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方叔

南宋朝廷日漸衰微之際，亡國的徵兆已日漸顯現出來。謝方叔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走上了歷史舞台。

史載：“淳祐四年，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五年，為左司諫，論徐元傑之死，遷殿中侍御史，除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八年，拜端明殿學士、籤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十一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一月，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

1251年，宋理宗授予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兼參政知事”，輔佐宋理宗掌管軍事機密、邊防事務，與宰相同議朝政。接着宋理宗又拜謝方叔為左丞相，同時授予樞密院最高長官——樞密使一職，擔起了負責大宋軍國大事的重任。謝方叔上任後一方面關心庶民百姓，另一方面不斷與宦官、內侍作鬥爭，但最後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寶祐三年，為御史朱應元論罷，奉祠。四年，奪職罷祠。開慶元年，監察御史章士元論其帥蜀誤國，更與鐫秩，其子修竄廣南。景定二年，敍復官職。宋度宗即位，獻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丞相賈似道再奪其職。鹹淳七年，敍復致仕。八年病卒。 ^[2] 

《全宋詩》卷三一一七錄其詩一。其文收入《全宋文》卷七九六〇。事蹟見《宋史》卷四一七本傳，參《宋史·理宗本紀》、元劉將孫《論文五則》。 ^[3] 

公元582年，松贊干布完成了統一西藏的大業，並在邏些（今拉薩）定都，吐蕃進人最強盛的時期，其後又攻破青海的吐谷渾，逐漸兼併四川西部的廣大地區，統治區域擴展到松州（岷江源頭地區）、奉州（雜谷腦河中游地區）和維州（雜谷腦河下游地區），直接威脅成都地區的安全。為應對與吐蕃交界地區複雜的鬥爭形勢，守住肥沃富庶的成都平原，唐朝不得不在號稱“川西鎖鑰”的維州等地屯駐重兵。

唐開元年間，謝方叔先祖應徵入伍到維州屯墾戍邊，後與當地的羌族女子成婚，並在維州安家落户。謝家也幾經輾轉，在今理縣桃坪鄉謝溪溝定居下來。

宋慶元年間，謝方叔出世，因排行老三，字輩屬 “方”，故取名方叔，字德方，寓意德隨一生，方正為人。

為讓謝方叔安心學習，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父親讓長子履行軍伍的義務，把謝方叔送到了當地僅有的一所私塾。方叔刻苦學習、勤奮勵志，加上悟性又高，讀書競能過目不忘，行文落筆盡得奇語。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凡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皆能成頌。嘉定初年，謝方叔告別年邁的雙親，隻身來到成都求學。嘉定十六年（1223年），他參加科舉考試，以優異的成績高中進士，被朝廷任命為監察御史。 ^[2] 

公元1127年，北宋為金所滅，皇族趙構逃到南方，在臨安建立了南宋。謝方叔步入政壇的時候，這個偏安一方的王朝已在長江、珠江流域苟延殘喘了近百年的時光，離滅亡也就只有半個世紀了。那時，宋王朝內憂外患，山河破碎。北方，西夏、金等國力量強大，攻佔了宋朝很多疆土，蒙古國也俯視着華夏大地的乾坤金輪；在西南，割據一方的大理國對大宋的存在也是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在國內，南宋王朝政治腐敗，奸臣當道，內政不舉，外事不修。轄區內是“境土蹇而斂賦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朝廷上下苟且偷安，粉飾太平，貪污賄賂成風，“百姓貧困日增，而官吏敲詐無息”。宋朝已經陷入文無良相、武缺良將的可悲局面。南宋國勢日漸衰微，亡國的徵兆已顯現出來。謝方叔，這個出身維州的進士，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走上了歷史舞台。

在宋朝，監察御史的官階品位較低，為正八品上階。但由於“職掌監察巡按郡縣、屯田、鑄錢”等事，並擁有“監察百官之禮儀”的職守，因此位雖不高，但權勢頗重。謝方叔飽覽詩書，滿腹經綸，胸懷成就一番大業的雄心壯志，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天賜的良機。他認真分析了朝廷上下的形勢，對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文武百官、內侍外戚進行分析和詳細的觀察，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和實際情況後，開始向皇帝上書諫奏，直抒自己對治國、御臣、修身、平天下的見解。

謝方叔的言詞散見於《宋史》《齊東野語》等典籍中。這些零散的記載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初任監察御史剛直不阿、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形象。針對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中原人民痛苦、不圖 “收復舊河山”，沉湎於“兩湖歌舞”虛假太平的情況，謝方叔指出，“堂堂一國之君，當秉持剛毅正直的德性，回報上蒼的厚望。重振威武決斷的雄風，以應對天下的態勢。崇尚勤儉樸素的風氣，以契合收拾舊河山的天理。發現並儲備人才，以滿足治理一統山河的需求。規劃並制定好恢宏長遠的謀略，隨時準備應對時局的變化。大力推行仁政，以報答上蒼的青睞。”

他還提出穩定兩淮局勢的五點建議：“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表現出強烈的振興國家的願望。當時理宗寵信閻妃，重用奸臣，沉湎聲色，謝方叔正色於朝廷，要皇帝“愛身育德”，不能總是在花天酒地中打發時光。理宗非常欣賞和欽佩謝方叔的直率和忠誠，相繼給他授予宗正少卿、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正刑部侍郎等職位，並封與永康郡侯、惠國公的爵位。 ^[2] 

謝方叔出身清貧，對庶民百姓的生產、生活狀況向來比較關注。淳祐十一年，南宋境內陰雨連綿。理宗憂心忡忡地問謝方叔、鄭清之：“積雨於二麥無害乎？”鄭曰：“目前雖不為過，然得晴則佳。”回答有一些敷衍塞責的味道。而謝方叔則曰：“二麥似無害。蠶事畏寒，恐少減分數。”從鄭、謝的回答可以看出，謝方叔對百姓庶民的關心程度要比鄭清之寬泛、深刻得多。同年，理宗早朝，問及輔佐的羣臣：“邊事無他聞否？遷避之民。已復業否？”滿朝文武競無人能肯定回答。謝方叔素來關心兩淮之事，對邊境情況瞭如指掌。曾建言在“極邊州郡開浚水道⋯⋯溝澮”，“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同時，在“兩淮、沿江各另立一項遊擊軍”，“招水步各半”，以備不時調遣。皇上問及邊境之事，當然正是謝方叔的強項。在滿朝文武都堂塞理宗的時候，謝方叔胸有成竹地回答：“近 來三邊幸無他事，淮民之遷避者，皆已歸耕。其貧甚者，制司亦少資給之也。”謝方叔心繫國事，情繫百姓，使理宗稍感欣慰。

又一次，“帝以吳門擇守諭羣臣。”謝方叔對言：“平江東控海道，多年來，政府以‘和糴’的名義大量收購糧食，老百姓不堪重負，民力頗困。應當選一名既具備才略，又能體恤百姓的官員為之”。對百姓的真心關愛溢於言表。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何時休，暖風燻得人猶醉，直把杭州當汴州。”林升這首《題臨安邸》詩反映了南宋統治集團苟且偷安、不思進取、醉生夢死的精神狀況。作為一位難得的理智型官僚，謝方叔深知創業之困難、守業之艱辛，清醒認識到如果長此以往勢必荒廢國事，危害皇朝的統治。為此，他痛心疾首，犯顏直諫： “陛下享玉食珍饈之奉，當 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絃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其言之重振耳發聵，其情之真發自肺腑。

謝方叔對庶民百姓的關心，不僅反映在日常的言行中．也體現在他對制度、體制上的一些考慮和構想。南宋中後期，全國上下土地兼併成風，大片土地集中到官僚、將領手中，他們憑藉權勢，巧取豪奪，逃避税賦，造成朝廷財政虧空、軍費不足、物價上漲、民不聊生，封建統治陷入重重危機。淳祐六年，謝方叔置權貴豪強的利益不顧，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諫言皇上推行“限民名田法。”他説：國朝在臨安立足到如今已有120餘年的時問了，當前的形勢是邊境的土地因為戰亂而不斷荒蕪，而國內的人口卻不斷增加， “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已經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他指出：“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谷粟，而谷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資，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鑑於“豪強兼併之患，自今而極”，他提出“非限民名田不可”。他期望“陛下勿牽貴近”、“大臣勿避仇勞”，要跳出利益得失，“定經制，塞兼併”，以緩解“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的緊張局面，確保大宋江山社稷永不改姓。 ^[2] 

公元1251年，對謝方叔來説可謂是吉祥之年。先是，宋理宗授予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兼參政知事，”輔佐趙昀掌管軍事機密、邊防事物，“毗大政，參庶務，”獲得了與宰相同議朝政，“押敕齊銜。行則並馬”的政治地位。十一月甲寅，宋理宗拜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宰相，同時授予樞密院最高長官—— 樞密使一職。謝方叔是“金印紫綬，掌宰天子助理萬機”。擔起了負責大宋軍國大事的重任。

謝方叔入相後帶着感恩的心態，勤勉敬業，勵精圖治，一心撲在軍國大事上。為了更好地履行宰相的職責，讓垂暮的大宋實現復興，不辜負皇上的重託。他不得不披荊斬棘、知難而進，和宦官內侍展開一場殊死的較量。

唐朝中後期，宦官專橫驕肆，幹權亂政，致使朝政大壞。至宋時，雖已形成“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宗之法。但理宗的貼身內侍董宋臣等，仍在其庇護下，結黨營私，侍寵弄權，不可一世。宋人記載當時宦官專權的情景時説：“一時聲焰，真足動搖山嶽，迴天而駐日也。”寶祐三年。蘇州百姓仲大倫等聯名控訴董宋臣等強佔其土地，新任監察御史洪天錫及時受理此案，並要求朝廷嚴辦此事。但理宗極力袒護董宋臣等。洪天錫雖 “疏六七上”，但理宗仍然置若罔聞，不予理睬。同年六月戌子。洪天錫憤然請辭。

面對是非顛倒、正不壓邪的艱難局面，大宗正寺丞趙崇瑤想到了宰相謝方叔。他給謝方叔寫了一封密信，信中直言宦官驕橫放縱，猖狂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當朝宰相不理不問，不採取措施加以遏制糾正。真是有愧於江山社稷。看罷趙崇瑤的密信。謝方叔不覺因慚愧而羞得臉紅。他認識到，在與宦官、內侍的鬥爭中，自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實際上助長了董宋臣一夥的囂張氣焰，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謝方叔利用皇上對他的信任，憑藉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和淵博的學識，向理宗申明大義，講述宦官、內侍幹權亂政的危害。理宗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丟不得的江山社稷和離不開的宦官、內侍之問，他痛苦但又暫時性地選擇了前者。他同意重新起用忠心為國、剛直不阿、態度堅決的洪天錫。並授予他大理少卿的職位，負責查處董朱臣這個案子。

事情的發展正朝着有利於“倒宦派”的方向發展。正如趙崇瑤預料到的。朝內諸君在謝方叔的感召下紛紛加入到了聲討宦官、內侍的行列。“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但缺乏政治敏鋭的洪天錫卻沒有察覺到形勢的變化。面對昏庸嗜慾的理宗，奸臣當道、宦官弄權的朝廷，洪天錫仰天長嘯，懷着報國無門的感嘆，選擇了放棄之路。他封金掛印，憤然離開了臨安。

洪天錫不辭而別徹底改變了雙方力量的對比，也使謝方叔手足無措，一下亂了陣腳。而已經偃旗息鼓、惶惶不可終日的董宋臣等人，迅速振作起來，並適時抓住機會，開始反擊。他們到處散佈謠言説：洪天錫閲歷太淺，缺少心眼，受制於宰相，其所作所為都是謝方叔支使的。左宰借刀殺人，妄圖通過洪天錫之手搞翻內侍，打擊聖上的力量，削弱皇權，架空天子，最終達到獨攬朝綱的目的，步二史之後塵。謝眼看自己掀起的滔天巨浪不僅沒有掃平異己，反而就要把自己淹沒了，萬般無奈，為了減輕自己的壓力，他丟車保帥，讓洪天錫當了替罪羊。理宗本是一個毫無主見之人，平生最不願意提及的就是史家侄叔專權的事情。如今謝方叔又玩起了同樣的把戲，理宗心中大為不快。事至於此，董、盧一夥尚不罷休，他們再給謝方叔佈下圈套，暗中派人唆使他“上書自解”。正在氣頭上的理宗哪容得方叔辯解，大罵謝方叔忘恩負國，有失體統。董宋臣等人環環相扣，步步進逼，命令死黨朱應元再燒一把火，上書彈劾謝方叔。昏庸的理宗竟聽信讒言，決定免去謝方叔的宰相職務。他下詔書説：“往年二相併命，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吳潛既退，方叔獨相，持祿固位，政以賄成，諸子無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奪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有罪。”寶祐三年七月，謝方叔被罷相位。

謝方叔與宦官、內侍的鬥爭，以徹底失敗而告結束。他的這一舉動不僅斷送了自己的錦繡前程，還險些招來殺身之禍。其影響不僅禍及自身，而且還殃至子孫。謝方叔以“玉碎”的決心和勇氣。彰顯了正義的呼聲和大無畏的精神。當年趙崇瑤給他的密件中，有一句簸言：“是勝亦勝，敗亦勝。”謝方叔真的是雖敗猶榮。 ^[2] 

宋人對謝方叔的評價不多，翻閲了很多資料，也就只有那麼兩句：一曰“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二曰“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客觀上講，謝方叔相業之所以無過人之處，有深刻的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客觀上講。南宋王朝積弱日久，就在謝方叔走上政治前台的時候已經顯現出敗亡的徵兆。雖然謝方叔勤勉相業，但冰凍三尺，非他一人能迴天。主觀上講，謝方叔身在朝廷，再超脱也無法置身於權力名利之外。雖説困於權臣。但他自己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混跡於明爭暗鬥之中。遵從並習慣了官場上勾心鬥角的遊戲規則。所以，短短一生，他東衝西突，攻守無常。除了和宦官、內侍進行了最為慘烈的鬥爭外，還遭遇了與史嵩之、趙葵等人的正面衝突。

史嵩之於嘉熙三年為相後，上矇蔽君主，下仰塞羣臣，奸權誤國，實為大惡，與其叔父史彌遠有過之而不及。時台州進士杜範才華橫溢、勤政愛民、正直廉潔，深受理宗的器重。為此，史嵩之既猜疑又嫉恨，非常惱火。

淳祐四年，杜範任同知樞密院事，因不屑與奸臣共事，辭官回鄉。皇上要太監追回，並命令臨安各城門的官員不得讓杜範出城。太學生們也紛紛上書挽留杜範，並直接把矛頭指向史嵩之。理宗嗜慾怠政，大凡軍國大事均一應交與宰相史嵩之處置。雖然“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但還是對他倚重有加。為要挾理宗，平息輿論，史嵩之慾擒放縱，六請辭相。户部侍郎劉漢弼密奏理宗：“今嵩之既之請也，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理宗狠下心來，採納了漢弼的建議，同意史嵩之請辭。但不過幾日，理宗發覺自己真的離不開史嵩之，準備重新起用他。聽到這個消息後。整個朝廷譁然失色。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徐元傑不避權貴，對理宗這種遊戲國事、出爾反爾的做法“攻之甚力”。太學生們也紛紛上書堅決反對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萬般無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邊，於十二月任命杜範、範鍾並相。史嵩之的一場好夢被劉漢弼、徐元傑攪亂，因此對漢弼、元傑恨之入骨。範鍾、杜範出任左、右宰相，人心大快，朝廷百官竟舉笏相慶。

但接下來各種離奇的事情相繼發生。淳祐五年（1245年）四月，接任右宰相不到半年的杜範暴病身亡。其後徐元傑、劉漢弼相繼暴疾身亡，太學生蔡德潤等一百七十三人“伏闕上書”，要求查明事因，嚴辦兇手。

面對這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事件。謝方叔感到了官場險惡、朝政洶洶。同時敏鋭的政治直覺，又讓他在亂相中看到了一種希望。他覺得，在目前情勢之下，自己應該而且完全能夠有所作為。他從維護皇朝紀綱的重要性人手，上書理宗，要求聖上主持公道，徹查事件，嚴懲兇手，伸張正義，大白真相於天下，把矛頭直接指向權勢炙手可熱的史嵩之。這次謝方叔主動參與角逐。目的就是要火中取栗。這次角力拉開了謝方叔和史嵩之作為政治對手在朝廷上下你爭我奪的序幕。六年後的淳祐十一年。在拜相的問題上，雙方再次發生正面火拼。史嵩之是主動出擊，步步進逼，志在必得。而謝方叔則韜光養晦，低調行事，暗中發力。雙方的爭奪以謝方叔入相而暫告一段落。謝方叔領軍與宦官、內侍鬥爭失敗後，從相位上跌落下來，官階及待遇一貶再貶，乃至差一點丟了性命。其中的殘酷與慘烈，也不難嗅到史嵩之親信爪牙的氣息。

謝方叔與趙葵的較量，始於對蒙古問題上雙方不同的政治見解。從1235年開始，蒙古便大舉南侵宋朝，先後攻下成都、利州、潼川等二十餘州。後被趙葵門生知招信軍餘玠提精兵擊敗。蒙古軍退後，宋朝開始在四川部署防禦。1242年，餘玠受命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經過餘玠的整治，四川駐軍聲勢大振。蒙古軍多次自西蜀來侵擾，都被宋軍打退。餘玠守蜀有功，1248年被任為兵部尚書，仍駐四川。抗戰派將領趙葵，1247年任樞密使，1249年又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受其父影響，主張強兵御辱，抵抗外敵。而謝方叔進士出身，在對外關係上主張以和為貴，反對輕易挑起戰端。由此政見不和引起雙方爭鬥。

但是，朝廷內主和反戰的官員。仍然擁有強大的力量。南宋軍隊中有一種“舉代”的制度，當時處於戰事前線的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餘玠向來就想革除軍中“舉代”之弊。故親帥三千騎兵到雲頂山，並派出都統蔡某去頂替姚世安。姚世安平時與謝方叔的子侄來往密切，故恃勢“閉關不納”，並向謝方叔求援。謝方叔本來在戰和問題上與趙葵、餘玠見解不同，眼看自己的世交姚世安又要被餘玠的親信取代，心中很是不快。他支使親信，在朝中散佈餘玠已失去士卒之心的謠言，唆使姚世安收集餘玠的過失，並通過職務之便“陳之於帝前”，弄得理宗疑雲頓生。姚世安憑藉與謝方叔的關係，繼續和餘玠對峙。餘玠對此“鬱鬱不樂”，但又毫無辦法。

謝方叔深知餘玠背後的趙葵。如果趙葵繼續把持相位，他的治世方略只會束之高閣，政治抱負也難以實現。為此，謝方叔聯絡其他主和人士，攻擊趙葵不是科舉出身，以所謂“文臣武將”、“宰相須用讀書人”為理由，排斥趙葵任相。1250年，趙葵右相兼樞密使的官職，全被罷免。次年，謝方叔任左相兼樞密使。餘玠乃行伍出身，長於攻守而輸於文采。故“凡有奏疏，詞氣不謹”，理宗看了很不是滋味。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圍攻嘉定。餘玠率部將力戰，再次打退蒙古軍。餘玠抗戰獲勝，謝方叔卻始終沒有放棄對他的政治偏見。謝方叔和參知政事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攻擊餘玠掌握大權，擁兵自重，“不知事君之禮”，要求理宗“出其不意而招之”。理宗也知大敵當前，餘玠護國有功。故聽而不答。他們又進一步挑唆道：“陛下莫非是考慮餘玠手握大權，招之不至乎？”又説：“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來）。”這麼一激，理宗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斷，下詔書要餘玠回臨安。趙葵罷相後，餘玠深知自己的處境，接旨後壓力很大。回到臨安是凶多吉少，不回則又有抗旨之罪。他鬱鬱寡歡，憂憤成疾，於1253年服毒自殺。次年，餘玠部下王維忠，也被誣告潛通蒙古處死。宰相謝方叔任命知鄂州餘晦去四川帶兵。蒙古來襲，餘晦屢戰屢敗，四川又處在蒙古大軍的威脅下。

謝方叔與趙葵、餘玠的爭鬥。雖屬政見不同所致，也存在個人恩怨的計較。但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鬧劇卻導致了川蜀戰事的危急，南宋形勢的逆轉。謝方叔“帥蜀誤國”，給自己的政治生涯抹上了一塊不小的污點。即使是謝方叔在世之時。有識之士對這一行徑仍然鞭撻不已。 ^[4] 

謝方叔被罷相後，在江西一個叫午喬泉的地方居住下來。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感到心力交瘁、疲憊不堪。他想好好休整休整，過一段閒雲野鶴似的隱居生活。他也知道，只要理宗在位，董宋臣等人尚存，他就沒有翻身的餘地。他蟄伏了下來，耐心等待機會。以養鶴寄情，以詩文消遣，一等就是十五年。其間，他憑藉着深厚的學術功底，撰寫了《中興四朝國史》《太極圖説》等。並收集整理南宋歷代皇帝的書法、詩文作品，編寫了一本名為《寶奎錄》的“巨帙”典籍。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病逝。趙禥於同日繼位，是為度宗，第二年改年號為 “鹹淳”。“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謝方叔感到機會又回到了自己的身邊。

鹹淳四年四月庚寅，正值乾會節。度宗御紫宸殿接受大臣們的朝賀。謝方叔藉此機會從江西帶來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給度宗。太師賈似道猜疑謝方叔是藉機探聽風聲，瞭解情況，以便為再次入相作準備。賈專橫跋扈，玩度宗於股掌之上，當然不願看到有誰來和他爭鋒。於是他唆使諫官趙順孫彈劾謝方叔。“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度宗下詔書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私集先帝的書法、詩文，以先帝行事為己功，殊失大臣體統，宜貶一秩。”盧鉞等在賈似道的支持下也相繼對謝方叔發難。他們“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制”，認為削一秩的處罰太輕。度宗當然知道這些奏摺的來頭，對賈似道唯唯諾諾的他心領神會，“詔削（方叔）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並系跋真本來上”，並欲將謝方叔及其子、侄、婿等“謫之遠郡”。

制置使呂文德向來佩服謝方叔，方叔下台後仍然和他書信不斷。並自稱為“門下使臣”。看到賈似道他們擺起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式，呂文德挺身上書。願意以自己的職位為謝方叔贖罪。見此情景度宗才改變了當初要嚴懲重罰謝方叔的想法。

這一次努力失敗後，謝方叔徹底丟掉了東山再起的政治幻想。他回到江西，修身養性，頤養天年，開始了隱居生活。嘗書桃符（春聯）：“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表明自己再也無意涉足官場的心境。

鹹淳八年（1272年）正月，已是心如止水的謝方叔安然地享受着他平靜而休閒的生活。壬申，他突然接到自己豢養的兩隻白鶴相繼而亡的消息，謝方叔感覺到自己也將不久於人世。他喟然長嘆：“鶴既仙化，餘亦從此逝矣。”他開始為自己身後的事情作準備。“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並且“沐浴更衣，焚香望闞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敍別”。之後，又索筆墨，揮毫疾書：

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

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慚對越天。

隨即瞑目靜坐，須臾而逝。 ^[5] 

謝方叔以自己坎坷的一生陪伴南宋王朝走完了最後那段艱難困苦的歲月。

1276年，在謝方叔安然辭世的第四年，蒙古大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又過了三年，隨着大臣陸秀夫揹負幼帝趙昺蹈海時發出的沉悶聲響，在錢塘偏安一百五十二年的南宋王朝，也終於在歷史舞台上謝幕。 ^[2] 

清嘉慶年間，理番廳署廳事王夢庚慕名來到謝溪溝，憑弔山川名勝，遍訪寨中老民。當他聯想到自己這個出生在人傑地靈的江浙秀才競只能在理番做個小吏，而南宋時期從這個僻遠山鄉走出的一位進士居然在臨安官至宰相時，感慨萬千。回到廳署，欣然命筆道：

故相標遺裏，爭傳通化鄉。

山川沿井邑，風物雜蠻羌。

松禿沉殘靄，垣頹卧夕陽。

殘碑苦銷蝕，何處認滄桑。

詩中所言的“故相”，不是別人，正是阿壩州唯一被《宋史》列入人物傳記，也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羌族宰相——謝方叔。 ^[2]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迴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悦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矇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絃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1] 

時劉漢弼、杜範、徐元傑相繼死，方叔言：“元傑之死，陛下既為命官鞫獄，立賞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繫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宮蠖濩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遊揚之説，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 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 ^[1] 

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籤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佑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 ^[1] 

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雲：“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台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鋭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 ^[1] 

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奸，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敍復官職。 ^[1]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其罪。鹹淳七年，詔敍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餘玠之類是也。 ^[1]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範鍾、遊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範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衞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為人主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1]