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説

王安石認為漢字以音、形包含着萬事萬物之理，“其聲之抑揚、開塞、會散、出入，其形之橫縱、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新能也。”他正是以此為出發點來寫作《字説》的，因此其中有許多穿鑿附會之處。

此書為北宋王安石所撰，共二十卷（王安石《進〈字説〉表》稱“二十四卷”）。《宋史·王安石傳》説：“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擢進士上第。拜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作《字説》，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説，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後來新政既罷，此書遭禁而湮沒不傳。今人張宗祥、胡雙寶各有輯本。

雖然此書已經佚失，但它曾盛行於當世，具有不少人為之音注訓釋和引用。所以從宋人的著述中還可以瞭解到它的概貌。如陸佃《埤雅》引用《字説》二十條、葉大慶《考古質疑》引用二十一條、楊時《字説辯》引用二十三條、朱翌《猜覺察雜記》引用二條、袁文《甕牖閒詳》引用4條、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引用一條。明代著述也有宋人書中轉引《字説》文字的，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曾引用十條、趙南星《南星全集》、王世貞《蘇長公外紀》也有所引用，可能原出宋人筆記，今已失考。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縱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

餘讀許慎《説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説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論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分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

蓋聞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明。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邪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先聖之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知，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伏惟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創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殞缺弗嗣，因任眾智，微明幽隱，蓋將以合乎神旨者，而之海內。眾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浼冒。退復自力，用忘疾憊，諮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説》二十四卷，隨表上進，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字説》的許多解釋，實屬妄為比附，貽人笑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種宋人筆記裏，窺其一斑：徐健《漫笑錄》載：東坡聞荊公《字説》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以‘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五載：王荊公作《字説》，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造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爪反面升也。”公以為然。

邵博《河南邵氏聞見錄》卷二十載：王荊公晚喜《字説》。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荊公以西在方隅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荊公隨輒曰：“如時雨之化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也。

從以上的例子可知，王安石《字説》多違背古文字學“六書”的條例，僅從楷書的點畫釋字，故不能得其要領。宋代陸游曾評論道：“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概以義取之，……是以每至穿鑿附會。”（《字説跋》）羅大經也曾記：“荊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橫瘞之，曰：‘他時節皆生。’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鶴林王露》卷三）足以證明王安石於形聲字不能辨別，而一概用會意來逞其臆説。這種隨心所欲、任意發揮的説字方法，與拆字如出一轍。不過，王安石的變法既為時人所詬病，《字説》便常引為笑料，宋人筆記中溢惡之辭必多。

為了更客觀地評價《字説》，我們將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埤雅》所錄《字説》的部分條目移錄於次，以供進一步研討：麇：獐、麋也。………《字説》曰：“赤與白為章，獐見章而惑者也。樂以和道而獲焉。麇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雁，而飾羔雁者以績。今以死麇，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序雲：‘惡無禮也。’先曰‘死麇’，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獐性喜山，麇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為麓，其字從鹿；麓，鹿之所在故也。鹿，林曾也；麇，澤獸也”。（卷三《釋獸》）

獺：其字從“賴”，與“豺”從“才”同意。……《字説》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獺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根本反始，非無賴者。”（同上）

羊：《字説》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同上）

虺：虺一名蝮。……《字説》曰：“蛇，螯人也，而亦逃人也，是為有‘它’。蝮，能之則復；其害人也，人亦復焉。”（卷十《釋蟲》）

櫻桃：《字説》雲：“櫻主實，麼雅柔澤如‘嬰’者；栲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卷十四《釋木》）

莧：《字説》曰：“■除眩，莧除醫；遂逐永，亦逐蠱。”（卷十七《釋草》）

《埤雅》所引，當是《字説》原文，而且每字釋義首先完整，由此可見王安石字學的特徵：不僅都是依括楷書形體釋義，所説的也仍然多見乖違比繆。牽強附會者俯拾即是，則宋人所説的一些笑話，基本屬實。

當然，《字説》也不是一無是處。葉大慶《考古質疑》指出：“近也王文公，其説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為之謂偽’，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訟者，言之於公’，與夫‘五人為伍’、‘十人為什’、‘歃血自明而為盟’、‘二户相合而為門’，與‘邑交曰郊’、‘分貝為貧’……無所穿鑿，至理自明，亦何議哉！有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説明《字説》並非皆無是取。宋人多以會意解字，與清人“因聲求義”的方法暗合，對訓詁學的發展有一定貢獻。

我們知道，漢字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產物，它的構造有一定的規則，如果僅僅片面地用會意的方法去解字，就會出現許多笑話。正如宋人葉造指出的：“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

（《石林燕語》）王安石《字説》中對字的解釋，已經脱離了嚴肅的文字學意義，趨向於拆字遊戲，只不過是沒有預測吉凶的功用罷了。《字説》的出現與唐宋時期的測字風是互為表裏的。《字説》成書以後，是作為“行政命令”頒行天下的，是靠政治力量強制推行的、包含諸多結論的一家之言，它最終被社會所捐棄，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