵源於曾祖葉英華和祖父葉衍蘭的家學以及譚獻、文廷式、朱祖謀等清末民國時期的重要詞人,在詞學思想上經歷了與常州詞派先離後合的過程。中年以後,葉恭綽致力於清詞彙輯、編選和評述,除編纂《廣篋中詞》之外,也曾協助朱祖謀編纂《全清詞鈔》,並在朱祖謀去世後主編並最終完成《全清詞鈔》的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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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在梳理清代詞史的同時,也將自己對清代詞史的認知以評點、專文以及講演等方式表現出來,並以清詞為詞體變革之基礎,大力提倡以“詩樂合一”為基本特徵的“歌”來傳承詞體,主張融合中西新樂,創制在句式上自由靈活、在內容上迎合時代的新體樂歌,以承續韻文文體變革之規律,適應時代之風會。葉恭綽的詞學兼有新舊兩種特色,在詞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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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宗教
- 建寺弘法
民國初年,歐陽竟無繼楊仁山居士遺志,主持金陸刻經處,校勘刻印佛經。1918年,開始籌設“支那內學院”,苦於經費無著。到了1921年,始得葉恭綽聯絡熊希齡、梁啓超、蔡元培等發起組織院董會,並由葉恭綽等聯名呈請北京政府,請予以撥款補助。葉恭綽並與熊希齡、梁啓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響力,經北京的財政部與教育部會商,諮文江蘇省政府,由江蘇財政廳撥出基金十萬元,補助內學院成立,並每月由國税項下撥款一千元,作為經常費。由於有了這項經費來源,支那內學院始向內務部、教育部備案,於1922年正式成立,開學授課。後來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使內學院成為佛學研究重鎮,追本溯原,葉恭綽等支持維護之功,實不可沒。
1918年初春,葉恭綽與在京佛教居士蒯若木、蔣維喬、江味農、徐蔚如等發起講經會,推徐蔚如南下寧波觀宗寺,迎諦閒法師入京講經。諦閒三月進京,在江西會館講《圓覺經》,七月講經圓滿,葉恭綽以北方佛法不振,希望請諦閒留在北京辦一佛學院,培育弘法人才。諦閒以觀宗寺工程未了而辭謝,葉恭綽與蒯若木居士各致贈香儀一千銀元,其他居士亦各有饋贈。諦閒以此款,把觀宗寺附設的佛學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自任主講,擴大招生名額,培育人才。後來,觀宗學社人材蔚出,如倓虛、常惺、仁山、寶靜、戒塵、妙真諸師,都畢業於觀宗學社,而弘法於中國各地。
1931年夏,葉恭綽與一位陳飛青居士,同在青島避暑,鑑於青島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各種教會都有,唯獨沒有佛教寺院。適有他的同鄉陳研卿、梁少廷二居士,想在青島成立一處唸佛會,找到葉恭綽,希望他出面向地方政府要一塊土地。於是葉恭綽約集諸位善信及青島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士,在交通大樓開籌備會,倡議修佛寺,他並當場首捐一萬元,在場人士也附和認捐。後來,葉恭綽在外埠又捐了一筆錢,並請青島市長鬍若愚撥了一塊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葉恭綽並推薦早年曾隨從諦閒到北京的倓虛法師,到青島負責佛寺的興建,這就是青島湛山寺的起因。
- 佛學貢獻
1930年,朱子橋在西北放賑,於西安城內的卧龍寺和開元寺,發現了宋版的《磧砂藏》,葉恭綽在上海,與滬上居士發起影印。其間克服種種阻礙,終於1935年,影印出宋版藏經五百部,在版本文獻史上有極大的貢獻。葉恭綽一向重視佛教經典文物的保存,早在1923年,他在北京即發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續藏》。1932年,由於查訪西安發現的《磧砂藏》的缺冊,在山西趙城縣的廣勝寺中,又發現金代的藏經,葉恭綽即與時在北平的周叔迦居士等共同發起,將金藏中有關法相唯識的典籍六十四種,選出來影印,名之曰《宋藏遺珍》。
抗戰勝利後,葉恭綽由上海回到廣州居住。1948年,以時局動盪不安,遷居香港。他已年近七十,閉户隱居,不見外客。在青島住持湛山寺的倓虛老法師也到了香港,在國內時局的劇變下,許多青年學僧也逃到香港避難,以人地生疏,食宿無著,有的被誘入基督教在道風山設立的“宗教研究院”。倓虛有鑑於此,找到葉恭綽商酌,決定成立一所僧校以收容之。僧校成立,定名為“華南佛學院”,葉恭綽與王學仁、黃傑雲、樓望纘、林楞真諸居士擔任護法董事,支持佛學院的經費。
1953年六月,他也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大會,當選為佛協理事。
葉恭綽歷史評價
葉恭綽軼事典故
葉恭綽保護毛公鼎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葉恭綽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他的姨太太潘氏為侵吞財產,大興訟事,並向日本憲兵隊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葉恭綽聞訊,急電侄子葉公超去上海主持訟事,並諄諄囑託:“毛公鼎不得變賣,不得典押,決不能流出國土。”毛公鼎終於沒被日軍掠去。後來此鼎為發國難財的商人所得,抗戰勝利後交“上海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處理。上海市政府聘葉恭綽為毛公鼎保管委員會委員,並從軍統局領回撥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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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與孫中山
葉恭綽性格正直豪爽,胸懷寬厚博大。他原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總長,後來竟追隨孫中山,主政重要部門,這在民國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見的奇事,這主要在於他服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孫中山去世以後,葉恭綽撰寫輓聯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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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以表達他對孫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據説葉恭綽的遺願是葬在仰止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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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與毛澤東
早在20世紀20年代,葉恭綽的書畫藝術就已享譽海內,當時年輕一輩如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畫為快。他也能作得一手好詩詞。對於葉恭綽的名望,毛澤東早有所聞。葉恭綽知道毛澤東喜愛舊體詩詞,1952年初,曾寫信並附薩鎮冰的一首詩給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詞二首。同年5月,他又與柳亞子、李濟深和章士釗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保全並修葺北京城內明代名將袁崇煥的祠和墓。毛澤東接信後,立刻把此信轉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並在信上批示道:“請彭真同志查明處理。我意如無大礙,袁崇煥祠墓應予保存。”然後,過了約十天,毛澤東又給葉恭綽寫了一封回信,説明此事已轉告彭真,叫他們以後有關此事的問題,可與彭真直接聯繫,全信如下:
譽虎先生:
數月前接讀惠書,並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讀大作二首,均極感謝。薩先生現已作古,其所作詩已成紀念品,茲付還,請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來信,説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此事嗣後請與彭市長接洽為荷。順致敬意
毛澤東
五月二十五日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0歲生日時,葉恭綽又有幸與毛澤東會面交談。當時毛澤東只辦了兩桌酒飯,除了自己的親屬之外,外人只請了四個,他們是:葉恭綽、章士釗、程潛和王季範。葉恭綽當時已是82歲高齡,依然興致勃勃地赴了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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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恭綽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及生卒年 | 簡介 |
---|---|---|
先祖 | 葉夢得(1077-1148) | 宋徽宗時曾任龍圖閣直學士,南渡之後隱居於浙江湖州,其後人又遷居餘姚。 |
六世祖 | 葉謙亨 | 乾隆年間在廣東為官,遂遷籍於番禺。 |
高祖父 | 葉坤厚 | |
曾祖父 | 葉英華(1802-1865) | 字蓮裳,號夢禪居士。清中葉的著名詞家,著有《花影吹笙詞》《小仙遊詞》《斜月杏花屋詩》。 |
祖父 | 葉衍蘭(1823-1897) | 字南雪,號蘭台。咸豐六年(1856年)進士,官至雲南司郎中、軍機章京。晚年致仕回粵,主講於廣州越華書院。與沈世良、汪琮並稱晚清廣東三大詞家,在金石、書法、繪畫方面亦有很高修養。有《秋夢庵詞》《海雲閣詩》傳世。 |
生父 | 葉佩琮(1855-1903) | 葉衍蘭三子。字叔達。 |
生母 | 俞氏 | 安徽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人,刑部湖廣司廣西司主事俞政之女。葉佩琮的原配。 |
葉佩瑲 | 葉衍蘭次子。字雲坡,號仲鸞。光緒十四年(1888年)舉人,曾參與整治黃河,後在江西任知府。 | |
長兄 | 葉恭紃 | 號道生,後名道繩。任江西九江府同知。 |
葉恭徽 | 葉佩瑲妾室所生子。 | |
侄子 | 葉公超(1904-1981) | 中國近代外交家、文學家。 |
注:葉佩礆的妾室簡氏和江氏先後生育了六個孩子,除葉恭徽外,葉恭綽還有五位庶妹。 | ||
葉恭綽主要作品
葉恭綽著作甚豐,主要有《遐庵詩》、《遐庵詞》、《遐庵談藝錄》、《遐庵匯稿》、《序跋一輯》、《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葉恭綽口述,俞誠之筆錄)等。另編有《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廣篋中詞》《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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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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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鄭逸梅 著.逸梅雜札:齊魯書社,1985-07:28
- 6. 楊權 編著.開拓近代交通事業的文化人 葉恭綽: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12:5-7
- 7. 孫琴安 編著.毛澤東與中國詩詞: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2:195-197
- 8. 黃賓虹 原著.編年註疏黃賓虹談藝書信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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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李穗梅 主編.孫中山與帥府名人文物與未刊資料選編:廣東科技出版社,2011-09:125
- 11. 陳旭麓等 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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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鄒雷 著.南京歷代楹聯:南京出版社,2016-11:188
- 14. 馬承源 主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06: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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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鄒典飛 著.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紫禁城出版社,2014-06:154-155
- 17. 書法編輯部 編.書法文庫——流光溢彩(參考內容引自黃苗子《因密尋花——葉恭綽談書法》):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170-171
- 18. 張中行.張中行全集 第1卷: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8:80-82
- 19. 葉恭綽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引用日期2023-12-30]
- 20. 彭玉平.論民國時期的清詞編纂與研究:以葉恭綽為中心[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9(02):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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