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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潛
(南宋中晚期名臣)
鎖定
嘉定十年(1217年),吳潛舉進士第一,授承事郎,遷江東安撫留守。淳祐七年(1247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寶祐四年(1256年),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於月湖北築水則,以為水利計。開慶元年(1259年),任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後改許國公。被賈似道等人排擠,罷相,謫建昌軍,徙潮州、循州。景定三年(1262年),為賈似道黨羽毒害。
[57]
- 逝世日期
- 1262年
- 主要成就
- 民族英雄、水利專家、南宋重要詞人
- 主要作品
- 《履齋遺集》《履齋詩餘》《許國公奏稿》等
- 本 名
- 吳潛
- 官 職
- 左丞相兼樞密使
- 封 爵
- 許國公
- 追 贈
- 少師
吳潛人物生平
吳潛早年經歷
吳潛原籍宣州寧國(今屬安徽)
[1]
,於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生於德清新市(今屬浙江)。他自幼聰慧過人,才華出眾,其詩文書法聞名鄉里。父親吳柔勝為當時大儒,但慶元三年(1197年)在韓侂冑的策劃下,發生了慶元黨禁,朝廷將所謂偽學逆黨之人籍記成簿,這其中就有吳柔勝。
[6]
加之御史湯碩彈劾他在浙東任官時擅放田租,且主張朱熹理學,於是被罷官。
[7]
自此,吳柔勝無心仕途,轉而在家升館授徒,把精力放在兒子的教育上。除了自己的悉心教導,更為兒子遍訪名師,當時臨川人鄒斌負勝名,吳柔勝便讓兩個兒子吳淵、吳潛前往拜他為師,
[8]
鄒斌是陸象山的徒弟,博記敏識。吳潛既有家學淵源,又得名師指點,使他很早就有了士大夫所應該具備的文化素養。
[4]
吳潛平步青雲
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年),吳潛參加了省試。嘉定十年(1217年)二月,省試結果公佈,吳潛榜上有名。按照規定,由禮部奏名朝廷,參加殿試。這一年的殿試於五月在臨安的集英殿舉行。按照規定,主考官批完試卷,取前十名的卷子,由宰臣複審,最後呈送御前。吳潛的卷子送到宋寧宗手中,寧宗閲後,親自把吳潛的卷子擢為第一,為狀元,旋即被授予承事郎一職,籤鎮東軍節度判官。
[6]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十一月,吳潛丁父憂期滿,起任秘書省正字,負責典司圖籍。他整日埋頭於文山書海之中,忙於整理、校正書籍。吳潛盡職盡責地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因此贏得了同僚們的普遍讚譽。他也於紹定元年(1228年)升任校書郎。
[6]
紹定二年(1229年),吳潛開始了正式的行政生涯,添差通判嘉興府,代理嘉興府事。在嘉興近一個月的時間裏,他關愛百姓,修建養濟院以供貧苦流民,政績斐然。很快,吳潛轉任朝散郎。同年,吳潛升任知平江府。
[6]
吳潛上書直言
紹定四年(1231年),吳潛受召返京任尚右郎官。京城臨安(今杭州)發生火災,大批百姓流離失所。面對此情此景,他並沒有一味哀嘆,而是很快透過災患找尋根本的致災緣由。吳潛上疏,勸理宗要嚴於律己,親賢遠奸,才能挽回天意,消弭災禍。
[10]
同時上書給當時的丞相史彌遠,提出正君心,縮減俸祿,賑災救民,重用老成廉潔之人,用良將以御外患,
[11]
革除吏政弊端等六條建議。
[9]
次年,吳潛擔任吏部員外郎,後改任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9]
紹定六年(1233年) 初,史彌遠病死,理宗親政。蒙古約南宋聯兵夾擊金朝,朝臣一致認為應當藉機光復故都汴京,
[9]
而吳潛上疏勸告當權者不可輕易用事,指出金人一旦滅亡,北方將直接面臨蒙古,所以應當保持議和的表象,實際上嚴防戒備,並隨時準備作戰。
[10]
但朝廷對吳潛的意見不予採納。
[6]
吳潛之後又上疏:“朝廷有四大要務:“拱衞蜀地,加固荊襄,增強江防,預備海軍。”因議政卓有見識,吳潛被授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他推辭不赴任,不久改任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很快又升太府卿兼任沿江制置、建康知府、江東安撫留守。
[10]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理宗欲進兵中原,收復河南故地,朝臣們為“收復三京,據關守河”的方案爭論不休。喬行簡認為出師河南“不擔憂出師無功,只擔憂事力不繼”。
[12]
吳潛則上書對收復河南的利與弊進行詳細分析,
[6]
希望理宗量力而行,他認為:“一旦合兵攻金,中原大地又將是生靈塗炭,朝廷得到的不過也只是被戰爭摧毀過的荒城廢墟,而中原的百姓苦不堪言。奪取中原即使容易,固守和管理也很困難。平原易攻難守,駐城軍隊的糧草和輜重補給隨時可能被切斷,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民眾又飽受折磨,易激起民變,導致盜賊流行。”
[10]
,反對輕易用兵。但理宗一意孤行,派兵進入中原故地,史稱“端平入洛”,後果如吳潛所料,宋兵潰敗。
[13]
不久,吳潛又應詔上陳九事:順應天命,不荒廢國政;立太子以永固國本;篤信理學人倫,不付國政於外戚;匡正學術風氣,大力扶植理學;廣納人才;體恤民眾,減輕賦税,偃息土木;吸收之前邊防屢屢失守的教訓,重振軍威;改革幣制,避免通貨膨脹;肅清盜賊,保障社會治安。
[10]
因直論太過,吳潛得罪了當時的丞相鄭清之,所以不久就遭到彈劾,改秘閣修撰並罷奉千秋鴻禧祠。九月,吳潛出任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使。之後又擢太常少卿,知鎮江府事。吳潛奏請減小斛鬥的容量,減免租税,讓民休生養息等十五事。十月後,吳潛歷任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太平州知州等着職。也許是由於之前的直言上諫反而遭貶,讓吳潛萌生退隱的念頭,他五次上書請辭,都未能得到允許。
[6]
端平二年(1235年),丞相鄭清之提出用“計畝納會”的方法回收會子,即凡有田者均按一畝田一貫會的比例交納。袁甫建議朝廷只向官户和寺觀徵會。吳潛連奏急疏反對徵大户,他説這一方法是“剜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
[14]
縱然紙幣可以升值,但是大户官家和寺觀也會因為經濟損失而對朝廷不滿,加深了階級矛盾。同時他還分析僅靠“計畝納會”無濟於事。“朝廷印造不已,奸民偽造不已,銅錢漏泄不已。不過幾年,弊將如初”。
[14]
端同年,窩闊台汗派三路大軍攻宋,對軍事重地襄陽形成一個包圍圈。吳潛已預到形式的嚴峻性,他以督府參謀官的身份向理宗寫了篇長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缺》主要指出襄陽危在旦夕,根據以往的經驗,雙方和議就指日可待,而求和則遺害無窮,所以他反對議和,建議朝廷大力支持魏了翁督府。
[13]
吳潛宦海沉浮
端平三年(1236年)正月,吳潛至採石謁見正在督師京湖兵馬的籤書樞密院事魏了翁。魏了翁有感於吳潛的才能,上奏請求讓吳潛暫時留在幕府,協助自己。二月,魏了翁奏請得以通過,吳潛轉赴九江,留在魏了翁的幕府參謀軍事。三月,吳潛進京面見理宗述職,被任為工部侍郎、江州知州,推辭不赴任,仍回太平州。
[6]
又因理宗之子早逝,國無儲君,吳潛上奏請理宗養宗室子弟為子,從而穩定人心。
[10]
嘉熙元年(1237年)正月,吳潛代理兵部侍郎併兼檢正。
[15]
這年夏,吳潛奏請急救襄陽,認為“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力求抵抗,反對議和。又要求朝廷須大力支持督府,督府無可寄治而設潯陽,潯陽昔重今輕,建議“會兵黃州,開府於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
[16]
但是朝廷沒有采納他的合理建議,致使蒙古軍突破京湖防線,攻克襄陽,湖北九郡相繼陷落,蒙古軍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 ,飲馬長江。
[17]
吳潛隨之組織義軍,夜渡長江,協同攻擊蒙古軍,蒙古軍只得引兵北還。
[4]
八月二十九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改任知平江府,在任平江期間,上奏請兵部調撥糧款,派遣福建民船,招募精兵,防守江海要塞。
[9]
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與吳文英同遊滄浪亭。後因與兩浙轉運判官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改任玉隆萬壽宮。六月,知太平州、措置採石江防、淮東總領財賦,提出國家財力要“放水養魚”,反對竭澤而漁。
[9]
八月二十四日,代理户部侍郎,知鎮江府。任內提出要團結江淮民眾就要用知曉地情者,在宋蒙交界,組織民丁壯兵進攻蒙軍營寨屢屢獲勝;在浙江沿海地區,調度屯邊水兵,積極應對倭船行動;在嘉興,吳潛嚴禁私鑄銅錢流通,並積極以官鑄銅錢收兑貶值交子,限制發行額,屢獲成效。
[9]
嘉熙三年(1239年)春,吳潛渡江與趙葵踏青於瓜洲。三月,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大提點坑治;五月,被任為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知鎮江府。後授敷文閣直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吳潛在該任上,興辦學校,培養人才;開河築壩,興修水利;設置“永豐倉”,救濟災民,贍養孤寡老人,改善民眾醫療衞生條件;制定“舟戍法”設關禦寇。短短几年,政績斐然,慶元百姓勒碑紀念。
[9]
淳祐二年(1242年),吳潛再次建議在皇室近族中慎選太子,及早培養,以安人心。理宗欣然採納,讓吳潛兼侍讀經筵,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吳潛不赴任。台臣言吳潛在建寧府有三罪,於是理宗下詔奪職,發落吳潛為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結果未獲準。
[4]
吳潛拜相掌權
淳祐九年(1249年)十二月,吳潛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開始參與朝中最高機務。
[9]
理宗召對,吳潛表明了治理國家的殷切希望:“國家不可能無弊,就象人不可能無病一樣。現在國家的問題,連庸臣也會被警醒。希望陛下真誠重用元老,視之為醫師,集思廣益,使我等臣輩能有機會施展牛溲馬勃(藥名)一樣的微薄力量,以此方不辱您的知人之用。”
[9-10]
淳祐十一年(1251年)十一月,鄭清之去世後,為防範獨相權力過度膨脹導致專政,朝廷任命謝方叔為左相、吳潛為右相,但兩個丞相之間權責不明,遇事推諉,為爭權奪勢往往出現分朋植黨的情況。
[18]
這都讓理宗不得不對謝、吳二人並相有所擔心,故而以御筆告誡謝、吳二相:“現在我一起任用你們兩個為相,是採納了士紳的公言,順應了內外朝的要求,你們二人切勿徇私、枉法,不能因為賓客交鬥,遂成黨與,不可不戒。”
[18]
他告誡謝、吳二人及其他宰執,不要出現朋黨交爭的情況。時隔不久,在宰執的職責劃分上,就透露出了他們之間的裂痕。
[3]
淳祐十二年(1252年)正月,僅上任兩個月的吳潛推辭整頓楮幣的任務,奏請讓謝方叔總管此事,徐清叟、董槐協助,而他自己只管跑腿做事,不負其責。在吳潛四次乞解機政而不被允許的情況下,謝、吳二人的矛盾終於因言官彈劾而明朗化。
[3]
寶祐元年(1253年)正月,蕭泰來上疏論吳潛十罪,比王安石有過之而不及,於是吳潛罷相。
[18]
不久,“李伯玉劾蕭泰來附謝方叔傷殘善類”。但李伯玉彈劾蕭、謝非但沒有成功,反倒使自己和吳潛被罷免。
[13]
吳潛治理慶元
寶祐四年(1256年)春,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授沿海制置大使、知慶元府。吳潛在慶元(今浙江寧波)三年,勤政愛民,興修水利。在擔任沿江制置時,訂立了《義船法》,廣徵民間船舶充作戰船。在擔任浙東制置使時修洪水灣塘三壩,外泄江潮,內增官池蓄水,為阻隔江河之巨防,成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另修“吳公塘”、大西壩、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工程,惠澤萬民。
[19]
同時吳潛採取措施,使地方財政大幅增加,對貧苦百姓,吳潛為之輸納賦税,“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
[10]
,減輕人民的痛苦。他還保障軍隊供給、百姓生活,使軍民團結一心,地方風氣趨於穩定,使原本民生凋弊的慶元府從府政捉襟見肘的落後面貌中走出,並糾正了鄉民哄搶的風氣,鼓勵遊手好閒者改業務農,
[10]
這段時間的政績大體被記載於《寶慶四明續志》。吳潛在慶元為政期間,除大力修路建橋、興修水利外,還創建或修復了老香堂、蒼雲堂、生明軒、佔春亭、逸老堂等以供閒暇觀景、修養身心。吳潛日坐其間靜觀萬物,俯仰夷猶。
[6]
吳潛臨危受命
開慶元年(1259年)十月,蒙古軍進攻武漢,京師震動,丁大全罷相。危難之際,宋理宗起用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面對搖搖欲墜的南宋王朝,吳潛憂心如焚,再次陳述“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之必要,言:“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
[9]
吳潛上任後對蒙古主張加強戰備。其時蒙古軍兵分三路進犯京城臨安(今杭州),朝中一片驚慌失措,而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向理宗奏本,荒唐地主張遷都四明(今浙江寧海)。在此緊急關頭,吳潛面見理宗,極力諫阻:鑾輿一出,民心將失,國家亦無望,臣恐生靈將遭塗炭。理宗權衡利弊,總算聽從吳潛諫言,暫時保存了南宋半壁江山。
[13]
十一月,理宗以蒙古軍大舉入侵為由下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該月,根據當前的緊張局勢,吳潛命賈似道移軍於黃州。黃州正當軍事要衝,直接經常與蒙古軍正面接觸,這本來是為了加強防務,賈似道卻認為是吳潛排擠他,心中怨恨吳潛,伺機報復。
[9]
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十四日,吳潛具奏四事,慷慨陳詞,論國家安危理亂之原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9]
“近年公道暗淡,私意橫流,天下缺少仁德賢士,世人節操敗壞,忠嘉絕響,諛佞成風,上天震怒而陛下卻不知道,人民憤怒而陛下卻不能察覺,如果事情繼續發展終將釀成戰爭,成為社稷的憂患。”
[10]
敦促帝王“垂青日月之明,不讓小人匯聚,從而禍害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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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認為高鑄等人與丁大全朋比為奸,蕭泰來、沈炎等結黨營私、攻訐詆譭使得國事日非,上書乞求丁大全致仕,沈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遂挽救天下頹勢,使大亂漸定,小禍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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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能得到理宗的重視,
[4]
反而受到在御史台還有相當勢力的丁大全同黨的忌恨。
[6]
此時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吳潛又得罪了理宗。理宗欲立忠王趙禥為太子。趙禥先天發育不良,生來手腳軟弱。吳潛對理宗的這一舉措持反對意見,上密奏説“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
[10]
明確的反對立趙禥為皇太子。此舉既違背了皇帝的意志,又觸痛了當年理宗靠史彌遠被選入宮、矯詔廢掉太子趙竑而嗣皇位的傷疤。因此,理宗對吳潛非常氣惱。再加上“開慶之役”中,由於軍情緊急,吳潛自知責任重大,遇事往往先斬後奏。理宗已有大權旁落的不快之感。尤其蒙軍渡過長江時,理宗向吳潛問策,吳潛認為理宗應暫離臨安,自己“死守於此”。可是理宗卻誤認為他想當張邦昌,有同張邦昌僭越皇權、做傀儡的不軌之心。
[21]
等蒙軍北撤以後,理宗對羣臣説:“吳潛幾次誤朕”。
[21]
三月底,賈似道在黃州相持已久,既不佈防,也不出戰,私下向蒙古人屈膝求和,使其退兵。在鄂州失守的情況下,賈似道謊稱鄂州解圍,並向理宗邀功請賞。騙取了理宗的信任後,賈似道獻策理宗讓吳潛赴黃州作戰。吳潛明知敗局已定,仍臨危受命,並對手下説:“我年近七十,鬢髮如霜,讓我上前線捐軀致命,也在所不辭,感到痛心的是元兵壓境,宋朝危在旦夕!”
[9]
吳潛讒死循州
自吳潛拜相後,賈似道便屢進讒言加害吳潛,他藉機向理宗獻讒言説:有童謠雲“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有百足,若使飛天能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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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聽信傳言,心存忌憚,賈似道迎合帝意,又令侍御史沈炎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為濟邸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
[9]
為由彈劾吳潛,沈炎正因遭吳潛的論劾而心懷不滿,所以藉機大肆報復,羅織罪狀,並重提吳潛想立濟王的陳年舊事,惹怒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在權相和台諫的共同攻擊下,再相半年的吳潛被貶謫到循州(今廣東省惠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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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潛被貶,賈似道仍不解恨,必欲置其於死地。第二年,賈似道派心腹劉宗申為循州知州,並遣命殺死吳潛。景定三年(1262年)正月,理宗下詔吳潛黨人,永不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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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劉宗申假意設宴為吳潛慶生。吳潛不知是計,喝了劉宗申的毒酒,肝膽欲碎,痛苦萬分,最終強忍病痛,端坐而死。
[4]
吳潛主要影響
吳潛政治
- 重用人才
吳潛向來愛惜人才,注重官員的任用。在選拔人才方面,首先,重視人才的平時儲備。在重地要區預蓄人才,以備患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其次,注重對人才的廣泛搜取,不限地域,至公四達。不拘荊、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使一方各有所進之士。第三,主張任人唯賢。人才是各行各業的,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吳潛認為,“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應“備百官,濟萬事”,各有所長,各取所需,以益於公家。在科舉取士鮮得實學的情況下,吳潛認為既然如此,不如實行類似鄉舉裏選的方法,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從下級屬吏、讀書講義之人當中選拔人才,不要僅侷限於一個人的筆墨文章。他對當時的人才狀況有清醒的認識,表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思想。吳潛為右相時曾引用高斯得,他們既非腹心之交,也非金石之友,只因聽説高斯得為浙東刑獄使時敢於彈劾嫡親黨而心生敬佩。這與賈似道任人唯親的做法有天壤之別。
[17]
- 興辦慈善
吳潛非常看重“孝悌”。並且還身體力行,樂善好施,全力開展慈善事業,廣泛宣傳孝悌之道。“堯舜之道,光於萬世,其要非他,孝悌而已……孝悌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天下定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為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
[23]
南宋時,由於中央推行的慈善事業的萎縮,地方慈善事業逐漸佔據了主要地位,大量的地方官員參與或創辦慈善機構。這些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的撥調,管理運作系統還是由政府一手包辦。一旦官員調任離職,慈善機構能否維持下去就取決於繼任官員是否重視。
[13]
紹定二年(1229年),吳潛添差通判嘉興府,前任知府岳珂曾想建養濟院收養孤寡老人,結果由於經費極缺而作罷。吳潛上任後,多方籌備,擴田納糧,辦起了養老院,讓無依無靠的老人頤養天年。寶祐四年(1256年),吳潛授沿江制置大使、慶元府通判。到任後,吳潛“條具久遠之計稟告朝廷,皆奏準頒行”。
[10]
府治寧波人多物阜,卻僅有養濟院三數間,吳潛到任時已廢為馬廄,“不惟實亡,名亦亡矣”。
[24]
再加上朝廷嚴禁常平司擅自發放賑濟糧餉,即使有所發放,也是“受濟的人本就少,而鰥寡孤獨中得到贍養的又更少”。
[25]
吳潛剛一到任就合併廢棄的酒務所,略加修葺,又增建一些屋舍,共一百零五間創成廣惠院,匯聚城內外三百位流民長期居住。為了讓廣惠院長久發揮作用,其所需開支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調撥,往往在不影響地方財政運作的前提下,吳潛向地方政府尋找經濟援助。“請求朝廷調撥淘湖米千碩;在郡中又增置田租,且每年劃撥四萬貫銅錢充當費用。”
[24]
他還特別強調廣惠院“所費皆不取於郡之經常”。
[25]
從此“窮州陋邑猶有所謂居安、安濟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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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潛心裏頗感安慰。隨後便請求朝廷把此項政策變為“永制”,澤被後世。
[3]
吳潛軍事
- 海防
唐宋時期,一方面有日本、高麗的商賈乘船而來,在東海一帶進行商品販賣。另一方面,特別在宋朝後期,來自日本、高麗的海盜就已對東海邊防構成了威脅。南宋時,任沿江制置的吳潛,成為中華民族最早抗擊倭寇的民族英雄。
[13]
面對南宋後期倭寇猖獗的形勢,吳潛首次提出“義船法”,統一處理民船編制單位,方便沿江制置使調度,更好的應對倭寇,並將民船與百姓的收入來源直接掛鈎,兼顧民生,一舉兩得。他命令明(寧波)、温(温州)、台(台州)三州所屬的每個縣,推選出本地有財力的人,來主持攤派船隻。按鄉都的寬廣決定徵發船隻的多少,“如果一個縣每年調三艘船,而登記的船主有五六十家,就由這五六十家共同置辦六條船來,均錢備船。交出其中三艘供徵調,餘下三艘為百姓賺錢謀利;其他沒有任務的船,就讓船主們維修保養,以供來年徵調。”
[27]
凡是用於徵調的船隻都烙上統一的標記,按時調用。被抽調的船隻停靠在江邊,不定期地輪番下海巡邏警衞。於是“有船者沒有逃避的理由,無船者沒有被強制徵調的顧慮,斷絕貪官污吏利用模糊政策貪污剋扣的隱患,消除沿海居民傾家蕩產的擔憂,人心安定,天險穩固,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
[28]
船主們為了保護鄉里,爭着拿出自家的大船來聽憑調遣,並擇日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一起檢閲,整個海域因此平安無事。同時,吳潛設定水軍的“海上十二鋪”,構成一個海上長城,對來自倭、麗(高麗)的威脅起到了有效的震懾作用。面對這樣的“軍民聯防”,明朝馮夢龍給予極高評價:“海上如此聯絡佈置,使鯨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13]
- 抗蒙
吳潛根據蒙宋雙方軍事形勢,在軍事上提出精確的意見。“竊見金人既滅,我遂與彼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
[10]
這是他對外軍事政策的綱領。即修戰備而取守勢,靜觀其變,相機進取。和不可恃,所以只能以之為形;無力進取,不得不實取守勢;戰不可免,又必須敢於抗戰才能達到和守的目的,所以要隨時做好準備,當戰則戰。這與投降派平時無備,臨戰潰逃,一昧求和,苟且偷安大有區別。
[13]
在備戰時期,吳潛對當時的宋蒙金形勢有着較為清楚的認識,因此他充分發揮“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的戰略思想,對蒙古主張以防替和:第一,吳潛主張用“以守為實”的方針補充兵力,他指出從潼關到清河的防線上,需要15萬精兵才可防守,“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
[29]
第二,吳潛強調補給順暢和控制交通要塞的重要性,他認為守城必先有糧。而荊襄連年饑荒,民不堪命,即使有糧,運輸也是一大難題。因為汴河已失修百年,水運不通;陸運難於登天。第三,吳潛還在大的縱深戰略上分析了蒙古進退的可能性,指出蒙古於情於理都不會真正撤兵,因此南宋方面決不能以表面和平而懈怠戰況,並堅持用“以和為形”來為宋軍的軍備調度做好鋪墊。他還識破蒙古撤軍的圈套,進軍河南則會挑動戰爭的罪魁禍首。
[30]
而急於建功立業的理宗不顧實情,冒然發動戰爭,結果一敗塗地。南宋從此在對蒙戰略上採取閉關守境的方針,由主動進攻轉為消極防禦。在總結教訓時,吳潛分析“苟不謹重,而輕於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
[31]
這一觀點和杜範“端平失於輕動”
[32-33]
是一致的,他認為是主政者的輕舉妄動、急功冒進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可見吳潛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有準確的判斷和中肯。
[13]
在戰爭初期,蒙古大兵壓境,吳潛提出“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府於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
[31]
吳潛的進軍策略主要是以聲勢壓迫蒙軍撤退,這就體現了他“以守為實,以戰為應,兵不可輕用”的防禦措施,並且他還注意到了瘟疫的節令性,提出以守來製造時間。他計劃中的救襄路線和蒙軍的進攻路線基本一致,但由於朝廷拯援不力,導致“北軍”叛亂。次年,襄陽城被攻克,蒙軍長驅直入,進逼江陵(今湖北沙市)。面對即定形勢,吳潛只好退而求其次,立即給左相鄭清之寫札子,論説在京西既失的倩況下,應當招收京淮地區的丁壯,組成精兵,保衞江西,防止蒙古軍將東西中戰區連成一片,這樣南宋方將全面失守。
[13]
南宋在荊湖戰場便陷入被動挨打的地位後,蒙古東路軍在向兩淮地區發起猛烈進攻。吳潛先後寫了六道奏疏,分別論述他的“防江之算”。首先是招兵買馬,利用流民,重用良將,論功行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即使堯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朝廷要論功行賞,輕重先後貴在得宜,讓全軍上下莫不感激思奮。這是博取人心,招徠俊傑,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的第一要義。其次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與其分兵力於賊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於吾必爭之真?”
[34]
三是合併荊湖南路、北路為一司,由孟珙統一部署,着重防禦上流,“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
[35]
吳潛指出蒙軍一旦打開川東門户,便可順江東下,直抵臨安。在孟珙提出的“上流備禦宜為三層藩籬”的防禦方案中也是將四川、京湖兩大戰區連為一片,互相應援,增強抗敵實力。
[13]
吳潛經濟
吳潛多次總領地方財賦,統管一方經濟,對國家的財政形勢和經濟措施頗有見地。尤其是整頓楮幣(紙幣)方面,建議策略行之有效,多次得到理宗的讚賞,以至淳祐末年提為右相“專任救楮之責”。理宗親政當年,下詔求直言,任太府卿總領淮西財賦的吳潛就率先提出改革楮幣的建議。當時他就已經意識到紙幣貶值,物價上漲對國家的危害,提出了紙幣是國家命脈的觀點。
[36]
當時金朝滅亡,由於金的紙幣氾濫比南宋還要嚴重,所以吳潛認為金國內惡性的楮幣貶值、通貨膨脹等經濟形勢亦是其滅亡重要原因。他希望理宗能以此為鑑,避免重蹈覆轍。
[3]
紙幣發行過多,為保持收支平衡,必須收回一部分。朝廷採取用金銀、官誥、度牒交換以回收舊幣的方法,在吳潛看來不能解決問題。他反對用金銀回收紙幣,他認為財政不平衡,紙幣發行數量大,政府所貯存的金銀有限,不足以維持兑現;度牒發放會導致遊手好閒的人口增加,進而影響到社會生產和國家税收;官誥發放會敗壞國家吏治。
[36]
所以吳潛提出“用商賈品搭鹽鈔回收舊楮”,
[36]
由於這一方法沒有時間限制,舊楮回收效果不大。同時新會子印造無數,即出即貶,這樣導致物價騰躍,比之前更加嚴重。
[36]
所以吳潛認為應在規定時間內,令商人用鹽鈔買鹽時必須搭上一定量的舊會子,這樣不出數月,舊會即退出市面,新會子自可流通,物價自然降落。
[36]
吳潛想通過對商人的搜刮來減少市場上流通的紙幣數量,很明顯這侵犯了商人利益。商人高價賣鹽後,定會提高鹽價,把損失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最終仍是民困國乏。
[3]
後期吳潛抓住了治理紙幣的關鍵,即考慮對“和糴”的影響。“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閻閭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
[37]
和糴是由朝廷撥付本錢,高於市場價收買農民的剩餘糧草,目的是保證邊防軍需和京官俸祿,有時還可平衡物價、避免穀賤傷農。但當時“和糴”已成為變相的賦税。強制糴買,無償加耗,糴本不用現錢,而用會子、官誥、度牒等,由於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些東西猶如空頭支票。而朝廷為了回收舊會,無限制印造新會,發放官誥、度牒。愈造愈貶,愈貶愈造,結果楮幣回收了了,物價卻上漲不少。
[37]
吳潛認為“和糴”無法罷除的情況下,朝廷實施的救楮政策最要考慮到對“和糴”的負面影響,減少對其本質的破壞,這也不失為上策。但是在政治腐敗,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的建議很難實現。
[13]
吳潛水利
在寧波主政時,吳潛秉承“渠田相生”的思想,指出水利和農業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他非常關注水利對農業的影響。當時鄞江流經慈溪縣的夾田橋,由於民田阻隔,江水無法暢通,以致於大旱之年,下游農田無點滴之溉;澇災肆虐時,不僅上游變成一片澤國,而且還直接威脅到下游的廣大區域。
[13]
為解決此種情形,吳潛自籌錢款買下民田,召集人馬疏通河道,將其命名為“管山河”。吳潛還提倡“水閘一體”,將管山河延伸到控水大壩——茅針碶。保證河水就暢通無阻,另外又有水閘控制着排洪或蓄水,從此害河變成益河。
[13]
吳潛還非常注重水利系統化的建設,將全郡的水道、水閘、水庫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與聯通。吳潛在今鄞江鎮東首,它山堰附近,修築“洪水灣塘”,接着又修砌“吳公塘”,長3660丈(約合12.2公里),方便泄洪排水。吳潛重建寧波鄞西高橋,減小水勢並聯通交通。
[19]
並全面整治碶閘堰壩:南鄉陳婆渡建楝木碶;西北高橋鄉建大西壩、筑北郭碶;府城南門奉化江北岸,重建澄浪堰。其中大西壩、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設施,均直接溝通月湖水系,用作阻鹹蓄淡、泄洪排澇及船舶交通。
[19]
吳潛還設立了中國最早的水文觀測站即水則亭,解決了提前開閘會浪費水資源、延緩泄洪又可能造成水災的問題。吳潛根據城外、城內河流溝通和水面應在同一平面的事實,頒佈了“平水”測量法。他建立了全城統一的“水則”(水位標準)標識——建立“水則亭”,亭中立水則碑,碑上鐫刻“平”字水位警戒線,作為開閘放水的標準線,然後推算了關閘閉水的標準線。並在標示正常水位;並頒佈政令,規定城外所有碶閘均以“平”字的淹沒,作為開閉閘的標準,水沒平時,起閘泄水。
[19]
從此,地方長官可以方便的測算出各處水情,一看警戒線,就可下令開合水閘。這三條線,是中國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發明。
[19]
吳潛文學
吳潛是南宋詞壇的重要詞人。詞風激昂悽勁,題材廣泛,主要是抒發濟時憂國的抱負,也常吐露個人理想受壓抑的悲憤。“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滿江紅·送李御帶珙》)是他壯志未酬的自我寫照。吳潛也能詩,多為紀遊、即事之作,有的也抒發“丈夫勳業在安邊”(《送曾阿宜往戍》)的抗敵抱負。
[4]
- 寫景詞
吳潛的寫景之詞中比較著名的有《滿江紅·豫章滕王閣》,該詞作於淳祐七年(1247年)春夏,吳潛遭罷,改任福建安撫使,前往福州道經南昌時所作。“萬里西風,吹我上、滕王高閣。”起筆着題,“萬里”用得極有氣勢,“吹”極為生動,寫出了登臨高閣時的興致。上闕景物寫得重點突出、層次分明,又處處映照着《滕王閣序》,融通今古,拉長視野。這段景物描寫明顯地浸染着作者的情緒,如“征帆木未”就包含着前途渺茫之感,而“今猶昨”則藴含着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並且引出下片的抒懷。下面由近及遠,回首往事。“歲月無多人易老,乾坤雖大愁難着。”他已入老境,有志難伸,而社稷顛危、國難深重。以固態體積狀愁,既給人以形之大、又給人以質之重的感覺,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臨景惹起的對往事的回憶和無限慨嘆,由此抒發出的鬱悶不平之氣,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黃昏、斷送客魂消,城頭角。”結句哀思綿綿,剛柔相濟,益顯其沉痛悲鬱。自王勃大作問世以來,吳潛此作未與時消沒而留存至今,除了其寫景的精要、生動、清暢外,就因為它真實地抒寫了一個失意政治家的人生悲感和憂憤。僅就抒情寫懷而言,該詞也是沉鬱動人的。
[3]
- 送別詞
送別詞中,《滿江紅·送李御帶珙》尤為感人。詞的開頭即問友人李珙何以辭官,可見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 牽動肚腸的也不是一般的離情別緒。可是下文卻沒有回答。而是寫李珙辭官後的逍遙生活。作者有意引而不發,使人感到飄逸的表象下隱藏着別種意緒。“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用問句表達出來,其中含有無奈、落寞、怨恨、孤獨等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情感。“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才是送別之題。“遍江南江北,欲歸何處?”一為問詢,一為慨嘆,即罷官之後很可能“無所于歸”,其中的關切、憂慮表露無遺。這與下面的情緒表現又緊相聯貫。這首送別詞寫得悲鬱慷慨,表達了作者對友人的深切理解、對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時也對朝廷的昏聵表示了強烈憤慨。這些情緒有層次的推進,幾個問句顯示了推進節奏,結句達到了高潮。從全詞不難看出,作者通過抒寫李珙的遭遇,寄予了個人的身世感慨,所以這首詞亦是自況。在當時的環境下,報國無門,壯志難酬是愛國人士的普遍命運。
[4]
- 遊樂詞
遊樂詞代表作有《滿江紅·金陵烏衣園》,為吳潛在建康(今南京)任淮西財賦總領時所寫。開篇把一切寫得十分美好。後文筆鋒一轉,“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這裏運用樂景寫哀的反襯寫法,由於仕宦的不如意,再加上其兄吳淵的投散,自然會產生鬱郁不得志的心理。下片轉入懷古:“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兩句以“烏衣”並提,但巷猶昔,事難覓,對比十分鮮明。“但年年燕子,晚煙斜日。”吳潛的今昔之感借化用了劉禹錫《烏衣巷》中的燕子作了具體呈現。但劉詩旨在奚落、諷刺,吳潛用於是景仰、懷念。下面吳潛由歷史沉思回答自身:“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跡。”“塵土債”指自己和其兄的官務、宦情。“塵土債”與“英雄跡”對照,顯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淪下僚、塵驅物役的苦悶和憤慨;“英雄”二字顯示出兄弟二人不同於那些世俗之人,他們悲憤的是壯志難酬。至此,吳潛游園所觸發的深層意識才終於顯現出來。“且芳尊隨分趁芳時,休虛擲。”照例應景之意。本來這賞春宴遊在他看來就是“虛擲”的表現——虛度了光陰,蹉跎了志業,可他卻説這樣才不虛擲,這是激憤的反語。更顯沉鬱。全詞線索分明:由寫景開始,歡樂之景襯托出心中鬱悶之深;然後懷古,由歷史之事引出個人身世的慨嘆,可以説寫景和懷古都是為寫人服務的,而且結合得非常貼切。
[4]
吳潛歷史評價
- 宋代
謝枋得:履齋強為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寒飢之不恤,時時抽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蘄一辭湔濯尾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躪躒,豈能為其先容哉!士窮易為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謝疊山文集》)
[40]
胡用存:履齋先生,紹家學之親傳,續考亭之正脈。載道而來,師表東海。乃者陽復之旦,從諸生請,下臨泮宮講《孟子·士尚志》一章,以恵後學,推本仁義,理明意徹,環堂而聴者以千計,前乎未有之盛事也。履齋所以推原孟子之奧,旨聖賢先後,衞道之心,千載猶一日也。(《寶慶四明志》)
[41]
- 元代
脱脱:①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
[42]
(《宋史》)②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實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10]
(《宋史》)
- 明代
陳霆:其滿江紅一詞,全篇雲……史稱履齋為人豪邁,不肯附權要,然則固剛腸者。而抖擻悲涼等句,似亦類其為人。
[43]
- 清代
- 近代
- 現代
吳承林(皖西學院教授):吳潛雖是一個官員,但他卻從不把自己侷限在衙門的日常爭訟中,而是保持着廣泛的興趣。在政治技巧方面,吳潛善於改善行政,但在處理微妙事件和探究新轉變方面卻不夠隨機應變。他毫無偏私進行人事選拔,但卻沒有留心尋找盟友、培養支持者,以保護自己的地位。秉性耿直的性格,使他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表現出堅強的品質,總是堅決果敢,不為皇帝的權威而折腰。在南宋末年官僚日漸平庸的趨勢下,吳潛顯得頗為特立獨行,很具典型色彩。
[6]
吳潛軼事典故
吳潛預言奪魁
吳潛幼時和哥哥吳淵一起讀書,一天突然有一個雲遊道士來訪,稱他能夠畫寫意畫。他便用掃帚浸染墨汁刷滿了一面小木板,用古代婦女的銅釵在上面刻劃,將兄弟二人帶去觀看。畫裏有五顏六色的祥雲籠罩着寶殿,殿前匾額上裝裱着幾個鑲金大字“狀元吳潛”。隨後道士將木板丟棄離開,不知所蹤。
[46]
吳潛孝母至善
吳潛的哥哥吳淵讀書做官,官至副宰相之職,榮華富貴到了極點,老了卻整日裏思念着故鄉、惦記着將自己撫育成人的後母。後母病重,他毅然辭官,特地從宣城趕回休寧玉堂巷侍奉湯藥。後母離世後,厚加安葬,並廬墓守孝。孝滿,自號退庵,整日吟詩作畫於玉堂巷故居,直至葬身於休寧故園。人們感其節孝,特立“畫錦坊”以示紀念。
[47]
吳潛預知生死
吳潛被貶到廣東後,看到南宋王朝日衰一日,奸臣當道,民不聊生,內心悲憤,常常獨自望着夜空,久久默然無語。一日,吳潛好像知死期不遠,突然對身邊人説:“我將死之夜,必定雷風大作。”被下毒後,吳潛“雙足先浮,兩髀繼腫,漸浸淫於手臂,遂侵犯於心脾,氣喘而夜卧惟艱,胃衰而晝餐盡絕,嘔噦大作,臟腑不舒。”
[48]
幾天後的一個夜裏,果然風大雷響,四鼓開霽。他揮筆撰作遺表,作詩誦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兒,閉上眼睛,帶着渾身的病痛,便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世。
[47]
吳潛人際關係
- 家族成員
輩分 | 關係 | 姓名 | |
---|---|---|---|
先祖 | - | ||
家世 | 曾祖父 | 吳殊 | |
祖父 | 吳丕承 | ||
祖母 | 劉氏 | ||
父親 | |||
母親 | 沈氏 | ||
伯父 | 吳柔立 | ||
同輩 | 兄 | 吳源 | |
吳詠 | |||
姐 | - | ||
妻妾 | 妻子 | 平氏 | |
子輩 | 子 | 吳璞 | |
吳琳 | |||
吳定 | |||
吳實 | |||
女 | - | ||
孫輩 | 孫 | 吳寶謙 | |
吳寶儒 | |||
吳澤 | |||
吳沛 | |||
吳渚 | |||
後輩 | 三世孫 |
吳潛主要作品
嘉慶《寧國府志》卷二十《藝文志·書目》載,吳潛著有《履齋詩餘》《論語士説》《許國公奏稿》《鴉塗集》。現存明梅鼎祚編校《履齋先生遺集》,4卷,輯詩1卷,詞1卷,雜文2卷。《村叢書》有《履齋先生詩餘》1卷,續集1卷,別集2卷,收詞250餘首。
[6]
吳潛人物爭議
吳潛籍貫
關於吳潛的籍貫,歷來就頗多異説。古代各類史書及方誌,大略有以下幾種説法:①宣州寧國。説見《宋史·吳潛傳》
[1]
《寧國縣通志》。
[52]
②德清新市。説見《湖州府志》。
[53]
③建康府溧水(今南京溧水區)。《館閣續錄》“潛字毅夫,建康府溧水人。”又《開慶四明續志》,潛自署金陵吳潛毅夫。
[38]
直至現代,不少著作仍有異説,如《全宋詩》謂寧國人,《全宋詞》謂德清人,張舜徽《宋人別集續錄》謂溧水人等。
[6]
據考證,吳潛在循州自銘其棺雲“生於霅川”,則德清應為其出生之地。
[2]
而宣城則是其祖籍。曹彥約《昌谷集》卷二十《秘閣修撰吳勝之墓誌銘》及吳潛《履齋遺集》卷三《吾吳氏宗譜跋》皆有明證。《墓誌》雲“家本姑蘇,八世祖徙宣城……後徙建康之溧水”,又謂潛父柔勝“後得歸故里,家宣城西門,有地二十畝,為樓二楹。”《吾吳氏宗譜跋》雲“維吳氏系防於周泰伯,故潛之祖府君佐為姑蘇人,當後唐之中世,徙其族自蘇之宣,卜築於郡東南距城六十里許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白馬山,人號其鄉曰來蘇,言自蘇而來也。”由此可知,宣城是其八世祖以來佔籍之地,中間其先人曾遷徙溧水,其父又遷回宣城,其父又因仕宦關係一度寓居德清,吳潛即出生此地,後又回到宣城。由於以上能相互佐證,因此現行的説法多認為吳潛的籍貫和實際佔籍地是宣城。
[6]
吳潛墓地
吳潛死後埋骨何方,鮮有人提及。明徐勃曾就此事發出感慨:“一杯黃土傍精藍,莫嘆孤臣葬嶺南。秋壑更無埋骨處,鬼車啼出木棉庵。”
[54]
“精藍”指代佛寺,循州仙塔下有古寺,吳潛曾寓居於此,故寺取名“正相寺”,塔亦名“正相塔”。詩中所指“精藍”是否就是正相寺,有待考證。因吳潛死時,賈似道的權勢正如日中天,且賈似道對吳潛又恨之入骨,吳潛後人此時應不具備扶柩還鄉的客觀條件,只能是就地安葬。
[4]
關於吳潛的最後埋骨之地有兩種説法:
吳潛後世紀念
吳潛墓地
吳潛墓位於南安東田鎮湖尾山坡谷。墓丘坐北向南,前面對仙洞山。墓區有三個平台,最上面的是墓冢。墓前無碑,只有一香爐,上有“吳”字。底下一級平台上有左右對稱的兩塊石碑,正面書“吳府”,反面“宋狀元宰相”。原墓文革時被毀,1985年,吳氏後人在原址上重修此墓。
[5]
吳潛故里
後吳潛之父吳柔勝在德清任官,嘉定年間在新市鎮建吳家園,吳潛即生於此。淳祐十一年(1251年),主體建築衷繡堂落成,宋理宗手書匾額。景定元年(1260年)吳潛被貶循州,吳家園衰微。現據德清地方史料顯示,新市鎮的狀元坊、東嶽祠、吳家園、吳丞相祠、三賢祠等古蹟尚可辨認,狀元橋依然完好。
[9]
新市三賢祠曾位於新市東南處果山頭南面,明正德間,由學者陳霆發起而建,兩任知縣謝九儀、馮煥成為紀念南宋新市三位先賢(左丞相吳潛、右丞相遊似、顯謨閣學士劉光祖)而建。“三賢祠”在20世紀50年代被拆除。
[9]
吳潛史料索引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10]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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